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

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

左东岭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阳明心学与汤显祖言情说关系的研究。文章认为，汤显祖的言情说受到泰州后学罗汝芳生生之仁心学思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他贵生的哲学思想、顺情的政治思想与重情的文学思想。这种以生生之仁为核心的重情思想包含了强烈的社会关注，体现了儒家思想在新的时代境遇中的新特征。文章通过对阳明心学与汤显祖关系的考察，从而得出了有别于前人的学术结论。

关键词汤显祖生生之仁言情说阳明心学《牡丹亭》

“言情”是晚明士人的一大人生追求，从哲学到政治再到文学，无不显示出言情的踪迹。而汤显祖无疑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代表。在现代人眼中，汤显祖是以其戏剧创作上的所谓“临川四梦”与其言情主张而显名于世的。然而在广大学者的论述文字中，均将汤显祖的言情说视为反理学、反礼教甚至反封建的思想主张，尤其是在论述其著名剧作《牡丹亭》时就更是如此。就该剧的基本冲突看，的确有情与理对峙的倾向，剧中不仅有压制女儿情感的封建家长杜宝，还特意设置了一位迁腐古板的老儒陈最良，并最终以柳梦梅、杜丽娘的爱情胜利而结束全剧，更重要的是，作者本人还写了那篇脍炙人口的《牡丹亭题词》，其中曰：“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1]其情、理对峙的态度可谓一目了然。但由此推开去，说汤显祖是反礼教反封建的，却依然是草率而危险的学术结论。其实，汤氏的言情说具有非常复杂的思想背景，同时也就具有非常复杂的思想内涵。如果仅仅将其视为是市民思想、资本主义萌芽的反封建产物，尽管具有理论上的明快性甚至政治文化建设上的实用性，却并不是汤显祖真实的思想状况，也无助于学术研究的进展。若欲弄清其言情说的真实内涵，须认真梳理他与阳明心学的关系，并寻觅出其所受的心学影响又如何融人其言情说中。方可对其作出一个较为恰当的学术判断。

汤显祖与阳明心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他不仅有大批心学方面的好友，如祝世禄、管志道、袁宏道、邹元标、罗大纮等等，更重要的是他生长于王学盛行的江西临川，自幼受到心学的熏陶，并成为泰州后期著名学者罗汝芳的入室弟子，所谓“十三岁时从明德罗先生游”。[2]

便是他自幼接受王学影响的明证。而三十七岁时再次与罗汝芳在南京相聚讲学，更对其人生态度产生重大影响，所谓“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3]正说明了罗氏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如果认真探寻汤氏言情说的思想渊源，可以发现罗汝芳的心学主张是一个主要的源头，其途径是：罗汝芳强调赤子之心的体仁学说，影响了汤显祖生生之仁的人世倾向，而这种人世倾向又影响了他关注生命的自我情结，并最终形成了贯穿其人生观、政治观与文学观的言情说。

有学者将中国传统哲学说成是一种“情感哲学”，也许过于看中其情感因素而难以被多数学者所接受，[4]但阳明心学具有重情感的特征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因为王阳明既然将心即理作为其哲学的基础，便意味着他要将性与情统之于一心，从而使其哲学更富活力与创造性。王阳明之后，心学逐渐产生分化，并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派别。汤显祖所接受的则是泰州后学罗汝芳的学说。罗氏的学术宗旨是什么，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明清时期拥护者称其为圣学，而反对者则讥之为禅，现代学者则更看重其狂放不羁的风格。其实他的学说基本没有脱离阳明心学的范围，只是增加了泰州学派当下指点的平民化特征而已，其核心则在于强调“仁”之生机，也就是从正面引导人们的善根，鼓励其向善求道的情感意志，从而达到圣者的境界，其本人曾如此总结说：“故某自三十登第，六十归山，中间侍养二亲，敦睦九族，入朝而遍友贤良，远仕而躬御魑魅，以致年载多深，经历久远，乃叹孔门《学》、《庸》，全从《周易》‘生生’一语化得出来。盖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己身，己身而子，子而又孙，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孙，是替天命生生不已，显现个皮肤；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长、慈子孙通透个骨髓。直竖起来，便成上下古今；横亘将去，便作家国天下。孔子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其将《中庸》、《大学》已是一句道尽。孟子谓‘人性皆善’，‘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将《中庸》、《大学》亦是一句道尽。”[5]根据其话语的完整意义看，其学术宗旨是生生之仁与孝弟慈之善两项主要内容，而将此二点合而言之，则是其所谓的赤子之心，而所谓赤子之心，便是“爱父爱母，不须学，不须虑，天地生成之真心也。”[6]正是这种生生不已的万物一体之仁，支撑着他终生东奔西走讲学而不辍，即使被罢官也不能丝毫减弱其对天下苍生的关注之念，因此，罗汝芳也可算是充满爱心的血性男子。但这种生生之仁又是同原始儒家所主张的爱有差等的亲亲原则相联系的，因而也就很容易与晚明发达的商品经济与日益强烈的物质欲望结合起来，构成个体情欲与国家天下同时并举的互为关联观念，这从阳明的学以为己，到王良的尊身保身，再到李蛰的人必有私，都是在强调说明人之进取的心理原动力问题。或许会有人将此视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物，但我宁愿将其视为儒家思想对于时代新问题的回应。无论是情是私还

是欲，都是倾向于个体价值一端的，它们在晚明时期均被许多士人所重视，但重视他们是否便会导致放弃儒家的社会责任，则要视每位士人的具体情形而定。汤显祖的言情说也必须置于如此的时代环境中去进行剖析。

汤显祖从其师罗汝芳处所接受的正是此种生生之仁的学术思想，他说：“盖予童子时从明德夫子游，或穆然而咨磋，或熏然而与言，或歌诗，或鼓琴。予天机冷如也。”[7]此处所言的天机便是罗氏的自然而仁的赤子之心，故曰：“中庸者，天机也，仁也。去仁则其智不清，智不清则天机不神。”[8]因而生生之仁也同样成为汤显祖的哲学思想，最能体现此种思想的是其《贵生书院记》与《明复说》两篇论文。《贵生书院记》是他在贬滴徐闻时所作，在《与汪云阳》的信中他曾解释其撰作动机曰：“弟为雷州徐闻尉。制府司道诸公，计为一室以居弟，则贵生书院是也。其地人轻生，不知礼义，弟故以贵生名之。”[9]可知他在当地讲学以及写作本文的目的，均为使当地士人重视自我生命，因而他在文章一开始便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定下了他人本主义的基调，并显示出其重生尊身的泰州学派传统，为此他引述了孔子“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的话，并解释后句说：“何以宝此位，有位者能为天地大生广生。”可知在他的眼中，帝王之职责便在于大生广生。由此也就顺理成章地推出了他的学术主张：“故大人之学，起于知生。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然则天地之性大矣，吾何敢以物限之；天地之生久矣，吾安忍以身坏之。”[10]既然生生乃天之道，则人便没有理由不自贵其生，而贵生便不能自坏其身，因为坏其身便意味着坏天地生生之道；同时，既然知道自贵其生，也便知道“天下之生皆当贵重”，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则无疑便可担负起拯济天下的儒者职责。此种生生之道体现在人性中，便是天命之性的“仁”，故而其《明复说》日：“天命之成为性，继之者善也。显诸仁，藏诸用，于用处密藏，于仁中显露。”因此若欲贵生，便须率性而行，此即所谓“吾人集义勿害生，是率性而已。”由是汤显祖提出了他的“明复”主张：“何以明之？如天性露于父子，何以必为孝慈。愚夫愚妇亦皆有此，止特其限于率之而不知。知皆扩而充之，为尽心，为浩然之气矣。文王‘缉熙光明’，故知其中有物而敬之，此知之外更无所知，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也。《大学》‘致知在格物’，即‘其中有物’之物，帝则是也。君子知之，故能定静。素其位而行，素之道隐而行始怪，阂而不通，非复浩然故物矣。故养气先于知性。至圣神而明之，洗心而藏，应心而出。隐然其资之深，为大德敦化；费然其用之浩，为小德川流。皆起于知天地之化育。知天则知性而立大本，知性则尽心而极经纶。此惟达天德者知之。”

[11]可知汤氏的论述重心在于知率性，也就是“顺帝之则”，惟有如此，方能“素其位而行”，亦即从容自如而意志坚定，从而构成自我的浩然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