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月刊》2016年第12期--《养老消费金融发展路径与政策研究》

2016.12［摘要］随着银发浪潮袭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正日益加深，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模式面临危机。通过发

挥金融作用来帮助解决养老问题、减轻政府负担、促进经济增长，对提升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养老消费金融具有需求普遍性、服务周期长、稳定性强、福利性等特征，但也存在体系不完善、产品单一、政策衔接不够等问题，养老消费金融风险突出。为使养老消费金融创新成为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金融改革的重要驱动力，建议完善政府金融政策，发挥社会资本投资融资支持能力，建立健全养老消费金融体系，鼓励开发养老消费金融产品，完善养老消费金融市场环境，加大政府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养老消费金融法治与价值体系。［关键词］老龄化；养老服务业；消费金融［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6.12.028［中图分类号］F84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6）12-0162-06

养老消费金融发展路径与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民政部2016年度“三社联动”机制下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研究部级重点课题：基于治理现代化的社会福利供给形式创新研究。作者简介：田新朝（1981-），男，湖北黄冈人，经济学博士，黄冈师范学院高级经济师。

1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消费金融问题

1.1生命周期与养老消费金融关系

养老消费金融是与养老有关的储蓄及投资机制，泛指居民终身理财和退休后收入保障相关的金融服务。养老消费金融不仅关系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更与人的生命周期全过程密切相关。莫迪利亚尼和布伦伯格等人的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理性消费者追求的是在生命周期内，对消费进行合理安排，使个人效用产生最大化。由于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所处的经济条件与可支配收入水平存在不同状况，需要在可行性条件约束下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消费和储蓄进行优化安排与合理配置，以实现个体及家庭效用在整个生命周期最大化的目标。养老消费金融应该是全社会各个年龄阶段人群面临的重要选择，也是政府公共政策所需要着力突破的问题。个体及家庭在约束条件下面临最优化决策过程中，需要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达到效用最大化。家庭经济资源一般包括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和不动产，以及政府所能够提供的社会保障待遇。经济资源配置与决策选择的工具包括家庭储蓄、贷款、商业保险、社会

保险、信托等金融工具以及住房等不动产。资源配置与决策选择的内容应该是全面、综合性的，而且在资源配置周期上要考虑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优化利用。以住房反向抵押保险这种养老消费金融产品为例，这种金融工具是一种新型的金融产品，是以一定年龄的老年人（60岁以上人员）以拥有产权的住房做抵押，向金融机

构借款消费，同时老年人仍然保留房屋居住权的一种新型金融工具。作为老年人个体及家庭对老年人生命周期晚期的一种资源配置安排方式，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保险推行的前提在于老年人具备资产自我安排能力，以及对自身的生活质量追求目标，进而对自身生命周期晚期的收入与支出预期选择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其中，还涉及到老年人对自我养老保险经济条件和国家社会保障经济条件的判断和评估。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政府社会保障能力有限以及家庭可支配经济资源多样的条件下，养老消费金融将成为重要的金融工具。1.2消费金融的人口老龄化应对效应

养老消费金融不仅能够对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提供支持，也因为降低未来预期不确定性，从而有利于提高

□田新朝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黄冈438000）

162/人们的生活质量、实现个人财富的终生平滑消费、降低

个人与家庭的风险，促进社会安全；同时，也能够强化对养老服务业的支撑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性。一是拓宽养老服务业的融资渠道。养老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是获取资金。除了政府提供的公共财政资金之外，处于“未富先老”、高龄化、失能化的老龄化阶段，我国的养老服务需求大增，必然需要发挥社会资本对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支撑功能。养老消费金融将有助于拓宽社会融资渠道，为养老服务提供资金支持。二是提高养老服务业的综合效益。金融资本介入养老服务业，吸纳众多的劳动者，将能够有效拉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缓解养老服务业的压力，促进代际关系和谐和家庭稳定，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金融资本介入养老服务业，将为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平台和契机，发挥投资的宏观经济刺激效应，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类劳动者。三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效应。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作出的重要政治决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养老消费金融将有利于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战略目标的实施，并且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复兴之路的重要因素。推进养老服务现代化治理，推进养老消费金融发展，将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增长与调节社会利益分配合理优化，防止市场“失灵”，有利于提高收入分配、资源和机会占有的治理现代化水平，缩小社会差距，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1.3我国养老消费金融的特点

第一，养老金融消费需求的普遍性。与养老产业其

他内容相比，养老金融需求的普遍性更为突出。从老年人角度来说，养老消费金融服务具有普遍性。特别是在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和养老保险待遇支付不足以供给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情况下，养老消费金融更具普遍性价值，而且养老服务产业现代化发展必然需要多渠道地发挥养老消费金融的重要作用。第二，养老消费金融服务的周期长、稳定性。区别于其他即时性养老服务，养老消费金融服务更多是基于未来养老服务需求和当前的经济条件所形成的个体决策行为，个人养老服务投资更加注重资金长期的保值增值，因此养老消费金融具有持续时间长、转移成本高、稳定性高的特点，需求者一旦与金融产品供给者建立养老

金融业务合作，即意味着双方建立了长期稳固的业务合作关系。第三，养老消费金融的福利性。养老服务业具有更为显著的社会福利公益属性，产品供给者从单项产品或服务中获得的平均利润率相对其他金融产品较小，养老消费金融产品供给者的利润更多依赖于市场所存在的巨大需求量。因此，政府要完善对银行、保险、基金等老年人稳定购买的金融产品监管的法律法规，最大限度保障老年人最基本的养老消费供给，既要降低养老金融产品供给者的运营风险，也要降低老年人自身的投资经济风险。

2养老消费金融的现状与发展需求

2.1养老服务现代化的治理图景

伴随生育率、死亡率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养老服务现代化治理必将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亟须社会与制度的变迁。通过历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发现，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

增长趋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已达1.85亿人，占人口总数的13.7%，

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已达1.23亿人，占9.1%。依据林

宝等人《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的预测，我国人口峰值将在2024年左右达到，届时

总人口将超过14亿。全国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在

2013年2300万的基础上，2020年将增加到2900

万、2030年达到4300万。但老年人口的子女越来越少。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平均子女有3.2个，但

预测到2020-2030年平均子女数将下降到2个以下，

城镇老年人平均子女数不到一个。以广州市为例，2014年底全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140.6万，占户籍人口总数的16.7%，并且全市老年人每年约5%的平均增速，2020年将超过180万人。而且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小型

化、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问题并存，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急剧增长，社会养老服务面临更大压力。特别是在由经济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转型形势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传统家庭结构逐步解体，而老年人的服务需求逐步上升，养老服务现代化必然提上日程。养老服务治理现代化创新是实现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并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表现为养老服务供给市场化、社会化的转型，形成有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条件，以及福利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形成的价值型进步，以及供给主体创新服务形式，提

163/2016.12升服务竞争力，增强服务能力和优势，形成养老文化服

务价值，为不同消费层次提供更高层次和水平的服务，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的功能型进步。养老服务社会化将成为人口老龄化时代的现实必然需要。如何满足老龄人群的社会保障以及衣食住行等消费和投资需求，成为最大的问题。要想有效解决社会养老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养老产业，而养老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持。2.2养老消费金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养老消费金融服务业处于新兴阶段。商业银行的养老消费金融服务主要针对个人客户提供服务，主要业务包括社会养老保险金业务、企业年金业务、代售商业养老保险、老年理财产品、老年客户资金结算与账户管理等综合服务等，初步建立养老产品组合。保险业针对养老金融市场可以提供股票型、债券型、混合型、固定收益型、货币型等多种养老金产品；同时保险服务资金已经向养老社区、老年健康养生等产业发展。比如泰康人寿公司投资兴建了多个由保险资金投资的养老社区，并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等产品延伸到养老社区，扩大金融服务领域，增强金融业务协同发展效应。但是，养老消费金融依然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在组织架构、产品设计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制约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养老消费金融体系不完善，商业银行尚未建立完整的养老消费金融组织架构，业务开展零散，养老金融业务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制约业务发展效率。养老金融产品单一，以养老产业为目标客户的产品服务没有体现，养老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十分单一，尤其是针对养老个性化需求推出定制式的产品尚缺乏，比如如何利用金融产品资源与非金融领域衔接尚有待开发。老年人群体较为熟悉和参与较多的仍集中在固定利率的传统型养老保险和与保险公司投资收益相挂钩的分红型商业养老保险方面。而且，由于我国金融政策体系沿用垂直型管理结构，而养老服务业政策则适用地方政府管理，养老消费金融政策衔接不够，管理部门与金融机构间存在政策不协调的问题，导致金融部门推行养老消费金融工具较难与地方政府的养老服务业发展政策不能充分吻合的局面。2.3养老消费金融风险分析

养老消费金融由于制度约束和自身发展缺陷，导致养老消费金融风险，养老消费金融的发展与群众日趋增长的养老服务需要相比，还面临一些瓶颈制约和

存在急需解决的“困境”问题。第一，养老消费金融存在制度规范化风险。金融行业具有较强的政策法规规范性要求，导致金融产品的标准化、强制性特征突出。但是老年人具有自身特殊的生理与心理属性，养老服务区别于其他一般的经济活动行为。养老消费金融服务供给应强化群体的特殊性，但现实中往往过于强调服务与产品的标准化、一致性，将容易陷入需求个性类同的陷阱，导致养老金融服务资源有效供给不足与养老服务资源空置并存的异化现象。第二，养老消费金融存在伦理道德风险。养老消费金融关系存续的条件在于服务需求者的未来预期可及性。但是，这种合同关系的一方可能面临对方改变自身行为而损害到自身利益的风险。养老服务关系不仅涉及到老年人和社会服务供给者（特别是金融产品供给者），还与老年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密切相关，包括老年人的家庭成员态度、社会成员态度与主流价值观、道德观念等等。以“以房养老”为例，这种消费金融模式与主流社会价值观相违背，导致金融机构参与程度较弱，一些已经获取这种养老模式的老年人也会面临因伦理道德和房屋产权关系而与金融机构产生契约关系破裂风险。第三，养老消费金融供给存在内部化风险。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选择影响服务供给能力。但如果过分考虑养老消费金融服务产品的稳定性和主体利益，将影响养老消费金融服务的激励动力，抑制服务合作，从而带来机会主义行为风险。特别是如果没有有效解决“委托—代理”机制构建的问题，金融服务行为容易产生“内部化”取向，从我国“以房养老”的试点城市可以看出，金融机构在不能充分把握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中长期趋势，以及房地产政策法规缺失、土地使用续权和老人预期寿命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下，自身供给养老消费金融产品的收益动机难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