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与冲突的公开化_重读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的论争
从感官角度比较京派与海派小说的感觉观_现当代文学论文【精品论文】
从感官角度比较京派与海派小说的感觉观_现当代文学论文从感官角度比较京派与海派小说的感觉观.摘要：自20世纪30年代文学界的京派与海派之争以来，对京派与海派文学的比较研究就从未停止过，并且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
很多研究者从地域文化、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等等方面对京海两派小说做了细致的比较研究。
本文同样是京派海派小说的比较论，是通过分析京派与海派小说中具体感官描写内容，即小说中对色彩、声音、光线等内容的描写，来比较京派与海派小说对感觉的不同认定，从而深化对京派和海派小说的审美旨趣及文学理论的理解。
关键词：京派海派感官审美理想文学理论京派与海派这两个流派的名称是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
所谓京派，一般是指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文学的中心由北京南移至上海后，仍留守北京的一批作家群体，他们大多是一些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以沈从文、废名、林徽因、萧乾、朱光潜、李健吾等人为代表，一般以《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杂志》等报刊为主要阵地发表文章，虽未发表具体宣言或明确结社，但由一些沙龙将大家联系起来，并且这个群体有着基本相同的审美旨趣和文学理论,并逐渐发展具备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态和各种特征。
而海派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包括20年代末张资平、叶灵凤等的性爱小说流派、30年代的新感觉派、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沪港市民传奇小说流派等。
而本文中的海派，则主要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风靡上海文学界的新感觉派，亦称上海现代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等，他们活跃于《文学工场》、《无轨电车》、《新文艺》、《现代》等刊物上，以一种新异的形式来探索城市与人的关系。
京派与海派两个文学流派基本出现在同一时期，但他们对同一文学观念的具体创作风格要求却是大相径庭的，比如说他们都强调感觉，但对感觉强调的方向却是迥异的。
本文通过分析京派与海派小说中具体感官描写内容，即小说中对色彩、声音、光线、气味等内容的细节分析，来比较京派与海派小说对感觉的不同认定，从而深化对京派和海派小说的审美旨趣及文学理论的理解。
京派海派__矛盾_老舍_沈从文
30年代小说流派纷呈、群星璀璨授课人：张春红1教学要求：1、名词解释：东北作家群、京派、海派、新感觉派、祥子、吴荪甫；2、了解30年代小说发展概况；3、掌握茅盾小说的开拓性意义；巴金家族小说的主题；老舍小说的市民世界；沈从文小说的艺术风格等。
一、左翼小说新人指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登上文坛的一批具有左翼倾向的青年作家。
蒋光慈、丁玲、柔石、叶紫、沙汀、艾芜、张天翼等是这批小说新人的代表。
3二、东北作家群一群在九·一八事变后，从东三省陆续流亡到关内的作家。
代表作家：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
萧红4他们在30年代的文坛十分活跃，其小说主要以描写东北风情为主。
他们所描写的东北风情，题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人的生活、风俗、心理。
萧军《第三代》等；一类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的抗日活动。
萧红《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
萧红与萧军5三、新感觉派小说又被称为“新海派”。
这派作家主要集中在中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作品集中描写现代大都市的生活、人心、色彩。
6第一代“海派”：“老海派”代表作家：张资平、叶灵凤等。
1、张资平：“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家”《最后的幸福》《长途》《上帝的儿女们》2、叶灵凤：是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最早的推行者之一。
张资平7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它的出现说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引入并发展至鼎盛与独立。
8刘呐鸥：被称为是“一位敏感的都市人”穆时英：人称“新感觉派的圣手”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小说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1、借鉴日本“新感觉派“的小说方法，揭示中国大都市上海的畸形生活和生活在上海的市民的畸形心态。
川端康成102、描写“性”的苦闷3、描写人的潜意识11四、京派与海派的论争：1933年9月起，沈从文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京派：沈从文等海派：杜衡等杜衡译作121、京派30年代形成的一个作家群，也称“北方作家群”。
关于海派
“海派”与文学“海派”这个词进入到文学界，是始于1933年爆发的“京海之争”。
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有一帮“玩票白相”的文学者“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
此文发表后引起了苏汶等沪上作家的反批评，在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论争中，有不少作家写了文章，介入其中，连鲁迅也写了《“京派”与“海派”》等文章，鲁迅的观点是京派和海派都是帮闲而已，只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而已。
文学界的京海之争所触及的是一个历久常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文学艺术与现代商业的关系问题，在一个一切都逐渐变得高度商业化的现代社会里，文学艺术该如何自处？艺术当然不能成为商业的附庸，但把艺术与商业看作是水火不容的对立的两面，也是过于简单化的。
在30年代的这场争论中，京、海两派有一点却是基本一致的，即都承认海派“近商”，又都基本上否定这个“近商”。
从此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海派文学就基本上被认定是一种商业化的文学了。
叶灵风(1905—1975)原名蕴璞，江苏南京人。
第二，性爱小说成为初期海派作家的主要创作倾向。
海派作家的性爱小说，有反映现代青年婚恋的一面，表现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不乏民主精神。
但他们更多的情爱小说格调不高，往往在他们所追求的爱情幸福之中，夹杂这旧的贞操观念及卑琐的占有欲等陈腐意识，有时甚至粗制滥造，低级庸俗。
第三，注重小说形式的创新。
初期海派作家能够熟练地运用晓畅流利说我白话语言，注重性心理的描写，有的还尝试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变叙事切入的角度，这都表现出初期海派作家的探索精神和先锋性。
二、新感觉派（一）新感觉派概况“新感觉派”本指20年代日本的一个作家群体，后来被中国批评家用来概括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小说创作。
这一流派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从诗歌领域向小说园地的延伸，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第一次对都市景观作集中的描绘。
第一讲：三十年代文学思潮与论争
二、三十年代文学概况
民主主义文学：
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学平民主义与人道主 义传统，批判社会黑暗，展示现实人生。 代表作家：巴金、老舍、曹禺等。
二、三十年代文学概况
自由主义文学：
继承五四新文学的个性解放精神和思想自 由原则，政治上保持中立，文化上采取温和或 保守的色彩，注重独立的艺术审美，以期建立 一种民主、自由、文化范型。 代表作家：周作人、沈从文、林语堂、 施蛰存等。
三、与自由主义文学的论争：
2、与“性灵派”的论争
（林语堂、周作人） 林语堂：《论语》《人间世》《宇宙 风》。 声称“不问政治” ，倡导“幽默文 学”和“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的小品文，“无关社会学意识形态鸟事， 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
三、与自由主义文学的论争：
3、与“京派”作家的论争
一、关于“革命文学” 一、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 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 引用美国作家辛克莱《拜金艺术》：
“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 可逃避地是宣传”，“文学，是生活意志的表 现。文学，有它的社会根据——阶级的背景。 文学，有它的组织机能——一个阶级的武器。”
三、与自由主义文学的论争：
1、与“新月派”的论争
（梁实秋、徐志摩以人性论为中心，张扬理性，鼓 吹自由） ①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 “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 ②文学家必须保持自由的人格。 “文学家没有任何使命，除了他自己内心对于真 善美的要求的使命”， “文学家永远不失掉他的 独立”。 ③ 倡导文学的节制和理性 。 “以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
三、与自由主义文学的论争：
5、论争的焦点问题：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的阶级性、独立性、超越性
左翼京派海派三足鼎立的原因及具体分析
左翼京派海派三足鼎立的原因及具体分析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这三种文学作一合论,会有助于在一个文学共同体内认识它们的对峙和互相穿透性.左翼文学是现代政治社会的产物,可由此寻觅百年来一切斗争的人们的精神解放、精神困境及其拯救的历程.京派的背景是"北平"文化社会,反映乡村中国在现代化冲击下保持自重并不断发生反观现代人性缺失的深长忧虑.海派自然来自于现代商业社会,表达新市民遭受物质文明正反两方面压迫的情景.而在表达民族国家理想、人民意识、社会批判精神方面,三种文学形态是贯通的.在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复杂纠葛中,它们所获现代品格的重要方面是手执先锋性和大众性两端,既占
据现代文明植根之地,又留心不被本土封建保守主义所腐蚀。
京派与海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特有着很大差别的
文学流派，1933年至1934年，中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有关“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到后来，“京派”与“海派”的外延、内涵有所变化，它们分别成为以作家居住地为划分一句的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的代名词。
京派与海派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形成比较。
30年代文学思潮
鸳鸯蝴蝶派的局限性
• （一）该派与清末堕落的“黑幕小说” 一脉相承，其文学具有一定的封建因 素。 • （二）该派本着“娱乐”、“游戏” 的目的进行创作，把文学作品当作商 品出卖，取消了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 和审美价值。 • （三）大量言情、黑幕、武侠小说的 创作，把人们引向堕落，贻害极大。
鸳鸯蝴蝶派创作的积极意义
思考题
•
1、谈谈你对左翼文学的认识。 • 2、左翼文学、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有哪 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海派文人的组成
• 海派小说作者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由五四 文学分离出来走向都市大众读者的张资平、 曾可今、曾虚白、章克标、叶灵风、林微 因等初期海派；二是三十年代在上海都市 读者群中风靡一时的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 英、刘呐鸥、施蛰存、黑婴、杜衡、徐霞 村、禾金等谓之第二代海派；三是四十年 代后涌现的后期海派作家张爱玲、苏青、 徐訏、予且、无名氏等人。
海派文学的特点
• 一、世俗化、商品化倾向。 • 二、性爱小说成为初期海派作者的主 要创作倾向。 • 三、注重小说形式的创新。
新感觉派
• 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第一个自觉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出 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前半期。 代表作家有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 等；新感觉派强调直觉和作者对都市 生活的主观感受，运用精神分析等现 代主义艺术手法表现现代社会复杂多 变、矛盾困惑的生活，是新文学史上 的一个重要的小说流派。
鸳鸯蝴蝶派
• 又称礼拜六派，民国旧派。这是一个以言 情、黑幕、武侠和侦探为主题的小说创作 流派。该派大约产生于20世纪初年，是清 代黑幕小说的末流。该派认为文艺的目的 是饭后工余的消闲和消遣，注重文学作品 的趣味性和娱乐性。创作形式多采用白话 章回体。代表人物有周瘦鹃、包天笑、张 恨水等。该派曾编辑过《小说月报》、 《礼拜六》、《申报》副刊《自由谈》、 《小说画报》、《紫罗兰》、《红》、 《珊瑚》等刊物。
从京海两派合流谈起
从京海两派合流谈起偶尔读到鲁迅的《“京派”与“海派”》，看到有⼀个字好像错了，“没海”应为“沿海”，上⽹⼀查，很多都是以讹传讹，但从⼀篇学术论⽂，是丁帆发在2012年第1期的《东吴学术》上的，确定为“沿海”。
⽹上多数是“没海”，可能是出版时就看错了，没⼈能改过来，因为是权威也没有敢改，书上⼀直是这样写的。
⽹上有⼀个看出有些不对，就与上⾯的“在京”对应，改成了“在海”。
我是⼀看就看出应该是“沿海”的，即使“没海”也应该是“沉没”的海，就有些不对了。
京派指北京，实际是北⽅的守旧势⼒；⽽海派指上海，是受西⽅影响的新派⼒量。
鲁迅早就看透了两派之争是⽆稽之谈，京派是官家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最终⼆者归⼀，也是理所当然。
最先我找到的却是《“京派”和“海派”》，可能原来是⼀个题⽬，后来为了区分就⽤了不同的字眼，“与”是1934年1⽉30⽇写的，“和”是过了⼀年后1935年4⽉14⽇写的，还引⽤了带有“沿海”的上篇⽂字。
⼀直想买套鲁迅的全集，有⼀套是两本杂⽂集，⼀本⼩说集，⼀本散⽂和诗集，说全集也只是勉强，因为还有译著。
⽽带匣的四⼤本也不是全集，只是把主要的译著和书信包括在内。
权衡⼀下，那套是不到40块，这套和《汉书》《后汉书》《群书治要》差不多价，都是原价将近50的再减去优惠券，46块来钱。
《汉书》有些味，没有注释，只有翻译不⼤好，但这是最便宜的了。
以⾄后三本还拿不定主意，可能还是要买这个版本的，可能是线装书局的盗版，印刷没问题，就是油墨有问题。
医学是中华的传统⽂化，中医是国粹，我也想研究⼀番，但却是看不了，更别说研究了。
现在有了《黄帝内经》和《汤头歌诀》，还有⼀本⼩本的《伤寒论》。
今天⼤厚本的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彩图版《神农本草经》，都有中药的插图和功效，处⽅也不少，也不可能按⽅抓药⾃⼰熬。
看看⽽已，看不懂不要紧，只要有这本书，偶尔想起来看⼀下，知道这本书什么样就够了。
坐拥书城的感觉不错，但总觉得还有更多的书要买，光想着没有买到的书，不⼤想看已有的书。
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
第二节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2学时）一、京派小说的审美追求“京派”的名称只是一种沿用，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当文学的中心南移上海之后，继续留在北京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
他们是“左联”（包括“北平左联”）之外最重要的文学派别。
“京派”没有正式的结社，主要是由几个大学的师生松散组合而成的；但他们有自己的阵地，如《文学月刊》、《骆驼草》、《水星》、《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
“京派”作家在思想和艺术倾向上较为复杂；大体上，他们是一面揭露社会的不平，一面又惧怕革命与破坏。
他们把人生理想寓于自然美、人性美，尤其是乡土的人情美之中，来与现实的丑相对抗。
他们强调文学是作者感受的强烈表现，并有意识地让它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
他们，文风自然诚朴，对人生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文学修养也比较深厚，并接近人民的生活，有的则直接来自底层。
他们反对脱离社会的唯美派文学，但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也不相容。
“京派”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批评方面均颇有建树，且成员众多、人材济济。
其中的小说家，除前期的老舍以外，主要是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萧乾、林徽音及稍后的汪曾祺等。
1、废名早期的短篇集《竹林的故事》，多写乡土，尝试多种手法，具有田园牧歌风味。
后转向诗化小说，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做小说。
多写自然风物，蕴涵禅趣，追求平淡古奥、朴讷静美的审美意境。
他往往直接从古代抒情诗文中获得诗意的灵感，构成小说意蕴的核心。
文字简省，富于弹性，能够表现较为丰富的内容。
他精心锤炼每一单句的完美，联想和想象瞬息多变，却不指示抒情意象之间的联络路径，语言跳荡，趋向生辣晦涩。
短篇《桃园》、《菱荡》，长篇《桥》可为代表。
2、凌叔华早年作品《酒后》、《绣枕》等多写绅士家庭的生活情趣和中等人家女儿的梦，长于心理描写。
其后的《小哥儿俩》、《花之寺》、《疯了的诗人》、《倪云林》等小说，礼赞童心，吟咏自然风物，神往于古代的高人雅士，融诗、画艺术于小说之中，具备传统写意画的神韵。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作品与思想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6期 对立与冲突的公开化 ———重读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的论争□ 黄德志 京派和海派这两个概念最早出现于何时,尚有争议。
但研究界一般认为,海派肇始于清代同光年间的绘画界。
最早的海派是一种贬称,是内地(北方)传统画派对上海为生计所迫而迎合流行趣味的非正统画派的贬称。
此时,还没有出现京派画家之说。
京派与海派成为对比性流派概念,则起源于京剧。
相对于北京“京朝派”的正宗京剧,上海京剧被京人称为“外江派”,也就是京剧的海派。
这是最早的作为对比性流派概念的所谓京派和海派之说。
海派相对于京派而言,京派又因海派之名而益彰。
但海派戏剧的命运和海派绘画一样,往往是一个贬义词。
戏剧界的京派和海派产生以后,在艺术的长河中上演着它们对峙、融合的历史。
文学中的京派和海派显然是从戏剧界借用而来。
然而,京派和海派何时引入文学界,却是一个较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认为,作为历史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文学京派和文学海派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京派海派论争前后才出现的。
京派与海派的论争直接导致了文学京派概念与文学海派概念的形成。
1 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把沈从文1933年10月18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作为京派与海派论争的起点。
其实,早在20年代末沈从文到上海不久,他就开始了对上海文坛的批评。
1927年12月中旬,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在创作上寻求新的发展,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因为20年代中期,新文学中心南移,“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有由北而南的趋势”,“并且在上海一方面,则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
①1928年1月初,沈从文到达上海,但上海的实际情形与沈从文的文化理想相距甚远。
沈从文是在“五四”的感召下,抱着用文学来净化人心,以至重造民族品德的愿望走上文学道路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于是依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
”②然而,上海完全是商业化大都市,其文化也打上了浓厚的商业色彩,“鸳鸯蝴蝶派”一类的作品十分畅销,娱乐类通俗刊物十分流行。
③沈从文崇高而沉重的文化理想与上海的商业化环境格格不入,他无法接受专意在消遣、根本在娱乐的通俗文化刊物。
然而,沈从文还是试图在商业化的上海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
他与胡也频、丁玲准备编辑、出版属于自己的文艺刊物。
针对当时上海污浊的文坛状况,他们首先声明了自己的编辑主张:“不漠视别人,不夸捧自己,不以抄袭贩卖新舆论思想惊吓年青人,不4假充志士或假装热情骗一部分人喜欢。
”④沈从文等人的编辑主张中,蕴含着他们对上海文坛风气的不满和批评。
1929年1月,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编辑的《红黑》杂志、《人间》月刊正式创刊。
他们力图坚持自己所声明的纯正立场,正如沈从文后来所说:“我们就从不打量在刊物上攻击他人而揄扬自己。
尽人制造点有关我们的文坛消息,总是付之一笑,不作理会”;“也并不因为应当多销把趣味俯就”。
⑤这同样是针对上海的文坛风气而言的。
然而,沈从文等人坚持纯文学立场,不愿与商人同流,不愿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商品竞卖之中,在特定的上海商业文化环境中,他们的刊物注定不会长久存在。
《人间》月刊出版4期即宣告停刊,《红黑》月刊1929年8月10日也被迫停刊。
在一系列失败面前,沈从文逐步认清了上海文坛的商业化性质及上海文人的“趣味主义”倾向。
1930年,沈从文便正式开始了对上海文坛、上海文人的批评。
1930年3月,沈从文在《新月》3卷1期上发表《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一文,把“礼拜六派”看作老海派,把当时在上海流行的《良友》一类杂志所代表的作家称为“新海派”而加以抨击。
此文中,已经出现了“海派”、“新海派”等概念。
1930年11月,沈从文在《日出》创刊号上发表《论郭沫若》,批评了郭沫若的小说创作及左翼文学,认为“革命文学,使文学,如何注入新情绪,攻入旧脑壳,凡是艺术上的手段是不能讲的”;同时,文章直接指出并讽刺了不易改变的上海习气,即他后来所谓的海派习气:“习惯是不容易改正的,正如上海一方面,我们成天有机会在租界上碰头的作家一样,随天气阴晴换衣,随肚中虚实贩卖文学趣味,但文学讲出来时,放在××放在×××或者甚至于低级趣味四个字的新刊物上,说的话还是一种口音,那末,那不高明的照抄,也仍然处处是拙像蠢像。
”1931年4月至6月,沈从文在《文艺月刊》2卷4-6期上发表《论中国创作小说》,更是直接批评了文学创作中的“海派”、“新海派”倾向。
沈从文把文学的堕落归因于上海的商业竞卖,十分愤恨于张资平对新文学的冲击和腐蚀,认为张资平是“新海派”的典型代表:“他的作品继续了新海派的作风,同上海几个登载图画摄影的通俗杂志可以相提并论”;张资平的创作“使作品同海派文学混淆。
使中国新芽初生的文学态度与倾向,皆由热诚的崇高的企望,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影响到读者与作者”。
1931年8月,沈从文还在《文艺月刊》2卷2期上发表《窄而霉斋闲话》,评述“五四”以后诗坛的发展概况,提出了“京样的人生文学”与“海派的浪漫文学”的概念并加以比较,明确批评了海派作家的“白相文学态度”及上海作家的商人气。
两年后,沈从文又在《记丁玲》中直接批评了上海的文坛风气,他把上海风气概括为“活泼滑稽随风逐浪的精神”,认为是“‘海派才情’与‘商业竞卖’结合的当然的结果”。
⑥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沈从文以批判的态度多次论及上海的文人和文学,并逐步用“海派”、“新海派”来指代上海的文人与文学。
这时,沈从文对海派的批评,已经涉及到多个方面,后来他在《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已初露端倪。
直到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对海派习气大加嘲讽与批判,其中蕴含着他对上海文坛的强烈不满,才引发了文学史上一场关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
因此,我们与其说苏汶是针对《文学者的态度》发表了《文人在上海》,还不如说他是针对沈从文的一系列文章而发难的。
仅仅由于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因素,《文学者的态度》这篇文章直接触到了苏汶的痛处,成为京派与海派论争的导火索,由此引发了30年代文坛一场规模不小的论争,导致30年代京派与海派对立与冲突的公开化。
沈从文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表达了5怎样的观点,才致使苏汶忍无可忍,自告奋勇地代表上海的文人发表《文人在上海》?我们有必要细致解读沈从文的这篇文章,以便认识京派与海派论争的实质。
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沈从文用并不十分严肃的漫谈笔调,从家中经营厨房的大司务老景对待自己工作诚实、谦逊、严肃、执着的态度谈起,盛赞“他对于工作尽他那份职业的尊严”,沈从文进而把大司务对待自己工作的态度引申到文学领域中。
沈从文认为,“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他们“始终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发日子”,而且,“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
只有克服这种对文学的“玩票白相”态度,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就是作家‘诚实’的去做。
”就像大司务对待自己的工作一样。
文学者“想在他自己工作上显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那成绩的基础,就得建筑在这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文章中指出了“玩票白相”文学家的特征及其分布的区域:“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
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
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
”在沈从文看来,玩票与白相的文学家,在上海和北京都有,并不仅仅存在于上海。
从文本看,《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并没有出现“海派”一词,也没有“海派文人”之说。
沈从文仅仅是针对当时文学者对待文学的玩票白相态度有感而发的,他用自己一贯对待文学的严肃、诚实态度来衡量其他文学家,由此否定了玩票白相、具有海派习气的作家。
从行文语气来看,文章并不具有浓厚的火药味,矛头也并非直接指向上海的文人,而是对北京和上海两地的作家都有所批评。
应该说,沈从文是针对作家对待文学的态度、针对文坛的海派习气而言的,是针对文坛现象而并非针对某一团体或个人的。
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发表后,身居上海的苏汶对于沈从文的嘲讽感到莫大的委屈,因为他自认为是站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之间而坚持文艺的独立性、自由性的“第三种人”⑦;同时,在上海文人的心目中,海派即是“鸳鸯蝴蝶派”,正如施蛰存所说,在上海新文学作家的概念中,海派是指“鸳鸯蝴蝶派作家如周瘦鹃、张恨水、郑逸梅之流”⑧。
而沈从文在《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中国创作小说》等文章中一再指责当时的上海文人为“新海派”,这也许是苏汶最不能容忍的。
正是在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一文的刺激下,苏汶代表上海的文人首先奋起反击,为在上海的文人辩驳。
这便是他在1933年12月《现代》4卷2期上发表的《文人在上海》一文。
在《文人在上海》一文中,苏汶认为作家不应因名字、籍贯、居留地而被人讥笑、嘲讽,这些都不应构成罪状。
他认为,“‘海派’这两个字大概最流行于平剧界;……‘海派戏’却始终是一个恶意的名词”,而“新文学界中的‘海派文人’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于在平剧界中所流行的。
它的涵义方面极多,大概的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
苏汶从上海商业竞争的生存环境、商业社会的经营方式出发,力陈上海文人生活的艰难:“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
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6是在上海的文人更急迫的要钱。
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间暇搁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
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
”苏汶认为,这种不幸却“被不在上海的同行,特别是在北方的同行所嘲笑”。
当然,苏汶承认,“生活的重压自然是不能作为出卖灵魂的藉口的”。
最后,苏汶以进为守,不无自信和自豪地宣称:“也许有人以为所谓‘上海气’也者,仅仅是‘都市气’的别称,那么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的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着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平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平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