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山地高效农业发展研究_杨成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山地高效农业发展研究杨成（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贵州省农科院现代所，贵州·贵阳５５０００６）摘要：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山地高效农业，有许多经验和成功案例值得借鉴和参考。通过对贵州农业发展历史的对比研究，发现多业态经营是其核心内容。多业态经营本身就是因地制宜、高效利用多样化资源结构的产物，也是贵州各民族适应特有文化生态共同体的成功范例，更是符合当前我国提出“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发展目标。关键词：山地农业；多业态经营；文化生态共同体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３．２．７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６９５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８１－０５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Ｅｔｈｎｉｃ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２１００９３，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Ｇｕｉｚｈｏｕ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ｕｉｙａｎｇ，Ｇｕｉｚｈｏｕ５５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ｕｍｅｒｏｕｓ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ｃａｓｅｓｃｏｕｌｄｂｅ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ｔｆｒｏｍ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ｅｔｈｎｉｃ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ａｒｅａｓ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Ｇｕｉｚｈｏ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ｏｄｅ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ａ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ｏｄｅ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ｉｔｓｅｌｆ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ｔｗａｓａｌｓｏａ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ｂｙａｌｌ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Ｇｕｉｚｈｏｕ．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ｉｔｗａｓ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ｓｏｆ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ｉｇｈ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ａｆ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ｏｄｅ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１１基金项目：国家自科基金“西南喀斯特石漠化成因的文化驱动机制研究—苗族文化生态共同体的解体与重构”（７１２６３０１２）。［作者］杨成（１９７６－），男，贵州天柱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贵州省农科院现代农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业史、生态史。

一、问题缘起贵州位于中国西南部，其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７５．１％，丘陵占２３．６％，平地仅占１．３％。［１］（Ｐ１）高原与峡谷相间，悬崖与湿地毗邻，江河湍急，地下伏流溶洞密布，以至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型地貌犬牙交错，地质地貌的同质性很低，这就进而注定了贵州的生态系统也以千姿百态，多样并存而著称。生活在贵州的各世居民族，其传统生计也就获得了多业态并存的特色。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贵州山地农业的多业态经营从而得到了稳定的延续，并使贵州成为名优土特产品的生产基地。贵州的商品农业发端于明代，成型于清代，到了民国年间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发展。随着商品农业的发展，贵州多业态山地农业随之被推高和放大，形成了贵州第一产业的显著特点。马匹、

（第３６卷总第１７１期）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ｔｈｎ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６．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７１）２０１５年第５期贵州民族研究Ｎｏ．５，２０１５１８１··黄牛、皮张、猪鬃、白蜡、生漆、五倍子、原木、桑蚕不仅流布全国，获得了极高的品牌声誉，而且还流向国外，为国家争取了大量的外汇。而这一切的根基，都来源于多业态经营的贵州山地农业。环境结构的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有力地支撑了多业态经营的稳定延续，仅仅是到了近代，这一文化生态格局才蒙受了较为严峻的冲击。如何化解这些冲击，创新多业态的山地高效农业，自然成了当代刻不容缓的决策使命。二、多业态受损的三大表现贵州山地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内容极为纷繁，综合梳理后，如下几个方面最具代表性。（一）生态环境退变历史上，贵州到处绿水青山，森林密布。相关记载，不绝于史志，仅就下述两例，亦可管窥一斑：道光《贵阳府志》载：“翠屏山，林木葱倩，百鸟啾唧。”［２］道光《遵义府志》把遵义县的湘山描述为“世外桃源”般美丽：“古木千章，清阴夹径，幽风徐引，绿尘细霏，炎天坐卧其间，日影碎金，时闻鸟语，人境双寂，恍然世外也。”［３］然而，进入近代后，贵州这种仙境般的生态环境逐渐消失。据清《大定县志》记载，大方地处西南巨箐，“迨后居民渐多，斩伐日甚，山林树木所存几稀。”［４］（Ｐ２４）在都江（今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北部）、兴义、纳雍、普定、织金、息烽等县，以及盘江许多可供耕作的河谷地区，清水江上游重安江一带，贵阳经大方、黔西至威宁一线，由于砍伐过甚，几无森林可言。［５］（ＰＨ１－Ｈ１０）据相关统计，贵州的森林植被覆盖率从清中期的近７０％迅速下降到１９５０年代的４０％左右。生态退变已经成了贵州山地农业发展的障碍。（二）农业发展滞后综观贵州六百年历史，对贵州山地农业影响至深至远的，无外乎两件事：一是外来农作物的无序引进，二为汉民族平原农耕思想的冲击。贵州地处西南要冲，各民族在长期的流动和迁徙、融合与演变的过程中，贵州逐渐成为“古代民族交汇的大走廊和集结地”，［６］（Ｐ１）“氐羌（彝族、白族、羌族等）东进，苗瑶（苗族、瑶族、畲族等）西移，百越（侗族、水族、壮族等）由南向北推进，而华夏汉民则由北向南，由东向西进入贵州，蒙古、回、满等民族于不同时期、不同方向涌向地广人稀的贵州高原”。［７］（Ｐ９）

一个民族能够在一片土地上长期稳定生存下来，是该民族与其所处生态环境长期相互适应、相互协调达成的一种动态平衡。根据贵州生态系统的地理分布，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生态类型，其对应的位置刚好与贵州三大族系所聚居的位置相重叠。氐羌族系对应的是高山草地生态系统，因此，氐羌族系发展出以畜牧业为主的多业态生计方式。苗瑶族系对应的是喀斯特森林草灌生态系统，由此，他们形成了以游耕和采集狩猎为业的多业态生计方式。而百越族系对应的是森林生态系统，他们利用森林生态系统水源充足的特点，发展成以糯稻种植为主的“稻（糯）鱼鸭共生”的多业态生计方式。然而，这种少数民族与生态环境极为相适应的平衡，因为一种叫做“改土归流”的政治运动而渐行渐远。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以云贵总督鄂尔泰为首的“主剿派”开始对都匀以西，贵阳以南，安顺以西的长寨、广顺、镇宁、永岭、定番、永丰、归化、罗斛等“生苗”区实施了“苗疆开辟”。此地局势逐渐稳定后，鄂尔泰又挥军东进，对黎平以西，都匀以东，镇远以南的清水江和雷公山一带贵州最大“生苗”区进行武力征讨。而生存于黔西北的氐羌族系，早在清康熙年间因“安坤事件”而被彻底“改土归流”。１．外来农作物的无序引进。“改土归流”后，清廷出于统一税收，以利管理的需要，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一方面大力引进内地的农耕制度和农耕技术，另一方面则大力推广能够与内地消费习惯接轨的农作物，其中就包括了大量外来物种，如玉米、马铃薯、番薯等。这两大政策，在推行的初期都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但推广规模无限扩大后，却对贵州各民族传统的多业态山地农业构成了重大的冲击，并引发了文化生态共同体的退变，导致生态环境的整体恶化。外来作物无序引入贵州前，氐羌族系以畜牧为主，牧养的是牛马猪，兼种一些高寒山区生长的荞子、燕麦和芸豆，以平衡食物季节性缺乏。苗瑶族系以“刀耕火种”的游耕方式种植黍、稷、粟，辅之以牧养猪牛马，他们随着季节的改变不断变换畜牧和种植地点，过着一种牲畜随草而动，人随牲畜而迁的“游耕”生活。而百越民族则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种植糯稻，在稻田中放养鱼鸭。这一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贵州民族研究［月刊］２０１５年５月版

１８２··切都是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相互磨合、相互适应的最佳结果。史学家认定，来自美洲的农作物是明末清初传入我国的。而传入贵州则迟至１８世纪中期到１９世纪初，也就是乾隆中期到嘉庆、道光时期。［８］传入贵州的外来作物主要有玉米、马铃薯、番薯等三种。这些外来农作物无序引入贵州初期，其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山民伐林开荒，……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存石骨，又须寻地垦种”。［９］（Ｐ６４）大面积长时段连续种植玉米后，各种想象不到的生态灾变渐渐开始显现。“种包谷三年，则石骨尽露山头，无复有土矣，山地无土，则地不能蓄水，泥随而下，沟渠皆满，水去泥留，港底填高，五月间梅雨大至，山头则一波靡遗，卑下之乡，汛滥成灾，为患殊不细”。［９］［１１］（Ｐ６５）除玉米外，马铃薯和番薯的引进也相继引发了类似的生态灾变。原因全在于，推广这些外来作物，都不可避免要毁林开荒，陡坡开荒，而贵州恰好是坡陡谷深之地遍及全省，这才使得在其他省区危害并不明显的外来作物，在贵州省成灾率极为突出。２．汉民族平原农耕思想的冲击。１９４９年以前，大量汉族移民运动，在贵州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明洪武年间，在贵州建立二十四卫及二直隶千户所，实行屯田制。明代的一个卫有兵源５６００人，总计全省有十余万驻军进入贵州。明代还规定屯军需带妻室前往屯地，即世为“军户”。若以此计，则移入贵州的人口应在二三十万。［１０］（Ｐ２１）第二次是清朝“改土归流”后，在各苗疆新设的军屯、民屯和商屯。在两次移民大潮中，这些军户、民户和商户大都是来自当时中原的汉族居民，他们及他们的家属带来了仅适用于平原的固定农耕生产技术。这些生产技术和汉族农业观念传入和推广，改变了以游耕、畜牧和种植糯稻为生的贵州各少数民族多业态生产生活方式，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在政策的引导下，竞相仿效汉族的固定农耕技术，被迫接受汉族的农耕观念。氐羌族系从多业态经营转变为单一作物的固定农耕，使得黔西北高山草地面积不断萎缩，牲畜日渐减少，曾经的“马牛被山谷”［１１］（Ｐ２０８）的景象一去不复返。苗瑶族系从游耕和采集狩猎为业的多业态生计方式转变为单一作物的固定农耕，使得苗瑶族系的“刀耕火种”和“赶山吃饭”变成了靠固定农耕为生的弱势群体。百越族系则从糯稻种植为主变为种植籼稻为主，他们不得不降低田埂的高度，不得不砍掉水田周围的大片森林，不得不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及习俗去适应这种所谓的“高产水稻”的生长环境。这一系列改变对贵州山地农业结构、民族生计方式、作物种类、生活方式及三大族系所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变迁，它打乱了贵州三大族系原有生计与生态环境的那种相互适应的动态平衡。（三）商品农业由兴转衰贵州传统的山地农业本身就具有多业态经营的特色，从中可以产出名扬海内外的土特产品。仅仅因为贵州设省之前，交通极其不便，以至于这些名特产品，一旦运出贵州就可以身价百倍，一本万利。但真正成为内地的市场产品，数量却微乎其微。然而，贵州设省之后，随着国家直接经管驿路的制度化设置完毕，贵州的名优产品才得以有较多的数量进入内地，贵州山地农业的商品性经营也因此而发端。按照常理，这样的发展趋势理应很快进入鼎盛，但实际的发展却并不理想，其中的原因与明清两代经营贵州的策略不无关联。明代在贵州广泛驻军，其决策初衷是要维护边防的稳固，因而不免会将贵州商品农业的发展置于次要地位。在这样的决策思路下，为了养活庞大的军户，明廷不得不通过强制手段，在贵州极为有限的坝区大规模开辟稻田，以确保军粮的补给。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军户从商获利，又不得不在驿路沿线严设关卡，限制贵州土特产品的外销，以免动摇军心。以至于在整个明代，流入内地的名优产品，除了通过贡纳手段外，主要是通过朝贡夹带才得以携带出境。贵州的商品农业在当时其实是人为压低了其发展水平。清代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后，情况才有了较大的改观。贵州的商品农业也因此而转入兴盛，清中期以后，进入到兴盛期，贵州的名优产品开始成为国家的外汇来源之一。应当看到，这次商品农业的兴盛有其特定的政策基础。一方面，清廷推行了“地丁银”制度，各族居民为了获取银两完纳国税而自觉的推销土特产品。另一方面，清廷为了强化边防，曾大力投资改善贵州的交通状况，新开了众多的驿路支线，还大力疏通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