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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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模式及借鉴

以下将以采取这两种模式典型国家分别予以介绍。 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再是单纯地追求事实真实情况，而更多是基于对某种主导价值的考虑，从而对证据加以取舍。从世界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为强制排除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如美国；一为裁量排除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如英国。

（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

1．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2．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理念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

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

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1.威慑警察的非法行为和保护人权

警察与当事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专享的权力，这种权力相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而当时人除了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没有其他对抗警察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方法。因此，当事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易受到侵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警察或检察官用非法手段，特别是违反美国宪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就很好的平衡了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所产生的矛盾。如果法院排除了非法所得的证据，警察就会因为他们的违法而受到惩罚，并使他们将来不敢在进行非法搜查。美国最高法院在沃尔夫案证实了“排除证据可能是威慑不合理搜查的有效方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坎尔金斯案“其目的是通过切断忽略宪法要求的诱因来防止以唯一可用的有效方式强制尊重宪法性保障”，而这些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该价值理念。[1]

同时，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保护人权的国家。它所设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舍标准也体现了这一原则。比如保护公民隐私权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保护公民隐私权是从保护财产权益所派生出来的，它强调一切与公民隐私权相冲突的非法证据都应该予以排除。这主要是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初主要适用

于侵犯被告人第四修正案权利进行非法搜查和扣押的情况。按照第4修正案，只有警察在有具体并特别恰当的理由才可以搜查房屋、办公室、汽车和人身以及进行其他种类的搜查。在许多情况下，警察必须持有法官签发的搜查令进行搜查。其次第4修正案也要求警察有恰当的原因事实逮捕，以及具有“合理怀疑”的理由实施短暂的羁押。

2.强调程序正当性和司法正直

在美国，相对于实体真实它更注重的就是程序的正当、合法。它不仅仅考虑证据对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明力，更多的是考虑证据的证明能力，所谓证明能力是指证据的证明资格，即证据能否被法官所采用。与证明能力密切联系的就是证据调取的方法和手段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也就是在调取证据时，程序是否正当。如果违反取证程序（手段、方法）不合法而收集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的范围，应当严格予以排除，即使它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美国对相较于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但采用非法手段或者方法调取的非法证据（即使对该非法证据排除可能会导致犯罪分子逃避惩罚）它更注重是通过正当、合法的手段调取的证据，从而实现对司法正直和良好社会法律秩序这种较长远的目标。“没有什么能比不遵守它自己的法律能更快的摧毁一个政府，更恶劣的是，不尊重他得以存在的宪章。正像大法官布兰代斯所说：“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强大的、无所不在的老师。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都用它的例子教全体

人民……如果政府成为了法律破坏者，它就造成了对法律的藐视；它让每一个人都遵守法律而不是它自己，它这是在招致无政府状态”。[2]

（二）英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

在英国，它更注重于案件的实质真实，通常以消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或以积极的态度否定之，其中肯定者多是采用自由裁量的方式。这种裁量排除模式的特征是“法律不规定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一律排除。对非法证据是否予以排除，交由法官决断。由法官斟酌个案的公平正义性来作出裁定，法律只是就裁量的标准范围作出规定。

如果说美国对于非法证据的态度采取严格的排除（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那么英国则是有一定的“商量余地”。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了对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自动排除原则，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原则上不予排除，其本身的违法与是否采用没有直接的影响，主要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当该证据的采用适宜导致对被告人的审判不公正的结果时，将予以排除，反之则可以由法官通过自由裁量决定后加以采用。与美国不同，英国对于“毒树之果”在其普通法和成文法中都采取了“排除毒树”，原则上采纳“毒树之果”，对于使用“警察圈套”取得的证据则由法官决定是否采纳。

英国和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所有所差异，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价值理念不同。美国是一个更注重保护人权，所以它的非法

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所体现出来的是对其保护人权的追求，所有的证据是否属于非法证据而予以排除它的判断依据，更多的不是对案件真实情况的追求，而是对取证程序是否正当合法的一种追求，它体现出对法律背后对人权保护的追求，从而最终实现对最终整个社会秩序的最大限度的维护。而英国是一个更注重对事实真相追求的国家，除了对那些违反一定法律程序而调取的非法证据的排除，为了达到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对于一些非法证据它的态度是“法官可以自由裁量”如英国对于非法证据是予以排除，而对于通过非法证据这条线索获得其他证据则可以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决定是否予以排除。

（二）英、美两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的证据立法中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体系，并且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而日臻完善。而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在我国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排除规则必须分析该规则得以建立的“土壤”即价值基础，只有根植于适合的价值基础上，才有可能保证这种排除规则是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产物，对于国外相关规则的研究才有意义。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基于对其自身价值取舍的考虑，对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形成了两种主流模式：一是强制排除模式；一是裁量模式。

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今天，我国在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也面临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

选择问题。强制排除模式虽具有更大的明确性能够保证统一适用法律，它是基于对程序合法性的一种重视，换句话说，就是相对于发现事实真相，更注重程序合法、正当。而这种是不利于案件事实发现，对案件的顺利审理造成一定影响，可能会导致犯罪分子逃避其应该受到的法律制裁，使人们对司法公正产生质疑，动摇司法的权威性地位。而裁量排除模式相对就灵活很多，对于非法证据它规定原则上应当予以排除，但同时，对那些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重大影响的非法证据给予法官一定权力，根据具体案件来确定其证明能力。但同时也要注意给予法官的这种自由裁量权，应当加以限制，防止法官裁量权的滥用造成的司法腐败。因此我国应该以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为出发点，对两种模式各取所长，在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的选择我国应当采取注意考虑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对于那些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原则予以排除，对于那些与案件有至关重要影响的非法证据应当交由法官根据案件性质，影响程度本着公平正义的理念进行自由裁量。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概述

1．非法证据之概念

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根据。它能够使发生在过去的，不为人知的事实得以再现，从而成为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之间的纽带，成为法官能够公正审理案件的客观依据。

作为案件的定案依据，证据是由相关人员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调取与案件相关联的客观事实。然而，非法证据指的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概念，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释。《牛津法律词典》对非法证据的解释为：“通过某种非法手段而获得的证据”。我国《中华法学大词典（诉讼法学卷）》对非法证据的解释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资料”。

2．非法证据的界定

我国理论界对于非法证据，没有统一的界定。就目前而言，对于非法证据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认识。[2]

(1)广义非法证据

广义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是相对于合法证据而言的，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①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不合法的非法证据；

②取证程序（手段、方式）不合法的非法证据；③证据内容不合法的非法证据；④证据表现形式不合法的非法证据。

(2)狭义非法证据

狭义非法证据相对于广义非法证据的范围要窄的多，它是指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者方式而取得的证据，也就是说在取得证据的手段、方式上不合法的证据。

在我国非法证据规则的设立重心在于遏制侦查机关滥用职权，保障被告人权利。非法的取证行为，直接侵犯了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赋予公民基本权利，造成了对法律和人权的践踏，并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提出了严重的挑衅。笔者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

家，是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以国家利益和人民权益为最大，正是基于这种主导价值观念和对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视程度，才决定了我国设立的非法证据规则的宗旨在于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从而达

到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对于非法证据，应当采取狭义说，因为虽然广义之说有其合情合理的一面但除了其中“取证程序（手段、方式）不合法”其他方面都不是重点。如“取证主体不合法”应当是办案而不是诉讼意义的取证行为，应不属于非法证据范畴；“证据形式不合法”实际上是证据形式有缺陷可以适当的方式得以合法化。

在本文中笔者将从狭义非法证据角度对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

规则加以界定及论述。

（二）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存在的问题

1.我国现行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规定

《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取证行为持彻底否定态度。《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不受逮捕。《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一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我国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该公约第

十五条规定：“每一个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予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证据可以用作被控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据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是由于以上几部法律规定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对于现实立法存在的不足，我国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用以弥补不足。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顶案的根据。”199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六十条规定“不得采用羁压、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2.我国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1）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缺乏可操作性

我国立法对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作了限制性的规定。但是，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没有全面、明确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察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是我国立法对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所作的限制性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9条至118条对搜查、扣押实物证据的具体程序作出了规定，按照这些规定，侦察人员进行搜查时，必须向被搜查人员出示搜查证；搜查时应当有被搜查人或其他见证人在场，搜查妇女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搜查、扣押要制作搜查笔录和扣押清单；不得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文件；扣押犯罪嫌疑人的电报、邮件的应当经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的批准。然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没有全面、明确的规定。比如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秘密侦查手段的操作没有作出明确的程序性的规定，只有刑事诉讼法第116条对扣押犯罪嫌疑人的电报、邮件的侦查行为应当经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的批准，没有明确的规定是否可以采用秘密窃听与录象所获得的证据。司法部门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作了一些规定，以是否征得当事人同意为录取的音像资料证明能力的一个依据，但是，在实践当中常采用转变方式，从而使其具有证据效力。还有通过秘密侦查获得的线索，取得的其他物证、书证，而不以秘密侦查获的证据为直接证

据。因此，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作出全面、明确的规定。

应当把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否具有可采行这一问题交由法庭根据取证行为违法的程度和案件的具体情况裁定。也就是说，对于这类证据不是必然排除，而是由法官自由裁量。这样规定是符合我国现实状况的。我国现实状况决定我国暂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将一切非法取得的证据通通排除，而应当是有一定的价值取舍，将某些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行交由法官视具体情况裁定。其次，应当将非法物证的范围明确化，并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加强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

对于非法取证手段规定过于笼统，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其非法手段的方式，以及其界定标准，避免因规定不详，使有的非法手段取证成为漏网之鱼。《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相威胁、引诱、欺骗或其他方法收集证据。”而第42条却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与上述93条有点冲突，等于只要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不管它是否合法，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刑事诉讼法》作为我国基本法律则应作出明确的规定：非法取得证据严禁进入诉讼程序不得做指控犯罪和定罪量刑的证据，但例外的情形除外。

（2）过于注重对案件真实情况的追求

过于对案件真实情况的追求，忽视诉讼程序对证据取舍的过滤作用和对人权的尊重。《刑法》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它通过严厉打击犯罪来保证社会稳定，这就使得在刑事诉讼法中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的判断标准落脚在控制犯罪的观念上，造成对被告人人权的忽视。由于受制于犯罪控制的观念，在具体案件中，从调查取证到证据的采用过程中，对于证据是否予以采用，都是从该证据是否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对破案是否有帮助的角度来度量的，对于违反程序而取得的证据没有一个明确并且可操作的具体规定，这一方面是片面追求破案率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对真相的盲目崇拜导致的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理念导致的。应当转变观念、重视诉讼程序对证据取舍的过滤作用，注重保护被告人人权。

证据是能够查明案件事实真实情况的客观依据。然而不同的国家对于“真实”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将查明事实真相作为诉讼制度的目标之一，具有超越法系的普遍性。这是由事实真相在司法裁判中无可替代的基础地位决定的。就像美国证据法学大师威格莫尔曾说过：“多数证据法学家共享如下假定，既准确的事实发现应该成为证据法的中心目标。”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对事实真实情况的追求，并不等于在整个诉讼活动中把它当作是唯一的目的将其绝对化，认为证据只有能够查明真相才有价值，至于取证程序是否正当、合法，可以置之不理。这样的话，它就否认了诉讼活动中包含着诸多的价值选择和制度安排，使得社会基本价值被践踏，将不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应当完善相关的程序性规定，充分尊重程序的价值，加强对被指控者的基本权

利的保护，以及程序合法两方面在处理非法证据排除时的砝码。（3）被告人权利不足

被告人权利不足，一旦权利被侵犯缺少相应的救济途径。对于控方行使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在人们的观念中，认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十恶不赦的，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在现实立法中容易忽视其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这样子容易造成两造力量失衡。直接表现出来，就是被告人权利不足，在面对控方侵犯其基本权利时，缺乏对其被侵犯权利的救济方法，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辩护权的缺陷规定。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也是刑事诉讼基本价值—公正的最集中体现。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制度的规定存在着不足，它限制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使得被告人权利不足，一旦权利被侵犯缺少相应的救济途径。对于被告人权利不足，应当确立相应的救济措施予以保证。同时也应该提高司法人员的思想和业务素质。因为司法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特殊的全力，他们政府与公民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其权力与公民相比占有很大的优势，在调查犯罪方面，警察有搜查、扣押、逮捕、羁押等种种侦查手段，如果不注意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势必会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警察非法行为的侵害。法律注重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可以提高政府的威信，更有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二是应当防止和减少警察滥用职权。如果警察不能从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中获得任何

利益，他们的非法取证行为就会自动、有效的减少，可以促使警察更倾向于使用各种合法调查手段寻找证据，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在刑事诉讼中，程序的严格和公正是十分必要的，虽然证据排除制度有时可能不利于揭露犯罪，但是为了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这个代价是必须付出的。所以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所获得的证据应当像对待非法言辞证据一样予以彻底排除。还有获取非法证据的主体主要是司法人员，所以对他们的个人素质要提出质疑，努力转变存在于司法人员头脑中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固有观念，树立良好的政治素质，使广大司法人员认清非法取证的危害，明白文明执法，文明办案的深远意义，不断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不仅要懂得实体法，更要懂得程序法，建立合法的取证观。

三、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若干建议

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对人权的保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促使各国维护本国公民人权的国际公约、宣言不断出台。如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1957年《囚徒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66年《国际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1984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1988年《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1990年《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以及一些州际的人权公约，如《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非洲人类及人民宪章》等国际性法律文件相继诞生，并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认同。正如我国学者夏勇所言，尽管在当代社会，几

乎每个人都要以民族国家公民的身份来享有权利，而且，对权利的实际享有要受到财产、国籍、性别、能力教育等因素的制约，但人权观念无疑是权利观念的一个升华，它表明权利主体关于权利的意识从利己的本能冲动和简单的利益动机，上升到自己作为人所固有的尊严和价值的层次，表明权利主体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时有了一种终极的凭籍，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开始走向一种超功利的相互认同与合作。

在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首先得明确设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是基于什么样的立法模式上考虑的。基于对我国司法发展的现实状况的考虑，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采取强制性排除模式，采用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相反，英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对我国就具有一定积极的借鉴意义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的选择应当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原则。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对于那些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原则予以排除，对于那些与案件有至关重要影响的非法证据应当交由法官根据案件性质、影响程度本着公平正义的理念进行自由裁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涉及到对公权力的限制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应该在考虑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目的的同时，着重考虑我国立法主导价值观念和公民个人权利等因素。对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1.注重对被告人人权的保护

在美国法律规定有两种排除证据的情况：一是强迫被告人供述；二是警察无合法授权的搜查和扣押。对于这两种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排除在诉讼之外，使其不进入审判程序。英国对于非法证据，无论是在其判例法或是成文法都作了规定。根据英国的判例法，在法庭上对于有偏见的证据要排除。根据英国的成文法，如果一个证据的取得会导致诉讼的不公正，该证据将被排除。同其相配套，为了防止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英国议会于1984年批准了有关警察行为规范的法典。该法典对警察的权力，如拦截盘问车辆及犯罪嫌疑人，搜查扣押物品、拘留并询问犯罪嫌疑人、指认犯罪人等执法程序作了详尽具体的规定，并规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由美国和英国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可以看出，虽然美国和英国在非法证据的证明能力上的具体规定不同，但是贯穿其具体规定背后的价值理念却是一致的，即强调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和防止和减少警察滥用职权。

在我国，受传统的诉讼模式的“重打击犯罪，轻保障人权”的观念的影响，在刑事诉讼运行中表现为坚持国家本位主义价值观，强调国家利益、社会秩序、惩罚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漠视当事人的正当权利和请求而侵犯其合法权益。而证据收集的非法性正是该观念的集中反映。非法收集的证据使得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护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法

是否具体公正性、民主性的基本准则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也顺应着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趋势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在我国，并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享有辩护权。负责侦查的机关及人民检查院负有保证犯罪嫌疑人享有辩护权的义务。对于被告人权利保护不足应当确立相应的救济措施比如①应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司法机关有义务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我国现行法不承认被指控者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不能获得辩护服务，如果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司法机关有义务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就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障奠定可靠的基础，也是辩护权保障完善的前提。②应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随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③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按照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罪名。在刑事诉讼中应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接受委托具有辩护人身份，以扩大律师职权。如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不被窃听和完全保密会见权、与犯罪嫌疑人通信权等，是十分必要的。

2.加强非法物证排除的可操作性

我国立法对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作了限制性的规定。但是，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没有全面、明确的规定，缺乏可

操作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最高人民检查院于1999年1月发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虽然法律对收集证据的正当性作了程序性规定，而对违反这些程序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其他证据，法律没有明确宣称该证据无证明能力。从两高的司法解释中也可以看出,对非法取得言辞证据明确排除,而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都是回避。

我国立法对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作了限制性规定。但是对非法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没有全面、明确的规定。并且，公检法三机关对此问题的司法解释也不尽相同。立法上的不足，势必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纵观西方各国在非法实物证据方面的立法，虽然存在差异，但总体上发展是以重视人权为基本价值取向，因此我国应顺应时代潮流，根据非法实物证据的获取方式及在证

明中的作用权衡有选择的将此类证据予以排除。由于实物证据是客观存在的，其对案件的客观证明价值不会因取证程序的违法而削弱，故一般可以采信。但是，在一些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利益等重大犯罪，非法实物证据最终能否进入审判程序，不仅仅取决于其本身客观性，更重要的是对利益的权衡，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安全、社会重大利益冲突时，后者无疑最重要，应当规定一些特殊情况对非法实物证据予以取舍。

对于采用违法手段，如秘密窃听、录音、侦查陷阱等取得证据的方式，对公民的人权造成侵害的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的关注，此类非法证据的排除应当将保护公民人权的价值理念作为指导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秘密侦查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也就没有办法确定采用秘密侦查手段而获取的证据的合法性。对于此类证据的取得侵犯了公民的人权，原则上应当予以排除，但是也应设若干例外。一是在一些特殊的案件中，如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中可以使用秘密侦查手段。我们应该在立法上对采用秘密侦查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范围应当明确化，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采用秘密侦查手段应当实行批准程序和设置对秘密侦查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防止侦查人员借此名义侵犯公民人权。二是被告人同意的例外。被告人同意作为非法证据使用的非法证据，其效力予以肯定，因为被告人同意作为证据的非法证据，一般情况下是有利于其的，通过同意，非法证据的负面效应大大减少。三是该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对案件的审结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些案件，违法取得的证据对案件的审结有着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该证据会导致应该受到惩罚的人逍遥法外，而受害人的被侵害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和救济，并且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当交由法官根据案件性质、影响程度本着公平正义的理念进行自由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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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我国在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该针对我国刑事非法证据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而应该根据从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并基于一定的价值取舍来选择适合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首先要站在我国的主导价值上，注重保护人权来考虑制度建设。国外的相关规则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到一个如何进行价值取舍的借鉴作用。在设立具体的规则时，我国应当采取注意考虑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强制排除模式虽具有更大的明确性能够保证统一适用法律，它是基于对程序合法性的一种重视，换句话说，就是相对于发现事实真相，更注重程序合法、正当。而这种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是不利于案件事实发现，对案件的顺利审理造成一定影响，可能会导致犯罪分子逃避起应该受到的法律制裁，使人们对司法公正产生质疑，动摇司法的权威性。而裁量排除模式相对就灵活很多，对于非法证据它规定原则上应当予以排除，但同时，对那些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重大影响的非法证据给予法官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