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人》的生与死
《都柏林人》女性形象分析
《都柏林人》女性形象分析《都柏林人》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代表作之一，以都柏林的城市生活为背景，描绘了不同时期的都柏林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在小说中，女性形象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她们代表着不同阶层、不同生活状态和不同性格的女性，展现了乔伊斯对女性生活的深刻思考。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分为几类：家庭主妇、单身女郎、混血女性和妓女。
这些女性形象各具特色，对于小说的情节和主题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家庭主妇占据了小说中相当大的篇幅，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为了孩子、丈夫还是家庭的和谐，她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做出了牺牲和奉献。
单身女郎则代表着当时的都柏林女性的现状，她们在封闭的家庭中过着单调的生活，渴望着自由和独立。
混血女性和妓女则处于社会的边缘，她们的命运往往是悲惨的。
乔伊斯通过这些女性形象，揭示了当时都柏林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对于探讨女性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也具有一定的情感色彩，作者通过对女性形象的细致描写和内心分析，展现了对女性的深刻理解和同情。
尤其是对于家庭主妇和单身女郎这两类女性形象，作者更是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关怀，他深入挖掘了她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状态，展现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所承受的压力和困境。
作者也通过对混血女性和妓女的描写，表达了对社会不公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呼吁。
这种情感色彩的女性形象塑造，使得小说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和现实意义，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和关注。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她们不仅仅是个体形象，更是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时期的女性生活状态。
家庭主妇代表了传统的家庭观念和价值观，她们承载着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是家庭和社会的支柱。
而单身女郎则代表了现代女性的追求和渴望，她们希望能够超越传统的束缚，追求自由和独立。
混血女性和妓女则代表了社会阶层的边缘和弱势群体，她们的命运往往受制于社会的偏见和不公。
这种象征意义的女性形象，使得小说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启示，对于当代社会的女性问题和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考和观照。
《_都柏林人》中爱尔兰民族文化的汉译
｜ 中外互鉴《都柏林人》中爱尔兰民族文化的汉译□张立恒/文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的早期作品《都柏林人》（Dubliners, 1914）以20世纪初的爱尔兰都柏林为背景。
当时的都柏林仍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自由邦和新教徒的战争仍在持续，社会动荡不安。
同时，大饥荒的影响还未完全散去，1903年颁布的《温德姆法》的效果仍不太明显[1]。
在乔伊斯眼中，处于英国和天主教双重压迫下的爱尔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国家，而都柏林则是它“瘫痪的中心”。
《都柏林人》这一部短篇小说集正是以瘫痪和死亡为主题，简短的15个故事却涵盖了20世纪初都柏林中下层人民从童年到成年再到中年的全部生活，涉及学习、宗教、职场、婚姻等多个生活主题。
本文分析爱尔兰民族文化的翻译，也旨在强调乔伊斯的爱尔兰民族意识应在译本中得以保留。
曹波教授曾提出，挖掘作家及作品中的“英国性”或“爱尔兰性”成为判定作家是爱尔兰作家还是英爱作家的重要依据[2]。
通过挖掘，显而易见，乔伊斯的民族意识是完全属于爱尔兰的。
因此，这种民族意识应在译本中保留。
1 爱尔兰民族文化在汉译本中的体现民族文化根植于各民族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具有不同的传统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但是由于人这个共同的因素在其中的主体作用，文化绝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可以互相交流的，即民族文化具有可译性。
《都柏林人》共15个故事，均聚焦于都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小到日常语言，大到宗教信仰。
本文选取《都柏林人》中体现爱尔兰民族文化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方面：语言文化、酒文化、宗教文化进行对比分析。
1.1 语言文化德国语言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曾提到，语言是一个民族生存所必需的“呼吸”，是它的灵魂之所在。
爱尔兰民族的语言为盖尔语，是爱尔兰民族的象征。
随着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和本土爱尔兰人的被迫迁移，到1860年左右，英语开始代替爱尔兰语成为日常用语，爱尔兰语从此没落到不足以成为通用语。
精神世界的崩溃与死亡
精神世界的崩溃与死亡作者：阮娟来源：《教育界·下旬》2013年第05期【摘要】《死者》是《都柏林人》中的最后一个却也是最精彩的一个故事。
故事中，主人公加布里埃尔遭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致其精神世界的崩溃甚至死亡。
故事最后一段让我们深深思考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死者：不是迈克尔，而是加布里埃尔——一个活死人。
【关键词】崩溃死者精神詹姆斯乔伊斯在2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是现代小说四位巨匠之一。
乔伊斯以倡导“意识流”创作方法而闻名，其对刹那印象细敏的感知、捕捉以及最终的表达可使相隔时间空间的笔者几乎用手指便可触摸那生动的心悸。
《都柏林人》标志着乔伊斯决心告别传统、走上文学实验与革新道路的重要开端。
《死者》是《都柏林人》中的最后一个故事，也是压轴的故事。
当我读第一遍的时候我曾几次试图把它扔在一边，文章让人感觉平淡无味，前面的4/5像是白开水一样的平铺而来，看起来毫无意义。
这突然让我想起来小时候看鲁迅，总不认为他的文章有哪一点好的地方，待到长大的时候再看他才知道其中真正的意义。
当我再一次读起乔伊斯，我慢慢的可以从中体会到他所要表达的巨大的孤独感，在品读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从文字中散发出来的独特的文字魅力，像是一种音乐，始终的牵引着你，让你从中获得以前阅读中从未曾有过的快感。
《死者》表现了人的彻底孤独与绝望，同客观世界的一切完全对立以至绝缘，精神世界空虚孤独以及接近死亡的感受。
乔伊斯通过捕捉大空间中的小细节，以及通过人物内心强烈的思想碰撞，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
故事以舞会开始，人们都表现的热烈而欢快，加布里埃尔也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在舞会上游刃有余，受老人的青睐、受舞会同伴们的欢迎，这一切让他看起来热情且从不寂寞。
乔伊斯用4/5的篇章描写舞会里热烈的场景，写他在舞会跳舞，切鹅肉，演讲。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巨大的热烈中的寂寞。
乔伊斯一步一步的把读者带入自己创造的一个热烈的孤独世界，通过加布里埃尔的视角我们总能看见他的妻子处在一个角落里，色调阴暗朴素。
《都柏林人》笔记
《都柏林人》笔记《都柏林人》笔记《都柏林人》，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所著，是20世纪整个西方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集。
它置景于乔伊斯的故乡都柏林，截取了中下层人民生活的横断面，一个片段一群人，十五个故事汇集起来，宛若一幅印象主义的绘画，笔触简练，错落成篇，浮现出苍凉世态，遥远，冷清，然而精致，是上上之品。
《姊妹们》，写一个牧师打破圣杯后的精神状态，离群索居，郁郁寡欢，只能和小男孩交流，而最终走向死亡——被视为身体瘫痪和精神失常的状态下。
全篇以男孩“我”的视角贯穿，逝者的形象依靠不同的人的印象表现——一个虔诚过头的牧师。
男孩“我”和牧师的姊妹形成对比，表现了成人世界的冷漠，麻木，孤独，而且，只有死亡可以消解它们。
《一次遭遇》，男孩逃课漫游一天的经历。
特别之处，描叙详尽：男孩的或叛逆活胆怯的个性毕现；最富文学色彩的还是那个荒野碰到的老人，隐秘、荒诞、又富有学识——来无踪，去无影，浪汉的形象。
《阿拉比》，男孩在姑夫家的一次经历，为获得同学姐姐的芳心，去阿拉比市场的过程。
和同学姐姐每一次相遇的描写，生动细腻，传达出少年初恋的深切纯真和迷茫不安——他甚至记得女孩裙服在灯影里的皱褶、光斑，尤其记住了少女口中说出“阿拉比”地名时的音调和神情。
其实，因为姑夫失约，他到达阿拉比，市场将要关闭，他甚至没买到想送给女孩的礼物。
可能，正因为没买到的遗憾，才使男孩记住了这次难忘的暗恋。
是的，每个孩子的心灵里，都有着这样的一次经历，然而，《阿拉比》的可贵，在于传神的表达。
而且，可能是成年后对往事的怀恋，真的显得遥远清冷，而又真切动人。
确是精品。
“她说话的时候，不停地转动手腕上银镯。
她不能去，因为那星期修道院里将做静修。
她的两个弟弟也另外两个男孩在抢夺帽子，只有我一个人站在栏杆旁边。
她抓着一根栏杆的尖头，把头低向我这边。
从我们的门对面射出的灯光，照出她脖子上的白白的曲线，照亮了她脖子上下垂的头发，并向下照亮了她在栏杆上的那只手。
《都柏林人》女性形象分析
《都柏林人》女性形象分析《都柏林人》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一部小说，主要围绕着一个名叫加比的青年男子展开，描述了他在都柏林的生活和经历。
尽管标题为《都柏林人》，但小说中也有很多女性角色，她们各具特点，对小说情节的发展和加深加比的形象塑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位出现的女性角色是加比的母亲。
描述她的外貌时，乔伊斯用了“苍白无血色的面孔”，“干瘦的颈项”这样的词语，给人一种憔悴、病态的感觉。
在小说中，加比的母亲是一个传统的爱尔兰妇女，忠诚、勤劳、朴素，她对家庭和子女的关心和牵挂是毋庸置疑的。
但同时，她的狭隘和保守也不容忽视。
她不善言谈，对自己的言行和观念过于严苛，有些墨守成规，很难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
这种性格导致她和加比的关系有些紧张和疏远。
与加比母亲不同，丽塔是一个开朗、活泼、独立的女性。
她是加比的表妹，是学校的教师。
她不仅善于教学，而且对文艺、新思潮也有浓厚的兴趣。
她帮助加比接触到欧洲文学、音乐、艺术，开拓了他的视野和思想。
在小说中，丽塔的形象承载了自由、进步、新思潮等理念。
她既是加比的知音，也是他的良师益友。
可惜的是，这样进步和自由的思想遭到了加比母亲的反对和批评。
在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位名叫艾米·多伊尔的女性。
她是加比的前女友，是一个非常优雅、漂亮的女性。
艾米是一个相当有邻家女孩气质的人物形象，很有人缘，而且在社交场合有很高的威望。
小说中虽然只涉及到她与加比的过去，但可以看出她对加比的影响很大。
她首先吸引加比的就是她的美貌，然后是她高雅的气质和对生活的热爱。
但是，艾米具有极其现实的思维方式，对物质条件要求很高。
她在与加比分手后嫁给了一个富有的英国商人，选择了金钱和地位而非爱情。
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许多女性的处境。
总的来说，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各具特点，展现了当时爱尔兰妇女的不同面貌。
乔伊斯通过这些人物，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男女角色分工的局限性和女性处于劣势的现实状况。
同时，他也试图为女性争取自由、平等和尊重的权利。
论乔伊斯《死者》中加布里埃尔的精神顿悟
论乔伊斯《死者》中加布里埃尔的精神顿悟作者：李艳飞来源：《群文天地》2008年第12期爱尔兰著名小说家詹姆士·乔伊斯(James Joyce)饮誉欧美文坛半世纪之久，被推崇为现代派的文学大师，同时也是英美意识流小说的先驱。
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Dubliners）虽然尚未用意识流技巧来描绘人物流动的意识，但他运用了一种新颖独特的创作技巧——“精神顿悟”来展示人物错综复杂的感情。
“精神顿悟”(Epiphany)常常被认为是乔伊斯作品中所采用的主要写作技巧,并奠定了他日后长篇小说中登峰造极的意识流技巧的基础。
《都柏林人》被视作是描写“精神顿悟”的故事集，每一个故事叙述一件看似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琐事,然而就是它引发了故事主人公们的精神顿悟，几乎在每个故事的结尾处，故事的主人公都不禁豁然开朗，顿时看清自己的窘境，并从中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整个《都柏林人》就是一本关于“精神顿悟”的书——对寂寞虚空的“精神顿悟”。
《死者》（The Dead）中的加布里埃尔（Gabriel）是在经历过一系列的精神挫败之后，最后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不过是一个幻灭的肥皂泡，或是一场从没存在过的虚空。
《死者》不仅在顺序上是最后一篇，内容上也是毫无疑义的压轴之作：从失望地走出阿拉比的小男孩，到黯然站在河边的Mr. Duffy，最后到《死者》中雪夜窗前突然痛苦绝望的Gabriel，乔伊斯仿佛在向我们讲述他的一生，只是这从小到大的历程，与其说成长，还不如说是寂寞虚空对灵魂的一步步地侵蚀，最终以Gabriel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与死者的灵魂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结束，死去的人因为曾经有真爱，也许还活着；而活着的人因为从未爱过，也许虽生犹死。
“精神顿悟”是乔伊斯在这部小说集中运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手法。
何谓“精神顿悟”呢？“精神顿悟”源于基督教，弗罗伦丝·沃尔索( Florence Walzl)曾给“精神顿悟”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是：“某种文学和技巧意义上的突然显灵,或者说心灵的顿悟”也就是“人在某一时刻豁然醒悟,看清自己的处境,悟出人生的真谛”。
《都柏林人》中的《痛苦的事件》与《安娜·卡列尼娜》
《都柏林人》中的《痛苦的事件》与《安娜·卡列尼娜》《都柏林人》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一部作品，而《安娜·卡列尼娜》则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杰作。
虽然这两部小说的背景不同，但它们都展现了痛苦的事件和人物的心灵挣扎。
本文将通过比较分析《都柏林人》中的《痛苦的事件》与《安娜·卡列尼娜》，探讨两部作品中的痛苦事件对人物及情节的影响。
从《都柏林人》的《痛苦的事件》说起。
在《都柏林人》中，乔伊斯描写了一系列发生在都柏林市民生活中的痛苦事件，譬如，主人公加布里埃尔·康利的老朋友迪西·卡恩的死亡，以及加布里埃尔与他妻子金佛尔的矛盾。
这些事件揭示了人物内心的挣扎和痛苦，比如加布里埃尔在迪西的葬礼上对自己旧日友情的怀念和追忆，以及与他妻子金佛尔之间的不和谐。
这些痛苦的事件影响了主人公的情感和行为，特别是对加布里埃尔的震撼和自省。
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痛苦事件则更加复杂和深刻。
托尔斯泰以俄国上流社会的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安娜与列文之间的禁忌爱情以及卡列宁与安娜的家庭矛盾。
安娜对于自己的婚姻和感情的挣扎以及对社会的压力和道德约束，都给了读者深刻的印象。
而最终的悲剧结局也表现了安娜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无奈。
可见，《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痛苦事件对人物的情感和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部小说中的痛苦事件都对人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主人公的塑造和情节的推进。
在《都柏林人》中，《痛苦的事件》展现了都柏林市民的生活和内心世界，揭示了人物的挣扎和痛苦。
而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痛苦事件更加复杂和深刻，对人物的情感和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情感上，《都柏林人》中的痛苦事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怀旧和追忆，加布里埃尔对于过去友情的怀念和对于婚姻关系的矛盾。
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痛苦事件更加深刻和复杂，安娜在爱情和婚姻之间的挣扎，以及对于社会的压力和道德约束都展现了一种深刻的痛苦。
《都柏林人》女性形象分析
《都柏林人》女性形象分析【摘要】《都柏林人》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中塑造了多个生动的女性形象。
本文从女性形象的社会背景入手，探讨了这些形象是如何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被塑造的。
随后分析了女性形象在小说中的角色定位和情感世界，揭示了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命运安排。
通过对这些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到《都柏林人》中呈现了多样性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不同态度和对待。
本文讨论了这些女性形象对当代女性形象的影响，以及对读者的反思与启示。
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分析与思考，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都柏林人》这部作品，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关键词】《都柏林人》、女性形象、社会背景、塑造、角色定位、情感世界、命运安排、多样性、反思、启示、影响、当代女性1. 引言1.1 《都柏林人》女性形象分析《都柏林人》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代表作品，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小说中塑造了许多生动的形象，其中女性形象尤为引人注目。
本文将对《都柏林人》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探讨她们在作品中的社会背景、塑造、角色定位、情感世界以及命运安排等方面的表现。
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和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描绘，进一步理解作品中承载的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内涵。
在这些多样性的女性形象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当代女性形象的影响，同时也反思着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定位，以及她们在情感和命运上所面临的挑战。
通过对《都柏林人》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当代社会中的女性形象有更加深入的思考和认识，从而为我们对女性地位和权利的关注与呼吁提供更加坚实的依据和支持。
2. 正文2.1 女性形象的社会背景女性形象的社会背景在《都柏林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都柏林是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是被动的角色，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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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人》的生与死摘要《都柏林人》是爱尔兰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第一部作品，通过十五个短篇故事描绘了一个处于精神瘫痪状态的社会群体的众生相。
本文从《悲痛的往事》与《死者》两篇与爱人死亡主题相关的文章入手，对比两文如何从爱人死亡引发的顿悟来表现精神瘫痪和死亡这个贯穿全书的主题。
关键词：爱人顿悟精神瘫痪死亡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都柏林人》（1914）是詹姆斯·乔伊斯最早发表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分别用三至四个篇幅写童年、青年、成年及社会生活，最后一篇是全书的总结。
这十五个精心编排的故事既独立成篇又相互联系，拼图似地反映了19世纪末处于天主教会和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都柏林民众的精神瘫痪。
乔伊斯曾说：“我的目标是要为祖国写一部道德历史。
我选择都柏林为背景，因为在我看来，这城市乃是麻痹的中心。
”在写作手法上，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尚未运用意识流的手法，但借助独特的叙事方式、无处不在的内心独白、融入象征和隐喻手法的现实主义充分展示了人的内心世界。
《悲痛的往事》是第三阶段即成年的最后一篇，而《死者》则是全书的结局，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两文虽在主题和表现手法上与其他篇章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恋人死亡”这一角度却是全书中绝无仅有的两篇。
对爱情的顿悟是顿悟的更高阶段，两篇作品中均体现了生与死的交织以及爱情在生死较量中的作用，以肉体死亡的死者来衬托生者的精神死亡。
一从肉体死亡中获得顿悟在《都柏林人》中，乔伊斯使用一种独特的写作技巧——“精神顿悟”（epiphany）来揭示人物错综复杂的内心变化。
末篇《死者》的故事场景就是主显节晚宴（the feast of epiphany），显然作者是借用“epiphany”一词来传达他创作手段上的意图——“精神的显灵”。
全书十五个故事都以主人公的顿悟为结局。
虽然顿悟是主人公心路历程发展积累的结果，但顿悟的实现往往就是主人公刹那间对自身或处境产生了清醒的认识，小说的高潮也往往于此。
“精神顿悟”的写作手法为乔伊斯日后的意识流奠定了基础。
《悲痛的往事》（后简称《往事》）和《死者》两文主人公的顿悟都缘于死者。
《往事》中，詹姆斯·达菲痛恨社会的“混乱”，他在远离城市的地方过着离群索居、封闭刻板的生活。
“他既没有同伴，又没有朋友；既没有加入教会，又没有宗教信仰。
他过着自己的精神生活，没有和别人进行思想和感情的交流。
”他性格阴郁、孤芳自赏、缺乏同情心。
偶遇辛尼科太太之后，他开始有了精神交流的对象，性格也有所软化。
但达菲需要的仅是精神和语言上的交流，而辛尼科太太却需要建立情感和身体的联系。
当辛尼科太太突然表白感情之后，达菲坚决与她断绝了往来——“我们不能把自己奉献出去，我们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四年之后，独居的达菲从报纸上意外获知辛尼科太太常年酗酒并在交通意外中死亡。
起初他的反应是厌恶——“她不仅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也降低了他的身份。
”之后他慢慢意识到辛尼科太太是因他心碎而死。
但辛尼科太太其实并不是悲剧的主人公，真正的悲剧在于达菲对自己生活真相的顿悟：他始终是一个孤独的人——“被人生的盛宴排斥在外”。
因死亡引发的顿悟使达菲全然否定了自己所坚持的生活方式，却又发现自己无力改变现状，唯有等待死亡的降临。
《死者》的主人公加布里埃尔是一个敏感、自命不凡且控制欲强的知识分子。
他痛恨周围平庸的人们，痛恨封闭的爱尔兰，但表面上却努力掩饰这一切。
晚会中有两位女性让他良好的自我感觉遭受到挫折，但真正的精神顿悟却同样来自死者。
妻子格莉塔因晚会上的一首歌想起了昔日的恋人迈克尔·弗雷——一个地位卑微的工人。
重病之中的弗雷为送别格莉塔冒雨在她窗外唱歌，最终因病情加重而死。
起初加布里埃尔对妻子的恋人充满讥讽、对弗雷的爱情不以为然。
当妻子告诉他“他是因我而死”时，他开始自我审视，终于顿悟到“自己从来不曾对任何一个女人有过那样的感情，然而他知道，这种感情一定是爱”。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从前那可笑的优越感，没有爱情的婚姻以及渺小、可怜的自我。
达菲的顿悟发生在与辛尼科太太分手四年之后，而加布里埃尔的顿悟则发生在与妻子婚后多年。
死亡正是主人公产生精神顿悟的催化剂。
如果没有死者的出现，达菲将继续坚持自己所谓精神自由的生活，而加布里埃尔也将一直生活在自以为是和自我欺骗之中。
对于精神麻木的人们来说，只有死亡的强大力量才能促成顿悟的产生。
值得注意的是，两文中主人公顿悟的瞬间都可以有死者的身影。
《往事》中一直用眼睛观察世界的达菲，受到“机车反复唱出辛尼科太太的名字的音节”的听觉冲击瞬间产生了顿悟。
《死者》的主人公则在“半明半暗的微光里，他在想象中看见一个年轻人在一棵滴着水珠的树下的身形”中顿悟。
二死者虽死犹生、生者虽生犹死“精神瘫痪”无可争议地成为《都柏林人》这部短篇小说集的主题。
在《往事》和《死者》两文中，乔伊斯却通过死者鲜活的形象表现死者犹生、生者犹死（即生者精神瘫痪）。
瘫痪是指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或一种无力的状态。
在乔伊斯笔下，精神瘫痪是指都柏林人安于现状、甘受大英帝国和天主教会双重压迫，失去判断力、机械而麻木地生活现状。
虽然他们的肉体尚存在，精神的无能却宣告了他们的死亡。
《往事》中的达菲第一次见到的辛尼科太太时，“从她的脸看起来，她过去一定很漂亮，现在还很聪明。
……她眼睛里起初露出一种对抗的情调，可是接着瞳孔突然在虹膜里消失，使对抗的情绪有点混乱，从而在一刹那间显示出一种非常敏感的性格。
她的瞳孔很快地重新出现，这种披露了一半的本性又一次受到谨慎庄重的姿态所控制，在这个时候，她那件用阿斯特拉罕羔皮制成的短上衣，紧紧盖住相当丰满的胸部，再一次更明确地露出对抗的情调。
”可能正是辛尼科太太的对抗的眼神和敏感的性格吸引了达菲的另一个“自我”，一个渴望精神交流的自我，从而他开始主动与她交往。
她是这个瘫痪的社会中另类——“有一天晚上，辛尼科太太显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情绪，居然热情奔放地抓起他的手去贴紧她的脸蛋。
”她勇敢的表白以及因心碎而死的事实都表现出她活生生的情感世界。
而达菲却虽生犹死——他用刻板孤独的生活逃避社会，他空洞的内心世界是一种精神的瘫痪；面对辛尼科太太的爱情召唤，他没有回应之力，同样是一种精神瘫痪。
即便当他顿悟到自己的孤独人生及对爱的渴望时，却发现为时已晚，自己无力改变瘫痪的现状。
达菲的昔日情人虽然肉体上已经死亡，但却用她的爱情唤起了达菲的另一个自我，因此她是精神上的生者。
作为《都柏林人》的压轴篇，乔伊斯给《死者》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
到底谁是真正的死者？肉体的死者是格莉塔昔日的恋人，然而他却是整个故事中唯一在精神上鲜活存在的人物。
他纯洁热烈的爱情歌声唤醒了格莉塔，“我可以那么清楚地看见他”，格莉塔说，“他有那么一双大眼睛；大大的，黑黑的眼睛！眼睛里还有那么一种表情——那么一种表情！”时光逝去多年，格莉塔想起他时仍“无法克制激动”。
听了妻子对昔日恋人的回忆，死者的灵魂终于触动了加布里埃尔，令他顿悟到自己对妻子从未爱过、也无力去爱；伴随着优越感的消失，他重新审视自己，发现自己的“灵魂已接近了千万死者们所幽栖的境域”，其实正在死亡的边缘徘徊。
作为全书的总结，《死者》也是乔伊斯对爱尔兰整个国家状态的的总结。
晚会中出场的林林总总的人都是虽生犹死的代表——代表了宗教的死亡、民族的死亡和艺术的死亡。
死者犹生、生者犹死还表现在生者与死者在感官使用能力上的不同。
故事的主人公在顿悟之前都只能够借助视觉这个唯一的感官认识世界——与辛尼科太太首次见面，达菲“在他们的谈话过程中，努力把她的形象铭记在自己的脑海里”。
其后的交往中，达菲“把书借给她看，给她介绍一些观点，让她分享她的文人生活”，而辛尼科太太则是在“倾听”。
达菲更多的是只能自恋地“倾听自己的声音”。
象征顿悟一刻的到来则是达菲终于打开了听觉感官，听到机车反复唱出辛尼科太太的名字。
而加布里埃尔在顿悟之前也是丧失了自己出视觉之外的其他感官能力。
晚会上玛丽弹的曲子他“听不进去”，当他发现妻子站在楼梯上“在听着什么”的时候，“便也竖起耳朵听……但是……就再也听不出什么了”。
他的顿悟也来自他突然能够运用他的听觉能力的一刻，他“倾听着她（格莉塔）深沉的呼吸”，甚至雪花在“玻璃上几下轻轻的响声吸引他把脸转向窗户”。
《死者》中的生死的较量还通过宗教讽刺的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
以死亡为主题的故事却在”主显节”大餐的背景下。
主显节是天主教的一个重要节日，庆祝耶稣降生为人后首次显露给世人看，由此可见是一个与“生”有关的重要宗教节日。
这种生死之间的较量正是作者用隐喻的手段抨击造成爱尔兰社会精神瘫痪的罪魁祸首——天主教会。
三重生《往事》中的达菲顿悟之后，“他在黑暗中感觉不到她在身边，耳朵也听不见她的声音。
他倾听着，什么也听不到：夜里非常寂静。
他再一次倾听着：还是非常寂静。
他感觉自己是孤独的。
”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结局，说明达菲的顿悟为时已晚，他依旧精神瘫痪，无力改变现状，虽生犹死。
而压轴之篇的《死者》却有一个开放式结尾。
利用“雪”这一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意象，乔伊斯给了主人公死后重生的希望。
雪是西方文化中死亡的象征，雪也是爱尔兰的象征，加布里埃尔开始时对雪的厌恶反映了他对死气沉沉的爱尔兰民族的厌恶。
当格莉塔死去的恋人让加布里埃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时，纷纷扬扬的大雪已经覆盖了整个爱尔兰大地。
“大雪也落在了山坡上那片安葬着迈克尔·弗雷的孤独的教堂墓地的每一寸泥土上……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到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它们的最终结局那样，飘落在了所有的死者和生者身上。
”与《往事》中达菲的听觉在顿悟之后再次失聪不同，加布里埃尔在灵魂昏睡时依旧听到雪花穿过宇宙飘落的声音。
因此，象征爱尔兰精神死亡的大雪埋葬过去之后也带来新生的希望。
达菲的顿悟带给他的只是绝望，加布里埃尔的顿悟则让他的灵魂在大雪中受到洗礼并获得新生——“他自己本身正在消逝到一个灰色的无法捉摸的世界里去”，“该是他动身去西方旅行的时候了”——西方是死亡的代名词，但同时也是爱尔兰民族的所在地。
从对爱尔兰民族深恶痛绝到要去死亡的西方获得新生，加布里埃尔的转变正是乔伊斯暗含的对爱尔兰社会新生的希望。
达菲和加布里埃尔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情感瘫痪，对爱情——人类最为美好的情感无能为力。
然而，正是美好的爱情和情人因爱而付出的生命给他们带来了顿悟，也讽刺了死者因为能爱虽死犹生，而生者因爱的无能而虽生犹死。
詹姆斯·乔伊斯以自己的方式深爱着自己的祖国，他以隐晦的文本书写了他的期望：在肉体消亡的时候，获得精神的重生。
他希望以这种方式唤醒爱尔兰人民。
参考文献：[1] 詹姆斯·乔伊斯，王逢振译：《都柏林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2] 李维屏：《论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思想》，《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