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_普世价值_争论的策略原则

处理“普世价值”争论的策略原则熊建军　庄锡福摘　要　在加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设的同时,重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扬弃,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意识形态斗争的策略思想。以此为指导,处理“普世价值”争论应坚持两个策略原则,即把握好“立”与“破”的辩证关系,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关键词　普世价值　意识形态建设　策略原则作者熊建军,华侨大学人文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庄锡福,华侨大学人文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泉州　362021)。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普世价值”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表面上是专家学者在学术上的对话,但意识形态斗争的意蕴已非常明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包藏祸心的“普世价值”论,引起了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的批判。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策略思想,对于研究处理“普世价值”争论的策略原则,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特别重视意识形态建设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特别重视意识形态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策略的一个重要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在阐述了国家的阶级性之后,作者肯定地指出:“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①“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历史上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后为论证和巩固统治的合法性所作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斗争策略上给予的指导。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无论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在成功夺取政权之前,总是把自己说成是人民的代表,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当时他们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生机勃勃的革命者,故这样说不是虚伪,而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夺取政权之后,随着他们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他们的利益与后者的利益日益对立,他们所谓的“普遍的利益”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为了欺骗被统治阶级,他们仍声称“自己的利益”是“普遍的利益”,其虚伪性因此日渐显露。在这一点上,

资产阶级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个“又”字,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一种规律性现象,即统治阶级总是利用掌握政权的有利条件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以维护和巩固阶级统治。正确把握这一规律性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搞好意识形态建设,以有效地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分别从反正两方面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重视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的思想,不单是一种策略,而且符合事实。历史上的统治阶级虽然也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但他们一贯把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少数人的利益作为“普遍的利益”;而无产阶级则始终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普遍的利益”,使“自己的利益”具有比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更广泛、更真实的“普遍性”。此外,马克思主义关于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普遍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在“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思想,对于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来说,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以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为指导,在国内,我们既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方式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以推动全国各族人民更深入地理解党的利益追求、价值取向,又要创造条件增进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利益”

48

科学社会主义　2009年第6期与他们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的认同,从而进一步巩固并扩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在国际上,应通过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对话与交流,并在不违背原则的条件下扩大意识形态方面的共识,以适应我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的客观需要。所以,就当前处理“普世价值”争论的策略来说,首要的是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尤其是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与传播。 二、马克思主义一贯主张批判和扬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不仅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重视意识形态建设,而且一贯主张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直接批判,为我们批判当前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论提供了理论指导。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总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以掩盖其剥削阶级本质。在批判德国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有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②资产阶级为掩盖其统治的阶级性,总是把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并制造一种假象———“一定阶级的统治是某种思想的统治”。③在此,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从它准备夺权那天起,就一直以各种形式掩盖其特殊的阶级利益。当前西方国家鼓吹“普世价值”概念,也不过是企图为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思想提供一个“普遍性的形式”以掩盖其剥削阶级本质而已。二是马克思恩格斯驳斥了资产阶级所鼓吹的“存在一切社会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的观点。资产阶级在对共产主义理论进行攻击时,曾提出了“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的观点,并指责“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马克思恩格斯在驳斥这一观点时指出:“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

“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

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④由此可见,批判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必然要求,符合马克思主义两个“最彻底的决裂”的思想。三是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关于“永恒的”道德的荒谬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在以讽刺的口吻否定杜林“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之前,

有这样一段论述:“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这不至少就是一成不变的道德的一部分吗?———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⑤有人据此提出:这不是证明“普世价值”存在吗?其实,恩格斯虽然肯定了封建贵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在某些方面存在“道德论或多或少相一致”,譬如“切勿偷盗”,但明确指出前提是三者存在“共同的历史背景”———“同一历史发展”,即都处在私有制社会里。恩格斯的论述不仅直接批判了杜林“永恒的”、“终极的”道德的荒谬性,而且间接地批判了当前那些鼓吹抽象的“普世价值”的“杜林”们,告诫他们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谈价值观的“一致”性、“普世性”。

三、处理“普世价值”争论应持的策略原则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思想表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具体策略问题上,要以“立”为主,“立”“破”结合;在观察和研究意识形态斗争的根本方法问题上,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以此为指导,处理“普世价值”争论,我们应注意以下两个策略原则。一是把握好“立”与“破”的辩证关系。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研究与宣传,对资产阶级各种赋予“普遍性的形式”的主义、理论、思潮的揭露与批判,都是必要的。前者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建设,是目的性的策略,是“立”的问题;后者强调的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手段性的策略,是“破”的问题。二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就当前来看,在“立”与“破”的关系问题上,正确理解邓小平的“不争论”

58

处理“普世价值”争论的策略原则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有些人把经过他们歪曲后的“不争论”原则作为庇护其鼓吹西方国家“普世价值”论的尚方宝剑。邓小平对“不争论”的阐述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86年,当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但一些领导干部表现出不理解,甚至怀疑的情绪时,邓小平指出,“对这个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说话。”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强调:“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事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可见,邓小平的“不争论”原则,主要针对的是如何对待党的决策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党中央的决策确定后,就不必浪费时间再争论,决策正确与否应由实践来检验。在党中央决策之前,要不要争论呢?邓小平是明确主张争论的。对于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的重大理论问题,邓小平更是主张必要的争论,以保持党在理论上的自觉,他推动对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是一例。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论断,这既是对邓小平“不争论”原则的发展,也是对新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策略的指导。可见,邓小平的“不争论”原则与意识形态斗争中“立”“破”结合的策略并不矛盾。提倡“争论”是一种主动的“立”与“破”;主张“不争论”并非对必要的“立”与“破”的否定,而是强调对于已确定要“立”或“破”的问题,切不可再作无谓的争论,重要的是把它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并认真贯彻执行,并在实践中检验并发展对所欲“立”与所欲“破”问题的认识。准确理解邓小平“不争论”原则的内涵,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立”与“破”的辩证关系,有利于集中力量制定相应的政策并研究有效的措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人民群众的具体行动,也有利于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把握主动权。二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指的是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及其基本观点,来思考、认识、分析、解决相关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它是我们认识社会现象的科学工具,也是我们看清国内外政治现象发生的原因、本质和规律的根本方法。当今世界在总体上还是由西方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主导的阶级社会,我国在一定范围内也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斗争,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仍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运用的客观必要性。借经济全球化实现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遗余力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之一,经济全球化客观上已成为其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手段。克林顿曾毫不掩饰地说:全球化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很显然,美国就是要通过经济全球化把它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给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