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起源综述
档案起源问题研究综述
关于档案的起源，学术界至今众说纷纭，尚无准确定论。关于档案起源的探讨，不仅仅涉及到档案学的知识，还涉及到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字学、历史学和图书馆学等相关学科的论题。档案起源问题是研究档案学最基础且重要的命题，对档案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关于档案起源的问题，本文整理了原始社会产物说、阶级社会产物说、历史过程说、文化宗教说等四个学术观点。
一、原始社会产物说
（一）原始记事
1、结绳、刻契
薛金玲《论档案之起源》（《陕西档案》，2002年3月，第13页）指出：“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一个孕育、发生、发展的过程，档案的产生也不例外。从母系氏族的结绳记事到父系氏族时期的河图洛书等刻契记事，人类的档案经历了由萌芽到产生的过程。结绳记事是人类档案思想的萌芽，是档案产生的重要前提；刻契是一种能表达比较明确概念的记事符号，是文字的前身，是世人和后人根据一定的规律可以读懂的，刻契具备了原始记录性和凭证性特点，具有备忘、查考、研究等价值，属于档案范畴。因此，我国的档案起源于新石器时期伏羲时代的刻契记事。”
罗小利、郭俐、陈岭梅、候明《简述中国人事档案的起源》（《大众文艺》文化综合）指出：“虽然“档案”一词在我国出现的比较晚，但档案本身却产生得很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产生了记录事物和记载语言的要求，开始以实物帮助记忆。但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是通过结绳和刻契的方法来实现的。结绳与刻契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的记事、表达思想方法。这些方法，已具有备志、信守、凭证的作用，可以说它是档案的前身，即档案起源的形态。”
不少人认为：档案起源于原始记事。我国历史上的结绳和刻契等原始记事，有人认为是原始档案；也有人认为“档案史追本穷源，最终是以结绳和刻契为渊源的；还有人认为“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包括口传史已初步具备了档案的雏形，口传史的“物化——刻画记事、图以记事等”，都是“档案源”。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都有不同的原始记事方法，如古代埃及、波斯、秘鲁、日本等国历史上都有结绳记事方法，北美易洛魁人的贝珠带等原始记录物就属于档案，有学者认为：“贝珠带是易洛魁人在社会活动中处理公共事务的原始式“文书”，保存下来就形成了记录历史情况的原始式档案。这也就是“文字形成之前的远古档案”。王景高《档案研究30年(之一)关于档案起源的研究》（《中国档案》2009年，第2期）刘国荣《档案起源再探讨》（《湖南档案》，1998年，第11页）指出：“如果我们承认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并运用演绎的推理方法，结绳、刻契具有原始记录性，就应该是档案。”
沈成玉《论档案的起源和载体演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指出：“档案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在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人类在漫长的共同劳动和生活中，产生、发展了思维和语言。但语言不能传诸远方和流传后世，人们为了适应日益频繁的联系和交往，为了表达一定的概念和弥补记忆力的不足，客观上要求把记忆、备忘“扩展到人们的大脑之外”，于是，逐渐产生了“结绳”，“刻契”等辅助记忆和传递信息的方式。”
王绍忠《对档案起源问题的理论思考》（《档案》，1990年，第2期）认为：“结绳、契刻等古老记事方法，从其本质来说，无疑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反映的一种记录.人们通过结绳，
将自己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予以记录。它是以绳结作为一种抽象、普遮的手段，进行的一种记录。这种结绳，类似于最古老的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等价物。作为等价物，它可以反映各种商品的价位，作为结绳，它可以反映当时人们有限的认识水平。诚然，以结绳来记事有很大的局限性，即作为记录手段的绳结只有特定的人才能识懂，必须与特定人的记忆相结合才能记录出人们的某种反映，形成的记录也并非一般人都能识懂，但绳结毕竟己成为人们思维的一种工具，为那一时代的人们所认可。因此，这种特定意义的绳结、贝珠当属人类思维符号的最早形态。我们认为，结绳、契刻、贝珠串等古老记事方法是具备档案本质属性的，当属人类最早形成的档案。”
周东涛《“档案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吗》（《上海档案》，1985年，第5期）认为：“无论是结绳记事还是木刻记事都已具备了档案的最基本特征。现在关于档案的定义众说纷纭，但是有两点特征是共同承认的:第一、是人们历史活动的真实记录;第二、有保存和利用价值。实际上，这两点正是档案的最本质属性。而结绳记事和木刻记事应该说已经有了这两种属性。它们无疑是目前所知的原始社会的较早的档案，我们可以称之为结绳档案和木刻档案(或书契档案)。当然这种档案具有原始性，现代人甚至不知道其中记载了什么内容，也可能永远非解，但它们仍不失为原始社会的档案。正象古代希腊的线形文字A泥版档案一样，虽然我们现在不能解读成功，不知上面言着何物，而我们仍称之为古代希腊的一种档案文件一样。我们不能以现代档案的内容和形式去苛求这种原始性的档案。”
但沈若钧《关于文字起源于结绳说述考》（《丽水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指出：“关于文字起源于结绳，实始于清末文人的牵强附会之说，在此之前，人们都是把文字和结绳区分开来。结绳，只不过是在没有产生文字之前的某个历史时期人们用以辅助记忆的计数记事方法，而绝不是文字。正因为如此，因而古代许多文人又借用“结绳”一词特指太古时代。”
2、图画
任占锋《试论档案的起源》（《周口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指出：“到了近代，人们在欧洲、地中海、埃及和中国等广大地区发现了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的壁画、雕刻，开始了解到几万年前的真实情况。这些最原始、最直接、最珍贵的形象材料是原始的艺术珍品，是艺术档案的始祖。更重要的是它们本身记录了历史的真相，是人类最早的档案。我们称它是‘图画档案’。现代档案是原古画图档案的发展。”
吕明军《试论档案的起源》（《档案学通讯》，1985年，第3期）指出：“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都发现了这些远古的图画档案。从几万年前到文字成为主要记载工具后的一段时间，图画档案一直记录着当时社会的真实画面。”
但此观点仍存在着不少的争论。
朱小杰《应划清原始记录方法与档案的界限》（《档案》1991年，第5期）指出：“(一)原始记事方法主要是帮助人们回忆当时的情景及事件等，本身不具有记录的功能，而只起到提醒，提示的作用。”“(二)原始记事方法如果离开了当事人或讲解人，就很难理解其本义，只有通过讲解，才能明白。”“(三)原始记事方法只能记录简单、孤立的事件，一般不能记录抽象、复杂的事件”“(四)原始记事方法虽可以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在狭小的范围内为人们所了解，但这些记录物离开了当地、当事、传到远方，就很难为人们理解。”
陈贤华《档案起源于用文字书写文献之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枉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认为：“结绳、刻契、贝珠带等原始记事物的确具有某些记事、备忘、信守和凭证的功能，因而可以视为‘原始档案’、‘档案的源头’或‘档案的前身’，但它还不是严格意义的档掌，同一般档案有重大区别，因为它不具备档案的本质属性。现在档案学界公认的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历史的原始记录’或‘原始的历史记录’，档案具有存贮、传播知识、信良的功能。原始记事物显然还不具备这种木质属性和功能。”
（二）记忆
段公健《档案起源探微》（《机电兵船档案》，1999年，第5期）指出：“历史事实揭示，档案不是某个时期，特别不是专门满足阶级产生以后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是原始人有了思维，逐步地把自己的生存和生活等问题，由一般（以往）动物的本能状态，转化为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以求发展，达到不断改善自己处境的目的。当人类的思想和实践活动还处在低级阶段时，只能形成和利用简单的记事物；当思想和时间活动不断发展，人和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往更加频繁、日益复杂、不断深化后，记忆材料——档案就应运而生。”
任汉中《起源：人类记忆的一次嬗变》（《湖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指出：“在人类进入社会生活之后，信息量的急剧增加加剧了人们记忆能力与需求之间的巨大矛盾，激起人类扩展记忆能力的创造性冲动。固化和强化记忆成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种追求目标。”
刘旭光《档案起源研究现状及其局限性当议》（《上海档案工作》，1992年，第3期）认为：“档案是人脑发展的直接产物，是信息的物化，而人脑的发展又借助于实践(劳动)。从这种意义上讲，档案又是实践的间接产物。记忆是人脑对事物的直接反映.因此，档案的本质属性是“用记忆符号反映人的活动”，即物化的信息或是信息的记录。没有记忆属性的档案是不存在的，作为人类的记忆工具之一，它的价值正在于此。档案的其它属性皆源于此，这也是它与人类社会相伴而常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三）人类同步说
有观点认为：档案起源于人类社会的形成时期，它伴随着人的劳动的产生而发祥，因此存在于人类有文化以来的一切历史时期。原始社会初期的劳动伴生物也就是人类社会最初的档案。
二、阶级社会产物说
（一）文字说
陈贤华《档案起源于用文字书写文献之时》（《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指出：“严格意义上的档案，是以文字用于记录文献为前提条件的。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早期档案也都是文字书写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考古学、民族学、文字学、历史学的材料，从世界范围看，文字用于书写文献在阶级社会初期。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各种原始记事物是档案的前身、源头，或者可以说是原始档案，但还不是严格意义的档案。因为它还不能实现把人脑中的记忆、知识完全转移到脑外载体上的任务，它不能独立完成记录历史的重任，它只是某些具体事物的符号，对当事人、传信者、讲解人的回忆起提示作用。”
关曼苓《浅谈档案的起源及发展历程》（《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指出：“自从人类发明了文字，就开始用文字记录社会活动，并将这些记录保存下来，成为档案。档案作为特定机关、组织和个人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记录，其本质属性就是原始记录性，并且原始性与记录性是有机统一的．不能割裂。档案的来源原则规定同一全宗的档案不得分散，其实质就是保证了档案与其形成者之间对应关系的唯一确定性，这就可以说在文献中的著、述属于档案。”
刘文杰，荣广《论文书和档案的起源》（《四川档案》，1987年，第2期）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系统，是人类用来辅助与扩大语言交际作用的工具。人类之所以创造文字，就是为了更好地积累经验，统计数字，从事宗教祭祀活动，记载事务，交流信息，更好地实现部落、氏族机关和个人的社会职能，并使文件材料更好地发挥备忘、信守和凭证的作用，因而文字一旦产生，便立即用于文件材料的记注上面。”
陈贤华《档案起源于用文字书写文献之时》（前揭）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档案，是以文字用于记录文献为前提条件的。世界已经发现的早期档案也都是文字书写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考古学、民族学、文字学、历史学的材料，从世界范围看，文字用于书
写文献在阶级社会初期。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各种原始记事物是档案的前身、源头，或者可以说是原始档案，但还不是严格意义的档案。”
（二）国家说
王景高《档案研究30年(之一)关于档案起源的研究》（《中国档案》2009年，第2期）指出：“文字的出现，文明的诞生和国家的产生应该是同步的。或者说，国家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应是档案形成之时。”
吴宝康《档案起源与产生问题的再思考》（《档案学通讯》，1998年）指出：“档案的产生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萌芽于原始社会后期，产生和形成于阶级和国家出现的文明时代——阶级社会。”
（三）文字国家说
刘文英《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探析》（《四川文物》，2012年第1期）指出：“远古时代没有文字，人们用语言表达思想。但语言既不能保存，又受时空的限制。因而古人创造了“结绳”、“刻契”等实物记事方法。后来又进一步创造了图画记事方法。这两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记录、备忘、信守和凭证的作用。故可称为档案的萌芽，是最原始的档案形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出现，国家形成和文字的发明，为着社会生产和管理国家的需要，人们运用文字形成了大量的公务文书，这些公文使用完毕后，为了以后查考利用，便整理保存起来，从而成为档案。也就是说，档案的产生与文字有密切的关系，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陈青娇《浅谈我国档案起源与沿革》（《企业与科技》，2014年，第1期）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文字，出现了私有制和国家。为了适应公务管理，交往联系的扩大和记载事物等各种需要，产生了比较有条理的公务文书。我国古代的典籍中就曾有类似的记录。唐朝张怀瑶在《书断》中写到：‘大道衰而有书，利害萌而有契’。随着文书的产生和使用，也就形成了早期的档案和档案工作。”
刘越男《由档案起源诸说所想到的》（《兰台世界》，1997年）指出：“文字以及国家的产生对档案及档案工作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一时期实证材料比较丰富。”
杨笑雄《论我国档案的起源》（《理论界》，2008年，第5期）指出：“文字的产生与国家的形成是产生档案缺一不可的条件。在国家产生之前虽已出现了文字；而在原始社会，人们并无保存和利用档案的社会需求，只有当阶级产生和国家形成后，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以文字记录事务和表达统治阶级意志，才产生了文书和档案。”
周雪恒《关于我国档案的起源与形成》（《档案学通讯》，1992年，第6期）认为：“档案是进入阶级社会时产生的，是指这一历史时期特定生产力水平，特定的社会需要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就是说，是这一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所产生的历史文化现象。因此，绝不是说是整个阶级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很多随阶级、国家产生的事物并不都随其消亡而消亡，文字是如此，档案亦如此。诚然，人类历史的发展，包括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不是一嗽而就的。国家的形成，文字的产生都不是一天发生的。同样，档案从起源到形成也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是一天突变的，这里是有一个长期记载、积累、发展的过程。尽管其间无绝对年代，但从原始记事到档案的形成毕竟是一种飞跃，故从性质上，总体上还应该说是有相对的历史分界的。那么，国家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应是档案形成之时。”
黄霄羽《探讨档案起源必须明确的两个问题》（《山西档案》，1993年，第3期）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文字的产生、国家的出现也不是一嗽而就的。同样，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记录—档案，从其萌芽到其形成，也有一个长期积爪、发展的过程.应该明确，档案由其萌芽形态—原始记事发展为成熟形态—有条理的文书、档案，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实现飞跃的条件就是文字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
但，仍有不少学者反对这个观点。
刘旭光《档案起源研究现状及其局限性当议》（前揭）指出：“目前，我们所拥有的多数档案是以文字为记忆符号而形成的.文字记忆符号的广泛性，易使人认为只有文字记录才是
档案.其实，档案的本质属性不仅在于它采用什么记录手段，而且还在于它是什么样的记录。即二者的结合—‘物化的信息’。”
薛金玲《论档案之起源》（前揭）指出：“众所周知，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是人类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有价值的原始信息。尽管档案界对于档案定义的讨论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案的原始记录和原始凭证属性是诸家的共识。国家虽然使文件的使用普遍化、社会化、正规化，使今天严格意义上的档案得以诞生，但文字及文件作为一种记录和交流的工具，与国家的出现并无必然联系。在国家出现之前，人们在其社会活动中已经在大量使用文字及文件，只是这些文件没有像在国家中那样被严格保存而己。”
（四）文件说
刘旭光《档案起源研究现状及其局限性当议》（《上海档案》，1992年03期）指出：“依作者之见，研究档案的起源首先需研究文件的起源，因为档案是文件有目的的留存物，是信息的记录。”
赵爱国《论档案的起源与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指出：“文字是
文明的标志，而文件的出现才标志着档案的产生。”
张开森《从社会交流的角度看古代档案的产生》（《浙江档案》，1986年，第10期）：“一般说来，古代文献由文件记录和典籍两部分组成，但是文件记录和典籍并不是同时产生的，前者先于后者。而档案是从文件记录转化而来的，因此，档案也是先于书籍而产生的。”
三、历史过程说
吴宝康《档案起源与产生问题的再思考》（《档案学通讯》，1998年）指出：“我认为档
案的起源与产生应该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历史过程，它有一个从起源到产生的过程，也就是说要有一个从萌芽、成熟状态到成熟产生以至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过程一起前进的。”
吴宝康《档案学概论》指出：“从中外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出，档案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它以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类交往的扩大，以及文字发明为基础，产生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过渡的时期。”
丁海斌《档案起源新论》（《档案》，1989年，第6期）指出：“我很赞同吴教授关于档
案的起源和产生是一个历史过程的看法。这种观点对研究档案的起源和产生是有指导意义的。因此，遵循这一观点，我将档案起源与产生分为三个阶段：一、原始萌芽时期的档案；二、发生、发展时期的档案；三、档案之产生与形成。”
杨笑雄《论我国档案的起源》（《理论界》，2008年，第5期）指出：“档案是进入阶级
社会时产生的，它是在这一特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由特定的社会需要诸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何其钦《浅论档案与文学的关系》（《云南档案》，2010年，第3期）“从档案的起源看，档案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它以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类交往的扩大以及文字发明为基础，产生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过渡的时期。”
四、文化宗教说
冯子直《在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寻找档案的起源》（《档案学研究》，2004年，第1期）指出：“以上事实说明，原始先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生活在巫文化时代，其时相继出现的刻划与书写符号、图画、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及其记录，大都是巫文化的成果。这些符号、图画、文字记录——萌芽阶段的图画、符号记事档案；文明起源阶段的原始文字档案与图画
档案；进入初期文明社会的方国的文字等档案，大多是巫为了适应观察天象、创制历法、记载族谱世系、绘制图腾，以及为祈求狩猎和农作物丰收、生育繁殖、战争胜利等而进行祭祀、祈祷等原始宗教活动的需要并在这些活动中形成的，是这些活动的记录，又是为这些活动服务的，也就是为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服务的。”
赵盈嫱《原始宗教文化对档案起源的影响》（《陕西档案》，2005年，第1期）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始宗教文化的产生对档案的起源和产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王金玉《浅论档案起源与文明起源》（《档案管理》，1990年，第5期）指出：“笔者认为，档案起源于原始文明社会说，很明显是受了考古学界中国文明起源五千年说的影响。”“很明显，档案界的学者是肯定了第一种观点，将这种观点移到档案起源向题的研究领域，得出档案起源于‘五千年文明曙光’时期的结论。”
《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分册》指出：“探索档案的起源，有助于加深对档案的性质以及档案和档案工作发展规律的了解，而成为具有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的课题”。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研究“档案产生的理论应是档案学和档案史首要解决的学术问题，因为只有深刻了解档案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才能更正确地认识档案的性质与功能，更准确地把握档案工作历史作用”。西方一位学者杜勃鲁斯曾说过：“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理解事物。”因此看出，研究档案起源问题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学术界关于于此问题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也从侧面反映出档案事业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