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史之礼仪之争的过程

礼仪之争的过程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去世后，龙华民任耶稣会会长改变了利玛窦规矩，要求“Deus”直接译为“陡斯”、“天主”，不可称中国古书中的“上帝”，禁止信徒敬孔、祭祖，认为敬孔是偶像崇拜，祭祖是向神明祈佑，不符合天主教教义。一部分传教士同意龙华民的决定，但仍有很多传教士坚持着利玛窦规矩，双方争执至罗马教廷。

1656年（顺治十三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颁发通令：敬孔祭祖只要没有迷信成分，可以允许中国教徒参加。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执行灵活策略。

但是，1693年（康熙三十年），天主教的另一个传教会——巴黎外方传教会成员颜珰（Charles Maigrot，1652-1730）（驻福建宗座代牧）又宣布“训令七条”，严禁中国礼仪。之后将此训令提交至罗马教廷进行申诉。

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耶稣会士企图借助康熙皇帝的支持击败对方，就礼仪问题写成一文，交皇帝预览，康熙朱批，表示完全赞同，耶稣会士立即将之送往罗马。这样，康熙皇帝的介入就使得礼仪之争空前激化，可以说变成了中国朝廷与罗马教廷的对决。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因对耶稣会士诉诸世俗皇帝的做法感到愤怒，教皇克力门十一世颁布圣谕，支持颜珰，谴责中国礼仪。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教皇派特使多罗（Tournon，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1668-1710）来中国解决“礼仪之争”，颜珰为顾问。开始康熙帝以礼相待，但最终没有达成共识。康熙问难颜珰：“愚不识字，擅敢妄论中国之道”。

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下令驱逐阎当等出境，要求在华传教士必须领票，“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多罗被要求离京。

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多罗在南京发布训令，要求传教士不得遵守中国礼仪，不服从者将处以“绝罚”。随后多罗被驱逐出境。

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教皇克力门十一世重申1704年圣谕精神，对多罗的训令给予肯定。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再次重申，并发布“从登极起”（自那一天 Ex illa die）（禁约）圣谕，严厉禁止中国礼仪。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教皇特使嘉乐（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1682-1741）来到中国，向康熙呈上“从登极起”通谕，康熙大怒，正式下令禁教：“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