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类型_胡伟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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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当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自由主义在整个世界又重新大放异彩，它在中国也重新起步，成为现代化发展的一种可能性选择。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两种可供借鉴的资源。

其一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与经验，其二是来自中国的自身历史，即本世纪上半叶那一度相当活跃的自由主义思潮与运动。

这些本土的东西沉淀在岁月之中，几乎被记忆所遗忘，而一旦发掘出来，将重新激活它们，成为富有生命力的历史传统。

毕竟，中国也有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修正的自由主义思潮如果要追溯中国自由主义的起源，应该从五四算起。

在此之前，严复、梁启超也宣传介绍过西方的自由主义学理和思想，不过，自由主义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权宜之计，而非终极性的价值追求。

严格说起来，严、梁并不是自由主义者，只能算作自由主义的先驱。

只是到了五四时代，当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自由、理性的价值在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得到普遍确认，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时，中国方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不过，有了自由主义者，不一定意味着就有了纯正的自由主义。

中国的自由主义可谓生不逢时，时运不济。

因为到了本世纪初，不说中国，就是在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欧美诸国，自由主义也已经乱了套，产生了各种杂交和变种。

欧美的自由主义，从十七世纪的苏格兰学派的古典自由主义，经十九世纪边沁的功利自由主义，发展到二十世纪初，由于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潮暴露出早期资本主义制度在宏观经济控制和伦理道德上的种种弊病，开始与其它思想流派（如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杂交，呈现出各种各样的“修正”趋势：有美国杜威式的民主—自由主义，也有英国费边社式的社会—自由主义。

从整个世界大潮流来说，二十世纪上半叶正是各色各样社会主义风头十足的时候，相形之下，自由主义倒是风雨飘摇，步步后退，不断地修正自己，弄得态度暧昧，面目不清。

殷海光曾经说过：“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按照殷先生的意思，“先天不足”乃指自由主义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思想，而是美雨欧风吹进来的。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由观”的转变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由观”的转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观，经历了从追求自由到认同自由再到反思自由的不断转变。

在晚清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处于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他们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和科学，并希望通过革命和改良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

在他们看来，自由是一种对自己和社会的解放，是思想和行为的自主。

因此，自由观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共同信仰。

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期，伴随着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动荡，知识分子对自由观开始产生怀疑。

他们发现自由不能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而且过分追求自由也可能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动乱。

于是，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由观，提出了认同自由的观点。

他们认为，自由虽然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药，但是也是一种必要的条件和前提，需要得到保护和尊重。

同时，他们也指责自由主义者过于理想化和激进，缺乏对中国现实的深刻理解和认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知识分子的自由观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媒体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兴起，自由观再次成为了知识分子的热点议题。

然而，此时的自由观已经不再仅仅是对政治自由的追求，还包括对经济自由、文化自由、媒体自由、性别平等等多个方面的要求。

不过，一些人对过度追求自由所带来的弊端警惕起来，指出自由不是一味放任和纵容，需要有一些制约和约束。

因此，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观逐渐转变为更加成熟和深入的态度。

他们认为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人权，是理性和人性的体现，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要条件。

但是，过分追求自由可能会导致社会的秩序混乱、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的脱节，因此需要综合考虑自由与其他价值的平衡，在保障自由的同时，也需要使其更具有责任感和人文精神。

同时，他们还强调自由不仅仅局限于个人权利，更应该包括社会公正、人类尊严和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

总之，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观经历了从追求到认同再到反思的不断转变，它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思和思考。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自由主义思潮作为西方的主流思想，自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陆续传入中国，不仅在上世纪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教育教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当今社会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其中，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和起源归功于多位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在此，我重点介绍几位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

标签：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含义（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内涵近代自由主义的内涵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哲学自由主义。

所谓政治自由主义，就是指全体社会的全体公民都拥有政治生活权利，参与政治生活;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对市场经济较少的干预和控制;所谓社会自由主义，关注社会正义，对社会弱者给予更多的关心与爱护;所谓哲学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宣扬个人之上的观点。

（二）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特征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四大特征：个体主义、平等主义、普同主义、淑世主义。

所谓个体主义，即是宣扬个人独立性格和个人之上，主张发挥个人自由平等的天性。

所谓平等主义，即是每个人生而平等，平等的享有各项权利。

所谓普同主义，即是能够应用于所有人身上的价值观或事物，强调普遍的事实能够被发现和理解;所谓淑世主义，即是在世界发展过程中介于悲与喜、恶与善的之间的人生哲学，对待事情既不悲观也不乐观的态度。

（三）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近代自由主义的四大特征之一个人主义就是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他的基本原则就在于自由、平等和民主。

这三个基本名词是近代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内涵和特征。

二、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分类（一）中国古典式自由主义中国古典式自由主义又被称为中国传统自由主义，起源于国内。

以严复和梁启超为主要代表，二者受休谟、洛克、亚当斯密和孟德斯鸠的影响最大，古典自由主义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特征，嚴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观念和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自由主义思潮的新大门。

胡适自由主义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胡适自由主义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胡适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写过一本专门的政治法律著作，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

他的政治法律思想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针对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所写的一系列政论体现出来的。

他对政治的影响离不开他创办或者为骨干成员的报刊杂志。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首先分析胡适在不同时期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的核心内容及其所体现的胡适的政治理念，其次纵观胡适一生阐述他自由主义的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论点。

（一）“好政府主义”胡适在回国初期曾宣称他“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因为他觉得应该从教育入手，从思想文艺上为中国“造新因”。

他回国时期对国内思想界很失望。

在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的《归国杂感》中，他说中国的出版界在他出国的七年简直没有两三本可以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没有，就连消遣的书也很难找到，中国人“时间不值钱”，中国的教育处处是弊病。

因此，他决定潜心研究学术，提高国民的判断力，增进国民的道德和知识水平。

但是我们切不可将它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理解为他对政治的冷漠。

其实他一直对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美国留学时他就十分关注美国的政治并曾在康乃尔大学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

他的理解也许是，先提高国民的素质，当然包括政治素质，到了国民素质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他们自然要参与政治也有能力参与政治活动了。

这种思想与他在美国所学习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大的关系。

实用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暴力革命，这也是他后来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辩论的理论基点。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充斥着各种思想，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在中国都有其代言人，他们之间也存在着论战。

这样的大环境使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胡适无法像他所想的那样潜心学术研究。

1919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使胡适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暴得大名”。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了一次交锋。

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

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到了二十世纪，如何保持在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实现广泛的社会经济平等、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成为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内容。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信仰的社会主义有三条不同的道路：（三条现代化道路）1、激进的社会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2、新自由主义（胡适、傅斯年等）力图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调和3、社会民主主义中坚是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一脉（张君劢张东荪）从五四开始，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就是混沌一片没有分开过。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主流思潮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社会民主主义。

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所理解的个人自由的内涵：古典主义所理解的个人是原子式的，自恰的，后经过修正个人意味淡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有所强化。

虽然继续坚守个人权利至上的原则，但个人已经不是纯粹的原子式个人，而是作为社会一份子的。

现代自由主义与经典自由主义的一个重大分歧在于是否承认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时天然和谐的。

所谓权力，在古哪里仅仅指政治或法权领域那些不受强制不可剥夺的自由，但在新自由主义这里开始成为一种广义的包含社会经济内容的权力（生存权，财产权等）。

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步步引出了平等和公道，公道也成为他们理论体系中与自由和人权并重的命题。

他们对公道的讨论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宣传，而缺乏学理上的深入。

如何将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有机地融合一体，建构一个自由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在理论和时间上都对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构成额巨大的挑战。

他们虽意识到问题所在，却无力在学理和实践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所谓正义，只是维持一个由形式规则和程序所结合的整体，它提供一个法制的结构，每个人在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都受到这个结构的保护。

法律存在，不是用来干预某些特殊的人的行动和选择。

）人物：傅斯年：（新自由主义、将史学科学化、殷墟的挖掘）以救亡为目的，以西方为标准、理论上的偏激而实践上的折中，构成了傅斯年的中西文化观。

学术观念：（中西方学术目的之不同）在传统观念中文以载道代圣人立言是学术研究的目的和标准，学术研究与修身之道和救世之术密不可分。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考察,寻求,自由,公道]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

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考察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考察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考察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考察一个社会要得以维持，必须要有一套为社会所有成员普遍接受的合理性规则。

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儒家的礼治提供了符合那个时代正义标准的规则秩序。

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秩序全面解体，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如何建立一个符合自由与平等理想的新的正义秩序，成为社会重建的首要目标，也构成了现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主题。

自由与平等，虽然是现代性的两个双重目标，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对它们作出了学理上的承诺，却无法在实践层面予以圆满的解决。

到20世纪上半叶，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并引发自由主义理论的大调整。

几乎是同步地，这一危机和调整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对正义秩序的理解和现代化实践的选择。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思想史的角度划分，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种思潮组成。

先看新自由主义。

胡适与傅斯年等许多英美留学生皆属于这一系列。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经过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洗礼，从五四时代开始，便表现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力图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某种调和。

这一倾向，不仅受到了西方当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支持，而且也有着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背景。

胡适等人在五四时以杜威(John Dewey)为楷模，到40年代以罗斯福(Roosevelt)为旗帜。

胡适虽然称其为”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但也将它冠与社会主义的头衔，叫做”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

为了与第一种社会主义相区别，胡适特意说明：它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30年代的“新专制主义”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30年代的“新专制主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30年代的“新专制主义”20世纪10-20年代，大批接受西方现代教育、具有\"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学成归国，对中国的思想启蒙发挥过重要的影响。

从10年代中后期的\"新文化运动\"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宪政运动\"，是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最辉煌的时代。

但是此后不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发生了一次裂变。

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等人为代表，转而成为\"新专制主义\"的热心鼓吹者。

对于他们思想转变的原因，学界已有一些论述。

如许纪霖认为：新式独裁的鼓吹者\"绝非满脑忠君念头的旧派人物，而是堂堂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前不久他们还在热情地要求民主宪政，而今一旦发现民主与统一的现实悖论，就以国家统一为轴心由民主转向了独裁。

\"1陈先初在论述张君劢的转变时指出：\"近代中国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最初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都是英美式的自由主义。

30年代，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他们暂时降低了自由主义的要求而迁就权力主义，企图以支持现存政权的方式统一全国，抵御外辱，同时换得自己入朝参政的机会。

\"2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以现实政治压迫、民族主义情绪和统一稳定诉求等客观原因解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我非常赞同。

但同时认为，还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即中国传统的\"精英政治\"观念的影响和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后者）的隔膜。

本文试就这两个方面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当我们讨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知识构成和思想倾向时，往往会注重其留学英美的教育背景和经历，而忽略了传统观念和意识对他们潜在的影响。

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

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引言概述：自由主义是一种政管理念和经济理论，强调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重要性。

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应当最小干预个人自由和经济活动，认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资源分配方式。

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启蒙运动，经历了数个阶段的演变和发展。

一、启蒙运动时期1.1 自由主义的萌芽：启蒙运动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开始萌发，强调个体权利和自由的重要性。

1.2 社会契约论的兴起：社会契约论成为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自愿允许。

1.3 个人主义的强调：启蒙运动时期强调个人主义，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

二、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发展2.1 古典自由主义的兴起：19世纪初古典自由主义迅速发展，主张自由市场和财产权。

2.2 自由贸易的推动：古典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壁垒和关税。

2.3 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深入人心：19世纪自由主义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对后来的经济理论和政治运动产生深远影响。

三、20世纪自由主义的挑战与发展3.1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主张市场自由化和减少政府干预。

3.2 全球化与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自由主义理念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对国际贸易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3.3 自由主义的挑战：自由主义在面对全球化、社会不平等和环境问题时遭遇挑战，需要不断调整和发展。

四、当代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势4.1 社会自由主义的兴起：当代自由主义逐渐融合社会正义的理念，强调社会平等和包容性。

4.2 环境自由主义的兴起：环境问题成为当代自由主义的重要议题，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

4.3 技术自由主义的挑战：当代科技发展对自由主义提出新挑战，需要思量数字时代的个人权利和隐私保护。

五、未来自由主义的发展展望5.1 自由主义的持续演进：未来自由主义将继续演进，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变化。

5.2 社会正义与自由主义的平衡：未来自由主义需要在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之间寻觅平衡点。

文学流派知识：挖掘自由主义文学的种种争议与争论

文学流派知识：挖掘自由主义文学的种种争议与争论自由主义文学流派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文学流派之一，它反映了现代社会中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力推进，也在文学领域中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议与争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的背景、特点、争议与争论，并探索自由主义文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意义。

一、背景与特点自由主义文学流派起源于20世纪的美国，它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社会中，当时美国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文化、政治和社会变革。

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推崇和崇尚，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

自由主义文学流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的特点，首先体现在其主张和强调个人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思想。

自由主义文学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反对传统思想中的约束和规范。

其次，自由主义文学在文学风格上追求独特性和创意性，比如现代派、意象派和抒情派等不同的文学风格，其中现代派文学以其独特的语言和风格，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最后，自由主义文学强调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注和批判，反对传统的道德观念并提出了新的价值观。

这些新的价值观包括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环境保护等现代主义思想。

二、争议与争论自由主义文学流派在推动个人自由和平等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的争议和争论。

1.自由主义文学对现实的反叛性是否过分？自由主义者在反对传统价值观时，对社会问题持批判的态度，这种反叛性和批判性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与共鸣。

但也有部分人认为自由主义文学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过分，不仅失去了一部分文化传统，而且有可能导致社会道德的混乱。

2.自由主义文学是否忽视了群体和社会的需要？自由主义文学一直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在这种强调中，是否会忽视了群体和社会的需要成为了一些人关注的焦点。

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尤为突出，一些人认为太强调个人自由权利会导致社会弱化甚至分崩离析。

3.自由主义文学对传统美学形式的进攻是否合乎逻辑？自由主义文学主张自由和独立，对传统美学形式进行攻击，追求新的思想和表达方式。

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思潮

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思潮一、自由主义的含义对自由主义的一种最大误解，莫过于认为它是表达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

即是说，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且是只占全社会人口中的一小部分的人的利益，置于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之上。

持这种看法的往往是社会主义者。

在社会主义者眼里，像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掩盖它剥削劳动人民的经济浩劫的幌子；因为在“经济平等”没有实现之前，是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政治平等”可言的。

而自由主义所标榜的“个人自由”，更反映出它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本性，这同社会主义者谋取全社会的利益，关注“社会正义”和“公正”，其思想境界是有高下之分的。

这种看法的产生是有迹可寻的。

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贵族时提出了这些口号，革命胜利后得益最多的确实也是资产阶级。

但要以此证明自由主义只是代表一个阶级私利的意识形态的说法却是站不住脚的。

20世纪颇为盛行的另一种看法是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嫁接。

持这种看法的人来自于自由主义阵营内部。

这些人可称之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或者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他们认为，既然自由主义是为全社会和大多数的人谋利益，那么，也就应该吸取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和做法，比如，将社会改革的目标重点放在如何实施“社会公平”和体现“经济平等”上。

这种提法早在十八世纪的边沁那里就提出过“正确和错误的尺度正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此提出对早期自由主义的“经济放任主义”政策作出修订，认为法律应当以相对平等地分配财富为目的。

在后来的激进自由主义费边派那里，他们更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划上等号。

为此强调国家对私人性经济活动的干预，其中有些人更主张采取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但由于他们仍极力维护个人自由，主张私人领域神圣不可侵犯，故仍可算得上自由主义者。

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否仍能保证自由主义者心目中所谓的“个人自由”，国家最重要的职能和宪法制定的依据是否在于保证社会成员在经济上的平等，对这个问题，“纯正”的自由主义者却是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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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02212212[作者简介]　胡伟希(1948-),湖南长沙人,清华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和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田　薇(1960-),河北深州人,清华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及中西比较研究。

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类型胡伟希,田　薇(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100084)

[摘　要]　以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态度为根据,可以将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终极信念与原则去追求的思想理念型自由主义;二是根据中国现实对自由主义加以修正的政治功利型自由主义;三是以疏离政治的方式将自由主义理想贯彻在学术和教育中的学术超越型自由主义;四是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进行批判性检讨的文化反思型自由主义。[关键词]　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理念型;学术超越型;政治功利型;文化反思型[中图分类号]　D6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5420(2003)0520133207

中国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潮内容杂陈,主张各异。笔者认为,以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态度为根据,可以将自由主义划分为四种类型:思想理念型自由主义、政治功利型自由主义、学术超越型自由主义以及文化反思型自由主义。但不可否认,这几种自由主义类型均未能发育为完全和成熟的形态,毋宁说在中国近现代存在着四种类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文分别举出一些代表人物,对这四类自由主义的思想特征加以分析。

一、胡适与思想理念型自由主义所谓“思想理念型”,是指将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终极信念与原则去追求的知识分子类型。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严复和胡适便属于这类“思想理念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都秉承了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严复是最早将西学及其自由主义思想译介给国人的学者,但就对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来说,无疑胡适的冲击力更大。他不仅是近现代中国无与伦比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是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和象征。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他对“自由”这一核心观念的理解上。他认为,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解,“自由”是“由于自己”、“不由于外力拘束”的意思。这样理解的自由既不是无所限制的“积极自由”,也不是逃避外力压迫、返回内心世界的“内在自由”,而是一种“消极自由”。实际上,胡适所说的“自由”乃是“外部自由”,即要争取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条件。它不仅是指具有参政权利的“政治自由”,更重要和更根本的是指个人的基本人权,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他强调,这些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需要争取的。对于胡适来说,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是“民主”。这其实是“政治自由”的真正含义。他说:“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放在多数人民手里,近

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罗撤克逊民族的贡献居多,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应该包含的意义。”[1](P433)可见,所谓“大多数人的统治”,不是口头上的和抽象的,而是有一整套制度和措施来保障的。基于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了解,更出于对中国现实政治中“党争”和“不宽容”的事实的感慨和认识,胡适赋予“宽容”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以特殊的含义。他说:“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民主政治需要“养成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1](P434)。在他看来,“容忍”甚至比“自由”更根本、更重要,因为它是自由赖以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没有了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言。他说:“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还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1](P434)从自由主义原则出发,胡适还阐述了“和平改革”的观念。他认为,“和平改革”一是和平地转移政权,二是用立法的方式一步一步做具体的工作,求点滴的进步。而和平改革又是以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为基础的,这是为了给政府确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使人民有选择的机会。在胡适看来,严格的批评监督与和平的改换政权都是现代民主国家实现和平革新的康庄大路。他说:“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1](P435)真正实现民主政治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它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条件和准备,更需要心理素质、伦理道德方面的革新和培养。胡适同意杜威所言“民主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为此他一生致力于民主的思想启蒙并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的批判,在此可以看出胡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分野。尽管在终极理念和基本原则上他追随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但具体到中国如何实施民主政治的问题时,他却用巨大的精力去普及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识以进行“思想启蒙”,为落后于西方的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进行补课。所以,胡适的自由主义远没有西方英美式自由主义那么纯粹和彻底。然而,胡适毕竟是一位渐进的自由主义者,他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看法依然有别。比如在关于“人的解放”的问题上,他认为:“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点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1](P251)作为一个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者,他反对空谈“主义”,因为这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所利用。对“主义”的警惕使胡适的“思想启蒙”注重对“工具理性”的启蒙。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传播杜威的“实验主义”和“整理国故”,其目的正在于介绍和推广一种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工具理性精神。

二、张东荪与政治功利型自由主义胡适将自由和民主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试图通过“思想启蒙”为民主政治奠定可靠的基础。这种从“根”做起的办法在其他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颇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虞。因此,20

世纪40年代以后,以当时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情势为契机,出现了要求超出英美与苏联对立、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立的“中间路线”或“第三条路线”的政治主张。持这种主张的大多是一批“政治功利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谓“政治功利型”的含义,是指中国要实现自由主义必须根据国情加以修正,一方面要坚持英美式的民主政治理想,另一方面要吸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想。这种思想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当时西方自由主义营垒中思潮转换的影响。早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社会主义的传播,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潮逐渐向功利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方向转变,其特征是折中调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方面重视个人自由,强调民主政治的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则从“社会正义”的要求出发,强调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调控和干预,以缩小经济上的差别和达到社会平等。在这方面,中国20世纪40

道德上必定以社会为本位。二、经济上必定以分配为本位。三、制度上必定以世界为本位。四、社会上必定没有阶级的等次,虽不能绝对,也须近于水平线。”[2](613)这“第三种文明”显然指的是社会主义文明。他将资本主义文明称作“第二种文明”,认为世界大战已经将这种文明的种种“破罅”暴露出来,证明它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于是主张社会主义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和方向。不过他并不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因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产业不发达和知识教育水平低下,若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则只能发生“伪劳农革命”,即“只能是破坏的不能是建设的,只能是假借的不能是真正的……伪劳农革命发生,不消说不能福民而必定是害民。”[3](P98)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造就“绅商阶级”,提高人民的教育和素质。“故今日之中国非组织贫民专制之时,乃改造贫民性格之时。中国下级社会之人性不能逐渐改善,则一切社会革命皆为空谈。”[3](P98)所以,张东荪从20年代起就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论战。20世纪40年代末,张东荪的思想趋于激进,他力图超越国共两党的对立,提出一条既不同于英美,也不同于苏俄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即“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路线:“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阶级的革命。”[2](P204)对于这条中间路线,张东荪做了多方论证。首先,“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基本理念方面是相同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自由平等”,“公道、人权、与理性等”介乎其间,“二者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2](P220)。为了论证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合理性,他不仅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比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更能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还着重指出,西方式的“个人主义”由于和“资本制度”相结合,使得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文化”陷入“跛形”。[2](P215-216)要挽救“个人主义的文化”,就要废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代之以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依靠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来保障自由平等的观念。“须知在经济方面要有计划,则势必连带到其他方面,如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等等……可称之为计划内的社会。”[4](P177)对于“计划的社会”是否会造成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这一重要问题,张东荪认为,经济平等与个人自由之间并不会构成冲突,但无论自由还是平等,二者都得服从一个基本的要求,即不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张东荪对“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所做的第二个论证是中国已经错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

历史和社会条件已不允许重新去补资本主义的课,中国也无须再按照西方的老路来发展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已走入“末流”,“百病丛生”。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应该是吸取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与苏联计划经济优点的“中间性道路”。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