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次要人物形象塑造

论《三国演义》次要人物形象塑造

亚轩

元末明初，山西太原人罗贯中在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基础上，又运用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结合他丰富的生活经验，写成了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这部章回体长篇历史小说广泛流传，魅力无穷，在中国文学史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一、主要人物形象塑造简介

《三国演义》在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是古代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一共写了一千二百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大约一千人。说《三国演义》“总共写了四百多个人物”，这一习惯性说法经学者研析，证明是错误的。其中主要人物的塑造，不管是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群雄之首，还是诸葛亮、关羽、张飞、赵子龙、黄忠、鲁肃、周瑜、黄盖、郭嘉、许攸、张辽、陆逊以及王允、董卓、吕布这些巨谋勇将、忠奸之臣，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对于主要人物形象塑造，有许多专家学者都做了深入分析探究，为了避免重复累述，所以我不再多做分析，下面主要对部分着墨相对较少，却为著作缀补映衬，增彩不少的次要人物形象，归类分析论述。

二、次要人物形象塑造分析

（一）贪腐荒淫、误国害民的人物形象塑造

在《三国演义》中，这类人物不乏其人，其实在作者当时社会或者当今现实生活中，这一类型的人是真实存在的，由此一点也可见作者书中的人物刻画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并非凭空杜撰而出的。这一类的人物形象都是为了牟取个人私利，贪图个人享乐致使集团或国家的利益受到侵害，百姓遭受不应有的灾难。虽然不同人物牟取私利的条件、环境、方式等方面不同，但会造成恶劣后果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区别只在于相比之下受损害的程度深浅而已。当然还有不同则在于这些人物形象的身份是各异的，最终归宿又不尽相同。

这一方面类型的人物形象的身份有宦官、权臣，更有一方君主。其中宦官的人物形象有黄门张当、黄皓，而最突出的应该是汉朝宫廷中的十常侍。十常侍因得恒帝宠信，卖官鬻爵，受贿弄权，升迁破黄巾无功却有献金的董卓，不得金帛便低位授予大破黄巾军的刘备，还藏匿告急奏章掷国家利害于不顾；捏造罪证陷害上疏直谏的蔡邑，令其放归田里；更有甚者，谋杀忠臣刘陶、陈耽，弑杀大将军何进，劫拥少帝、陈留王。致使朝堂混乱，国家陷入危局。该人物如此祸国殃民的行径，确属此类型之典型代表。况且，从另一角度来说，十常侍干预朝政，贪赃弄权，令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正是烽烟三国的最根本起因，所以该人物形象虽非主要刻画，却不可遗漏不提。该人物形象在性格方面刻画并不具体全面，但从所述行为可以折射出其阿谀奉迎，心狠手辣的品行共性，当然其最终结局是不得善终，身首异处。这一点符合中国人乃至所有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同时符合读者和作者的主观愿望，更符合作者著书的政治环境，避免影射当代君主而获罪入狱，但也难免存在着为君主推脱权责，把众多罪责加诸宦官之上的嫌疑。

权臣贪腐弄权，祸国殃民的人物形象，张鲁手下谋臣杨松是代表人物之一。杨松贪财贻误君主，书中刻画不能不说细腻。当黄权作为刘璋的特使求救张鲁，先求见杨松并对他说：“东西两川，实为唇齿；西川若破，东川亦难保矣。今若肯相救，当以二十州相酬。”杨松听到有巨大的酬谢，十分高兴，全然不顾刘璋与张鲁的世仇关系，也不顾这是刘璋在事急时作下的难以兑现的许诺，遂引黄权说服张鲁。从此事，一副贪财无谋的嘴脸可见一斑。而于马超受张鲁之命拒敌刘备之时，因刘备差孙乾携带金珠来送杨松，杨松大喜，“先引孙乾见张鲁，陈言方便”，更为刘备诸多美言。当马超拒不还师，杨松便诬陷马超意图反叛，更设计马超，以命要挟要马超一月之内完成三件遥不可及的事情。致使马超无奈之下，归降刘备。这是杨松贪腐弄权，祸害君主的第二件事情，此事令张鲁丧失本可倚为屏障的大将不说，更为日后刘备讨伐张鲁创造机会和增添力量。这本不应该是一个谋士的行为，但杨松品行败坏，贪腐成性，所以利令智昏，做下此等祸邦害主之行。杨松害主的行为不但存在于间接，而且也有直接的陷害。曹操大军攻打张鲁之际，杨松受曹操金甲的贿赂，设谋陷害尽心竭力保护张鲁的庞德，当为一己之私劝告张鲁不果，甚至设计令张鲁兵败曹操后，无法入城避祸，因而被迫下马受降。这就是杨松的对张鲁的直接陷害，那无耻贪腐、卖主求荣的形象刻画地淋漓尽致。尽管杨松助曹操谋得东川，但是却被曹操下令在街市之中斩首示众。他的下场对他来说是可悲的，而对于书中东川的百姓，或者是超脱著作之外的读者来说，却是值得拍手称庆的。对于杨松最终可耻下场的描写，固然跟十常侍的叙述相同，符合诸多的逻辑或愿望；但也折射出塑造人物时所存在的一种弊病：人物形象是刻板的，非黑即白，缺乏对人物的一种立体观感，会使读者对人物的真实性产生质疑，降低了对著作的一种认同感和著作带来的精神享受。

说到骄奢淫逸，误国误民的君主形象，自然而然会让人联想到那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刘备蜀国的继承者——刘禅。作为一个乱世英雄的接班人，一个目睹父亲惨败的儿子，一个有贤臣良将辅佐的君主，本应有所作为，开拓更大的事业，起码应当使父辈历尽艰辛攒下的基业得以保全。但是刘禅或许是从小就被过分溺爱，在他的身上只形成骄奢淫逸、偏听偏信、胆小怕事、苟且偷安等等不良习性和恶劣品质。当听闻魏兵大举压境之时，只顾享乐的刘禅大惊失色，全然没有一国君主面对泰山崩的镇定自若；当有流言指称诸葛亮有心篡国时，未及详查思虑，便勒令诸葛亮于士气高涨的取胜之际班师回朝，令诸葛亮匡扶汉室，一统中原的军事行动无奈夭折。这些都反映出刘禅荒淫无术，缺乏军事谋略和政治远见，这也是蜀国最终倾覆的一个潜在原因。孔明离世之后，刘禅这个人物形象荒淫无道祸国殃民的一面得到更大的渲染。刘禅延续了没落汉室皇帝的恶习，远君子亲小人，宠信宦官，沉溺酒色，荒废朝政，开始重蹈汉朝衰灭的覆辙，做出了许多令仇者快而亲者痛的行为。譬如荒淫无耻地私通大臣刘琰之妻，并议罪斩杀刘琰，于是贤人渐退，小人日进，为国家灭亡埋下了祸根；听信佞臣黄皓之言，撤销一心秉承孔明之志，忠心报国的大将军姜维之职，令委阿谀献媚的右将军阎宇代之，使得蜀国陷入危机之中，最后把父辈辛苦打下的江山拱手他人。书中还有一例，更把刘禅这一荒淫无耻，误国误民的君主形象表现得入木三分。司马昭灭蜀国后，设宴款待刘禅，刘禅全然不念国家覆灭，臣死子亡，身为俘虏的惨况，竟乐不思蜀。难怪司马昭感慨：“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虽使诸葛孔明在，亦不能辅之久全，何况姜维乎？”这样一个为世人所唾弃的丑陋反面形象，其结果与前之所述诸人不同，竟得善终。我以为，这不止是作者追求符合现实情况而作出的结尾安排，或许还是源自作者基于皇权崇拜或者皇权恐惧而特意设置的结局。

由于这些人物形象祸国殃民的特性，才引出许多救民于水火的英雄形象，或者是辅佐国家于将倾的良臣形象。而这些正面形象多为主要人物，他们的崇高思想和良好行为在这些祸国殃民的人物形象的映衬下，显得更加伟大，因而也更为读者所喜欢所铭记。可以说这些贪腐荒淫、误国害民的人物形象塑造，对故事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部分主要人物也起到很好的衬托作用。

（二）女性形象塑造

《三国演义》虽然主要是刻画惊心动魄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主要刻画男人间的争权逐利，但也有不少鲜明的女性形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著作并不着眼描绘女性形象感性的内心世界，或者她们动人的情感故事。其描写有一共性，那就是大多突出了女性在国家政治斗争和军事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忠义情操。为世人所熟知的貂蝉就是“忠义”的一个典型代表。貂蝉为了报答王允的养育之恩，答应为其实施美人计，这是她的“义”；为替国家除掉弄权奸贼董卓，不惜委身饲虎，周旋于董吕这对义父子之间，这是她的“忠”，一种摒弃个人得失的崇高牺牲精神。貂蝉能成功地施展美人计，使董卓、吕布父子反目，最终令吕布铲除奸臣董卓，她的聪明才智也是不可不提的。这样有才智的女子，在王允以亲女待之的情况下，主动选择了可以预知的不归路，甘愿成为国家政治的牺牲品。这种“忠义”确实非同一般，令人感佩万分。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故事跌宕起伏，更加扣人心弦，除此之外，我认为它体现了作者对女性认识的一种客观见解，在当时社会也不把女性当做是无才无能的代名词；再者是由貂蝉堪怜的命运折射出当代女性的地位际遇也有类似的凄凉；同时也是寄托了作者一种“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思想。

书中徐庶之母，虽然不知名字，描写简单，但是一个忠心为国的女性形象却跃然纸上。徐母厉声怒骂曹操为汉贼的那份胆气，取石砚掷打曹操的那份豪情，责恼儿子徐庶弃明投暗的那份理性，自缢于梁间的那份崇高牺牲精神，无一不展现一个理性的慈母形象和为国尽忠的烈女形象。她可说就是怀着报国思想的母亲形象的最好注释。徐母的塑造同样是围绕“忠孝礼义”这个主题展开的，这也是作者该书着力凸显的重要主旨。由徐母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我以为，作者对于忠孝的理解和取舍是符合中华文化传统一直提倡的精神：那就是当忠孝无法两全时，应舍小家顾大家的思想。

韦康属下赵昂之妻王氏，也是“忠”字当头的女性人物形象。与徐母不同的是，徐母是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自我牺牲，保全忠义的节操，警醒自己的儿子徐庶和天下人。她是舍生取义的女性代表人物。而王氏则是危难之际，自己亲身骨肉赵月仍置于险地的情境下，为忠君报主，宁可牺牲自己和孩子的性命，责难丈夫赵昂，令其起义弑杀马超。她可以说是“舍亲取义”或“舍子取义”的女性代表人物。其最终结果是儿子赵月虽不幸在意料中被马超斩首，但王氏却得免于难。这样的结局，我分析是作者根据剧情的事实及中国文化中“好人好报”的美好情结来设定的。这同时也让著作中的人物命运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合乎现实生活的真实存在。

《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有表现忠义这方面的共性，但并不是绝对，书中亦有刻画出不同的女性形象，比如勾心斗角，手段毒辣的女性人物。典型人物何进的妹妹何后，嫉妒皇帝宠幸王美人而鸩杀之，手段毒辣可见一斑；为个人私念，竟为乱政宦官张让开脱罪责，保全他的性命，其罔顾朝纲，不恤百姓的品性一览无遗。这亦为何后日后死于董卓手下李儒之手埋下伏笔。另一个代表人物则是刘表之妻蔡夫人，为了儿子刘琮能继刘表之位，多番图谋弑杀刘表前妻之子

刘琦；因刘备说与刘表之言不利于己，便疑有吞并荆州之意，于是密诏蔡瑁杀刘备；当曹兵进犯之时无有抗敌之策，只有假写遗嘱令刘琮夺取荆州之行；而后有毫无舍命保节，留取忠义之念，弃先夫基业于不顾，议献荆州给曹操。如此勾心斗角，冷酷毒辣之人，其最终下场与何后确无大异，被曹操派兵诛杀于江口。这两个女性形象行为虽然相似，但本质上又有不同，相较而言，蔡夫人同样手段毒辣，扰乱政务，但毕竟她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儿子刘琮而作，所以在突出她负面品性的同时，还是赋予了高大的母亲形象，尽管她所表现的是带着血腥、冷酷、偏执的母爱。我认为作者这样地刻画女性形象，其意图应该是不使著作中的女性形象过于单调，并更加真实饱满，令人信服；同时还原部分历史的真实，揭示人性的丑恶及恶中存善这一立体的事实；还有就是揭露宫廷或贵族生活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无情血腥的残酷性。不可否认，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也表现出作者偏颇的见解：把一切政权的颠覆诿罪于女性对于政务的参加或者是当时的说法“干预”。

这些丰富的女性形象的刻画，使得故事更加斑斓曲折、引人入胜不说，虽然她们的行为依然服务于国家政治和军事运动，但还是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这个主要展现男人间运用谋略争权夺利的三国世界柔性的美，还原了更多的历史的真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去了解纷繁的三国世界。

（三）或智或勇，独少忠义的人物形象塑造

中国古代推崇忠孝思想，并把它置于生命、情爱之上，认为人生于天地间，忠孝是立身之本。在朝臣中也存在着在“文臣死谏，武将死战”的说法。《三国演义》应该是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深厚，所以在文中刻划出诸多的忠臣形象，或者是类似于白帝城死战不降的武将傅彤；或者是类似于悬索城门，苦谏刘璋，最后自割绳索撞死于地的文臣王累；或者是类似于断指立誓，欲替国除奸，最终撞阶惨死的医者吉平。可以说，《三国演义》通过多个人物故事，把古人这种忠义思想渲染得淋漓尽致。当然，书中也不乏描写有谋或有勇，却少忠义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丧失忠义的缘由，情境各有不同，表现手法或明或暗，或详或略，不尽相同。

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于禁是突出的武将形象代表。于禁自曹操起兵，就追随左右，为其征战沙场，战陶谦，征吕布，攻袁绍，讨张绣，伐辽东，多处战场上，都能见到于禁驰骋拼搏的勇武身影，可以说，于禁为曹氏出生入死，立下了赫赫战功。《三国演义》里还简要刻画了于禁假造反的一幕。当曹操淯水败绩溃逃之时，遇败走兵士说：“于禁造反，赶杀青州军马。”曹操大惊，令属下整兵相迎。左右军士劝于禁马上向曹操述说剿杀青州兵的原委，避免因误解而受袭。但于禁考虑到张绣的追兵将至，于是不告而下寨，接着挺身杀敌，从而扭转了败局。曹操知道真相后，大大地夸赞了于禁一番。这一情节的描写，烘托出于禁这一人物形象的勇武果断、任劳任谤。但富于戏剧性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在后来的罾口川一战，之前所塑造的形象完全被颠覆。恐庞德立功鸣金助敌；水淹被擒，伏地乞命，全然没有了任劳任谤，勇武不屈的光辉一面，假叛变变成了真降敌，忠义完全丧失。后来于禁复归，却被曹丕令人刻画羞辱，最终忧愤病死。对于于禁降汉的原因，我分析有内外之因，内因是于禁的性格思想中缺乏临难死节的成分，使得他屈膝哀降，丧失古人所提倡的舍生取义品质和“武将死战”的忠君思想。外因则主要在于曹操多疑狡诈的性格特征，对部属未给予足够的信任，就如对待于禁的造反未能像刘备在长坂坡时坚信赵云不反；再加上，曹操对有功之臣的戕害，比如王垕、杨修、荀文若等，所以于禁未能倾心侍奉，末了才变节

投降。前后塑造的强烈反差，所以于禁这个勇武善战，缺乏忠臣的武将形象显得格外突出，显得更加立体真实一些。

于禁由于投降而丧失了古人所提倡的忠义，作者借后人诗给予批判。如果说这是一种显性描写，那么对于张松这一个富有智谋的文臣形象缺乏忠诚的描写，就应该属于隐性描写了。张松是刘璋的属下，就任益州别驾。在明知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逆贼，缺少仁义的情况下，却暗画西川地理图本，准备献与曹操。一副典型的为一己之私，卖主求荣的小人嘴脸由此显现。张松在智难杨修，嘲讽曹操，表现出非凡智谋，却不受重用反遭棒打后，才想起刘备仁义远播，想要投其门下。刘备殷勤款待，张松便劝说刘备夺取西川，答应为其做内应，并献出图本。张松虽口口声声称不为己私，但却掩盖不了其卖国求荣，丧失忠义的丑恶行径。我认为在君主禀性暗弱却无过错的情况下，臣子通敌卖主就应该受到批判谴责。但因为全书的立意是“拥刘反操”的缘故，而张松是向刘备投诚，所以作者并未对张松这一丧失忠义的人物形象进行苛责，相反字里行间似乎透露出对张松所谓弃暗投明的赞同。这也是为何称其为隐性描写的原因。我认为这样的刻画有失公允，是作者服务于所谓正统阶级，而未能从道德层面上向读者传输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做法，是其历史的局限性。张松这个人物形象的命运，是被亲兄张肃告发，全家被刘璋尽斩于市。这个两刘战争的导火索的结局不能说不悲凉，但却也给了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读者一点宽慰，也是给缺少忠义，甚至还卖主求荣的人一种强势的警诫。

或智或勇，独少忠诚的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塑造，应该说必不可少，因为它是人心另一面的现实体现，尤其在纷乱的三国斗争中，这样的人物如若缺失就会大大降低故事的真实性；而他的存在也是对演义中刻画的忠义形象最好的反衬，让读者在反衬中牢记塑造的忠义形象，感受正义精神的光辉。

三、人物形象塑造作用简述

《三国演义》中各色的人物形象，都有一定的现实生活的影迹，合乎逻辑，合乎人情，合乎作者表现英雄人物和乱世场景的需要，合乎作者弘扬当时社会主流思想“忠孝礼义”的意图。

主要人物独具匠心的刻画，使得众多读者深深地被著作吸引，一个个形象鲜活地跳跃在人们的脑海里；使得许多读者有了立身处世的行为典范，有了自己独特的英雄情结；使得许多读者产生了各自辨明是非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丰富各自的情感世界。而次要人物的匠心独运的塑造，才让主要人物的故事得以丰富完善，思想得以深化彰显，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记；才让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令人回味；才让真实三国惊心动魄的乱世危局更使读者心驰神往，浮想联翩。

总而言之，《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仍有必要去做更深入地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