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相对论的产生及发展

语言相对论的产生及发展 语言相对论的产生及发展 语言相对论往往被称作“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实际上，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和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并没有合著过，也没有明确地为实证研究提出过假说。“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一说法是萨丕尔的学生，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哈利?霍衣哲（Harry Hoijer）在1954年提出的（Koerner 2002：2）。 ①后来的学者，如美国心理语言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1976）等，将假说分为两类：强式，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即语言决定思维、信念、态度等；弱式，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语言反映思维、信念、态度等（高一虹，1994：4）。前者认为语言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完全不同，后者认为语言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上有差异。但值得注意的是，萨丕尔和沃尔夫并未作此区分，沃尔夫本人也并不同意极端的语言决定论。 目前，研究者通常使用沃尔夫自己的术语，即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这个陈述暗示了萨丕尔和沃尔夫并不是最早或唯一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其他思想流派也有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对语言和思维之间关系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对语言相对论来说，其思想发展历程大致经过以下几个时期。 古希腊时期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世界存在于预设的外部理念，语言若要存在下去，就必须尽力正确地反映这些理念。“除了我们把思维准确地称作由心灵与它自身进行的无声 的对话之外，思维和言谈是一回事。”“从心中发出通过嘴唇流出来的声音之流称作言谈。”② 持该种观点的人认为，语言的背后是普遍的理性本质，为天下人共有，至少为所有思想家共有。词语不过是这种深层精华的表达媒介，语言是反映内在思想活动的“标签”，是体验世界的工具，还没有考虑到语言对思想的作用。 德国语言学传统时期 直至18世纪晚期19世纪早期，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特征，即民族精神。随着这种认识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民族主义。 1820年，德国语言学者洪堡德（Wilhelm V on Humboldt）将语言学和民族浪漫主义的研究联系起来，认为正是语言构造了思维。思维由内部对话产生，这个过程使用了语言使用者相同的语法结构。所使用语言的语法被认为反映了这个民族国家的世界观（Weltanschauug）。“语言的多样性不仅仅是符号和声音的多样性，而且是价值观的多样性。”③ 语言有多种形态类型，比如德语、英语等。洪堡德认为，这些印欧语系的语言是最完美的语言类型，这也解释了这些语言的使用者相对于较差语言的使用者的主导地位。 洪堡德形成了“语言世界观”的论题，后被人看作是语言相对论的源头。 博厄斯和萨丕尔时期 20世纪早期，人们普遍认为，语言是有优劣的。有些语言天生就更好，简单粗糙的语言会让它的使用者在智力上有劣势。更有甚者，如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积极呼吁根除美国印第安土著语，认为使用这些语言的都是野蛮人，如果他们放弃印第安土著语言转而学习英语，更能过上文明人的生活。 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反对这种观点。不同于洪堡德，博厄斯认为所有文化和语言拥有同样的价值，所有语言都能够表达同样内容，虽然表达方式极不相同。世界上不存在最理想的语言类型。人类语言千差万别，形式无穷尽。语言没有先进和原始之分。他认为，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倡民族学工作者学习当地语言，记录口头文化，比如用当地语言描述的神话。④虽然博厄斯还没有形成关于语言与思维和文化的系统的、清晰的观点，但他确实看到了语言与思维和文化存在一定关系。 博厄斯的学生萨丕尔认为，语言是理解世界上形形色色 人们观念的钥匙。因为语言语法系统中的差别，没有两种语言可以足够相似，以至于能够出现完美的翻译。萨丕尔强调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力量，认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看法是不同的。“没有两种语言可以足够相似以至于能被认为呈现了相同的社会现实。不同社会生活的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生活在有不同标签的同一个世界。”⑤另外，萨丕尔完全不同意语言决定论，即所谓的强式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如果想象对经历的分析是建立在语言模式上，那未免太天真了”。⑥他认为如果存在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那这种关系也不会是绝对性的。萨丕尔在观察所谓“现代”语言时提出，英美使用同样的语言，在现在和将来都会是促进英美互相理解的润滑剂。但其他因素正在迅速累积，有力地阻碍了这种平衡。当地理、物理、经济等文化因素不再相同时，同样的语言就不能作为同样文化的标志。 萨丕尔没有直接研究语言如何影响语言使用者的思维，但他已经有一些弱式语言相对论的观察了，这些观察由他的学生沃尔夫进一步论证和发展。 沃尔夫时期 相对于洪堡德和萨丕尔仅仅是假设语言会影响其使用者的思想和行为，沃尔夫开始通过研究美国印第安土著语言，去解释语法系统和语言使用上的差别如何影响他们理解世界。他试图找到证据，说明与语言差异相关的行为差异， 论证过程则用翻译法来定性描述和推测。 例如，在《科学与语言学》中，他对比了英语和肖尼语描述的用通条擦枪这件事，发现两者使用了不同的概念成分。例如，用英语和肖尼语表述“用通条擦它（枪）”时，英语将这个描述切分成三个部分：擦、用、通条；肖尼语中的三个成分是：干燥的空间、孔的内壁、以工具的运动。以上对比说明，语言在解释自然时的方法不尽相同。 这种方法和结论都受到了质疑。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伦纳伯格（Eric Lenneberg）（1953）认为，语言在描述某个事件上的巨大差异，并不一定对应于对那个事件的感知的差异；这种语言的差异可能只是该语言内部象征方式的演化结果，一般不为讲这种语言的人所察觉。另外，伦纳伯格强调，必须分别观察和描写语言事件和非语言事件，然后才能将它们联系起来。在论证两者之间联系的时候，必须采用常规的证明方法，否则就会陷入循环论证的困境。 上世纪50年代，沃尔夫假说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在实证主义风潮下，不论是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设计出许多实验来验证这个假说。例如1953年，罗杰?布朗（Roger Brown）和伦纳伯格一起设计了许多关于颜色词和颜色认知方面的 实验，试图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了进行研究，他们首先根据沃尔夫的观点，提出了两个假设：1.不同语言社区里对言语的体验和感知不同；2.语言产生特别的认知结 构。⑦而后，罗杰?布朗分别发展成为弱式、强式假说。值得注意的是，罗杰?布朗的表述流传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被误认为是由萨丕尔和沃尔夫提出来的，但他们两人都没有这么说过，尤其是对第二个接近于语言决定论的表述。在罗杰?布朗和伦纳伯格的第一个实验中，他们发现人们在记住色调时，更容易记住有明确名字的。祖尼（Zuni）语使用者不区分蓝色和绿色，在辨认和记忆蓝绿色时确实有困难。⑧普遍主义时期 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出现了普遍主义风潮，其中最有名的提倡者为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他认为人类能够学习到各种文法的普遍能力，是被内建在大脑中的。人类的大脑，只使用几组固定而且有限的规则来组织语言。因此，他假设所有的语言在底层都拥有相同的文法结构。这几组有限的规则，被称为普遍文法。也就是说，普遍主义认为语言的差别大部分是天生的。语言的差别仅仅是表面现象，并不影响认知过程，而认知过程对全人类来说都是通用的。也就是说，语言结构首先反映的是认知的普遍性，而非文化的差异性。在这一时期，普遍主义成为美国语言学家的主流理论，语言相对论不再受欢迎。⑨ 例如美国人类学家柏林（Brent Berlin）和凯（Paul Kay）1969年通过实验发现，虽然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色彩词汇，但选取哪些颜色当做焦点色时是一样的，比如黑、白、红。也 就是说，原本以为因语言不同而不同的色彩命名过程，现在发现是有一个通用模式在其中的。 批评者认为，沃尔夫的理论是无法检验的，也未进行系统的阐述，而提出这些理论所依据的数据在分析和理解基础上也存在偏误。 沃尔夫主义的新发展时期 上世纪80年代以后，语言学家开始重新重视语言相对论。他们认为，之前学者对沃尔夫的批评仅是针对他实际思想理论中最浅显的部分。美国认知语言学家拉考夫（Lakoff）1987年提出，沃尔夫要讨论的根本不是语言之间是不是可翻译，他重在指出英语使用者也许可以理解霍皮人是怎么想的，但是他们不可能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思考；⑩另外，批评者还在批评那些沃尔夫从来没有表述过的观点，如语言决定论。 与此同时，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在语言相对论领域开始进行更多的研究。拉考夫（1987）认为语言通常是包含诸多隐喻，这些因文化而不同的隐喻可以揭示语者如何思考。例如，英语使用时间如金钱的隐喻，而其他语言可能并不一定这么表达。还有一些语言隐喻则在大多数语言中显得较为普遍，因为他们建立在一般人类经验上，比如向上代表好，向下代表不好。拉考夫认为隐喻在政治辩论中有重要作用，例如在描述过程中是使用“非法移民（illegal aliens）” 还是“无证工人（undocumented workers）”，会反映说话者的不同态度。 拉考夫认为，对于语言相对论的辩论已经令人混乱，结果无意义。他指出研究者应该讨论构成语言相对论的特征，对此他提出了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语言相对论存在的程度和深度。一些学者认为一些表面化的语言上的区别和相关的行为足以证明语言相对论，一些学者认为只有深入语言和文化系统内部的差别才能作为证据。 2.概念系统是绝对的，还是可以被扩张、交换？ 3.可翻译性是否是概念系统间相似或不同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