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_以诗为词_的佛禅背景_邵静
苏轼的“以诗为词”--历史的自觉发展

苏轼的“以诗为词”--历史的自觉发展“以诗为词”是诗歌自觉发展的必然。
苏轼凭借自己的才华,敏锐地抓住这个文学特征,合理利用这一在当时鲜有人提的特点,形成自己的诗歌风格,同时对此后的诗歌创作产生极大影响。
无论词作为由诗发展而来的产物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体式,都有着其本身的规律。
词是从诗衍生出来的。
最初的词可以说毫无地位,仅仅是唐人在茶余饭后的消遣,难登大雅之堂。
而诗经过长时间的加工,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形式和创作准则。
唐人其实已经发现在诗上很难有所突破,或者长时间在诗的氛围中想找寻新的突破口,便作诗余以自娱。
而这种衍生,其实已经为“以诗为词”奠定了基础。
创作词的唐人随着改朝换代也成为了宋人,这批人有着创作诗的经验,但由于唐代普遍认为词的格调不高,至宋,这批人依然被词限制在狭小的创作范围之内。
那么诗对词的影响最突出的就体现在苏轼的笔下。
苏轼大胆地打破这样的限制,将诗的创作带入词中。
这种大胆,是创作习惯的延续。
从另一角度来说,是词依然没有摆脱诗对其的影响,当然也是无法摆脱的影响。
那么,词作为独立的体式而言,和诗的发展也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从滥觞《诗经》起,诗歌就作为一个个体伫立在历史之中。
诗歌从诗经发展到楚辞,再由楚辞孕育出汉乐府民歌,从汉乐府逐渐形成一种诗歌规范,动乱之后的唐朝成为了诗的顶峰。
词从诗中演化出来时,与诗经相似,同样贴近生活;词对于音律规范等的难舍难分与诗的发展也相似:诗经、南北朝民歌等,皆是人民生活中的唱词进行整理加工后的产物;而后“以诗为词”的提出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词境,将词一步步完善。
而有了诗的前车之鉴,词在宋之一代,便达到了顶峰。
新时期诗歌也与上述相似。
在此我们不讨论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
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到文研会以抒情为主,例如冰心的繁星春水,再到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到新月派提倡格律,象征派的联想、隐喻、暗示等手法的运用等,皆是由最简单的内心深处的呼喊开始,到内容题材的关注,到格律形式的要求,最终一步步将此种文体完善。
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

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苏轼是个大才子,佛印是个高僧,两人经常一起参禅、打坐,是好朋友下面就是小编整理的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篇11、三百六十行,每行都有行业忌语,比如门卫最讨厌人家说“看门狗”,做生意的不想听到“奸商”,出家人则不喜欢两种动物,道士忌讳“牛鼻子”,而你要是当着和尚的面骂“秃驴”,修行再好的大师也跟你急。
有句话说“骂人无好口”,一旦发生了冲突,你越是忌讳啥,对方越会说给你听。
有个文士落魄时,尝寄宿僧寺,时间一长,大和尚小和尚都欺负他,书生一气写了首诗:一夕灵光出太虚,化身人去意何如。
秋月不用炉中火,凡子心头一点除。
这首诗表面上看没啥,一分析问题就大了,诗中隐的是“死秃”二字,看来书生是真急了,连骂“秃驴”都嫌不过瘾,前面还要加点形容词修饰修饰。
关于“秃驴”,还有个故事和苏东坡有关,杭州有一个品行不端又爱钱好色的住持向苏东坡求字,苏东坡很快写了幅对联给他:日落香残,去掉凡心一点火尽炉寒,来把意马牢拴这位花花住持挺高兴,马上挂了出去,结果许多人看了之后都捧腹大笑,原来这也是个字谜,谜底就是“秃驴”二字。
苏东坡似乎很喜欢拿和尚寻开心,像苏东坡这样的,能和他相处几年不被气死的当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考虑到苏东坡的和尚朋友太多,咱们这章不玩“编年体”了,临时改“纪传体”,主要谈谈佛印,稍带着把其他几位也给聊了。
2、东坡参禅,趣味盎然。
我们还记得苏东坡初至杭州写了这么句诗——“名寻道人实自娱”,下面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苏东坡确实是“自娱”。
这天一大早,苏东坡就跑到庙里来找大通和尚了,到了门口不进去,拍着庙门口的石狮子有板有眼的叫:“秃驴何在?”老和尚正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做运动,一听有人跑到庙里来污辱动物,手搭凉棚转了个圈,笑着说:“东坡吃草!”在苏东坡的和尚朋友中,“大通”属于高僧阶层,不过这位“大通”什么都通,就是一见女人就不通。
女人,他从不正眼看一下,至于偷着看不看,那就只有天知地知还有他自己知。
看得淡放得下世间万物就像“庐山烟雨”,几首禅意诗与君共赏

看得淡放得下世间万物就像“庐山烟雨”,几首禅意诗与君共赏苏轼是北宋的大文豪,他在临终时曾给儿子写下一首诗,短短四句,却道出人生大智慧。
《观潮》苏轼苏轼是北宋的大文豪,他在临终时曾给儿子写下一首诗,短短四句,却道出人生大智慧。
《观潮》苏轼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一开始看到这首诗时,以为是后人误传,第一句和第四句怎么一模一样?后来才发现这是苏轼故意为之,而这首诗也是脱胎于青原惟信禅师的“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晚年的苏轼参禅悟道已登堂入室,他听闻儿子苏过中山府任通判,便写下了这样一首禅诗来提点儿子。
他不提自己的官场经历,而是从令无数人向往的两处风景说起。
朦胧美丽的庐山烟雨,波澜壮阔的钱塘江大潮,是何等的神奇,令人心向往之,这一生若是无法亲见,该是何等的遗憾!可是当看到了庐山蒙蒙烟雨,钱塘浩浩大潮,有人觉得不虚此行,有人却觉得不过如此。
是庐山烟雨和钱塘大潮徒有其名吗?并不是的,只是当你完成了心中的执念,澎湃的心潮已平复,那么自然就不会那般激动。
这是一种经历过世事沧桑后的淡然。
那么苏轼为何会给儿子写这样一首诗呢?这得从他的官场经历说起。
他在21岁那年,便和弟弟苏辙跟着父亲苏澈进京赶考。
在考场上,他写下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当时的文坛泰斗欧阳修读后赞不绝口。
在欧阳修的极力推荐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
但后来他的母亲、父亲相继病逝,他和弟弟只能回乡守孝。
一直到了1066年,他通过制科考试(科举之外的非常规选拔人才的考试),开始步入官场。
此时的他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本想着大干一番事业,却赶上了“王安石变法”。
因反对新法,和王安石政见不合,他自请离开京城,到外地为官。
虽然表面上是自愿,但其实他的内心到底也是有几分意难平的。
1079年,他由徐州调任湖州,按照惯例,向朝廷上书了一封谢表,而正是这份《湖州谢上表》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当时就有人说他目无朝廷,妄自尊大。
当然单凭“新进”、“生事”这些反对新政的字眼,并不足以定苏轼的罪。
试析苏轼诗词的佛学思想

试析苏轼诗词的佛学思想苏轼是一位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卓有建树的奇才,他是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北宋文坛盟主,而其多方面的文学创作实践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居士代表和对禅法省悟很深的禅者。
一、苏轼生平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初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人。
他出生家庭,虽不是名门望族却富有文学气氛。
母亲程氏怀孕时,夜梦僧人来到他家,于是就生下苏轼。
苏轼到七、八岁时,常梦见自己身披袈裟。
他认为前世是出家人,所以后来有所感叹:“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
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幼年的苏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同时接受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和佛教自利利他的博大情怀。
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他和弟弟苏辙,随父亲进京应试,兄弟俩一举中鹄。
此时因母亲程氏去世,回蜀行孝。
嘉祐四年<公元1057年),父子三人再度赴京。
嘉祐六年,苏轼应“制科”入第三等,被授大理评事,签书风翔府判官。
从此,苏轼开始了他那漫长而坎坷的仕途生涯和丰富多采的文学创作道路。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轼入朝廷任职。
当时正值宗任用王安石变法。
苏轼因与王安石在改革思想、方法、措施—亡都有分歧,于是渐渐走向对立面。
照宁四年(公元071年)十一月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因此被贬外任,相继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等知州职。
苏轼虽远离朝廷,但无时不在关心朝廷政亊。
因此,苏轼写了多首讽刺新法的诗文,被政敌肆意夸大歪曲为“愚弄朝廷”的罪证。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湖州被捕,关押御史台,险遭极刑,这就是“乌台诗案”。
后经多方营救,终于从轻发落,贬往黄州任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调赴汝州。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去世,由支持旧派的英宗皇后垂帘听政,政局发生变化。
苏轼在二十几天内连升几级。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亲政,政局再次变动,新党人物相继执政,并把打击“元祐党人”作为主要目标。
苏轼心中的那个禅

苏轼心中的那个禅正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样,北宋时期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期,而苏轼则是此时期当之无愧的巨人。
他的存在,是宋代文化丰富意蕴的表征,他的诗、词、文表现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此,笔者尝试从其禅诗词的角度分析其禅思想的发展。
苏轼受禅影响颇深,并且深得禅的真味,他把老庄以无限的时空看待人生的痛苦和欢乐以及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学以平常心看待人生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结合起来,终于达到了“无缚无解,无乐无不乐”的禅境。
苏轼的禅思想由无到有,由浅入深,直至化境,与其仕途经历息息相关。
笔者以此为据,将苏轼的禅诗词分为四个时期,浅析其禅思想由种禅因、结禅缘、正式学禅及达到禅境的发展过程。
第一期:从嘉佑六年(1061年)入仕至熙宁四年(1071年)通判杭州前。
代表作为《和子由渑池怀旧》、《凤翔八观之四》。
此期他尚未习禅,但已种下禅因。
第二期:从熙宁四年(1071年)通判杭州到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发,贬居黄州前,代表作为《永遇乐?明月如霜》、《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
此期他仕途顺利,结下禅缘。
第三期:从元丰三年(1080年)谪居黄州至元丰八年(1085年)复官登州前,代表作为《琴诗》、《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此期他仕途坎坷,开始自称居士,正式学禅。
从元丰八年(1085年)复官登州至元佑九年(1094年)再谪惠州前,所作不多,禅思想变化不大,在此不作论述。
第四期:从绍圣元年(1094年)谪居惠州到终,代表作为《独觉》。
此期再陷逆境,但却自得其乐,禅思想进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至高境界。
一.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所处的北宋,禅宗发生重大变革。
一方面,禅宗进一步与儒、道融合,向世俗靠拢;另一方面,从惠能的不识一字转变成禅僧的能诗善画,以有字禅代替了无字禅,以讲禅理代替了讲哲理,以含蓄朦胧代替了直接清晰。
这些变革无疑和士大夫的心理、情趣、修养相投合,居士思想极为兴盛。
苏轼的词与禅

苏轼的词与禅由于家学渊源,苏轼早在幼年时期便已接触佛教。
其父苏洵曾结交蜀地出身的名僧宝月大师,其母程氏也笃信佛教,其弟苏辙也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家人的影响对苏轼的佛学修养有着很大影响。
苏轼深知学问德业,必须在于操持行履,笃实履践,尤其学禅宗,更是如此。
在贬谪黄州的五年时间,苏轼便开始了专修禅法。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
在贬谪黄州的初期,“惟佛经以遁日”。
他经常去城南的安国寺念佛静坐,静坐就是禅宗中的禅定修行求证的方法。
禅宗认为心性本自清净,万法均由心生,提倡破相离缘,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并且注重身心修学的实证。
禅宗认为,人之所以不能了解宇宙和人生,只因为人不能真正地了解自己。
所以通过静坐以便反观内省,将自己内外感知的每一起心动念,观察得清清楚楚,使心境渐渐地呈现一片空白,“非梦亦非觉”,这时就会觉得自己因感知而起的所有的意识思维,都如一片浮光流影,像雁过长空,风来水面,了无踪迹可得。
心能够如明镜止水般涵容万事万物。
事情来了,以完全自然的态度来顺应;事情过去了,心境便恢复到原来的空灵。
这种禅悟境界,使得苏轼能够在审视世间万物时,保持灵静心态,身心一无挂碍,神游物外,从而达到“无喜亦无忧”、“随缘自适”。
“心境明,鉴无碍,廓然莹彻周沙界。
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圆光非内外。
”(《永嘉证道歌》)这是说只要人的心境明净透彻,就能周遍宇宙万物,从而在内心实现泯灭内外的超越,使有限与无限在个体心灵中相即圆融。
如其《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首词展现了苏轼通过禅修、禅悟而达到的思想境界。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穿”、“打”显出雨势之猛之急,暴雨骤降,行路之人该如何面对?“莫听”,是指听而不听,不必介意萦怀。
因为只有心无波澜,方能“吟啸且徐行”。
“何妨”二字写出内心不为物扰的潇洒与磊落。
“竹杖芒鞋轻胜马”,正因为丝毫不起慌乱杂念,才有如此境界。
有此心态,苏轼方能超越苦难的世俗人生,于苦境中展现真趣,在逆境中自得解脱,将凄苦化为禅悦,把抵牾融为和谐。
[精品]浅论苏轼的以诗为词
[精品]浅论苏轼的以诗为词
苏轼以其独创的“以诗为词”,以其诗文的艺术技巧,赢得了众多读者的认可,为我们讲述了经典的古典文艺诗歌故事。
苏轼擅长于利用通俗俚语来表达他的思想,他的作品通常风格洒脱,情节跌宕起伏,语气优美,慢慢地缓缓流淌,温柔动人,给人一种不朽的浪漫感觉。
苏轼在文体上具有立体感,把诗动态地刻画在体现了自身思想情感的文章中,体现出多维度的文化精神和丰富的文学内涵,形成了苏轼独有的文艺风格。
苏轼采用诗歌形式,不拘泥传统,把自己的情感耽误于诗歌之中,在采用简练的凝缩形式中,写出了精彩的文字描绘,有壮观的景象,深刻的含义,丰富的视角,写出的文字经久不衰。
苏轼以其情节变化多端、高度象征性、简洁幽默的语句,多角度、深刻、精辟地描绘社会历史变迁、文化特征、区域不同情况,表达了苏轼独有的文化理念,为后世留下了经典的传统文学作品。
总之,以诗为词的苏轼,以其动人的诗句,朴实的叙述,深刻的意境,活力四射的风格,丰富的色彩,形成了其独特的文体风格和文化理念,给后代留下了经典的文学作品。
苏东坡的故事
苏东坡的故事【转】苏东坡居士故事趣闻【一】苏东坡在江北瓜州任职时,与一江之隔的金山寺主持佛印禅师经常谈禅论道。
一日,东坡自觉修持有得,便撰诗一首,派遣书僮过江,送给佛印禅师印证,诗云:“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禅师看过之后,拿笔批了两个字,就叫书僮带回去。
苏东坡以为禅师一定会赞赏自己参禅的境界,急忙打开禅师的批示,只见上面写着“放屁”二字,不禁无名火起,立即乘船过江找禅师理论。
船快到金山寺时,佛印禅师早站在江边等着苏东坡,苏东坡一见禅师就气呼呼地说:“禅师,我们是至交道友,我的诗、我的修行,你不赞赏也就罢了,何必骂人呢,”禅师若无其事地说:“我骂你什么啊,”苏东坡于是将诗上批的“放屁”二字拿给禅师看。
禅师呵呵大笑道:“哦,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就打过江’了呢,”苏东坡听罢,惭愧不已。
在古代的俚语中,“鸟”字有个意思不雅,东坡拿它跟佛印开玩笑。
他说,古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比如,“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没想到佛印却从容答道,这就是我们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还有一次,苏东坡与禅师坐而论道,东坡突起玩心,对禅师说:“大师,你知道此刻你在我眼中像什么吗,”禅师说不知。
东坡说:“在我眼中,你就是一堆牛粪。
”谁知大师并未大怒,反而莞尔一笑:“恰恰相反,在我眼中,你是一朵鲜花。
”东坡乐不可支,回家把这事得意地跟小妹谈起。
苏小妹说:“哥哥啊,你以为你占了便宜么,”东坡不解:“不是吗,我骂他是牛粪,他不好意思生气,“不对啊哥哥。
佛家有云,心中有即眼中有,只得赞美我是鲜花了。
”小妹说: 你看他是牛粪,是因为你心有牛粪,他看你是鲜花,则是因为他心如鲜花啊。
”苏东坡满面通红。
众所周知,苏东坡乃北宋文豪,诗词大家,他才华横溢,英气逼人,在文学史上可算是一位独挡一面、玉树临风的佼佼者。
但就是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也不免会有满脸羞惭的时候。
历史名人——佛印与苏东坡的故事
历史名人——佛印与苏东坡的故事佛印是北宋时期的僧人,一般指的是佛印禅师,他是宋代云门宗僧,也是苏轼的知交好友。
佛印的法名为了元,字觉老,俗姓为林,为四十四世佛印了元禅师。
佛印是饶州浮梁人,从小就学习儒家经典,三岁就能读《论语》等诗文,五岁能诵诗千首,长大后更是精通五经,是当时远近闻名的神童。
佛印的法名为了元,字觉老,俗姓为林,为四十四世佛印了元禅师佛印在元符元年的一月四日圆寂,当时已经六十七岁了,朝廷在知道他的死讯后就赐他为“佛印禅师”。
佛印门下著名的弟子有义天、德延、净悟等门生,他们几人在佛印死后也继承和发扬了他的思想精神。
苏轼生于1037年,卒于1101年,本名苏轼,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
苏东坡一生曾两任杭州,如今走在杭州,无论哪个角落,都有他的影子苏东坡佛印与苏东坡既成莫逆之交,自然无所忌讳,两人常常喜欢开玩笑。
两人常常喜欢开玩笑有一次,东坡带了个歌妓去游润州,这个女孩子名叫琴娘,长得娥眉莲脸,体态轻盈,雅淡自然,如花似玉,而且善知音律弹得一手好七弦琴,东坡就偕她去见佛印,也不管和尚的清规戒律。
佛印是悟透佛理的人,毫不顾忌这些,大家谈起琴棋书画来,倒也津津有味,十分投机。
东坡心想,这和尚一向潇洒,腹有文才,古来才子皆风流,他如此清苦,岂能耐得?我原想劝他还俗出仕。
只是不好启齿,今日这般风景,我且试他一试,如若破戒,就劝他还俗;即使不成,也足见他的清高。
于是把琴娘唤到一边,对她说:你看这和尚谈吐不凡。
席中与你交谈,似乎对你颇有意思。
这和尚贪睡,你今夜可趁和尚熟睡时,到房中相伴和尚就寝,须要了事,取得证据来。
我自会赏你三千贯钱,作房奁之资,你嫁得个良人,也有个好归宿。
倘若不然,定然重责。
琴娘一听,吓得颤做一团。
但又无办法,只好说:“愿听东人吩咐。
”到得和尚住处,只见佛印在床上呼呼大睡。
琴娘坐在和尚身旁,但听得鼻息如雷,宛如扯风箱一般,又不敢大声呼唤,无可奈何,只好坐旁边守着。
天王巨星苏东坡的名人故事
天王巨星苏东坡的名人故事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你知道苏东坡有哪些故事吗?下面是搜集整理的天王巨星苏东坡的名人故事,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苏东坡才华出众,加上长得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因此拥有大批的粉丝。
虽然苏东坡“星途坎坷”,但这些忠实的粉丝却一直追随,对他不离不弃。
“天王巨星”苏东坡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喜欢到西湖游玩。
有一天,苏东坡游览西湖时,忽然着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驾船追了上来。
苏东坡不知其来意,一时愕然。
女子激动万分地说,她自小就仰慕苏东坡,但一直无缘相见,现已嫁为民妻,今日亲眼看见自己的偶像,也了却了多年的愿望。
之后,美女粉丝给苏东坡弹奏了一曲古筝,便驾船翩然而去。
苏东坡无比感慨,为此,他写下一首《江神子》。
苏东坡谪居黄州时,有一个叫李琪的粉丝,非常想要苏东坡的签名墨宝,但一直没有机会。
多年过去了,李琪仍拿不到偶像的签名墨宝,眼看苏东坡就要调离黄州,她心急如焚。
离开当日,黄州官员设宴为苏东坡饯行,宴席就设在李琪所服务的酒店。
真是天赐良机,李琪决定豁出去了。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苏东坡酒兴正酣。
看到时机成熟,李琪便捧着酒杯跪拜在偶像面前,随即拿出自己的随身汗巾,求苏东坡签名墨宝。
苏东坡倒也爽快,让李琪取来笔墨,挥手便在汗巾上写道:“东坡七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到此,即掷笔袖手,复与宾客谈笑。
只写两句?这可把李琪急坏了,于是她再次跪拜,求苏东坡再续。
苏东坡大笑,接着写了两句:“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
”书毕,在座宾客无不击节赞叹,李琪也了却多年心愿,激动得流下眼泪。
苏东坡59岁时被贬至惠州,当时,他的邻居温氏有个女儿叫温超超,年方16岁,貌美如花。
在当时,16岁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但温超超的眼光极高,任提亲的踏破门槛,她就是不肯嫁人。
直到苏东坡被贬谪到惠州,她才算是找到了意中人,她高兴地对人说:“嫁人只嫁苏东坡!”于是,每天晚上,温超超不顾其淑女形象,愣是翻过高墙,来到苏东坡窗前听他吟诗诵读。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2009年 第6期兰 州 学 刊No.6 2009
总第189期LanzhouxuekanGeneral.No.189
苏东坡“以诗为词”的佛禅背景邵 静(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上海 201800)
[摘要] 以往围绕“以诗为词”展开的讨论,常常以文学自身的发展作为探讨的逻辑起点,忽视了佛禅背景对它的影响。苏东坡深厚的佛禅学养,成就了其圆融无碍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境界。同时,游戏三昧的文字态度,最终使“以诗为词”成为苏词创作的亮点。[关键词] 以诗为词;文字参禅;圆融无碍;游戏三昧[中图分类号]I20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9)06-0186-03 [收稿日期] 2009-02-13[作者简介]邵静,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生,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宗教。
“以诗为词”是宋代词学批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最早是针对东坡词的创作而提出的。陈师道《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1]显然,陈师道以韩愈之诗与东坡之词相类比,提出的是词之为词的“本色”问题。对于“以诗为词”的评价,前人已多作论述。总体而言,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讨论,往往以文学自身的发展作为探讨的逻辑起点,忽视了佛禅背景对它的影响,因而或缺了对这种创作手法的思想来源的探究。本文通过对苏东坡的佛禅背景与“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之间关系的梳理,以期为这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寻找一些理论依据。“`以诗为词'按照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把诗的作法、风格引入词中。其前提当然是承认诗与词具有不同的体制特征,即诗之为诗、词之为词的质的规定性。”[2]所谓“把诗的作法、风格引入词中”其核心是在创作主体层面消解诗、词的界限,从而达到创作上的圆融和谐。苏东坡《与蔡景繁十四首》云:“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3]赵令畤《侯鲭录》卷七载: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之`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4]显然,苏东坡认为诗、词在抒发主体性情的功能上是相同的。在抒情范畴上,词是诗的延续和发展。对于苏东坡文学创作的特色,曾季狸在《艇斋诗话》中有一段精辟的概括,“东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与其他文人之文、诗人之诗不同。文非欧曾之文,诗非山谷之诗,四六非荆公之四六,然皆自极其妙。”[5]曾季狸所指之“妙”,正是苏东坡对诗文常法的超越,以及由这种超越带来的与众不同的审美境界。其实,这种消弭艺术形式之间界限的现象不独出现于苏东坡的文学创作,亦出现于他对其他艺术形式的认知上。苏东坡在《王维吴道子画》中云:“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6]在《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中苏东坡更是这样总结诗、书、画之间的关系:“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7]而他评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著名论点更是被后人广泛引用。所以,王水照先生说:“破体为文,出位之思,在他已成习惯。”[8]
一、禅悦之风与文字参禅存在是意识之源。宋代社会盛炽的禅悦之风是孕育“出位之思”的肥沃土壤,苏东坡不断以文字参禅来实践,最终造就了一代文学大家。佛教至宋,可谓鼎盛,其中尤以南宗禅的影响最大。它所提倡的“即心是佛”,直指本心,一方面弱化了对习禅者的外在约束,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参禅者的主体性证悟。因此,这样的参禅方式,受到了士大夫的欢迎,学佛参禅成为一时风气,所谓“近来朝野客,无座不谈禅”。[9]作为一代文坛领袖,苏东坡与禅僧的交往更具有代表性。在《东坡志林》卷一一中他自述“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五灯会元》卷十七把他列为东林常总禅师法嗣。黄州时期,苏东坡又结交了了元禅师和诗僧参寥,《五灯会元》卷十六记录了他与释了印斗机锋的情形,“印云:`这里无端明坐处。'坡云:`借师四大作禅床。'印云:`老僧有一问,若答得,即与四大为禅床,若答不得,请留下玉带。'坡即解腰间玉带置案上,云:`请师问。'印云:`老僧四大本空,五阴非有,端明向其处坐。'坡无语。印召侍者:`留下玉带。'”想必,苏东坡在了元的指引下,必是“言下大悟”。这一则颇含机趣的记录,是苏东坡参禅的生动一课。禅学思想就在无数次这样的问答中,成为东坡灵魂的一部分。在《送参寥师》中,苏东坡就表述了他的禅悟境界和对诗歌与禅学思想关系的思考:“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10]
186禅宗至宋,融合了玄学和儒家思想,已经成为彻底中国化了的宗教。佛禅思想与士大夫文化因而具有了一定的同构性。士大夫对佛禅思想的接受,其实质是对一种思想文化资源的接纳,士大夫与佛禅的携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佛禅义理的精研。《苏轼文集》卷六六有《跋王氏〈华严经解〉》,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十记载了东坡读《传灯录》的情形:“东坡夜宿曹溪,读《传灯录》,灯花坠卷上,烧一僧字,即以笔记于窗间曰:`山堂夜岑寂,灯下读《传灯》,不觉灯花落,荼毘一个僧。'”[11]至于士大夫谈佛论禅的诗文更是不计其数。诚如黄庭坚所言:“若于义理得宗趣,却观旧所读书,境界廓然,六通四辟,极省心力也。”[12]宋代,《华严》《圆觉》《楞严》等几部经典中的事理圆融、明心见性观念被普遍接受。这样,当佛禅思想渗入士大夫性命之际,也就是文学受到佛禅浸染之时,苏东坡自然也不能例外。考察苏东坡的佛禅背景,除了上述外部环境,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修习佛禅的目的。苏东坡曾这样记述与惠辩禅师的交往:“予方年壮气盛,不安厥官,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13]可见,佛禅于东坡,那是一种生命与心灵的需要。秦观曾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14]苏东坡的性命之道,自然离不开佛禅思想。对此,他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在《答毕仲举书》中云:“仆之所学,猪肉也……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15]“猪肉”是东坡喜食之物。周紫芝《竹坡诗话》记载:“东坡喜食烧猪。佛印住金山时,每烧猪以待其来。一日为人窃食,东坡戏做小诗云:`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苏东坡把佛禅比作猪肉,不仅生动地说明了佛禅思想对于他的重要性,更折射出这样的观念:佛境便是平凡而真实的人生境界,生活实践中蕴含着佛理。这样的境界也正是禅宗所倡导的。临济义玄禅师就曾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眠。”[16]由此可知,禅悦之风是苏东坡与佛禅思想结下不解之缘的外部因素,而佛禅思想对于苏东坡,则是一剂安顿生命的良药。在《付僧惠诚游吴中代书十二》中苏东坡曾评价他的僧友是“自言语文字悟入,至今以笔研作佛事”。[17]可见,在他看来,言语文字本身可以是参悟佛禅境界的重要手段。这样的见解是革命性的,它意味着文学作品的功能在宗教层面的开拓。苏东坡在创作实践中确也写了大量表现禅思、禅境的作品:词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道出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禅悟境界;“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则是妇孺皆知的名句。诗如《病中游祖塔院》:“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樽自在尝。”《雨夜宿净行院》:“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淼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远离名利,安心是药,道出了苏轼的人生追求。二、圆融至境与游戏三昧苏东坡集儒、释、道思想于一身,三家之中,他对禅的兴趣是最浓厚的。他曾有诗云:“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参白足知禅味。”[18]足见其在禅学上用功之深。同时,他对《华严经》也颇有心得,“诸尘忽散尽,法界了无瞩。”[19]在禅悟境界中,法执已尽破,万法归一。可以说,“以诗为词”的核心与佛禅悟境的万法平等具有思维的同构性。(一)主体性“以诗为词”首先要求创作主体的视角要超越已有的诗词界限。当然,诗词界限的超越并不自东坡始。龙榆生先生《令词之声韵组织》一文中指出“五七言诗之变为令词,原为凑合虚声而作,然当时曲调变化至多,依声填词,形式遂异”。这段文字清晰地表明一个事实:令词在产生之初,音律上源于律诗。显然,诗、词界限的跨越是从词产生之初就存在的。但是,“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更核心的内容在于“为词注入强烈的主观生命意识”,[20]在于从更广阔的视野中,用词这种形式去表达在此之前词从未表达过的内容和情怀。因此,创作主体的自信与权威就成了必要的前提。而佛禅思想恰恰为这种主体性的高扬提供了精致的理论依据。传说世尊降生时,周行七步,大声宣布:“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一派独立、自信的精神!禅宗传自六祖慧能,他所开辟的自证自悟的道路,更是把人的主体性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对本心的肯定,是禅宗哲学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21]
《苏轼文集》卷五三云:“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此“自是一家”说所表现出来的独立、高标的精神,与佛禅思想显然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张方平在《乐全集》卷五十二,《论苏内翰》一文中用“性资疎率”和“出位多言”来形容苏东坡的性格。对于东坡的才能,宋神宗做过这样的比较,“(李)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22]正是把佛禅思想作为创作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加之苏东坡卓尔不群的性格、恣肆无涯的才情以及在文坛上的崇高地位,让苏东坡在词的创作上迈出了伟大的一步。(二)圆融无碍如果说主体精神的高扬是“以诗为词”的前提,那么,“圆融无碍”则是它的核心。“主体性”为“以诗为词”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圆融无碍”则为这种创作手法的达成提供了观念、思维方式和境界的支持。“圆融是华严的至境,也是禅的至境。”[23]形象表达圆融
境界的是《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到罗那素国,参见毗目瞿沙仙人,无量仙人同声赞叹,仙人下床执善财手,善财即见佛刹现前,证得了真净智。而《五灯会元》卷十九是这样表述圆融境界的:“任意过浮生,指南将作北。呼龟以为鳖,唤豆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