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尴尬_徐坤_厨房_中枝子形象的文化解读_刘增城

2010年第1期

二十世纪短短一百年间，中国女性解放运动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演绎得无比壮怀激烈，但一百年相对于漫长的几千年来说毕竟还是太过短暂，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印记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深深烙在每一位女性的心里，内化为她们生命存在经验的集体无意识。徐坤《厨房》中枝子从逃离厨房到回归厨房的心路历程和轨迹，形象地喻示了传统女性文化的历史惯性和宿命，更深刻地昭示了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一、传统女性角色的异变与反叛自远古人类母系氏族被父系氏族所取代以后，伴随着漫长的男权制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形成了深刻而丰富的伦理内涵，其中性别位置与角色成为最直白又最重要的文化识别符号。在古代《易经》里是这样说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辟户谓之乾，阖户谓之坤；乾，健也，坤，顺也；乾，天也，故称呼父，坤，地也，故称呼母。”[1]通过男女关系天地化对女性位置与角色作了明确的框定，她们的性别角色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OFZHEJIANGINTERNATIONALMARITIMECOLLEGEMar.2010

Vol.6No.12010年3

月

第6卷第1期

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尴尬———徐坤《厨房》中枝子形象的文化解读

刘增城（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舟山316021）

摘要：枝子从反叛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到试图重新回归的心路历程，彰显出传统女性文化深远的影响力及其在现实中的困惑与尴尬。枝子的情感追求与失落，昭示了当代女性解构、重构与继承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关键词：《厨房》；反叛与回归；传统女性文化；现实尴尬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志码：A

EmbarrassmentofTraditionalChineseWomanCultureinReality———CulturalInterpretationofZhiziin“Kitchen”byXuKun

LIUZengcheng（ZhejiangInternationalMaritimeCollege,Zhoushan316021，China）

Abstract：ItmanifeststhegreatinfluenceoftraditionalwomancultureandtheconfusionandembarrassmentinrealitythatZhizi’sexperiencesfromatraditionalroleofvirtuouswifeandgoodmothertoattempttoregression.ThesensationseekingandlostofZhizishowsthemultipledilemmasthatcontemporarywomenfacingindeconstructing,reconstructingandinheritingtraditionalculture.keywords：“Kitchen”;rebelandregression;traditionalwomanculture;embarrassmentinreality

作者简介：刘增城（1962-），男，浙江岱山人，副教授。2010年第1期

是理家主内，做一个孝顺贤良的媳妇、妻子与母亲。然而对于这种男权化语境下的角色定位自古以来一直有诸多女性心存质疑和不甘，所以在传承女性主流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非主流乃至反主流的的声音。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更有一大批现代女性大胆地冲破伦理或制度的樊笼，从封建家庭和封建婚姻中挣扎着跑出来。而临近二十一世纪新旧更替之时，许多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知识女性不仅拒绝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在自身上的延续，而且反过来解构并颠覆传统文化对于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徐坤《厨房》中决然地离家出走的枝子无疑便是这样一位女性。不知是她天性中实现生命价值的欲念使然，抑或是她内心里固有的围城情结作祟，结婚生子后她却又毅然地追求另一种生活而“不甘心做一辈子的灶下婢”。她的反叛并不针对那个笼统的大家庭以及围绕大家庭的伦理制度等，而是普通家庭中一间真实的厨房。“她受够了家里毫无新意的厨房。她受够了厨房里的一切摆设。那些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全都让她咬牙切齿地憎恨。正是厨房里这些日复一日的无聊琐碎磨灭了她的灵性，耗损了她的才情，让她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身手不得施展。”于是她“义无反顾，抛雏别夫，逃离围城，走了”。虽然文本没有对枝子的婚后生活作过多的描述和交代，但有一点读者还是可以清晰地从文本中解读出来，枝子的出走并非因为婚姻家庭的不睦与不幸，更多的是一种性别觉醒与反抗。枝子不是中国的娜拉，她的出走不同于易卜生笔下娜拉的出走，娜拉因不愿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不愿成为男性的玩偶而决绝地出走。枝子也不是现代的子君，她的出走也不同于鲁迅笔下子君的出走，子君的第一次出走是为了追求婚姻自由，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主动离开生她养她的“大家”；第二次出走则是因为他们的爱已经无所附丽，涓生嫌她已成为累赘而被动地离开组建不久的“小家”。她们的出走带有极其浓重的悲剧意味。当年鲁迅在深入思索与探究《娜拉走后怎样》的同时，以多数作家所关注的终点作为自己艺术叩问的起点，完成了关乎女性解放问题的不朽之作《伤逝》，如今徐坤的《厨房》又站在了一个更高更新的起点上。枝子的出走已几乎不复存在娜拉们和子君们出走的种种原因，她的婚姻是完全自主自由的，她有丈夫和孩子，她与丈夫“爱与被爱”着。她之所以出走是因为她从女性自身的厨房语言中读出了自己被缚乃至被物化的危险，她不愿一辈子只做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不甘在简陋的厨房中简单地度过她漫长的一生。枝子的出走有着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双重指向，从文化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传统女性角色的异变与反叛。二、传统女性心理的诉求与回归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女性文化不仅有着牢固庞大的根系，而且时时彰显出其超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枝子在割爱逃离厨房，经过岁月风尘的砥砺与磨洗，成为商界里远近闻名的“女强人”之后，其内心不但没有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后的满足与骄傲，反而对这个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名利世界感到一种莫名的厌恶与不安，于是家中宁静而温馨的厨房对她又重新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在一个个孤夜难眠的时刻，真是不由自主地常要想家，怀念那个遥远的家中厨房，厨房里一团橘黄色的温暖灯光。”人们常说商场如战场，它会泯灭和湮没人性中许多美好宝贵的东西，它可以把弄潮的男男女女送达到风和日丽的宁静港湾，也可以残酷地把他们抛掷到精神荒芜情感死寂的无垠沙漠。为了事业的成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枝子在艰难的摸爬滚打中几乎把曾经拥有而弥足珍贵的亲情和温情丧失殆尽，她每天所面对和接触的是“名利场上各色各样的人：卑鄙的、龌龊的、委琐的、工于心计的、趋利务实的人……”她越来越觉得每天的酒桌应酬是“那样累，那样食不甘味”，带给她的似乎只有算计和尔虞我诈，还有就是“或明或暗、防不掉也躲不开的性骚扰和准性骚扰”。好在物欲横流、追逐实利的商业化生存环境并没有完全异化和湮灭枝子的精神本能和情感良知，虽然“早年的一颗多愁善感的心，早就像茧子那样硬厚”，但在她心中某个隐秘的角落里，在她精神和情感的源头里依然存有些许温馨而柔软的东西。“爱上一个人，组成一个家”的原始本能和冲动会时时从她的心底涌起，终于她又实实在在地重新回到了那摆放着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充满了色香味的厨房，“回来得又是这么主动，这样心甘情愿，这样急躁冒进，毫无顾虑，挺身便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里。”尽管枝子走进松泽的厨房有着一定的荷尔蒙因素，她看到“男人的身子、手、脚都长长大大的，T恤的短袖裸露出他筋肉结实的小臂，套在牛仔裤里的两条长腿疏懒地横斜，大腿弯的部分绷得很紧，衬出大腿内侧十分饱满，很有力度”，并且她的脸“突然莫名其妙地红了”。但是对枝子的重回厨房显然不能只从如

刘增城：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尴尬452010年第1期

此狭窄的角度作浅层解读，因为如果她仅仅想得到一个男人或者一个男人的所谓爱，“以一个商界女星的身份来说，对她前呼后拥献殷勤的男人总是数不胜数”，她根本不用也不必如此屈尊地到厨房去俯就一个男人。枝子的重回厨房是一种传统意识惯性下的真实的心理诉求，是女性永远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虽然从性格逻辑上来说有点匪夷所思，但却是一种女性文化心理的必然。对厨房的向往是女人的原始天性对真情世界的向往，“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其在女人心里的地位和分量不亚于漂泊游子心中的故乡，在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上都是女人最真实的永远的家。因此枝子的重回厨房如同她的出走一样，也有着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双重指向，从文化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传统女性心理的诉求与回归。三、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走出厨房，枝子是一个成功者；重回厨房，枝子是一个失败者。但成功者也好，失败者也罢，她始终挣不脱的是几千年来织就的那张巨大的黏黏的网。《厨房》之所以超越同类作品而备受推崇，就是因为其没有陶醉于女性走出厨房的虚幻胜利，而是以此为起点在更高的层面和更新的时代际遇中审视女性生活和女性命运。透过枝子形象，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女性的历史宿命和抗争的无奈，更强烈地感受到传统女性文化在现实中的多重困惑与尴尬。其一是传统女性文化解构者的困惑与尴尬，即反叛的枝子的精神困境。从女性的厨房语言中读出自己被缚乃至被物化危险的枝子，解构并颠覆了传统文化对于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经过一番刻苦的拼搏摔打之后终于成为事业成功的“女强人”。但此时她却惊恐地发现自己不仅迷失了早年多愁善感的女儿心，甚至在酒桌酬酢和虚与委蛇中几乎要失去作为一个女人真性真情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她成为一个“女强人”之后，她离“女人”的本义和本质也渐渐地远了。她可以从精神上完成对女性角色定位的解构与颠覆，却无法解构和转换女性的自然性别和文化性别。她的内心又隐隐地听到了在一代代女性血液中流淌不息的来自远古的呼唤，所以她又试图让自己从“女强人”重新回归到“女人”，情愿让主体化的自我重新回归到客体化的厨房。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把女性解放的要义理解为经济解放，鲁迅说“一切女子，倘得不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2]娜拉和子君的悲剧似乎便是最现成最有力的例证。但是枝子却用另一种话语形式告诉人们，经济权的获得并不能使女性得到彻底的真正的解放。作为一个事业成功的“女强人”，枝子无疑已拥有了无比强大的经济权，但她却深深地陷入了另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惑与尴尬。在解构与颠覆对女性的角色定位之后，枝子的生活方式与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的断裂，这种断裂使她的身心无法言说的疲乏和倦怠，使她的精神无所归依的失落和空虚。这就是反叛的枝子的精神困境，既非源自于反叛的抉择与痛苦，也非源自于反叛的艰难与失败，而是源自于男权化的生存竞争环境对女性介入的有意识骚扰和排挤致使女性潜意识中的传统文化角色被重新唤醒与召回，使事业成功后的枝子又无奈地陷入了传统女性文化意识复归的怪圈。其二是传统女性文化重构者的困惑与尴尬，即回归的枝子的情感困境。意欲让自己重新从“女强人”回归到“女人”的枝子，试图复归与重构当年被她质疑并解构的传统文化对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已然不惑的枝子自认为是一枝虽历经风霜却仍然盛开在厨房氤氲香气里的栀子花，所以“在一阵骤然而至的雷阵雨突袭过后”的一个夏天的傍晚走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爱与欲往往会使女性的智商和年龄同时降低，平时枝子无疑是一位高智商的成熟女人，此刻枝子却成了一个低智商的幼稚女孩。当年枝子从女性的厨房语言中读出被缚的危险而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如今她却在自己欲回归厨房时试图将另一个男人也缚于“厨房”。尽管在厨房中“女强人”阴影淡退，“女人味”暗香浮动，但枝子的真情驿动和肢体表达却始终得不到松泽的进一步回应，反而让“不怕玩就怕认真”的松泽倒吸一口冷气。其实遑论让松泽伴她共度漫长的一生，就连她刻意经营的这个夜晚他也并不情愿就此度过，“男人一方面惴惴，觉得女人枝子给他的面子太大了；一方面又稍嫌累赘，觉得整夜晚在自己家里吃上一顿饭，太缺乏新意。”所以，那个夜晚枝子可怜地成了“衔笛起舞的印度耍蛇者”耍弄的那条蛇。如果仅把枝子的失败归因于她错把一位花心而不愿负责的男人当作了自己托付和依靠终身的对象，那就显然没有真正读懂《厨房》的深层涵义。枝子的情感追求与失落并非仅仅源自于人物与人物的性格冲突，更源自于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枝子当年在解构并颠覆传统女性贤妻良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