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英国城市化和中国城市化比较.doc

城市化：从英国的1890到中国的2011

王志浩，关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很多担忧，但作为经济增长之根本的城市化却一直发展得欣欣向荣。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据了多数，而且在未来二十年中，城市人口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数以百万计的增长。那些认为中国的投资热潮将在2012 年终结的人，请记住，根据联合国的资料、韩国虽然现在的城市人口占其总人口的83%，但它直到1977年才超过50%；日本现在的城市化率是67%，但直到1967 年才达到50%。中国经济中确实存在投资周期，但是更大的城市及其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公路、铁路、房屋和钢铁，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质疑基础设施高投资率的持续性。

推动英国城市化的三大因素

英国（也是本文焦点）是第一个城市化率突破50%的国家，大概是在1880-1890年间。如今，在庆祝中国城市化人口超过50% 这个里程碑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头看看120年前欧洲是如何实现城市化的。把欧洲的城市化与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相比较有重要意义，以此可以揭示2012年及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英国创造了发展迅速的城市化。16世纪，荷兰借助与新世界的贸易变得富强，英国17世纪同样走上富裕之路，它们的城市也得到扩张。但真正启动了英国城市化机器的是其1750-1830年间的工业革命。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更多的人来到人口上万的城镇中，如图1所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600年的6%增加到1700年的13%、1850年的40%。1500年的伦敦远不如巴黎或者威尼斯大，但到1800年伦敦远超了他们，与此同时，法国和西班牙人口的90%左右仍然集中在农村。

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是同步的。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估算英国经济规模在1700-1820 年间增长了三倍，见图2。

英国以及欧洲的其他地区早在17 世纪以前就经历了经济增长，但是他们总是碰到马尔萨斯人口增长理论中出现的障碍，即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口会增长，人均食品供给相对变少，实际工资会下降（再或许重大疾病会发生），生活水平会降低，最后人口会减少。而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突然间土地不再是经济活动的全部，而且随着新兴工业生产力的提高，相同资源得以被更有效地使用。

是什么引发了英国和所有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爆发？重要因素有三：高实际工资、低实际能源成本以及适当的、有利于市场运作的良好制度。这些因素释放了一波工业创新，继而推动了商人和发明家们对经济规模效应的积极探求。新工厂把人们带到新扩张的城市地区，城市自身形成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1、较高的家庭收入

十八世纪初，英国的名义和实际收入都高于欧洲其它地方。正如经济历史学家Robert Allen所说，对于英国和低地国家（包括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老百姓来说，肉类、奶制品和高质量的谷物（比如小麦面包）是很平常的日用品，但这些食物对于欧洲大陆上的居民来说却是奢侈品。图3显示了1500至1849年间各地的相对工资购买力（以当地商品为基准）。伦敦居上。

为什么当时英国农村的收入也高于其他国家的农村地区？原因之一是相对土地而言有较少的人口。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次袭击欧洲的黑死病杀死了欧洲大陆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到1450年，英国有二百万的人口，比十三世纪的五百万少了一半多。欧洲大陆人

口恢复得较为迅速。英国随着人口的减少，收入相对于地租而言是高的，而有效利用劳动力就成为爆发科技革命的诱因之一。

欧洲大陆不是唯一受到人口过多的阻碍，从而导致实际收入较低的地方。亚洲人口相对于稀缺的资产而言也是很多的。17世纪的日本田间使用的是牛和犁，但到了19世纪，日本岛上人多到以人代牛耕地了。中国当时也面对类似的问题，但中国以水稻为主要食物，每亩水稻提供的卡路里是欧洲的主要粮食品种（如小麦）的三倍多，所以能维持更多人的需要。家庭结构也可能给欧亚大陆两端带来了不同影响。数代同堂的中国家庭比欧洲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小家庭更能养育孩子。

2、廉价易得的能源

欧洲经济繁荣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不完全出于节省劳动力的需要。廉价易得的能源是另一个原因。图4显示了1400-1800年间欧洲不同城市以及中国的能源成本情况。

英国离海较近，所以北部的煤炭可以便宜地船运到全国各地，尤其是能运到新首都伦敦。其它欧洲城市，比如巴黎，主要以木材为燃料，但是森林被砍伐的同时木材价格升高了，经济增长也受到了抑制，就像现在高油价的结果一样。工业在欧洲很多地方单靠木材不可能取得大规模发展。中国的煤炭资源也很丰富，但煤炭主要集中在内陆的西北地区，距离经济重心长三角数百英里，这从古至今都是个问题。

3、适当的、利于市场运作的制度

我们认为，英国当年经济繁荣的第三个要素是适当的、利于市场运作的良好制度。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Douglass North和其他人已经说明过诸如英国1215 年的《自由大宪章》（英国贵族强迫国王与议会分享政治权力）这样的法令、习惯法和地方法院的发展、以及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即新贵族从荷兰迎来了一个新的君主、并对他施予更严格的宪法限制）如何成为英国腾飞的关键的。

在此传递的概念简单而有力：只有在政治力量得到控制的时候、法律条例才能完全确定；只有在法律条令存在的时候、才有信心将储蓄转为投资。1688年的革命标志着英国脱离了君主享有更大权力的欧洲大陆、也与痛恨私有经济的君权至上的中国分道扬镳，结果十八世纪英国商业得以自由发展。

结果：改革、生产率和增长的良性循环

英国劳动力不富裕，但能源价格低廉，因此发明家及他们效力的企业家有了发明、配置和改进节省劳力的、以燃煤蒸汽为动力工具的动

力。效果好的工具很快就会传播开来，反复试验进一步推动创新。1712年蒸汽机首先在英国北部的达德利投入商业领域──用它把水排出煤矿。经过工程师们（比如瓦特）一个半世纪的改进，蒸汽机演变成了稳定、节能的发动机，被广泛应用于轮船、火车和工厂。农舍的棉纺技术也得到了改进，应用了蒸汽动力并在十八世纪中期取得了规模上的进展。从十九世纪早期开始，棉花作坊形成了北部英国经济的基础。一磅细纺棉的价格从1786年的38 先令下降到1832年的3先令。到1860 年，英国生产的棉花占到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二。这一切对英国的经济增长有什么意义？现在看来意义或许不大。经济学家N.F.R Crafts 和Knick Harley已经评估过，英国人均GDP增速在1800-1830 年间达到顶点──同比增幅达到0.5%，当时诸如纺织类的新工业的规模扩大了。由于这一时期人口增长速度极快，每年总体经济增长在2%左右，而在1760-1801年间只有1%。这虽然远低于中国今天两位数的增速，但它当时是发生在几个世纪的停滞之后，所以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工业革命早期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大多属于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随着十八世纪资本投资开始盈利、科技应用范围略有扩大，到工业革命后期，生产率的增长加速了。详见图5。

突然间经济增长良性循环出现了，而城市化是这个良性循环的核心。人们流向工厂和城市，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进而创造了住房需求、基础设施需求、家具和家用电器的需求，所有这些都是新兴工业。城市化给更高效率的工人带来了更高薪水，同时也创造了消费和新兴服务业。城市化也促进了教育和医疗保健的发展，反过来它们又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

中国城市化与英国的重要区别

如今中国正在经历着自己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革命。当然它与英国是有重要区别的。

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的规模远远超过十八世纪欧洲或二十世纪亚洲的任何其他国家。过去三年中，北京一个城市每年就吸收了大约50万人口。实际上，当今的北京差不多能装下18个十九世纪的伦敦。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也比英国快。官方数据显示，每年约0.5-1个百分点的中国总人口进入（出生于或者吸收进）城市，这意味着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期间（2010-2015），每年大约有1200-1500万人成为城市居民。而十八世纪的英国，城市居民占其总人口的比例每年只增加0.05 个百分点。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化（和混乱）也正以远超当年欧洲的速度发生着。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欧洲也不是个和谐的社会。

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过去200 年全球经济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因此才得以出现这样的发展速度和超速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