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宋易代之际的文人心态——陶渊明《咏贫士》七首新解

论晋宋易代之际的文人心态——陶渊明《咏贫士》七首新解作者：王莉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9年第2期摘要：晋宋易代时期，各世家大族被驱逐出权力中心。

朝代更迭，文人们还没来得及感慨旧朝，便要思考自己的出路。

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文人心态较为复杂。

据陶渊明的《咏贫士》七首来看，主要有三种，即固穷心理、隐逸心理与倦仕心理。

由此，以陶渊明为代表的文人承担了艰巨的历史责任，坚守了儒家正统思想的道德标准。

关键词：晋宋易代文人心态陶渊明《咏贫士》七首陶渊明在世期间，东晋共经历了两次政权倾覆。

第一次发生在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建立楚国，年号为永始。

但此政权并未持续多久，两年后，晋安帝复位。

第二次发生在十七年后，即公元420 年，宋王刘裕夺帝位，改晋为宋，年号为永初。

鲁迅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陶渊明“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其实不然。

易代之后，陶渊明的作品中多了金刚怒目式的情感抒发。

如《述酒》一诗暗讽刘裕以毒酒赐予废帝零陵王一事，故以酒名篇。

又如《读山海经》第十三则“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一句，对桓玄、刘裕两人大逆不道的行为进行控诉，表达了对两人恶行的不满情绪，冲淡了早年的平和之气。

沈约《宋书·隐逸传》曰：潜弱年薄官，不洁去就之迹。

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

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

尽管沈约提到的“皆题其年月”一事不符合现存《陶渊明集》，但自刘裕篡宋以来，不书年号却是真实的情况。

萧统的《陶渊明传》也有“耻复屈身后代”之说。

有学者说其“忠愤”，有点言过其实了，只能说陶渊明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从情感上偏向于正统朝廷，对不韪之事心存芥蒂。

如“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此类诗句最多算是对旧朝的同情，算不上“忠愤”。

若只是“忠愤”，陶渊明就不会和刘宋朝廷的王弘来往，还专门为其写了《与王抚军座送客诗》。

而这七首《咏贫士》作于元嘉三年丙寅（426），也就是刘宋朝廷建立的第六个年头，此时陶渊明家中已是贫困交加，却坚决不仕新朝，守住了一代文人的气节，所谓“靖节”的谥号或即出于此。

总的来说，从《咏贫士》七首可窥见晋宋易代之际的文人心态，虽说很难以偏概全，但也能了解相当一部分文人在历史动乱中的一般心理。

一、固穷心理《咏贫士》七首大多表现的是君子固穷的思想，这是诗人以此明志的宣言书。

“君子固穷”最早出自于《论语·卫灵公》之“君子固穷，小人斯滥矣”。

只有荒乱年代才会有固穷君子出现，君子有时甚至还得意自己有受穷的资格；而小人不一样，愈贫困愈无节操，为了生存无恶不作。

陶渊明之前，并未有诗人自叙安贫的作品，固穷事迹只散见于各种史传文体或者笔记类小说，把固穷作为诗歌主题并且以组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陶渊明这里算是独创。

那么陶渊明此时贫困至何种程度呢？《咏贫士·其二》中有详细描述：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

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

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

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

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其中“拥褐曝前轩”“ 南圃无遗秀”“ 倾壶绝馀沥”几句备显凄惨。

试想，陶渊明身穿破旧的粗布衣裳，伫立在走廊前，望着南边无一片菜叶的园圃哀叹。

酒壶里倒不出一滴酒，穷得连晚上看书的烛光都没有。

陶渊明是如此爱酒的文人，在没有酒喝、没有条件秉烛夜读的情境下，他还能坚守气节，实是不易。

之后，在《咏贫士》的第三首、第四首、第五首、第六首和第七首中，陶渊明分别赞颂了荣叟、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薇、黄子廉、惠孙等七位古代贫士。

除阮公与惠孙两人不可考外，其他五人的事迹都有详细的史料记载。

他们都恪守儒家安贫乐道的思想，不追逐世间的名利，坚持归隐，远离官场，追求个人理想。

以这些贫士为学习的典范，是支撑他度过生命最后那段艰难时期的精神支柱。

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

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

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

”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

陶渊明当时已是“偃卧瘠馁”，硬是没有接受檀道济送来的救济粮，拒绝了出仕的邀请，毅然决然地“麾而去之”。

毛泽东曾写过“陶潜不受元嘉禄”，指的就是这件事。

事实上，当时的社会也并非如檀道济说的那样为有道之世、文明之世。

恰恰相反，那是一个秩序混乱、君臣颠倒的时代，各利益集团不断挑起战火，百姓怨声载道、困苦不堪。

《咏贫士》其四言：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

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

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

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

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如诗中所写，陶渊明本人的人生信条便是不追逐高官俸禄。

明知道自己死后可能会衣不蔽体，但也要清清白白地来、清清白白地走，不与世俗同为奸佞。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若是能坚持仁义之道，死不足惜。

他刚烈的性情由此凸显，这是身为一代文人的气骨所在，同时也是其超越同时代文人的原因。

当然，陶渊明之所以会有这种心境，与当时的政治局面不无关联。

他对刘裕的篡位一直耿耿于怀，当愤怒到了极点，又找不到感情的宣泄口时，便开始在古代贤士中寻找精神寄托，希望这些贤士能够指引他找到正确的方向，引导自己可以在正道上走得更远。

但固穷一定要远离官场才能做到，身处官场总会有违背心志的时候。

因此，陶渊明索性拒官不任，在田园中、在生产实践中，纵使衣衫褴褛，也要守住自己最后的底线。

二、隐逸心理晋宋交替时期，政局混乱，众多文人常借寄情山水形态的“理”来排解自己内心的苦闷。

尤其是进入新朝初期，刘裕部下皆出身卑微，并非出身士族，士族的地位由此一落千丈，文人开始纵情于田园山水风光，希望远离仕途斗争。

比如曾盛极一时的王、谢两大世家大族经历过谢混与谢晦被杀的事件后更不愿卷入朝廷纷争，采取明哲保身的策略，寄情山水之中，以转移统治者的注意力。

陶家虽不属于世家大族的一员，但也出过几位高官，如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曾为长沙郡公，祖父做过太守，都为一方百姓的最高领导。

同时在陶渊明的亲属中，多有隐士，如其堂叔伯陶淡一生未娶妻，以白鹿为伴，在山中结庐而住；又如其外祖父的弟弟孟陋，不与他人交友，独来独往，连家人都不知道他的住处。

陶渊明身上的隐士风范或许来自于他们。

乱世中，这些士族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不仕则隐”。

据《宋书·隐逸传》记载，宗炳的祖父为宜都太守，阮万龄的祖父为左光禄大夫，孔淳之的祖父为尚书祠部郎，刘凝之的父亲为衡阳太守等。

他们家庭背景如此显赫，为何还要选择隐士的道路？除了身逢乱世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清高，也就是《宋书》中常描述的“高尚不仕”。

陶渊明也是如此，但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背景，更深层次的还是自我的因素。

按陶渊明这种性格，若是常年混迹官场，定是愤慨万千，最终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如《咏贫士》其一：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

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

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陶渊明渴望被理解，可他却像“孤云”一般无所依靠。

这种孤独感与幻灭感引发了疑问，究竟何时才能看见昔日的光辉？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流逝，他感觉很疲惫，对官场仕途产生了厌倦，所以才“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

尽管他非常清楚离开官场后，生活将会面临贫困与饥寒交迫的局面，可还是态度坚决地拒绝再次出仕。

这是一种从骨子里散发出的清高，以此来抵制一切肮脏、污秽的行径，从而达到自己内心的理想境界。

前面提及，陶渊明在《咏贫士》中提到了古代的七位贫士。

他们是贫士的同时，又是隐士。

乱世时，“隐”而不“穷”的人很少，除非家境殷实。

战乱和自然灾害摧残着隐士的身体，面对妻儿的日渐消瘦愧疚万分，不免在心中感叹“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这是人之常情。

即便如此，袁安依旧“邈然不可干”，阮公依旧“即日弃其官”，执着与高洁把他们从饥饿的边缘拉了回来，继续秉持隐士该有的风范。

陶渊明借七位隐士的事迹来坚定自己“隐而不仕”的决心与信心，正如诗中所道“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由此，以陶渊明为代表的晋宋易代时期的文人守住了历代先贤所秉持的隐士风范，同时也守住了文人自我的精神家园。

三、倦仕心理“倦仕”与“隐逸”是相伴而行的，前者为缘由，后者为结果。

当然，这种结果属于“倦仕”的一支，倦而不隐者大有人在，此处不再赘述。

那么晋宋易代之际的文人为何“倦仕”呢？其主要原因是对新朝的恐惧。

公元420 年，刘裕篡晋，原为晋朝效力的官员们分成了两派，有些退避自居，有些进入新朝为官。

那些退避自居的官员大多为士家大族，以“倦仕”的心理反馈给新皇帝，来表示自己明哲保身的态度。

寒族出身的刘裕自是欢喜，提拔了大批寒族官员，士族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但这种“倦”并非真的“倦”，而是一种保身的手段，陶渊明也不例外。

从陶渊明生平几次辗转做官来看，他在入仕和隐居之间是有心理矛盾的。

如《咏贫士》其五：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

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

刍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

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

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

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

此处虽是讲袁安与阮公两位贫士，但“贫富常交战”是陶渊明自身的真实感受。

这也是陶渊明真性情的流露，不做作、不虚伪，表明自己在做官与不做官之间有过矛盾。

入仕会违背自己的原则，隐居又心怀政治理想，时常牵挂。

由此可看出，陶渊明是一位传统的儒家文人，他希望在政事上有所建树，却苦于生不逢时。

但这种矛盾只发生在易代之前。

易代之后，陶渊明无法说服自己效力于刘宋朝廷，如《拟古》其三：“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这一句借燕子之志来表达自己不再出仕的决心。

新朝建立前，其诗文中都会自称“渊明”；而刘宋朝廷建立后，其诗文中便改称为“潜”，以明拒绝出仕之志，这便是证明陶渊明“倦仕”的有力佐证。

陶渊明在易代之际的这三种心态无一不是当时文人的普遍情况。

除了部分文人抛却了儒家正统思想，追求个人私利的最大化而安于新朝之政，如殷仲文等人讨好新帝之举，各大门阀纷纷寻找出路，有的从此没落，有的隐藏锋芒、退而避世。

在这三种心态的影响下，文人们更注重现实生活的显现，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东晋清谈之理的文人风气，孕育了一大批面貌新异的诗文作品，展现了晋宋易代之际的文人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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