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比较研究 (2)

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比较研究（历史系07级历史二班尚生平2007071216 745000）【内容摘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国家的民族政策，它是国家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办法和措施。

在历史上，土司制度曾经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今它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成为我们的记忆，继往开来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从表面上看，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从历史考察的角度说，中国作为多民族的国家，历代所实施的民族政策不可能截然分割，虽非一脉相承，但一定程度上是有继承性的。

历代任何执掌权利的阶级、阶层或者个人，都希望有一个适应国情、适应时代的民族政策，既为我用，又为促进民族的稳定、团结和振兴服务。

【关键词】土司制度民族区域自治以夷治夷共同繁荣（一）从两种制度的发展来看以制度的起源作为两者比较的起点，是研究事物性质的一条重要途径，重要原理。

当代著名哲学家克里普克在论述本质时指出：“一个对象的起源对这个对象来说是本质的。

”我认为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也毫不例外。

中原政府通过土官治理少数民族的做法，最早见于儒家经典《易·观·象辞》云：“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礼记·王制》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易俗，刚柔轻重，迟速异弃，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

”[1]这是中国几千年以来一以贯之的“因俗而治”思想滥觞和理论依据。

战国秦汉时期，汉武帝“以兵临滇，滇举国降，请治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2]并且还设立了特殊的道和初郡来管理少数民族。

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猛获，”平定南中骚乱后，为继续进行“隆中策”中“防务在北”的战略，采取“怀柔之策”来笼络少数民族，以安定西南夷大后方。

于是任用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倾向蜀国的大姓当官。

用“平南中功居最多”的李恢为建宁太守，用所谓“执忠绝城”的吕凯为云南郡太守。

以上由土人治土，“以夷治夷”的史事，我们从中窥探出：“封建朝廷与少数民族上层互为所用，相互勾结来统治各族人民。

”唐宋时期，羁縻政策得到全面推广。

唐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设羁縻州县，据谭其骧先生统计唐王朝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南与南方设置了885个羁縻府州。

[3]羁縻州虽有较大自治权力，都督、刺史也由原部族首领担任，并且可以世袭，但是这些都督和刺史必须由中央任命，同时还取消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可汗”的称号，在经济方面则给予一定的优惠措施，如在羁縻州县基本不收赋税，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收取一点，宋代继承唐制，继续推行羁縻制度。

羁縻政策的作用和意义是重大的。

它有助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和促使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团结壮大，增进各民族的融合和相互了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元代在总结历代王朝特别是总结唐宋王朝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在实施民族政策方面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在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始有土司之名。

盛于明代的土司制度，乃是“踵元故事，大为恢拓”的结果。

[4]元代的土司制度已基本完备。

土司职官有宣慰、安抚、招讨、长司诸司，土官职官有总管、土府、土州、土县等。

这些职官除“总管”仅元代设置外，其它职官名称也在后来的明清两代一直沿用。

[5]元代土司制度不仅设置职名，而且围绕土司制度所采取的措施也丰富了土司制度的内容。

元代在少数民族中、上级地方政权中“参用其土人为之，”大批引用土人为官，而在基层单位则实行以“土酋为官”的政策。

“参用土人、以土酋为官”即是实行土司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实行土司制度的第一个重要措施。

在云南也不例外，据载元世祖忽必烈平定云南后，招降各民族地区酋长，即皆设土官管辖。

[6]元代在土司的承袭、升迁、惩罚、朝贡、纳赋、军事等方面，都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这表明土司作为一种制度已经逐渐完善。

例如，土司的任命而言，就包括了赐予印章、虎符、金字圆符等信物，其目的在于强化其权力，更好的为中央王朝效劳，即所谓“俾符以王官旌节，统摄其部落。

”元代土司成为“一代之制”，对明、清土司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太祖废除宰相，加强皇权之后，强化“以夷制夷，分而治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如：明朝初年，朝廷抓住麓川地区发生内乱，思氏势力削弱之时，拆散其兼并的地域，分设勐养、木邦、勐定三个府，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勐连、促瓦、散金、者乐甸八个长官司，又把南甸划出建为州，三征麓川后，就革除了麓川宣慰司，以陇把地置陇川宣抚司，在勐卯设同知、在芒市设长官司。

麓川宣慰司就这样被分解成若干个各不相属的政权机构，终于使思氏集团势力不复存在。

陇川的户撒、腊撒地区只有一个宽不到两公里，长有三公里的狭长地带，明朝廷竟设置两个长官司，这是很典型的例子。

明清朝代土司制度史上，把土司辖区千方百计化小的史例是数不胜数。

有学者统计，明朝，单在云南设置土司就有300余家。

又有学者统计，明清两代云南土司达587家。

云南土司设置星罗棋布，《明史·云南土司传》的作者认为“名目淆杂，难以缕析。

”其实这与汉代“王国问题”相似，就是为了使其由大化小，由小化了；设立众多土司，从而造就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彼此猜忌、相互对抗的政权；让各自土司之间彼此消耗各自势力，朝廷坐收渔翁之利。

终明之世，改土设流是很有限的。

尽管如此，明代改土设流的初步工作，仍为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清初，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入主中原，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因眀制继续推行土司制。

《清世祖实录》卷41载：顺治帝曾发布谕旨，“各处土司……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予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任厚加升赏；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授职者,该督抚按官通察具奏，论功升授。

”[7]这基本上确立了清初对土司的政策。

清代对土司的各项制度，基本继承了眀制，但对土司的限制和规定比明更加严格和具体。

如规定了承袭人的具体年龄“土官子弟，年至十五，方准承袭。

”除此之外，还规定了承袭者的嫡庶次序。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已意识到土司制度存在的某些问题。

随着全国局势稳定，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从1726年开始了，土司制度已走上了穷途末路。

雍正四年，清廷委任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都督，全权办理改土归流事宜。

鄂尔泰上疏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土府划归云南，即着手改土归流，可见改土归流重点在云南。

不但云南境内所设土职最多，职官种类也最完备。

而且元代所建立的土司羁縻制度是从云南实际统治中得到的经验，明代完成这一制度是把云南作为集中施行区的。

因此把云南作为重点是无可非议的。

改土归流的过程经历了血与火的斗争，到雍正九年（1731年），鄂尔泰基本上完成了云南及贵州、广西三省的改土归流。

所以说：“自雍正四年到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

间有叛逆，旋即平定。

”[8]在云南改土归流过程中，鄂尔泰曾提出“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改流部署和策略。

就是说在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靠今中国内地方向以内设流官；而在这几条江靠外者，仍保留土司制度。

可见鄂尔泰改土归流也照顾了特殊地区的特殊条件。

经过这次改土归流，云南境内还剩有宣慰使一：车里；宣慰使五：耿马、陇川、干崖、南甸、孟连；副宣慰使二：遮放、盏达；安抚使三：潞江、芒市、勐卯；副长官司三楼纳、亏容、十二关；土知府四：蒙化、景东、孟定、永宁；土知州四：富州、湾甸、镇康、北胜，总共22家。

这仅是大土司而言，小土司则保留较多。

至到1956年民主改革结束，土司制度才最后消亡。

土司制度是历史上形成的，溯源于秦汉以来的羁縻之制，其发展过程反映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体现了封建社会较先进的民族政策。

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延续了好几百年，又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消失，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

它在封建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

首先，元明清三代在实施了土司制度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南诏、大理那样独立式的地方割据政权。

封建王朝对西南地区进行了有效控制，使西南与中原地区联系紧密，巩固了国家完整与统一。

其次，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在土司地区开科举、设学校，使儒学在这些地区得到传播，促进了当地文教发展。

最后，封建王朝对民族地区大大小小首领的任命，使他们增强了“保境安民、守土有责”的责任感，为保卫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

总之，土司制度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

民族区域自治的起源呢？首先是列宁在批判超地域的“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分离主义”时提出来的。

他说：“如果很方便，如果经济流通需要，为什么不成立50万居民，甚至只有5万居民的自治州呢？”列宁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为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要求，并通过区域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

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把马克思、列宁的民族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个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

汉族人口占92%，其它55个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8%。

人口最多的藏、壮也不过5000万多一点人口但中国少数民族一大杂居、小聚居为主，遍布于华夏各地。

分布地区占全国总面积60%左右，而且多散布于2万平方公里的国境线附近和有着丰富的资源。

毛泽东曾说过：“少数民族占地大物博，汉族占人口众多。

”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上一般领先于各个少数名族，起着引领先锋的主导作用，这就形成了我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依存、优势互补关系。

从而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创立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经历了提出、形成、试点、全面推行，不断巩固和不断完善的阶段。

中共在幼年时，党内有过照搬苏联模式，主张用民族自决和联邦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意见。

但是这个意见无史可鉴，苏联也处于试点阶段。

经过长征和抗日战争的实践，党内逐渐由民族自决过渡到民族区域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

虽说它与土司制度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但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探析，不应当否认，土司制度对我们今天的民族仍具有借鉴意义。

中共在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都申述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

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政府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要建立“民族自治区域”，培养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管理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全会上明确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番各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

在共同抗日原则下，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内部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

”随后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回族、蒙古族自治乡、自治区，这实为中共民族区域自治的最早试点。

1945年4月，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求改善少数民族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9]而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已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古民族自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