后实证主义的思维空间

第六章后实证主义的思维空间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第三场争论的焦点，即后实证主义与实证主义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范围等问题上的分歧，尤其是前者对于后者的批评和挑战，具有深刻的学科建设含义：它提出和视图回答的问题，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范畴。

第三场争论也被许多人称为‘扩展四维空间’的大讨论。

有两点提请读者注意：第一，在西方国际政治学内部，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对第三场争论的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概括。

第二，在欧美国际理论学术界，找据主流地位的依然是现实主义（尤其是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后实证主义旗帜下的各种流派（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主义等）依然处于以挑战姿态出现的少数派的位置。

第一节真是的历史和思维的结构那些后来被称为‘后现实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话语分析家’或‘批判理论家’的学者，发现了一些过去不曾提出过不为人注意的困惑，提出了从前的研究者难以想象的问题。

与此相联系得另一类问题涉及对世界政治的一般理解。

同理，国际政治是古而有之，还是20世纪的发明，并没有一个定论，关键取决于判断者的标准。

从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决斗与现代斗争的类似之处，可以看到国家和国家间体系的历史延续性。

在这个意义上，像加拿大当代著名批判理论家罗伯特沃克指出的，历史的展示实际上让位于解释结构的展示。

理查德伯恩斯坦改过的那样，‘许多人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感受，现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存在某种重大缺陷’，因而他们渴望‘改变那种引导我们思考和行动的范畴结构和模式’。

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伯恩斯坦，福柯和德里达等人有特殊贡献。

所有这些人，在此意义上，关注的是一种‘后理论的探索’从这里上看，在这些具有强烈的反思意识的哲学家、思想家的作品中，有几个值得重视的认识论的共同特点：第一，他们揭示了实证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人类社会和政治时的不充分性。

第二，作者们尤其关注知识形成和塑造的过程，他们强调的是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命题，而不是那些建立在深思熟虑的理性主义，有意义的数据或符合规则的公式之上的命题。

第三，拒绝那种超越历史和社会实践的所谓客观知识的探讨。

第四，看重对现实的语言学的讨论和建构。

这种特点产生了一种批判研究方法，他把时间关注点放在16欧洲文艺复兴直至今天的整个时期。

简言之，对整个西方理论传统中所讲授和公认的现代故事提出质疑和重新考量。

它只是试图超越现代研究方法的局限，通过扬弃回到批判主义的传统上去。

批判哲学家们‘开拓新空间’的呼唤，成为激励包括国际政治学在内的许多学科的新一代学者奋发进取的强烈动力。

第二节探索的历程与新人的崛起罗伯特沃克默文·弗罗斯特。

他肯定了一种更广泛的社会理论方法对补充规范理论的必要性，认为如果想克服实证主义的封闭性，国际关系学者必须用其他被认为是边缘性的学科方法充实自己，避免受到韦伯等人影响的英美学术传统的消极面。

加拿大学者罗伯特·考克斯。

他试图揭示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解释战后政治实践时的二元性，即表面上有关对象的理论实际上脱离了它解释的对象。

很多人把考克斯视为第三场争论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德·代元迈克尔·夏皮罗大理论思想。

1995年出版的《国际理论：批判性考察》是德·代元对现实主义主流学派的最新分析成果。

现实主义的一种重新解释：谱系学，符号学，构词学。

简言之，在‘战略文化派’眼里，过去传统的战略研究者所说的‘战略’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战略设计，推广和实施过程中包含着大量的文化心理、习惯风俗、历史环境决定的因素，它们是古典的军事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战略研究所不能包纳或理解的。

均旨在揭示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主流学派强大势力背后的弱点。

一本是前面介绍过的德·代元主编的《国际理论：批判性考察》还有事吉姆乔治的《全球政治析论：对国际关系的一种批判性介绍》弗雷德·哈利迪的《国际关系再思考》肯·布思和史蒂夫·史密斯主编的《今日国际关系理论》第三节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的理论上面介绍的各种任务和作品，从第三场争论的标准看，都属于对传统的，以现实主义为主要体现的实证方法的某些批评、否定或修正。

‘实证主义’就是指那种只承认经验事实的有效性的哲学观。

‘实证主义’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莱切克·克拉科夫斯基在《实证主义哲学》中的定义。

根据他的批评，实证主义既非一种单纯的科学方法论，也不仅仅是某种有关知识的理论观；毋宁说，它代表着一种对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当代哲学表达。

一般来讲，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总是联系在一起，说明人们认识问题和解释问题时的基本立场，它与幻想的、非实践检验的或否定判断等概念总是正相反的。

实证主义者认为，他们重视事物的本质，基本内涵，真实和现实，以及尤其是科学的认识方法—即认识者对上述核心概念的准确理解和把握。

这就排除了任何趋向本质的批判的超越，令实在成为绝对的实在。

因此，随着实证哲学的演变，它逐渐变成肯定的哲学，实证主义哲学方法论上的这种缺陷必然导致实践上的消极性，加剧人的工具性特征。

根据吉姆·乔治的看法，新现实主义等主流学派具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它们所瞄准的现实，是已经存在的实在，即主权国家、国家体系、理性精神、实力平衡等被诠释过的。

第二，必然性命题，也就是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它是现实主义的自然逻辑延伸，并且赋予实证主义态度更大的合法性。

80年代以来出现的‘第三场争论’的关键，是要质疑国际关系领域里知识的性质和进步的含义，根本上突破以往的分析范式，或者更简单地说，要对以往的全部学问问一个为什么。

约瑟夫·拉彼得教授曾经把后实证主义的各种理论，概括成三个关键命题：1对元科学单元的关注，也叫‘范式主义’2对前提与假设的聚焦，也叫‘透视主义’3朝方法论多元主义方向转变，还可以称作‘相对主义’、一，范式考量范式：库恩对科学发展持历史阶段论，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范式。

后现代主义者提出，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新的哲学观把科学知识视为一种‘三元复合体’即包含着三种要素，1现象的轴心，它覆盖了科学理论的经验内容；2 分析的轴心，它包括了假定、解释和理论模式。

3 命题的轴心，它含有受现实制约的假设、认识论的前提和其他形式的意识的或形而上的成分。

回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可以发现，范式注意实际上是‘第三场争论’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

即取代传统的科学评价单元的这种新的元理论建构，对于建立和激发真正的理论成长，是极为根本的。

第三场争论中的范式主义的扩张，使人们对分析框架选择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有了全新的理解。

鼻息说，暂时来看，这些充满希望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与其说是实际解决了新的元理论的各种问题，不如将是表现出了对问题的更大的敏感性。

但是，在此基础上，人们是有可能归纳出后实证主义的公式的，它将能够解决国际关系理论现有争论中‘范式之间’的科学评价单元问题。

二，透视主义为了塑造科学发展的‘单元’，后实证主义还主张，应当朝着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与假设的主题方向转变。

这样一种转变也被叫做‘透视主义’或者‘重新聚焦’依照透视主义的说法，一旦成套的假设被用来评价总的命题，他便会顽固的抵抗其他证据的和逻辑的批判。

既然引导性的假设是人们的只是的‘前站’，那么，不断的发动科学挑战，不停的反省着中引导性的前提，自始至终地透视主要命题背后的假定，应当成为探索者的座右铭。

不难看出，在现有的国际关系的理论争论中，涌动着一股向‘主题性前提和根本性假设’探索方向转变的潜流。

依照基本的理论假设的性质来检查哪些数据时最合适的。

这种元理论解析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于揭示：本来有疑问的问题，如何被视为理所应当的结构—例如有关我们的社会和政治世界的结构（等级制度）现代主义者能够探索和发现现有理论的假设陷阱。

三．方法论多元主义这种哲学思考的相对精神，在后实证主义者看来，削弱了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使提供知识合法性的任务更加复杂，并且是非科学与科学的界限变得模糊。

拉彼得认为，后实证主义的这种相对主义或方法多元论有三个特点：第一，在新的气氛下面，所有方法的一元论均受到怀疑。

第二，对潜在的各种研究战略只多重性的承认，促进了对科学的更好理解，即不是把它看成一个垄断的整体，而是当做一个知识与方法的多棱体。

在科学活动的重点，社会只是现在更多的被看成是一种复合体，它不存在任何特权，仅有一汇总宽松的整合形态。

第三，后实证主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分化’努力，削弱了古典的科学认同感，创造了‘一股追求科学异见的浪潮’。

第四节后实证主义的力量与缺陷‘解构’的作用，即对原有的思维结构，对原有的主导理论，对原有的认识方法进行摧枯拉朽的分裂解析。

我认为，它们在欧美国家国际关系学内造成的理论进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克服‘欧美中心论’为什么要研究过去？后现代主义者认为，重新分析历史进程的目的，在于克服欧洲中心主义和它强加的时效观，即‘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观念，区分什么事独一无二的东西，什么并非是独有的线索。

第二，有助于消除狭隘的经验主义后现代主义批评说，狭隘的经验主义以‘严格的标准’或‘严谨的分析’为借口，限制了许多本来可能出现的新鲜见解和发明。

倡议用温和的经验基础上的主观主义，代替狭隘的经验分析。

这一案例证明，好的判断可能不一定出自绝对的经验数据，它们经常来自于判断这本身的素质。

后现代主义强调。

国际关系学者应当更具备想象力，在方法上更擅长中庸之道，学会在经验证据不完全的情况下，深入观察和正确判断的本领。

在理论获得更大的解释力之前，我们别无他法，只能通过开拓理解范围来进行研究。

第三，有助于破除主流现实主义神话。

用批判审视的目光看，国家观念存在诸多问题和缺点：1 国家仅仅是人们的多种认同和忠诚之一。

2 国家实际上不会行为的，它总是依靠个人或集团发生作用。

3 主权是现实主义者赋予国家的第一要素，然而，当人们深入研究时，就会发现，国家属性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内容。

第四，有助于淡化‘国际的’关系和‘国内的’关系这样一种旧的研究分野。

事实上，争夺经营以及争夺民众的忠诚的竞争时刻在各种集团和制度之间展开。

这些集团和制度有的存在与主权边界内部，有的与它毫不关系。

第五，它有助于引导各层面之间的灵活穿行。

亚历山大·温特提出的‘动因—结构’温特的研究证明，一个人的研究模式的选择往往受到个人偏好和环境的舒服，这就好比在餐馆就餐一样。

没有多层次的灵活研究做背景，不会有高质量的单层次分析。

第六，有助于‘世界政治‘概念的确立。

强调‘世界政治‘的重要性，认为这不仅是一种新时代的世界观，同时还是一种取代性的方法论。

世界政治包含这样一些基本规定：强调世界政治观念的主体性一面，同时用实证主义学术主流长久通用的客体性的一面，即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加以补充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