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三十年期末论文

华南大学

文学院现代文学史本科期末论文

（2016级）

题目：老舍《断魂枪》里的抗战呼唤

学院：文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学（师范）

学生名字：朗若寒沙学号：2016******

指导老师：

完成时间：2016年12月20日

老舍《断魂枪》里的抗战呼唤

【内容摘要】众所周知，老舍的短篇小说《断魂枪》的故事发生于晚清时期，且最可能发生于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然另一方面，这篇作品写于1935年，恰好是日本侵华时期。近代中国，外来入侵不断，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造成强烈的冲击，民族危机也一步步加深。笔者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老舍先生写《断魂枪》，不仅在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更在于在这种批判反思中唤醒国民，呼唤中华民族自信自强，全力抗日。

【关键词】《断魂枪》、抗日

20世纪30年代可谓是老舍先生的“齐鲁岁月”，他的许多名作皆在这个时候诞生。对老舍来说，这是一段较平稳的创作生活，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又是一个“乌云密布”的年代──日本侵华的战争阴影萦绕。这么两种情况交织在一起，老舍的笔下，多了几分不一样的文墨。《断魂枪》正是其中的一部作品。接下来，笔者将从小说的背景、三个主要人物──沙子龙、王三胜和孙老者以及主人公沙子龙的言语去分析其包含的抗日呼唤。

背景──大梦醒来

《断魂枪》的故事发生于清末时期。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自鸦片战争起，西方用洋枪大炮，一点一点地打破中国的“天朝上国”美梦，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更是沦为“洋人的朝廷”。

如小说里提到，“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小说里的几位主要人物正是生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沙子龙，身怀“五虎断魂枪”这般绝技，无奈在枪支火炮的年代，无用武之地，只能收起那条枪，关了镖局，改做客栈；他的徒弟王三胜，习得武艺，却也只是在土地庙打把势卖艺；孙老者慕名上门会武学艺，最终只得“不传”的婉拒。在当时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本土文化呈现出日渐式微的景象，国人对自己的

文化失去了信心。西方的东西在中国大放异彩时，也映射出国人的失落无措，让人心酸不已。

再看《断魂枪》的写作背景。这部小说写于1935年。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东三省全面沦陷，中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严重危机。而国民党政府当局仍倒行逆施，推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仅放弃东三省，还想尽办法剿杀共产党。国内沉郁在这么一种氛围下──人民陷入内忧外患的绝望。老舍敏锐地抓住这一点，希望通过“生命是闹着玩”，这句沙子龙在感悟到自己的枪法没落之时发出的感慨，来警醒国人：中国文化日渐没落，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了中国的领土，再不奋起，未免不会走上灭亡之路！

人物──抉择两难

上文提到，《断魂枪》中有三个主要人物：沙子龙、王三胜以及孙老者。虽然三人性格迥异，但若说他们有什么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是处于时代变迁的旧封建时代武者。具体论之，他们在这样的形势下又各有不同的心态。

沙子龙，小说的主人公，作为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老舍先生却并没有过多地去描写他的武艺如何高强，而更多的是去写他在风云变幻的近代社会变化中的态度。在三人中，他是唯一一个清楚地认识到社会时代变化的。他从“东方的大梦”中醒过来，看到的是“不同面色的人”拿着长枪短炮侵略中国，用他们的商品技术打开中国的市场。连“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成昨夜的”了。社会的急剧变化，国家的外忧内患，他的武艺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他选择的是一种消极妥协的态度：他承认这一切的变化，他收起了他的那条枪和那套枪，把镖局改成了客栈，不再谈武，也不再授徒于武。他“适应”了这个变化的社会，也抛弃了他曾经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唯有在深夜“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才还回味自己往昔“神枪沙子龙”的荣耀吧。

与沙子龙不同，孙老者则十分痴迷于武艺，“爱练”二字的回答，言简意赅，表达了他对传统武术的热爱。他见到王三胜卖艺舞枪，忍不住上去与之比划；得知其师从沙子龙，又跟随王拜访沙子龙，欲与他一争高下，领教“五虎断魂枪”。可以说，他千里迢迢，从西北一路而来，所求之物不过一个“武”字。世事变迁与他无关，国家危亡与他不去管。

而王三胜，沙子龙的徒弟，又像是沙子龙与孙老者之间的“中间人”：他练武，却练得不精；他学武又不是为了发扬光大，而是为了谋生，会一点皮毛功夫，就跑到土地庙打把势卖艺；比武输了，抬出师傅，师傅不愿出手，他心里不满，态度立刻转变，把原来的推崇化为谩骂与污蔑，卖艺时再也不打着沙子龙徒弟的名义了。武艺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种工具，可利用时奉之若珍宝，不可用时弃之如敝履。

这三人在变的社会大潮中各有不同心态：或清楚时局，却消极对待；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麻木不仁，醉生梦死。作者借他们三人的表现，揭露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现状：民族危机深重，无数国人奋起救国救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然仍有不少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之中有的冷眼旁观，罔顾不闻，只知道守好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有的深知危难，却自思无能为力，在茫然中选择被动适应，随波逐流；更有甚者，没有自己的道德标准，逐利而行，见风使舵，当了汉奸走狗。这种情形一定让作者十分痛心吧。[1]

在老舍心中，他痛斥王三胜的行为，也不赞同孙老者的做法，但写沙子龙时，他的感情却是十分复杂的，他的众多作品，如《二马》、《四世同堂》等等，作品中都含有他对转型时期中国文化的批判与审视，《断魂枪》也是如此。这样的双重态度，同样也体现了作者内心的双重矛盾。他懂得，国难当头有志之士当奋起，然老舍内心并非那般的坚定，如果可以，他更想对一切不管不顾，就如他曾在《我的母亲》中写道：“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这种两难抉择体现在小说中正是沙子龙的处境。可以说，老舍先生透

过沙子龙这一角色，表露出他迷茫的心境及他对抗日的呼声。

言语──言为心声

除了小说的叙述背景、写作背景以及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外，沙子龙说的一些话语同样蕴含着作者的一些情感在内。

“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

沙子龙说出这一句话，其实内心无比痛苦，练了二十年的枪，到如今愈渐失去它的作用，枪术在西方的枪炮下不值一提，自己的镖局也似乎没有存在的意义。雪藏自己的枪术，成了他艰难而又不得不为的选择。他在痛苦中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现状──“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唯有变才有可能扭转状况。于是他就这样“闹着玩”，改开客栈，不再练枪：带着对武艺的不舍及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去适应社会的变化。

而处于文外的作者老舍先生，他给自己的定位并不高大，仅仅是一个作家，他没有深刻的抗争领悟，也没有崇高的革命思想，他想做的，就是写作。他不想卷入任何组织，他只想在济南拥有片刻的宁静。如上文提到，“文章合为时而著”，他深刻体会到国家的沉重灾难，深刻感受到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深切痛恨日本侵略者，于是便把这些体会和情感融入到作品中去。

“我没收过徒弟”

这句话是孙老者与沙子龙交谈时沙子龙说出来的。王三胜以及一帮师弟都是沙子龙的徒弟，沙子龙这句话显然说不通。笔者认为，沙子龙的这句话，表面上包含了对王三胜用未烧开的水招呼客人的谴责，实际上，还包括了他竭力想撇清与他的徒弟，与枪术，甚至是与传统武术的关系。这是他对孙老者的暗示，也是对古老中国的暗示：传统武术式微，再固执于此，前途渺茫。

“不传！不传！”

“五虎断魂枪”再也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下，只有夜深人静之时，沙子龙才会拿出他的那杆大枪，“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然后回味自己当年的威风。他宁愿让这条枪和这套枪消失于世间，也不愿意找一个真正的传人传承下去。是因为王三胜的一系列表现让沙子龙彻底对其失望了？不然，在笔者看来，在沙子龙的眼里，“不传”不是因为宁缺勿滥，而是真的已经不需要了。[2]“走镳已没有饭吃，而国术还没被革命党与教育家提倡起来”，几个徒弟只能在土地庙卖艺谋生。既不能解决国家大计，又不能解决温饱问题，那不如让这断魂枪彻底地“断魂”，与自己的昔日荣光共同埋葬。

“不传”是放下过去的羁绊，也是顺应现实的标志。国难当头，多事之秋，老舍也不再坚持着过去旁观“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做法，置身于事外。他更多地融入到时势中去，拿起手中的笔，去书写侵略者的残暴无情，记下无辜百姓的血泪心酸。

总而言之，老舍先生的《断魂枪》，在其写作背景、人物描写以及言语等方面，都包含着他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关心。在国家危难之时，老舍更是通过这篇小说发出了自己抗日呼唤，企盼以沙子龙的故事来唤醒那些已经麻木的国人，不要再沉浸在腐朽的“大梦”之

中。

参考文献：

[1]廖健春，《断魂枪》人物形象的心理症候透析[J]，载《时代文学月刊》，2011(14):202-203。

[2]刘俐俐，"不传!不传!"的魅力与"最后一个"的阐释空间——老舍《断魂枪》的文本分析[J]，载《民族文学研究》，2006(4):5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