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模式探析》

《当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模式探析》202x-7-16摘要。

改革开放促使县域经济积极探索特殊发展之路。

“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巩义模式”、“农安模式”及“义乌模式”等是各地在发展县域经济方面积极探索的成果，是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的实验范本。

这些经验模式建立在各自相对优势基础上，只有类型相同的借鉴性，并不是广泛推广的范式。

研究分析这些模式，是为了在新形势下，面向未来，反思过去，学习借鉴，促进中国县域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体制改革和创新才是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和根本动力。

关键词：县域经济，经验模式，体制改革，可持续发展一、县域经济及其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和财政体制“分灶吃饭”的实施，使得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

各地政府利用所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和地域优势积极发展本地经济，国民经济发展在区域结构上出现新的不平衡态势。

县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区域单元，是政权组织的基本单元和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

作为国民经济主要基础的县域经济，因其基础性、区域性、层次性、综合性、枢纽性、农村性、集聚性、扩散性等特点，成为地方经济的核心。

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不平衡性和自组织性。

中国有2052个县域，从地理条件讲，有山区县（占43%）、丘陵县（占26%）和平原县（占31%）；从经济特征讲，有沿海开放县、城郊县、传统农业县、山区县和牧区县等。

县域经济间发展差异甚大，发展的不平衡性非常明显：从经济系统的时空演化阶段看，有传统阶段（城乡分离，自组织发展）、发展阶段（城乡对立，向心运动）、一体化阶段（城乡融合，和谐发展）；从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的演变上看，有资源开发型、资源开发与加工并重型、工贸型；从区域比较看，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中部次之，西部落后；从发展现状讲，有富裕县、发展中县和贫困县。

据202x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县域人均gdp占全国人均gdp的74.8%；人均gdp最高的100个县域是最低县域人均gdp 的15.1倍。

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基本上是自组织发展。

发达县域可能在政策、资源、区位上各有优势，但组织者的努力和创新是推动发展的主要因素。

“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但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惟一因素，经济增长率是人的经济观念、行为和制度决定的”。

一些县域经济成功发展之路，被称之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所谓“发展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

最早提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并倡导模式研究的费孝通教授说：“发展模式的概念把我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这就促使我进入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标发展的。

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家经济，同一目标是脱贫致富，振兴民族经济”。

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主要有“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巩义模式”、“农安模式”、“义乌模式”等。

这些模式是各县（市）在发展经济方面积极探索的成果，是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的实验范本。

研究分析这些模式，是为了新形势下，面向未来，反思过去，学习借鉴，促进中国县域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二、具体经验模式分析（一）苏南模式“苏南模式”是费孝通教授xx年在其《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来的。

传统的“苏南”指苏锡常三市，费孝通教授“苏南模式”意义上的“苏南”范围更广一些，包括南通和浙北的嘉兴、湖州等，现在理论界讲的“苏南模式”，区域已扩展到苏中的扬州、浙江的杭州等。

“苏南模式”的特点是通过大力发展乡村集体企业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是一种重点探索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苏南模式”是以混合型经济为主体，似规模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为支撑，以鲜明特色和优势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

“苏南模式”有以下优势：1.通过发挥政权的力量以及政府的信誉优势，把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迅速地形成生产力；2.农村经济发展在地方政府统一组织领导下，各产业之间保持了一种稳定的协调关系，从业人员报酬得到了兼顾，使大多数农民都不同程度地富裕起来；3.地方政府掌握了积累的支配权，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包括交通、邮电通讯、城镇建设、医院、学校、文化娱乐场所、宾馆等，都由政府统一规划并实施，促进了社区的繁荣；4.地方政府直接掌握着经济决策权，为基层政权的巩固提供了物质基础，并由此形成了号召力和控制力。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发展，“苏南模式”的一些弊端日益显露：1.产权不明，政企不分。

“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导、乡镇企业推动，许多学者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statecorporatism），甚至有人认为“苏南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干部经济”、“政绩经济”模式。

苏南乡镇企业是党、政、经、社四合一，社区政府是企业最初的发动者、资金提供者、外部交易保护者，还是企业内部分配的主宰者。

这同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职能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相矛盾，不仅影响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企业运行机制，而且阻碍了企业家市场的形成。

更为严重的是，谁对集体资产真正负责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虽然有的大企业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甚至上市，但观念没有从根本上转变。

2.投资主体过于单一。

集体的负债率普遍较高，甚至有个别地方是全乡（镇）性的资不抵债，同时民间资本积累又相对不足，无论是所有制结构调整还是经济结构调整要迈出大步都存在着较大的难度。

3.产业结构层次较低。

各县（市）产业结构雷同，轻纺化纤、机电等支柱产业趋同，重复建设、小而散现象比较严重，企业集团化步伐缓慢，第三产业不发达。

产品结构层次低、初级产品多、最终产品少、产品附加值低，企业规模效益不明显，不利于国际化竞争。

4.区域要素市场发育滞缓。

苏南有形市场比较发达，但生产要素配置仍在政府主导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尚未发挥。

5.由于长期实行的是地方政府无所不包的推动，因而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养成了一种依靠心态，自主自立意识和竞争风险意识不强，缺乏一种资本投入的冲动。

6.狭隘的“社区拥有”观念严重束缚着各级政府，阻碍着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社会流动。

（二）温州模式“温州模式”最早是由新闻界提出的。

“十五大”以后，官方文件正式将“温州模式”作为成功范式宣传推广。

“温州模式”的特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以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的新型产销基地、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主导运行机制。

从组织路径讲，“渺h模式”是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而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

“温州模式”代表了中国欠发达地区在条件落后、交通闭塞、缺乏城市带动和辐射的地区，通过自发的市场取向改革，发展商品经济，改变贫穷落后，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子。

“温州模式”的区域范围现已扩展到台州、金华、宁波等地，有人主张改称为“温台模式”，甚至有人认为称“浙江模式”更合适。

“温州模式”相对于“苏南模式”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一开始就建立了明晰、排他性的产权制度。

它以家族企业为主体，以外向性经营为特征，重视品牌经营，形成一个强大的区域产业集群。

因此，有专家认为“温州模式”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内在的必然性，接近于自由竞争的初级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温州家族式私营经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明确的社会分工和协作，使每个中小企业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低成本潜力的挖掘，形成强大的企业品牌群，进而结成强大的行业或产业品牌优势，最终汇集成区域品牌优势。

大量的企业集群加之合理的分工协作，以及品牌、技术专长等无形资产的共享，产生诸多协同优势。

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以自然人投资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等构成了温州民营经济的主体。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温州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县域经济间发展不平衡。

目前温州全市仅温州市区真正算得上发达地区，乐清、瑞安、平阳属较发达地区，而洞头、苍南、永嘉、文成、泰顺5个县则一直属于欠发达地区。

同一区域，县域经济间不能协调发展，说明发展的组织途径尚需完善。

2.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温州的农村工业化进程较快，但相比之下，城市建设则受到行政区划和土地、水资源等诸多限制，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

温州是浙江省确定的3个省域中心城市（杭州、宁波、温州）之一，但温州的城市化水平与杭州、宁波相比差距甚大。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工业化的基本保证。

要进一步提升温州工业化水平，发挥温州对浙西南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当务之急就是把温州市做大做强。

只有这样，温州才能充分发挥它对所辖各县（市），乃至浙南、闽北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带动作用，促进区域间县域经济协调发展。

3.向型发展过快，内源经济跟不上。

“温州模式”的形成主要在温州之外，300多万温州人遍布世界各地，欧美各大城市几乎都能看到从事皮具、时装、百货、土产、托运、餐饮的温州人，但温州本地上规模的企业却不多，存在明显的“三少一多”，即上规模的企业少、引进外资少、上市公司少，低水平重复的家庭作坊和私营企业多。

资本和人才外流导致“产业空心化”，近几年来，温州市约有1000家企业到上海建立总部或研发中心，其中，整体搬迁到上海的企业约有500余家；温州流到外地（包括办厂、置业、买房等）的资金约1000亿元。

企业外拓，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竞争，但也可能导致本地经济发展搁浅，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4.企业管理制度落后，家族式企业比重较大，大部分民营企业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尚有很大距离。

家族制是企业开创时期低成本组织资源的比较选择，但规模经营和国际竞争必须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

目前，温州家族制企业产权主体过于单一，股份过于集中，给企业的资产兼并、联合及股权转让带来诸多问题。

5.产业结构滞后。

温州经济主要以劳动力密集产业为主，产品大多是纽扣、眼镜、拉链、徽标、打火机、鞋帽服装之类小商品，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化竞争。

（三）珠江模式费孝通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将广东珠三角4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即“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总括为“珠江模式”，与前两种模式合称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三大成功模式。

“南海模式”是国营、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县、、村、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6个轮子一起转”：“顺德模式”、“中山模式”以乡镇企业为主，经过改制后逐渐以本地民营资本为主导：“东莞模式”以“三来一补”为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积累资金，利用美、港、台制造业向大陆转移的时机，积极融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做oem，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