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

疾病的隐喻 书目：《疾病的隐喻》；（美）桑塔格著；程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2.

内容简介：（1）作品构成：《疾病的隐喻》是由《作为隐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这两篇批评文字合成的一部集子。

（2）隐喻的定义：桑塔格在《艾滋病及其隐喻》的开篇引述亚里士多德关于“隐喻”的定义（“隐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疾病”这两个字最初指称的仅仅是身体的生理病痛，而后逐渐衍生出其他意义，例如，疾病是对道德败坏之人的个人惩罚。此时的“疾病”已并不完全等同于生理病痛，这些衍生出来的意象就是指疾病的隐喻。

（3）疾病的隐喻产生的来源：疾病的神秘性是其隐喻的滋生地。当一种疾病的病因没有被弄清，以现有的医疗方法无法将它治愈时，它就被视为神秘之物。因为神秘，人们就以此病的病症为基础，利用想象力，肆意地解释定义它，于是就产生了并非是疾病之本质的解释，此种想当然的解释被逐渐传播开来，并在人群中产生影响，这种解释逐渐成为该疾病的一部分，与疾病形影相随。一旦此种疾病的病因被查明，可完全治愈后，其神秘性消失，疾病才可能摆脱人们的错误想象，回归疾病之本质。

（4）疾病和隐喻主要有两种关系形式：一，疾病作为本体，其余意象和事物作为喻体，将疾病比作其他事物。比如将疾病视为是有道德缺陷的人所受到的惩罚，表示人们对疾病的某种看法和定义。二，其他事物作为本体，疾病作为喻体，将其他事物等同于疾病。比如把敌人比作是肿瘤，以表示对讨厌之人的厌恶。

（5）具体的三种疾病：结核病是一个暧昧的隐喻，既可以意指灾祸，又可以象征高雅。在结核病未被查明病因的时代，患上结核病就意味着死亡，结核病是作为一种灾难降临到个体身上，可以视为对个体某种行为的惩罚。由于结核病的病症，比如阵发性的苍白与潮红，死相的从容，病症位于身体的上半部——肺部——这一精神化的部位，结核病被人们以浪漫的眼光看待，将结核病视为贵族的，艺术家的病，将结核病带来的身体的身体的柔弱、脸色的苍白视为社会的审美标准，认为结核病能激发人的创造力。结核病更多地是视为具有浪漫色彩的疾病。癌症较于结核病暧昧的隐喻要简单的多，它从来就只能被看做灾难，癌症常发生于羞于启齿的部位，且癌症初期的症状不可见，一旦出现可见的症状，即离死亡不远，伴随癌症地还有剧烈的疼痛。这些特征，都使癌症病人有失体面，癌症被当做一种邪恶的疾病，进而引申到其他令人厌恶的事情上，癌症病人也被贴上了“邪恶”“令人厌恶”的标签，这些标签和解释，即作为癌症的隐喻，使癌症病人被当做社会的异己力量被加以对待，癌症病人除却要忍受身体的病痛，还要承受由这些隐喻带来的心理上的折磨。癌症的隐喻使癌症失去了其作为一种疾病的名称的单纯含义，而给癌症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癌症最初被视为是对个人道德行为的惩罚，后被视为是患者对自己情感压抑的惩罚，这使癌症患者在地位上好似低人一等。艾滋病作为比癌症更让人束手无策的疾病，使其滋生了更可怕的隐喻。艾滋病的隐喻与癌症的隐喻有所交叉和重叠，是因为它们的病因目前都未被查清，人类目前没有有效的方法治愈它，且是一种致死率很高的疾病。因此，艾滋病也被认为是同癌症一样令人厌恶的疾病。但艾滋病的潜伏性和传染性，以及传播方式是通过性传播，这使艾滋病的隐喻比癌症更为恶毒恐怖。艾滋病成了负荷意义最多的疾病。艾滋病最初也被视为是对某个人群，多指同性恋者、性生活泛滥者的惩罚，艾滋病似乎是这些离经叛道的人群的专属病。但由于艾滋病的世界性蔓延，整个人类都成了艾滋病的攻击者，人类不能像将癌症框定于某个人群一样，将艾滋病框定于与大众对立的“他者”。

（6）以上的陈述都是疾病作为本体，其他事物作喻体的隐喻。因为疾病的可怕与讨人厌，疾病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成为描述某种可怕事物的喻体，比如把恐怖分子比作癌症，把黄赌毒比作像艾滋病一样蔓延。

（7）作者写作此书的意图：将萦绕在疾病上的那些隐喻影子彻底曝光，还疾病以本来面目，但作者本人也承认要摆脱隐喻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尽力地以最真诚的方式看待疾病，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的思维，减少疾病的隐喻带给病患的心理痛苦。

浅析《檀香刑》中赵小甲傻症的隐喻 疾病被当做一种修辞手法或隐喻用于文学创作是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被赋予特殊含义的疾病在文本故事的建构和意义的阐发中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对文本进行纵深向的挖掘，必须重视作者对于疾病的隐喻化处理，发掘疾病在文本中所承担的重要使命。痴傻的人物形象在中国现当代的作品中屡见不鲜，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鲁迅为此后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物视角，即借助痴傻的人物形象的疯癫视野记录现实人生。在现当代文坛我所读到的痴傻人物还有韩少功《爸爸爸》的丙崽，贾平凹《秦腔》中的引生和《檀香刑》中的赵小甲。痴傻这种生理缺陷和疾病成为了作家表现社会的有效工具，工具化的疾病自然已不是单纯的生理病痛，而是负载有特殊的功能和意义。《檀香刑》中的人物赵小甲是承担有特殊功用的意义的傻人，其痴傻是作者为写作文本而有意设置的人物特征，要透过其表面的生理疾病挖掘其背后的作者所赋予的隐喻色彩。 首先，小甲的痴傻被作者赋予了道学气。小甲痴傻的生理缺陷是作为赵甲杀人的果而出现的。在《疾病的隐喻》中桑塔格表示了这样一种对疾病隐喻的观点“疾病视为对那种客观存在的道德人格的应有的惩罚”1。在文本故事中，小甲天生的痴傻是对赵甲道德的惩罚。赵甲是清末的第一刽子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砍下的人头比高密每年产的西瓜还要多。几十年执行死刑的经历已使他丧失了人性，且他并不为自己的杀人职业为耻，反而坚定地称自己是国家法律的象征，并自称自己是杀人行业里的状元。残忍杀人的行为，以及冷酷扭曲的变态人性，使赵甲成为《檀香刑》中背负最深道德罪孽的显性人物形象。疾病隐喻进入了道德范畴，“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疾病转变成一种道德评判。”2小甲天生的愚痴是对赵甲道德道德罪孽的惩罚，借此隐喻，作者间接且明确地表达了对赵甲形象的否定以及对赵甲所执行的酷刑的否定。

其次，精神病在意识层面的隐喻被用到赵小甲的身上。桑塔娜在《疾病的隐喻》中这样描述精神错乱“（精神错乱）被当作高超感受力的标志，”“它能把人的意识带入到一种阵发性的彻悟状态中。”3小甲的这种精神性疾病承载有独特的隐喻意义。传统的精神病被赋予高超的感受力，像赵小甲这种半傻瓜类型的精神病在现当代的中国文学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神性特征。他们的胡言乱语和幻象并不能简单的视为无意义的行为，它们具有影射文本和社会的功用，对其隐喻的剖析是通向文本深层主题的重要切入点。《檀香刑》中的小甲继承了鲁迅狂人的某些特征，并与其它文学作品中的精神病人有共同之处，即作者都不同程度地运用魔幻现实的手法，赋予精神病人半人半神的特征。《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看到周围人在“吃人”，《爸爸爸》中的丙崽被奉为具有预言能力的“神”，《秦腔》中的引生可以看到人头上的火苗，《檀香刑》中的小甲可以看到人的本相，这些本是傻子的精神幻像，并不可信，但在文本中，借助疾病的隐喻，衍生出超越文本表层的深层指示功能。小甲借助虎须看到赵甲的本相是黑豹，孙丙的本相是黑熊，钱丁的本相是白虎，其余众人皆是狗、驴、鹅，这虽是傻人小甲的幻像，但这些动物幻像恰是对人物本质的生动刻画，借助这些动物，可以更准确的把握人物的形象特征，黑豹阴森可怖、黑熊可谓愚笨的英雄、白虎是亦正亦邪的王者，这都是对赵甲、孙丙、钱丁形象的精准概括。由此可知，小甲并非单纯的生理痴傻，而是作者借助精神病的隐喻赋予小甲超验的感受力，借小甲之傻话传达其写作主题。小甲的眼睛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人兽共存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的身体下面都隐藏着野兽一样的本质，《檀香刑》可谓人兽狂欢的舞台，赵甲和钱丁的较量，借助小甲的眼睛，变成了黑豹与白虎的野兽之争。执行檀香刑的场面，被描绘成野兽的大集合。通过赵小甲，作者提供了一个人兽切换的社会，人类社会实际上是野兽的世界，人性如同兽性冷漠，充满争斗和杀戮。这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的一个方面，作者借精神病的视野生动的描摹出来。

综上所述，在文学中，作家不约而同的将疾病隐喻作为辅助传达其思想的工具而具有特殊的文学功用。在《檀香刑》文本内容的建构上，小甲的疾病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基础的作用。小甲所患的这种精神性的疾病的隐喻，在文本意义的建构上，承担着重要的阐释和补充的作用。疾病是常被作家拿来使用的文学工具，由于疾病含有隐喻的特性，作家时常借助其隐喻与文本在内容上形成呼应，或者更深刻明晰的传达其写作意图，但水平不同的作家对疾病隐喻的驾驭能力有优劣之分。就莫言《檀香刑》中对小甲痴傻的驾驭，莫言不如鲁迅的技巧高超。莫言和鲁迅都是借痴傻人物的疯言疯语影射社会，但鲁迅对狂人疾病隐喻的利用比莫言更高一筹。鲁迅笔下的狂人真的傻，又真的不傻，初读《狂人日记》，我能切实的感受到鲁迅笔下的狂人确定无疑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但当读到“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救救孩子”4时，我又强烈的感觉到这狂人真的不傻，他才是真正清醒的人。在鲁迅的笔下，“傻”和“不傻”似乎完全分离对立，但又完美融合，狂人确定无疑是生理上的真傻子，其世界也是荒谬的，但其荒谬的世界下隐藏着真实的社会。傻的只是狂人和他的世界，真的却只是真实的世界。狂人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文学形象，他是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傻人拥有鲜活的生命力，但莫言笔下的小甲像是木偶，被莫言随意的操纵，当文本需要他傻时，莫言就让他傻，当文本需要他不傻时，他比正常人都聪慧，当赵甲与钱丁较量时，小甲立马劝赵甲屈服于更强大的钱丁。小甲是时傻时不傻，亦傻亦不傻，小甲的“傻”与“真”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他完全不像狂人一样具有稳定确定的心智特征，因而小甲并没有鲜明的主体性，他完全成了一件叙述工具，莫言并没有像鲁迅样成功的将人物与疾病完美的融合起来，小甲并不具备狂人的生命力，这是莫言逊色于鲁迅的地方。其次，莫言利用小甲的疾病，借小甲的幻像将人物的性格以及人的本性通过各种动物形象直接的传达给读者，莫言生硬的圈定了读者阐释文本的范围和方向，而鲁迅是将其要传达的思想隐藏在狂人和狂人的世界下面，让读者通过自己的阅读体验自然的找到文本的主旨，而非像莫言样强行的灌输，这也是莫言逊于鲁迅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