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羃离到胡帽_论唐代妇女服饰审美观念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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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第4期第32页

唐代妇女服饰的开放、热烈、张扬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要论唐代妇女服饰观念的开放,不少论者都会谈到袒胸装和女着男装的情况,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唐代女子的首服。其实,唐代女子首服的演变,不仅反映了唐代女子开放的服饰观念,而且女子首服演变的过程恰恰演绎着唐代女子服饰观念一步步走向开放的轨迹。

唐代妇女首服经历了羃離、帷帽、胡帽3个比较明显的嬗递变化阶段。

《旧唐书》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羃離,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亨二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帷帽,遂弃羃離。……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此并乖于仪式,理须禁断,自今已后,勿使更然。’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離

渐息。中宗即位,宫禁松弛,公私妇人,无复羃離之制。”又“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1]这些史料如实地记载了从初唐(公元618年)至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唐代妇女首服的变化情形:从遮蔽全身的羃離,到拖裙到颈的帷帽,再到网帷尽去、靓妆露面的胡帽。首服的这一变化过程极其充分地反映了唐代女子服饰逐渐走向开放的审美趣味。

一种审美趣味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上层建筑如政治、哲学、宗教、文化等观念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与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支配作用是分不开的,唐代女子服饰审美观念嬗变同样有着诸多的社会文化原因。

武德(618~626)、贞观(627~649)之代,“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羃離”。

从羃離到胡帽:论唐代妇女服饰审美观念的嬗变

竺小恩

摘要:唐代妇女首服经历了羃離、帷帽、胡帽3个比较明显的嬗递变化阶段。这一变化过程极其充分地反映了唐代女子服饰逐渐走向开放的审美趣味,而这种开放的审美趣味的形成是有着社会文化原因的:首先唐初妇女着羃離,这是胡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相结合的表征,是儒家传统礼仪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种具象;第二,唐代女子弃羃離着胡帽,服饰观念逐渐走向开放,这是胡汉文化深层融合的体现。第三,唐代女子靓妆露面、露髻驰骋,也是盛唐之音强烈感召的结果。

关键词:唐代女子;首服;审美观念;嬗变;社会文化原因

中图分类号:TS94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751(2007)04-0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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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05-12

作者简介:竺小恩,女,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服饰文化(浙江宁波315211)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年12月第4期第33页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汉人着羃離,这是受胡文化的影响。羃離是一种始于西域地区少数民族的蔽面之巾,通常以黑色纱罗为之,戴时上覆于顶,下垂于背,障蔽全身,近脸面处开有小孔,以便露出眼鼻。《晋书・四夷传》、《隋书・西域列传》、《魏书・氏族传》、《周书・吐谷浑传》等均有记载西域地区着羃離的文字。西域少数民族所生活的地域,恒多风沙,欲遮盖蔽护不受其袭面翳目之苦,故男女遍用之。南北朝时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羃離也传入中原,北朝男女仍皆着羃離,亦皆出于遮护颜面以防风沙侵袭。

自隋至唐,唐初人们仍着羃離,这除了服饰自身的承传特点外,还有一种因血统相同或相近而沿袭其风俗的因素在其中。我们知道,自魏晋南北朝开始,鲜卑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各民族历经冲突后逐渐走向融合,所以说隋唐皇室是以胡汉混杂的血统奄有天下,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族为母系的新汉族。王桐龄曾对此作了考证,他指出: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都出自拓跋鲜卑的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为鲜卑族纥豆陵氏;长孙皇后父系、母系皆鲜卑人,故唐高宗李治,承袭鲜卑血统近四分之三,承继汉族血统仅四分之一。[2]皇室如此,庶民亦然,早在北魏时期,孝文帝就曾下令:鲜卑人放弃鲜卑姓氏改用汉姓;提倡鲜卑族与汉族通婚。[3]在这种胡汉联姻、民众错居的情形下,不同风俗、不同文化自然互为影响,而始于西域,后被四夷服用的羃離随着其主人的内迁被沿袭、被仿效,成为一种时尚,亦在情理之中。

但不同的是,在唐代,本为男女通用的羃離已不为男子所用,唐人男子已不着羃離,着羃離者,惟女子而已,而且其功用也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即由遮挡风沙转变成遮掩脸面,“不欲途路窥之”。这是受到汉儒学文化影响的缘故。

汉儒学文化对内迁胡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与汉人杂居的情势中,胡人潜移默化地受到汉文化意识的影响,尤其是儒学文化对胡人的影响尤为深刻。汉人伦理道德观念、儒家文化的贞操观念逐渐影响胡人文化心理。

唐代女子用长长的羃離遮住全身,“不欲途路窥之”,正是儒家文化与胡文化进行交汇、融合的一种具体的表征。儒家文化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提倡男女授受不亲,这从客观上对服饰文化提出了在某种程度上遮蔽男女视觉器官乃至女性五官颜面的需求。可以遮蔽全身的羃離,以及“拖裙到颈”的帷帽,对于中原妇女——特别是对那些需走出深闺,露身于闾巷衢路的妇女来说,则是求之而不得的,这也是隐蔽全身的羃離在唐初女子中风行的文化缘由。

考证历史,确实,唐初女子着羃離与唐初对儒学的重视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唐王朝开国之初,因历经离乱,“颂声不作”、“礼乐陵迟”[4]礼乐之恢复为当务之急。唐太宗需要依靠儒家之道来正君臣,定名分,化民俗,维持其封建统治秩序,于是他“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及即位,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讲经论义,商略政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以致于“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4]虽然因新进士子多不通儒经,学无多大成效,但太宗对儒学的重视无疑推动了举国上下对儒家礼仪的重视。

由此看来,唐初妇女着羃離,这是胡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相结合的表征,是儒家传统礼仪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种具象。可以说,在中国,自从孔老夫子创立“仁”、“礼”结合的伦理思想体系,发展到汉代提出“三纲六纪”后,便有了一种以牺牲所有人的人格尊严为代价的屈辱的礼治秩序,这种礼治秩序被具体化为从治国理家、求学问道,一直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精细守则,它全面地扼杀独立的人性,置人于日益严酷的纲常礼教束缚之下,成为历代统治者籍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根本大法。

永徽(650~655)以后,唐代女子弃羃離着帷帽,服饰观念逐渐走向开放,到开元(713~741)时期,帷帽也被“靓妆露面,无复遮蔽”的胡帽取代,唐代妇女服饰审美观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

唐代女子服饰审美观念走向开放,是胡汉文化深层融合的一种体现。一方面,唐代妇女服饰观念的开放与胡文化的融入是有着极大的关系的。

唐代的汉族是受容胡人、浸染胡文化的大有胡气的新汉族。唐人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由于受胡人礼法观念淡薄的影响,传统礼仪对人们的束缚也逐渐得以松动起来。尤其是则天时代,女人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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