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题材小说

农村题材小说一、小说概念农村小说是以农村的现实、历史和农民的生活为题材范围的小说。

这类小说通常描写独具特色的农村环境，农民的劳作、斗争、心理和民间生活习俗，刻画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而有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农民的命运、理想和追求，揭示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的动向、经济形势、阶级对立和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凸显农村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某些本质、歌颂农民的优秀品质和艰苦创业精神，也暴露其特定生产方式和认识范围的局限性。

二、产生时间大致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时，值土地革命之后，农民思想较为开放，并结合上山下乡知识分子的创作灵感讴歌农村生活，由此创作长成了独树一帜的农村小说。

三、兴起原因自“五四”以来就相继出现了鲁迅、沈从文等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创作家，他们或以俯视的目光，冷静的描摹芸芸众生的麻木、愚昧、落后的生存状态，或以恣情的笔调、怀旧的心态，记叙记忆中温馨、神秘的故乡山水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题材小说在描写对象、作品主题、艺术手法和语言风格等方面，有意识地摒弃了早期“乡土小说”的路数，直接秉承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特色，紧跟时代步伐，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编年史。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当时的文化和文艺政策: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广泛传播和巨大影响。

当时的时代背景对文学的要求是“写工农兵”，是知识分子向农民的趋附和对自我的改造。

这一要求完全不同于“五四”的文化和文学精神，却促进着那些来自乡村、对乡村怀着浓厚兴趣和情感关系的作家们对乡村的进一步亲近，为乡村而写作。

可以说，正是有了政治政策和思想观念上的支持，作家们才敢于逆“五四”文学传统而行，表现出乡村生态更多的质朴和喜悦，呈现出另一种乡村风情。

这是曾经接受过西方文学影响的周立波的创作体会：“我喜欢农民的语言。

在乡下工作时，曾经记录过一些农民生动的语言，在读书看报时，也很留心别人怎样运用农民的口语。

我以为农民的语言比知识分子的语言生动得多了。

……学会运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必能改革我的文体。

”这一体会折射着知识分子改造的时代精神，也融注着时代所赋予的一种“为农民服务”的强烈自信。

四、农村小说的当代形态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

这种情况，既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小说“传统”的延续，更与当时文学界对表现农村生活的重要性的强调有关。

不过，与以前的包括被称为“乡土小说”在内的农村小说相比，这个时期的农村小说的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

茅盾谈到40年代“国统区”作家的创作时说，“题材取自农民生活的，则常常仅止于描写生活的表面，未能深入核心，只从静态中去考察，回忆中去想像，而没有从现实斗争中去看农民”(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

这一“检讨”性的概括，实际上指出了五六十年代农村小说艺术形态的两个发展趋势。

一是对表现“现实斗争”的强调，即要求作家关注那些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的变化”的斗争，而这通常上指的是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

这种转变在“解放区”的小说中已经开始，当代农村小说承续了这一取材趋向。

在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如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等，成为表现的重心。

乡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习，人伦关系等，则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作家的视野，或仅被作为对“现实斗争”的补充和印证。

二是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在立场、观点、情感上，要与自己的表现对象(农民)相一致。

这个问题，周扬1946年评论赵树理小说时就已提出：他“没有站在斗争之外，而是站在斗争之中，站在斗争的一方面，农民的方面，他是他们中的一个。

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描写农民”，“因为农民是主体，所以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

”(注：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

)不是在对象之上(“高高在上”)或之外(“旁观者”)，而是以农民自身的感觉、观点作为描述的基础——这不仅是在确认某一作家的特征，而是在指出应普遍依循的方向。

作家和表现对象(农民)在视点、情感、反应上的“同一”的这种设计，是“创作上的群众观点”，据此，“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才能真正结合起来”。

当然，即使是赵树理，感觉、观点与表现对象的“农民”的“同一”，也不过是一种假想。

这种要求，其目的是推动作家迅速进入有关农村的叙述的“规范”。

而它在艺术效果上，则既限制了取材的范围，也“窄化”了作家体验、描述的“视点”。

当代农村小说的艺术经验，更直接来自“解放区”作家如赵树理、丁玲、周立波、康濯等在40年代的创作，而与“乡土小说”，与沈从文、吴组缃、沙汀、骆宾基等的小说，显然有意识地保持着距离。

当然，有着不同的生活体验和艺术经验的作家，对这种要求的反应不会完全相同，因而，在趋同之中，也能看到差别与变异。

五、总看50—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发展（1）、50-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景观，作家人数之众和创作数量之大都达到了空前规模。

其繁荣的原因在于：①五四新文学“乡土小说”传统的历史延续；②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历史继续；毛泽东的“新的主题，新的人物”；③新政权对农村题材小说的倡导；《讲话》、茅盾、周扬等人的言论；④以农民为主体的创作接受对象；（2）、50—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总体特征①内容上，紧密反映农村“现实斗争”，图解国家政策；②风格形式上，公式化、概念化明显，个性色彩淡化；③对创作主体思想上的高度要求，要求作者与作品主人公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④与现代“乡土小说”明显不同，现代乡土小说以民俗表现、悲剧意识、国民性批判/重建、启蒙等作为核心内容，而50-7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则充满了颂歌意识和理想主义情怀。

（3）、50-70年代主要农村题材小说作家：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沙汀、骆宾基、马烽、康濯、秦兆阳、李准、王汶石、孙谦、西戎、束为、刘澎德、浩然等六、细看50年代后农村题材小说的发展（1）50年代初期，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是一篇及时反映农村社会问题、密切配合当时政治需要的作品，率先触及了农村“两条道路”斗争问题。

小说触及当时农村中贫富分化的问题，宣传了互助合作的思想，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热烈反响。

之后，赵树理于1955年发表了《三里湾》，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作品围绕三里湾合作社秋收、扩社、整社、开渠等工作，通过对村里四户人家两种思想，两条道路，两种生活方式的矛盾、斗争和变化的具体描写，揭示出合作化运动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以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农村政治、经济和人的思想精神等方面的巨大影响。

但是作品也同样存在着一定得缺陷：人物思想转化上，有简单化倾向；新人形象单薄，性格单一；结构前紧后松，故事情节发展缓慢勉强，与作者当时队农村实际问题的深入思考有关。

作品尽管也试图表现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但赵树理断然不会为了概念的东西而牺牲现实。

（2）50年代中后期，农村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左倾思想也有所发展。

促进了小说家的创作，一批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层出不穷。

周力波的《山乡巨变》较之之前的农村小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山乡巨变》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又增添了邓秀梅、刘雨生、李月辉、“亭面糊”、王菊生、张桂秋等一批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特别是“亭面糊”这位老农，简直就是《暴风骤雨》中那个逗人发笑的老孙头的亲兄弟，显得十分丰满并富有立体感。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山乡巨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每一章集中刻画一个人物，描写一件事情。

作者善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富有个性的行动，突现人物性格。

学习古典小说刻画人物的技法明显可见。

《山乡巨变》具有浓郁的南国的地方特色，湖南山村清秀俊美的乡风水色和当地特有的风情民俗，赋予小说一种特殊的文化蕴涵，并创造出令读者心驰神往的优美意境。

这一时期，柳青的《创业史》对于农村小说来说是是一个大突破。

柳青说：“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

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

”《创业史》反映了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农业合作化运动，指出了在当时农村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揭示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

灌输了毛泽东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道理。

作品一方面写出了私有制对老一代农民挥之不去的影响；一方面又写出了党对他们引导和帮助的重要性，从而证明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个道理。

梁三老汉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的旧的思想包袱走向新生活的农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概括性，这是当时农村题材小说作品中难得的成功的中间人物。

与此同时，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又推进了作家们不断转换视角，创作出更多意义深刻，更赋内涵的农村小说。

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周立波的《禾场上》、《山那面人家》，沙汀的《卢家秀》、《你追我赶》，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刘澍德的《老牛筋》，西戎的《懒大嫂》内容上或针砭落后的旧思想、旧习俗，或赞颂新式农民的美好的情操和可爱的品质，表现技巧上各具特色，有的以生动的情节取胜，有的以质朴的描写见长。

其中，《“锻炼锻炼”》写中间落后人物，拥护新政权，支持新生事物，但隐晦地表达了对农村政策和新政权的封建粗暴性的不满，在一定的程度上表达了底层人民的心声。

而《禾场上》在生活真实和感情真实的基础上，追求一种淡远、隽永的风格，注重营造明丽含蓄的意境，赋予日常生活平凡人物以丰富的蕴籍，从而达到一种返朴归真的境界。

此外，李凖的《李双双小传》、王文石的《新结识的伙伴》等都在反映社会主义新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农村题材中长篇创作也进入了高潮，如孙犁的《铁木前传》、刘澍德的《桥》、李凖的《冰化雪消》、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康濯的《水滴石穿》等。

《铁木前传》主要写情感，写人际关系的变化，但也体现了一定的时代色彩和政治倾向。

作品没有直接去描写社会的变革，而是通过几个生活场景和情节反映出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各阶层精神状态、思想情感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新变化，从而折射出时代的变迁。

孙犁本人后来的态度：“这本书，从表面上看，是我1953年下乡的产物。

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它的起因，好象是由于一种思想……这就是，进城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

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

（3）60年代中后期，小说主题明显的向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方面倾斜，例如康濯的《东方红》，陈登科的《风雷》，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