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未曾“见”南山

徐复先生在世时跟人谈学问，常言治学要有所发明。这话听起来易，要做到实难，试看今天多少学术论文都是那种机关的工作总结，便当了然。生于民国元年的徐先生，是黄侃的入门弟子，后又从章太炎问学，用他的话说，是给老师、太老师磕过头的，正宗的章黄学派传人。他晚年作《訄书详注》，费时二十年探赜索隐，又自费为太师母出诗集，始终恭敬如仪。友人来访，皆呼之曰鲁灵光。如今老友多已飘零，徐先生亦永归道山，那一代学者从容淡定的治学风范，今人是难以企及了。

晚年的徐先生仍心无旁鹜，笔耕不辍。有一个时期，他突然喜欢读起陶诗来，写下一文，名曰《陶诗望南山正诂》（未刊稿）。写完后兴致甚高，凡有来客便谈，谈必陶渊明。他认为，脍炙人口的陶诗《饮酒》中文字有误。具体说来，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见字，当作望字。之前，人们在各种版本里读到的都是见南山，再也没想到正确的文字会是望南山，徐先生以前也曾撰文谈过这问题，现在则是进一步指出了舛讹的根源，而这始作俑者正是宋代的大诗人苏东坡。东坡一生喜欢陶诗，曾作和陶诗109首，他的才气大，学识高，看到碍眼的文字自然不肯沉默，忍不住要评论一番。《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诗后》说：

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 同样的意思又见于《仇池笔记》： 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见南山，境与意会。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盖灭没于烟波间，而宋敏求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此两字，觉一篇神气索然。

大概觉得这一字之差实在大关宏旨，在笔记里写下来还不够，于是每每又在弟子处提起，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就记载道：

记在广陵日，见东坡云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无馀蕴矣，非渊明意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此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鸡肋集》卷三三《题陶渊明诗后》）

东坡的文字感觉当然是第一流的，要论陶渊明的知音，似乎也非东坡莫属。此言一出，天下翕然相从，宋人陈善《NFE28虱新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皆撮录入书，以为嘉言。东坡的方外之交惠洪也出来支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浑成风味，句法如生成。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状。（《冷斋夜话》卷四）稍后的蔡启也评说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其闲远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见字为望字，若尔，便有褰裳濡足之态矣。乃知一字之误，害理有如是者。（《蔡宽夫诗话》）按照宋人的观点，陶诗的妙处就在心不滞物，境与意会。外物向着诗入的内心走来，相逢一笑，一时间不知身在何处。迄今为止，人们理解陶渊明此诗，大抵不出这个范围。

徐先生则曰不然。他说，关键的问题是南山二字，已往的注本都把它视作虚指，未及注此，论者遂以不狂为狂，大失渊明本意： 陶潜《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南山向无确解，如虚指某一高山，则似有诗意而实则凿空。余读《晋书·隐逸传》：翟汤，字道深，寻阳人，不屑世事，耕而后食。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渊明为翟汤同乡后辈，志行相似，故诗中南山，实借指翟汤言，非属虚指。又萧统《文选》选陶诗，作悠然望南山，望谓注仰，有向往意。陶诗原文当如此。

最初看到徐先生的发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与中国诗歌的接受美学太抵触了。从诗的意境上讲，见字是无意，望字是有意，后者的确太实，也太俗。如此探赜索隐，那么，说南山喻南山四皓，或者指南岳庐山，不也一样可通？可再一想，这些毕竟都是古典，而徐先生的考证却是陈寅恪所说的今典。诗歌若寻出今典，方为扣实。翟汤是东晋有名的隐士，史书上说他累征不起，也是个不肯受人恩惠的人，《搜神记》的作者干宝送他一条船，他变卖成绢物，又寄还给干宝。宋人王质的《栗里谱》甚至还推定，陶妻翟氏就是翟汤家人，亦不知何据。不过，陶渊明弃官而去，隐居南山，过的也是那种耕而后食的生活，偶尔联想到这位志行相类的同乡前辈，生出仰望之情，正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去查版本。收录此诗最早的萧统《文选》确是作望字，而陶集最初的本子也是这个梁昭明太子所编，虽已亡佚，想必文字都一样。唐初欧阳询等人编的《艺文类聚》（卷六五）摘录了这首诗，也作望。至于别集，唐代的写本今人当然是无从看到了。东翻西检，找到两首诗，一是白乐天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一曰：时倾一尊酒，坐望东南山。另一首是苏颋的《闲园即事寄韦侍郎》，曰：结庐东城下，直望江南山。两首诗都是效陶之作，算是旁证，也可证明唐人见到的本子是望字。

宋本呢，显然是不用查了，东坡看到的已经是不同文字。据称，北宋时流行的陶集有数十种之多，时人已经不胜其异。宋庠考订江左旧本，编为十卷，后世通行的陶集便大多出于这个订本。这样看来，以望作见，当是宋人臆改，加上苏东坡的名气又太大，大到牢牢占据了文字史上的话语权，他的此番言论一出，无人敢驳。这之后，历朝的诗集、选本和诗话就大都作见而不作望了。

以前读王瑶的陶诗注，说服菊可以延年，采菊是为了服食，深以为然。翻检魏晋间人的诗文，食菊的记载触处可见，如《西京杂记》（卷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曹丕《九日与钟繇书》：至于芳菊，纷然独荣。&&辅体延年，莫斯之贵。傅玄《菊花赋》：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晋代的葛洪儒道兼修，在《抱朴子·内篇》中列举了许多食菊益寿的方法，还具体地记载了南阳某山中人家，因饮了遍生菊花的甘谷水而长寿的事。晋时的南阳似乎是一个隐士聚居之地，《桃花源记》中的刘子骥不也是南阳人吗？《晋中兴书》称他常入山采药，深入忘返，想必这药就包括了菊花在内。回头再看陶诗，《九日闲居》里就明明白白地写道：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

既然是为了服食，就不是高旷悠远的心境，而是一种实在的养生之道。但当初竟没想到，若上句的心境是实，下句的心境是虚，这两句便很难契合无间。如今以见为望，采菊服食才算是终于有了着落。所不同的是，王瑶先生说南山是寿考的象征，徐先生则说是翟汤的借指。南山者，翟汤也。按照这意思推论，南山在诗人心中，首先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存在。诗人一边采菊，一边向往先贤，想到的是服食养生的生活，并非心不滞物的光景。徐先生是训诂学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肯多做阐释。但在我看来，这条考证却正符合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致沈兼士书》）。考定一个望字，便让晋人的文化生活从遥远的历史深处浮现出来。

也就是说，通过望南山，陶渊明表达的是一种对隐居生活的喜悦，而苏东坡阐发的却是一种无我的禅意。陶渊明信仰天师道，崇奉道家自然学说，他虽与当时隐居庐山的高僧慧远有交接，却未尝受佛教寂灭思想影响，甚至在人生观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以己身委运任化，这是陶渊明的态度。达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弘明集》五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息患在于无我，这是慧远的态度。因此在这首诗里，陶渊明的悠然之情仍旧是道家的以道观物，而非禅悦的以物观物。以道观物，体悟的是自然，诗人融化于自然之中；以物观物，体悟的则是无我，诗人处在忘我的状态之中。现代学者于道家禅悦每每相混，其实自宋人已然。看来，今后再读《饮酒》，那个忘我的隐士形象得大打折扣了。

也许意料到会引起争议，徐先生在文中指出今人仍是因袭宋人旧说后，以一句感叹作结：求真务实者，当不河汉斯言也！言下之意，他作为一个训诂学者，只是对文字事实本身感兴趣，至于宋人阐发的诗意因此遭到破坏，煞了风景，就只好有所不辞了。当年，陈寅恪校笺《秦妇吟》，对其中一句诗野色徒销战士魂存疑，认为野色当作宿野，也曾说过类似的话：若有以说诗专主考据，以致佳诗尽成死句见责者，所不敢辞罪也。

这确乎不只是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状的问题，而且也是关涉到文学史上两种批评范式的问题。这两种范式都渊源有自，一种范式可说是本文（text）批评，着重摘句、评点和谭艺，把某句诗从具体情境中抽绎出来，加以主观的审美赏析和阐释，偏重的是以读者为中心的阐释。苏东坡的天才不下于陶渊明，其论诗主张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又是宋代以禅喻诗的第一人，好以己意说陶。而要就诗论诗，寻章摘句自是最好的手段。之后，诸家诗话拈出这两句诗来评说，如宋蔡启的禅家所谓语到而实无见处（《蔡宽夫诗话》），张戒的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岁寒堂诗话》），严羽的质而自然（《沧浪诗话》），明谭元春的禅偈（《古诗归》卷九），钟惺的‘见’字无心得妙（同上），清王士祯的吾心无菊（《古学千金谱》），吴淇的偶尔凑趣（《六朝选诗定论》卷十一），近人王国维的无我之境（《人间词话》），都是着落在一个见字上，体味的是以物见物的禅意。

另一种范式可说是语境（context）批评，知人论世，强调诗文的本旨和背景，偏重的是以作者为中心的阐释。上世纪三十年代，朱光潜向国人传播西方美学，称颂陶渊明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对此，鲁迅在《题未定草》中加以驳之，就很反对这种摘句式批评。在鲁迅看来，论文得顾及全人全篇，以及当时的社会状态，方为确凿。所谓静穆的极境，一经历史的究诘便会发现，此境不见于诗，不过是论者的主观臆断耳。乾嘉考据学与西方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其实颇有相通之处，在文学批评上都属于语境研究。徐先生的学术取向和方法虽然与鲁迅迥异，但他对望字的考定，实际上否定了宋以来以禅境喻渊明此诗的定论，在鲁迅的历史主义批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陶渊明的真实心境，加深了我们对陶渊明《饮酒》诗的理解。

用西方学者艾柯的话说，语境批评属于诠释本文，本文批评属于使用本文。前者必须尊重他那个时代的语言背景，后者则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参照系统得到不同的解读（《诠释与过度诠释》，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国内学者胡晓明的一篇文章也认为，在现代中国，这两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