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_创新与异质性服务业企业_省略_银行中国服务业企业调查的经验研究_许和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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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银行业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分析

我国银行业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分析

我国银行业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基于对我国银行业SCP范式的研究【摘要】本文按照SCP的理论框架,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三个角度开展对我国银行业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分析。

【关键词】SCP 问题原因对策一、背景综述(一)SCP范式1959年,贝恩在其著作《产业组织》中系统地提出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框架,他认为,市场结构(structure)决定市场行为(conduct),而市场行为又产生市场绩效(performance),即SCP分析范式。

高度重视市场结构对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尽管在后来的理论中出现了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新产业组织经济学,SCP范式作为哈佛学派的理论基础,历经修正与争议,仍然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下图为贝恩的SCP分析框架在我国银行业的应用情况,也是本文的行文主线。

(二)我国银行业发展历程简介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承担与管理一切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既是中央银行又是商业银行,掌握了全国大约93%的金融资产,是典型的完全垄断市场;1979-1984年,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4家专业银行打破了中国人民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四家银行分管不同领域,仍旧是高度垄断。

80年代,银行与财政分离,重组交通银行,金融市场逐步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

1993年,商业化改革启动,从国家专业银行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建立政策性银行并对农村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组建合作银行,审慎监管起步。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银行进行监管,2004年起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

二、我国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市场结构中的主要问题1、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较高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是指在银行业中少数几个最大银行所占的市场份额,它可以被用来判断银行业市场的垄断与竞争程度,是决定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最基本常用指标。

通常用CRn指数,HHI指数等指标来衡量。

CRn指数是指前 n 家银行所占银行业中的市场份额的比重之总和,中国通常采用 CR4指标来分析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国际银行业则一般采用 CR5指标。

异质性贸易

异质性贸易

2016/07 总第471期商业研究 COMMERCIAL RESEARCH文章编号:1001-148X(2016)07-0093-09出口学习能力与我国制造业企业升级———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周 云,唐 晓(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武汉 430074)摘要:通过将出口学习能力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分析出口学习能力对制造业企业升级的内在影响机制,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5-200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出口学习能力对制造业企业升级的积极影响始终是稳健的,出口学习能力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升级;“技术创新效应”确实存在企业规模差异性,表现为小型企业的“技术创新效应”要显著大于大中型企业。

关键词:学习能力;制造业企业升级;企业异质性中图分类号:F752.6 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6-04-15作者简介:周云(1964-),男,湖北荆州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唐晓(1990-),女,湖北荆门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学。

一、引言中国加入WTO以来,世界分工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同一条价值链上的不同生产工序或者生产环节发生空间上的分离,这一分工趋势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最终产品的生产或者中间产品的分配由多国的生产要素共同参与。

而我国制造业嵌入国际分工体系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不仅表现在贸易规模的扩张方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0-2014年期间我国工业制成品对外贸易年均增速高达21.58%;同时也表现在对外贸易的质量方面,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质有所提高,而且还在持续提升[1-2]。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我国制造业有必要抓住要素分工的机遇,积极探索影响其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实现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未来先进技术的消化再吸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出口学习能力,即企业在出口之后获得国际技术溢出的能力,也是衡量是否能改善自身生产率行为的能力,对于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以及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方面十分重要。

制度环境、企业家政治联系与企业价值探讨——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制度环境、企业家政治联系与企业价值探讨——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政策与商法研究现代商贸工业2019年第8期128㊀㊀作者简介:管舒雅(1994-),女,汉族,江西上饶人,产业经济学硕士,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制度环境、企业家政治联系与企业价值探讨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管舒雅(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1800)摘㊀要:以2014-2016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政治联系以及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拥有政治联系会对企业价值有负向作用,是否拥有更高级别的政治联系则关系不大.在法治环境㊁市场环境和金融服务构成的制度环境中,市场环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最大,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政治联系的负面作用在市场化程度高的环境下会得到加强.另外,还发现企业的管理费用和企业政治联系正相关.关键词:制度环境;市场化;政治联系;企业价值中图分类号:D 9㊀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㊀㊀㊀㊀d o i :10.19311/j .c n k i .1672G3198.2019.08.0660㊀引言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是充满波折的,长期以来遭受到政治㊁法律上的歧视,制度环境不容乐观.尽管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经济还是表现出了强大的增长力.A l l e ne t a l (2005)因此将这个现象称为 中国增长之谜 ,认为一定还存在某种替代制度来弥补中国经济发展中正式制度的缺失.在过去的研究中,这种替代制度被认为是企业家的政治联系.随着民营经济的合法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也登上政治舞台,他们通过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方式出现在各种政治活动中.而许多研究文献也认为政治联系有利于提升企业的价值和绩效.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结论的得出都是建立在中国的制度环境尚未完善的基础上的,随着中国越来越肯定市场经济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也成了政府的工作重点.相比于十年前,目前民营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已经大有改善,政府干预的减少大大减少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使得企业得以通过市场竞争战略获得增长.技术的发展以及消费者力量的崛起也在改变企业的战略选择.在新的环境下,本文将探究政治联系是否还能为企业提供正面作用,如果政治联系不再发挥作用,是否意味着企业价值来源发生了变化.1㊀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1.1㊀中国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政治联系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一直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产权保护不周㊁法治环境差㊁缺乏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国民营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得到法律上的认可,直到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过才拥有了合法地位.此后到1992年,民营经济都一直面临着意识形态上的问题,随时有可能被扣上罪名而遭受打击.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市场经济开始受到重视,民营企业的经济地位在提高,但是相对于国有财产,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仍然受到歧视.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实施财政分权,使得民营企业成了地方政府获取利益的来源,导致政府 乱收费㊁乱摊派 的现象时有发生(赵树凯,2012).中国的法制建设也相对落后,直到1993年才有正式的法律«公司法»来规范公司活动.而法治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法律作为第三方,可以通过制裁违约行为,强制执行合约内容,使交易双方达成合作(钱颖之,2000).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法律的执行还普遍面临问题.中国的法律人才不足,法律体系的发展程度要落后于很多国家(A l l e ne t a l ,2005).在中国中央集权的制度下,上级命令常常大于一切,法律规则遭到无视(赵树凯,2012).而在契约实施上,王永进(2012)发现民营企业受到的保护要弱于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在市场竞争方面,民营企业也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在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相对于产品市场,要素市场没有完全放开,政府仍然把控某些重要原材料的供给.在诸如基础设施㊁金融保险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市场化程度还较低,国有企业垄断的现象没有改变(胡鞍钢,2002).在行业的进入壁垒上,如 资质认定 资格认证 等融资许可,国有企业享有很大优势,这阻碍了其他企业的进入(汪伟,2006).胡旭阳(2006)认为金融业的政府管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政府对股票的和债券的发行设置的行政许可增大了企业进入金融业的难度.在转轨初期,民营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是非常严峻的.市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产权㊁法律㊁市场三个现代商贸工业2019年第8期129㊀方面尚未完善.尽管如此,中国的民营经济仍然获得了高速发展,为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热情在增高,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的比例在增大.政府联系对于民营企业的作用在多处文献得到了验证.企业的政治联系对于企业多元化经营㊁融资贷款㊁投资意愿㊁降低进入壁垒均有正面作用(巫景飞等,2006;罗党论㊁甄丽明,2008;胡旭阳,2006;张敦力,2012;于蔚,2012;余明桂㊁潘红波,2008;汪伟㊁史晋川,2005),进而可以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和企业价值(陈倩倩㊁尹义华,2014;李维安,2010;熊会兵,2010;孙俊华㊁陈传明,2009;石军伟等,2007;卫武,2006;吴文锋等,2008).1.2㊀市场化转型与企业家创新才能国家的市场化进程在不断推进,政府也在持续简政放权,过去由政府定价的生产要素现在越来越多地交回给市场,企业无法通过非市场手段获取这些资源.政府对企业的干涉减少意味着,企业的经营将更多受到市场作用,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竞争优势将来自于效率的提升,产品的改善,消费者的信赖.在这种趋势下,过去政府联系可以起到的作用将被削减,甚至产生副作用.在融资方面,金融市场竞争加剧,金融创新模式不断涌现,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金融业的市场化可以将企业家的异质性特征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得到放大,并且获得金融机构的关注,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罗正英,2010).张杰(2011)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银行对企业的事前和事后的监督机制会更加有效,企业有更大可能获得银行贷款.政府联系作用的两种方式都会在市场化过程中被削弱,而机会成本会不断增大.政治联系的成本在于一方面企业家要从政治的 圈外人 转变为 圈内人 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另一方面政治联系将削弱企业进行创新的动机.企业的政治联系需要企业家耗费很多时间与政府官员打交道.面对这额外的成本支出,企业家会更加青睐短期化㊁收益高且确定的项目,而不愿投资风险高㊁收益不确定的项目(H e l l m a ne t a l ,2003).孙旱(2011)也指出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会更加保守,更少进行创新活动.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企业价值的增加不利.近几年来,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成了主要问题, 万众创新 成了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新口号.技术的发展和消费者力量的崛起使得企业价值的来源发生了变化.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战略将变得至关重要,客户成为更宝贵的稀缺资源.企业价值的转变使得物质资源的价值减弱,而知识价值将变得更为重要(李海舰,2004).在产品同质化且生产过剩的局面下,创新成了唯一的突围.在熊彼特的观点中,创新就是企业家的职能.张维迎(2014)也指出中国今后的发展要更多地依靠创新型企业家.综上,过去政府联系在给民营企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潜在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家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经营与政府官员的关系阻碍了其创新才能的发挥.在过去市场还未饱和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尚且能够通过政府联系获得资源的方式来赢得市场,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缺乏创新才能的企业家将被市场淘汰,而企业家拥有的政治联系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负面作用,削弱企业的竞争能力,从而降低企业的价值.因此,我们假设在新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政治联系会降低企业价值.2㊀数据来源与模型建立2.1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样本为2014-2016年的上市民营企业,不包括买壳上市的企业,剔除金融类公司,剔除上市时间少于3年㊁剔除上市所在地在西藏㊁剔除当年交易状态为S T ㊁P T 的上市公司,并对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做了缩尾处理,最终得到2817个样本.企业的相关财务数据来自于C S MA R 数据库,企业控制人的政府联系信息通过互联网手工收集而成.2.2㊀公司价值的检验模型模型一:T o b i n Q=α0+β1C a p i t a l i +β2S i z e +β3L e Gv e r a g e +β4G r o w t h +β5T o p +β6A g e +β7C o n t r o l +ε1模型二:T o b i n Q=β0+β1C a p i t a l +β2I n s t i t u t i o n+β3C a p i t a l i ∗I n s t i t u t i o n +β4S i z e +β5L e v e r a g e +β6G r o w t h +β7T o p +β8A g e +β9C o n t r o l +ε2模型一首先检验企业的两种政治联系和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模型二加入了企业所在地的制度环境指数和制度环境指数与企业政治联系的交互变量,以检验制度环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对企业政治作用的影响.2.3㊀因变量与解释变量T o b i n Q 为因变量代表企业价值,计算公式为(流通股数∗股价+非流通股数∗每股净资产+负债账面价值)/总资产.企业的政治联系分别用企业是否拥有政治联系的虚拟变量C a p i t a l 1和衡量企业政治联系强度的0-4分值C a p i t a l 2来表示.其中,C a pi t a l 1取值1表示实际控制人担任或担任过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否则为0.C a p i t a l 2的表示方法为:实际控制人担任或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取值4;省人大代表或省政协委员取值3;市人大代表或市政协委员取值2;县(区)人大代表或县(区)政协委员取值1;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取值0.制度环境分为市场环境㊁法治环境和金融服务三方面,均采用王小鲁的«中国分省企业经政策与商法研究现代商贸工业2019年第8期130㊀㊀营环境指数2017年报告»相关指数.其他变量还有:企业的资产对数S i z e ㊁企业的资产负债率L e v e r a g e ㊁以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来衡量的成长能力G r o w t h ㊁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T o p 以及企业的上市年数A g e ,同时控制了企业所在的行业和样本所在的年份.3㊀实证分析3.1㊀分组检验首先将样本分为有政治联系和无政治联系两组进行均值检验,0表示无政治联系,1表示有政治联系.从表1可以看出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在规模和上市时间上都要大于无政治联系的企业,并且表现出1%的显著度.这说明,更早上市的企业以及大型企业更倾向于构建政治联系,在国家还没有重视市场经济,对民营经济的保护尚且不足的时候,企业倾向于主动建立政治联系.而大型企业因为拥有更多的资产规模,更加需要通过政治联系来获得对企业资产的保护.同时,大型企业对当地G D P 贡献大,更加容易成为地方政府侵害的对象,被迫承担各种名目税款.所谓 树大招风,相比于规模不大的企业,大型企业有更大的动机拥有政治联系.同时,大型企业也更有能力去负担政治联系所需要的成本.表1㊀分组t 检验v a r n a m e o b s (0)m e a n (0)o b s (1)m e a n (1)m e a n -d i f ftT o b i n Q 16673.79011503.3680.421∗∗∗4.502A s s e t 166721.876115022.039-0.163∗∗∗-4.197L e v e r a g e 16670.37711500.389-0.011-1.555F i r16670.32011500.324-0.005-0.880A ge 16679.555115010.548-0.992∗∗∗-4.913G r o w t h 16670.29911500.2410.057∗∗2.264M a r k e t16673.41311503.3840.029∗∗∗3.593L a w16673.90211503.8990.0030.610F i n a n c e16673.37811503.3680.0100.6763.2㊀回归分析表2显示,企业是否拥有政治联系和企业价值负相关.而政治联系的强度并没有表现出显著性.这一结果和之前的部分文献结果相反,原因在于,近几年来国家一直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并努力在制度环境上为民营企业扫除障碍,从而让市场更多地发挥作用.在新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对民营企业的作用减弱,能为企业带来的收益在减少,而构建和维持政治联系的成本是巨大的,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企业的政治联系对企业价值产生了负向作用.对于制度环境,只有市场环境是和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的,金融服务和法治环境均表现不显著.在市场化程度高的环境下,企业的经营决策更多受到市场竞争的影响,企业可以将资源更多用于提升企业竞争力上,通过市场获得更多信息,从而快速应对经营环境的变化,提高企业价值.在加入了市场环境和政府联系的交互项之后,我们发现,该项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系数为负说明市场化环境对企业政治联系的负向作用起到了增强的效果.该项系数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在国家的大力号召下,民营企业的制度环境整体上都提高了,各地政府均减少了对企业的干涉,对于政治联系的调节作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表2㊀政治联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1)(2)(3)T o b i n QT o b i n Q T o b i n Q C a p i t a l 1-0.129∗(-1.83)C a p i t a l 2-0.021(-0.88)L e v e r a g e -1.314∗∗∗-1.329∗∗∗-1.324∗∗∗(-5.98)(-6.05)(-6.02)A s s e t -1.281∗∗∗-1.275∗∗∗-1.276∗∗∗(-31.96)(-31.74)(-31.56)T o p 1.816∗∗∗1.816∗∗∗1.819∗∗∗(6.94)(6.95)(6.95)A g e 0.057∗∗∗0.058∗∗∗0.058∗∗∗(8.00)(8.13)(8.03)G r o w t h 0.320∗∗∗0.317∗∗∗0.318∗∗∗(6.14)(6.07)(6.09)Y e a r控制控制控制I n d u s t r y 控制控制控制_c o n s 29.383∗∗∗29.322∗∗∗29.305∗∗∗(33.96)(33.88)(33.70)N 281728172817R-S qu a r e 0.4680.4690.469A d j .R-S qu a r e 0.460.460.46表3㊀制度环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1)(2)(3)(4)T o b i n Q T o b i n Q T o b i n Q T o b i n QC a p i t a l 1-0.124∗-0.129∗-0.129∗-0.124∗(-1.76)(-1.83)(-1.84)(-1.77)M a r k e t 0.341∗∗0.375∗(2.04)(1.72)L a w -0.032(-0.11)F i n a n c e -0.061(-0.68)M a r k e t ∗C a pi t a l -0.082(-0.25)L e v e r a g e -1.315∗∗∗-1.329∗∗∗-1.340∗∗∗-1.310∗∗∗(-5.98)(-6.05)(-6.08)(-5.94)A s s e t -1.276∗∗∗-1.275∗∗∗-1.274∗∗∗-1.276∗∗∗(-31.76)(-31.73)(-31.64)(-31.75)T o p 1.814∗∗∗1.817∗∗∗1.823∗∗∗1.813∗∗∗(6.94)(6.94)(6.97)(6.94)A g e 0.060∗∗∗0.058∗∗∗0.058∗∗∗0.060∗∗∗(8.28)(8.11)(8.07)(8.27)G r o w t h 0.313∗∗∗0.317∗∗∗0.317∗∗∗0.313∗∗∗(6.00)(6.07)(6.07)(6.00)Y e a r控制控制控制控制I n d u s t r y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_c o n s 28.178∗∗∗29.444∗∗∗29.493∗∗∗28.064∗∗∗(27.32)(21.09)(32.72)(24.82)N 2817281728172817R-S qu a r e 0.4700.4690.4690.470A d j .R-S qu a r e 0.470.460.460.46现代商贸工业2019年第8期131㊀㊀㊀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资产总额和企业价值在结果中表现出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恰恰验证了前文的假设,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价值来源发生了变化.企业不再依靠实物资本来产生价值,新的更大的价值产生于企业能否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产品需求以及精神上的需求.技术的不断改善可以使得资源更加高效利用,比单纯地增加资产更能够提升企业价值.4㊀结论分析本文以我国2014-2016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政治联系和制度环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政治联系对企业价值有负面作用,而市场化环境而企业价值有促进作用,企业处在市场化更高的地区,企业价值越高.而政治联系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在市场化程度高的环境下得到强化.本文旨在通过检验企业政治联系和制度环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来证明近几年来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过去企业将政治联系视为企业谋得好处的手段,现在已经不适用.国家对市场经济的重视为民营企业营造了一个更好的市场环境,这表现在企业的经营活动较少受到政府干扰,用于与政府打交道的行政时间减少,缩减了企业的成本.政府逐步放开行业准入门槛,使得民营企业可以参与公平竞争,并专注于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减少资源浪费.在市场环境的转变下,过去能给企业带来好处的政治联系现在变成了一项负担,不仅不能为企业带来价值增长,还可能会降低企业价值.成本负担是一个原因,政治联系影响企业家创新才能的发挥也是一个原因.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创新对于企业的增长尤为重要,而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企业家才能息息相关,当政治联系耗费了企业家大部分精力财力的时候,企业家更加不愿意从事高风险低回报的创新活动,从而损害了企业的长期价值增长.在政府的持续改革下,法治环境和金融服务在地区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对企业价值的改进也并没有发现显著作用,而市场化环境对于企业发展是最重要的.市场化环境不仅改变了企业的政治联系作用,也从深处改变了企业的价值来源.这一点可以从企业资产对企业价值的作用从过去的正向作用变为负向作用看出.资产对企业价值的作用减弱,企业价值更多是来源于对市场的把控,对终端消费者的需求满足.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家应该更多将时间精力放在制定市场战略上,通过吸收优秀的人才增加企业的创新能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发展需要一个新的思维.企业家只有时刻关注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并能及时做出转变,才能为企业赢得持续增长.参考文献[1]于蔚,汪淼军,金祥荣.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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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企业理论的研究——基于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

异质性企业理论的研究——基于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

2020年第04期·总第310期18【投资与合作】异质性企业理论的研究——基于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丛 浩(江南大学商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摘 要]近年来,我国的出口以及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持续扩大,贸易形式和经济结构不断完善,我国的世界贸易地位大幅度提升。

企业之间存在异质性,行业间所生产的产品具有差异性,生产率水平则是衡量企业是否具备出口及直接投资能力的重要指标。

根据Melitz 模型及异质化企业理论,对中国的贸易现状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究异质性企业的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对外直接投资间的相关关系。

提出提升生产率水平,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政府加大扶持力度,推进持续的贸易增长,建立国际贸易合作机制,完善市场结构,增加融资渠道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异质性企业理论;生产率;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中图分类号] F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20)04-0018-03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s — Based on Expor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Cong Hao(Business School of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Province 214122)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China's export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rade form and economic structure, China's world trade status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However, due to the heterogeneity between enterprises, the products produced by different industries are different. Productivity level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e whether enterprises have the ability of export and direct investment. Based on the Melitz model and the theory of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trade,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ductivity of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s and their export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improving the productivity level,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creasing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trade growth, establishing th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ooperation, improving the market structure and increasing the financing channels.Key Words : Theory of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s; Productivity; Expor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近些年,中国一直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趋势。

服务业开放、制度与企业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服务业开放、制度与企业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058[收稿日期] 2019.04.22[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价值链视角下的本地市场、创新资源投入与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研究”(17BJL107)[作者简介]刘广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服务业开放、制度与企业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刘广威[摘要]服务业成为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服务业开放可以增加不同类型服务业中间品的供给,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

当然服务业开放也可能通过提高外资服务商在国内的垄断地位,提高服务中间品的价格等,对下游企业创新产生不利影响。

本文使用OECD 数据库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和2014-2016上市公司数据库等数据,从企业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服务贸易限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实证结论显示服务贸易限制与制度质量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稳健的积极影响,其中起主要作用是政府与市场关系、要素市场发育和中介组织发育等制度环境变量。

而影响渠道分析显示,服务贸易限制及制度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等创新投入变量来影响企业的创新产出。

[关键词] 服务业开放;制度;企业创新;专利申请;研发支出[中图分类号] F223;F2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11(2019)04-0058-1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一、引言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别指出,“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在中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拓展对外贸易过程中,服务业仍然将是重头戏。

无论是当前棘手的中美贸易争端的解决,还是目前中国正在进行谈判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抑或国内业已建立的多个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都是谈判或者建设重点。

尽管中国服务贸易比重也在上升,但是服务贸易的增加更多的是通过包含服务业中间品的制成品贸易实现的,如果服务业能够更好地开放,国内企业将在更大程度上分享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成本的节约、价值提升。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市场需求疲软,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速开始下滑,对外贸易的形势变得严峻复杂。

服务业开放、制度与企业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服务业开放、制度与企业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服务业开放、制度与企业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刘广威【期刊名称】《《上海经济》》【年(卷),期】2019(000)004【总页数】13页(P58-70)【关键词】服务业开放; 制度; 企业创新; 专利申请; 研发支出【作者】刘广威【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23; F272.5一、引言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别指出,“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在中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拓展对外贸易过程中,服务业仍然将是重头戏。

无论是当前棘手的中美贸易争端的解决,还是目前中国正在进行谈判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抑或国内业已建立的多个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都是谈判或者建设重点。

尽管中国服务贸易比重也在上升,但是服务贸易的增加更多的是通过包含服务业中间品的制成品贸易实现的,如果服务业能够更好地开放,国内企业将在更大程度上分享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成本的节约、价值提升。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市场需求疲软,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速开始下滑,对外贸易的形势变得严峻复杂。

在此背景下,推动我国外贸升级,寻求新的外贸增长点变得尤为重要。

转变贸易模式以及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提高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

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保证。

综上所述,不管从推动外贸增长抑或是从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平稳快速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都十分关键。

中间投入品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货物中间投入品,比如零部件、机器设备等,二是服务中间投入品,比如会计、金融、律师、营销等服务。

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都依赖于服务中间投入品,美国制造业对运输、电子商务、金融和商业服务的中间投入平均占比约为10%。

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如运输、金融、保险服务等的发展,为制造业企业货物贸易成本节约、质量提高、创新力提升提供有力支撑;同时,研发服务、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制造业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拓展,提高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价值增值能力。

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文献综述

2019-1世行營商环境报告鮮读營商环境指标体糸丈献综述石楠崔岩摘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

因此,构建适合我国自身营商环境的指标体系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本文就国内外组织机构、学者对营商环境的理论以及指标体系构建成果展开分析、评价与总结,推动我国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建设。

关键词: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研究背景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重要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环境背景。

它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政治环境、经贸制度、市场准入、要素流动、法治建设、文化氛围、政务环境、生活环境等各个方面。

营商环境优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经济发展新方略,也是党的十九大之后“放管服”改革的新目标。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营商环境评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是“以评促改”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前提。

对接国际评价指标,建立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系统化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以及配套的评价机制,开展营商环境评估,不仅能够明确现阶段自身发展的状况,还可以直击本地营商环境存在的不足,以问题促改革,不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二、文献综述(一)国外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从现有的文献看,世界经济论坛从1979年起每年都发布一期《全球竞争力报告》,被认为是最早构建的面向全球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评估体系。

竞争力排名以全球竞争力指数为基础.指标主要包括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健康保障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职业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成熟度、技术就绪指数、市场规模、商业成熟度及创新能力。

虽然其历史悠久、团队建设、方法应用以及数据获取都相对成熟,但是指标体系不仅是对营商环境的衡量,还包括对一个国家教育、科技等方面实力的衡量,因而,用于营商环境的相关研究,针对性不强,解释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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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环境、创新与异质性服务业企业TFP

———基于世界银行中国服务业企业调查的经验研究

许和连 成丽红

内容提要:采用世界银行2002和2003年、2012年公布的中国服务业企业调查数据,基

于中国转型经济下独特的制度环境背景,考察了服务业企业外部制度环境、创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创新均能促进服务业企业TFP

的增长,且制度环境的改善对服务业企业创新促进TFP的增长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门槛效应检验显示,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创新对企业TFP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使用不同的制度环境衡量指标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可靠。研究结果意味着,只有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下,才能充分释放创新促进服务业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关键词:制度环境 创新 服务业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 门槛效应

作者简介:许和连,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410079;

成丽红,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410079。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6)10-0132-15

一、引 言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反映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要素转化为最终产出的总体性效率指标。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获得长期增长的重要源泉,而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产率的高低不仅对服务业的增加值起决

定作用,而且还会影响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和专业化分工程度,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到“全要素生产率”,并明确指出“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加强质量、标准和品牌建设,促进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提高、水平提升”。如何促进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自熊彼特以来,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和内在动力已成为学界共识。随着现代服务业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核心竞争从物质资源配置转向创新要素的集聚与创新效率,创新对服务企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更是日益凸显。然而,理性企业会根据经济环境来权衡各种经济活动的收益与成本,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活动作为对现有制度环境的一种回应(李后建,2014),而服务业又具有典型的制度密集型特征,

制度环境的差异可能会影响

服务业企业创新对生产率作用的效果。201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

231

 Finance &Trade Economics,Vol.37,No.10,20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对国际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政策研究”(10BJL040);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文化的空间结构对国际贸易网络演化的影响研究”(41371134)。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进一步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创新驱动战略实施所需要的环境营造与制度改革。那么,创新对中国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何种影响?制度环境对于这种影响效应的发挥是促进还是抑制?在服务业企业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背景下,这种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已成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相较于工业和农业,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较少。现有文献对中国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服务业生产率的测算、区域差异及演变趋势等方面,代表文献主要有顾乃华和李江帆(2006)、杨勇(2008)、江小涓(2011)、王恕立和胡宗彪(2012)、庞瑞芝和邓忠奇(2014)等,而涉及服

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关于创新对服务业生产率影响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将制度、创新与服务业生产率的相关文献分为三类:首先,关于创新与服务业生产率的相关研究,国内外部分学者从行业和企业层面论证了创新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如Cainelli等(2006)、Musolesi和Huiban(2010)、刘丹鹭(2012)等。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单纯的服务创新对生产率并没有起到

明显作用,而是通过其他变量,如出口等,间接地对生产率起到调节作用,如Mansury和Love

(2008)、Love等(2010)。其次,关于制度与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部分学者从服务业管制层面着

手,考察了服务业进入自由化与生产率的关系,如Nicoletti和Scarpetta(2003)、Chang等(2009)、

Schiffbauer和Ospina(2010)等;部分学者基于服务业开放的视角,发现服务出口企业更具有效率,如Temouri等(2013);也有学者发现,服务进口贸易企业的绩效要好于出口企业,如Muuls和Pisu

(2009)、Castellani等(2010)。第三,一些学者认为并非所有国家或企业都能从创新中获得效率的

提升,如江波和李美云(2012)、杨志远和谭文君(2014)等;刘丹鹭(2012)的研究显示,

在服务业中

只有当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和创新战略相匹配时,企业才能最大程度地获取两者带来的收益。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

针对鲜有文献考虑到中国制度环

境的特殊性,将制度、创新与服务业生产率三者结合起来,从微观层面探究不同制度环境下服务企业的创新效率;本文基于世界银行2002和2003年、2012年公布的中国服务业企业调查数据,从微

观层面探讨经济转轨过程中创新对服务业企业TFP的影响效应,及制度环境因素在两者关系中起何种作用。(2)

现有研究对于制度环境的衡量大多基于制度的某单一方面或使用樊纲等的区域市

场化指数,而本文综合考虑了企业个体对环境变化的认知和实际环境本身,既采用主观的服务业企业家个体感知指标进行度量,又用客观的市场化进程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3)

针对已有研究

大多选用劳动生产率作为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衡量指标,由于服务业的产出效率还受资金、技术等其他要素投入的影响,因而本文采用LP和HTFP方法来计算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根据现有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本文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并基于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定服务业企业TFP受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采用的生产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Y=A(Innov,t)F(K,L)(1)其中,Y表示服务业企业的实际产出;K和L分别为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Innov表示企业的创新水平;t表示时间;A(·)代表企业的TFP,衡量的是产出增长中剔除单纯由物质资本、

人力投

入的增长所带来的部分,且这里A

(·)代表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效率函数。

21世纪以来,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而TFP作为衡量经济增

331长质量的指标正在被逐渐采用。熊彼特早在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就第一次将创新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一方面,创新通过不断地提高单一或者综合要素的生产率,来抵消因为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而导致的单一要素或者全要素报酬递减的趋势;另一方面,创新通过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来突破经济发展中迟早要发生的、由要素或资源的短缺所造成的瓶颈(洪银兴,2013)。近年来,

大量

经验研究证明了技术创新对企业生产率的重要影响,但多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在日益凸现的知识经济中,服务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使用者,而且已成为创新活动的重要场所。虽然目前研究承认创新在服务业和制造业存在差异,但制造业创新模式和服务业创新模式并没有本质区分,它们同为创新的一部分,扩大了创新的内涵(刘丹鹭,2012)。创新是引领服务业现代化的主要力量,

而且服务对创新和

知识具有溢出效应,它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经济增长,随着信息技术在服务业的大量使用,服务业的生产率更是大大提高(夏杰长,2014)。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待检验的理论假说:

H1: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服务业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将促进TFP增长。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摒弃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将制度视为既定内生变量的假定,认为任何经济增长过程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下发生的,不可能脱离制度背景而独立存在,制度因素影响经济增长要素的配置和效率的提高,从而对经济实现持续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North和Thomas,1973

)。在服务经济时代,由于经济活动围绕着提供的服务产品进行,具

有无形性、多样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的特点,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与工业经济相比,服务经济要求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周振华,2011)。当前我国各种宏、

微观体制正处于转轨

时期,作为制度密集型产业,国内制度环境的变革必然会对服务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且相关制度的缺位将成为我国服务业企业创新的“瓶颈”。对于服务业企业而言,创新是手段,创新的目的是提高生产率,获得企业核心竞争力,手段和目的之间必定要有相应的制度提供机制。换言之,如果以服务业企业创新为主线,将制度视为企业创新的环境,以提高TFP为目的,那么制度环境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是创新主体最重要的生存环境,服务业企业的创新与其制度环境之间的有效互动才能实现提高TFP的目的。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待检验的理论假说:H2:制度环境优化有助于提高服务业企业TFP水平,且能正向调节创新与TFP的关系。本文首先在(1)式的基础上进行拓展,进一步引入服务业企业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

Y=A(Innov,Z,t)F(K,L)(2)其中,Z代表制度环境。为了研究的方便,假定(2)式中的A(·)及其组成部分是多元组合的:

A(Innov,Z,t)=Ai,0eλitInnovαii,tZβ

i,t

(3)

其中,i代表服务业企业,t代表时间,Ai,0表示初始的TFP水平,λi表示外生的生产率变迁,α

和βi分别表示创新和制度环境对企业TFP的影响参数,由(3)式可得到TFP的计算式:

TFPi,t=Yi,t/F(Ki,t,Li,t)=Ai,0eλitInnovαii,tZβ

i,t

(4)

对(4)式取自然对数可得到:

LnTFPi,t=LnAi,0+λit+αiLnInnovi,t+βiLnZi,t

(5)

进一步地,本文在(5)式基础上引入制度环境和创新的交叉项LnZi,t×LnInnov

i,t

,得到假说

H2的理论模型表达式:

LnTFPi,t=LnAi,0+λit+αiLnInnovi,t+βiLnZi,t+γiLnZi,t×LnInnovi,t

(6)

431

 Finance &Trade Economics,Vol.37,No.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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