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

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 就科学编史学来说，其中有若干问题是最为重要的、核心的、本质的，对于任何科学史的研究（乃至于阅读）都是无法回避的，当然，对之有关的争论也是持久的。在本章，我们就将讨论这些问题当中的一个，即对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问题。

在当代西方的科学史文献中，象“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或“辉格式的历史”（whig history）这样一些术语（相应的形容词和名词还有Whiggish，Whiggism和Whiggery）是极为常见的。事实上，在范围更大的历史学界，这些术语也是重要的日常用语。它们涉及到历史研究中一些本质性的问题，是历史学家们区分某种历史研究方法与倾向的重要判据。多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就有关的问题争论不休。而对于科学史的研究来说，这更是一个重要的，不仅仅是理论性的，而且也与科学史研究的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

一、概念的提出 在英国历史上，曾有过两个对立的政党：辉格党（Whig）和托利党（Tory）。辉格党即是自由党的前身，它提倡以君主立宪制代替神权专制，站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立场上拥护国会，反对国王和天主教。

１９世纪初期，属于辉格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辉格党的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１８２７年，作为辉格党人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兰（H.Hallam）出版了其代表作《英国宪政史》，在其中，他提出英国自古以来就有一部不成文的宪法，一向就是主权在民的，并高度赞扬１６８８年的“光荣革命”，歌颂君主立宪制。这部著作成了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英国近代史，也开创了一代辉格史学。因为它“虽然完全避免了党派热情，却自始至终地充满了辉格党的原则。”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麦考莱（T.B.Macaulay）则更明确地指出，在很长的时间中，“所有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都渴望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共和政体的；而所有托利党的历史学家都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专制的。” 但就历史学后来发展的主要趋式来说，辉格党的历史学似乎更占了上风。直至２０世纪，象屈维廉（G.M.Trevelyan）这样的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在其著作的倾向和历史观方面，也继承了这种辉格党人的史学传统。

１９３１年，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出版了《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在这部史学名著中，巴特菲尔德将“辉格式的历史”（或称“历史的辉格解释”）的概念作了重要的扩充。巴特菲尔德开宗明义地指出，就这本书来说：

所讨论的是在许多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倾向：他们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一边进行写作，赞扬使他们成功的革命，强调在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并写出即使不是颂扬今日也是对今日之认可的历史。

可以说，这就是巴特菲尔德所提出的广义的辉格式历史的定义。在这里，他已远远超出了原来狭义的辉格史学所涉及的英国政治史的范围，进而考虑历史学研究中更为一般和更具有普遍性的倾向，涉及到历史研究和所谓通史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历史作为一种研究而带有的局限。巴特菲尔德认为他并不是在讨论历史哲学的问题，而是在讨论历史历史学家的心理学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他所抨击的历史的辉格解释并不是辉格党人特有的，它比思想上的偏见更微妙，是一种任何历史学家都可能陷入其中而又未经检查的心智习惯。即使那些为托利党政见辩护的历史学家们，就其研究方式的实质而言，也是这种广义“辉格式”的。巴特菲尔德还更加明确地指出：

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它参照今日来研究过去„„通过这种直接参照今日的方式，会很容易而且不可抗拒地把历史上的人物分成推进进步的人和试图阻碍进步的人，从而存在一种比较粗糙的、方便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历史学家可以进行选择和剔除，可以强调其论点。

照此分析，辉格式的历史学家是站在２０世纪的制高点上，用今日的观点来编织其历史。巴特菲尔德认为，这种直接参照今日的观点和标准来进行选择和编织历史的方法，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一种障碍。因为这意味着把某种原则和模式强加在历史之上，必定使写出的历史完美地会聚于今日。历史学家将很容易认为他在过去之中看到了今天，而他所研究的实际上却是一个与今日相比内涵完全不同的世界。按照这种观点，历史学家将会认为，对我们来说，只有在同２０世纪的联系中，历史上的事件才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这里的谬误在于，如果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在心中念念不忘当代，那么，这种直接对今日的参照就会使他越过一切中间环节。而且这种把过去与今日直接并列的做法尽管能使所有的问题都变得容易，并使某些推论显而易见（且带有风险），但它必定会导致过分简单地看待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必定会导致对过去与今日之关系的彻底误解。

那么，究竟应如何看待过去与今日之关系呢？巴特菲尔德认为，历史学家不应强调和夸大过去与今日（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之间的相似性，相反，他的主要目标应是去发现和阐明过去与今日之间的不相似性，并以这种方式扮演一个在我们和其它各代人之间的中介者。为了要获得对历史真正的理解，历史学家所要做的：

„„不是要让过去从属于今日，而是„„试图用与我们这个时代不同的另一个时代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假定路德、加尔文和他们那代人只不过是相对的，而我们这个时代才是绝对的，这样做是不能获得真正的历史理解的；要获得这种理解只能是通过充分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那代人与我们这代人同样正确，他们争论的问题象我们争论的问题一样重要，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就象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一样完美和充满活力。

因此， 如果我们把今日变成一种绝对，而相比之下所有其他各代人都仅仅是相对的，那么，我们就正在失去历史所能教给我们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更真实的观点，我们就不能认识那些我们在其中也仅仅是相对的事物，我们就失去了发现的机会，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能发现我们自己、我们的观点和偏见位于何处。换言之，我们就无法认识到，我们自己如何不是完全自主或绝对的，而只是伟大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就无法认识到，在事物的运动中，我们自己不仅是开拓者，而且也是过客。 在这样的观点看来，历史更本质的价值就在于恢复过去具体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应是对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情给出哲学的解释，不应是由过去而推断出某种结论。相应地，巴特菲尔德否认可以以因果联系的方式讲述历史。或许更一般地，历史可以假定这样一种因果关系：是整个过去导致了复杂的今日，它包括过去运动的复杂性、纷繁的争论和错综交织的相互作用等等。但是当历史学家真正去追溯过去时，他就会发现相互作用的网络是如此复杂，以致于不可能指出过去（比如说１６世纪）任何一件事是２０世纪今日任何一件事的原因。因此，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以某种可能性去追溯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之间事件的序列关系，而不是试图描绘交错直至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原因与结果的极为复杂的图表。历史学家本质上是一个观察者，他象旅行家一样，向我们这些不能去访问一个未知国家的人描述那个国家，他只讨论确定的、具体的、特殊的事情，他不应过分关心哲学和抽象的推理。简而言之，

作为最后的手段，历史学家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不是作一番一般的推理。他解释法国大革命，是通过精确地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在任何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的阐述，那么他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把我们带入更加详细的细节，让我们确切地看到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

巴特菲尔德强调，只有通过一段实际的研究，以微观的方式看待历史中的某一点，才能真正使历史变革背后复杂的运动具体可见。这种对人类变化的复杂性的展示，对人类任何给定的行动或决定之最终后果的不可预见特征的展示，是人们可以从细节中学到的唯一教益。

然而，越来越深入细致的研究将带来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巴特菲尔德反复强调的节略问题。由于历史中的内容无限丰富，要把所有事实都充分讲授的历史实际上是无法写出的，所以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必然是节略的。在巴特菲尔德看来，对于所有的历史，当它们变得更加节略时，必定就成正比地更倾向于辉格式。“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研究的全部困难都来自有关节略的根本性问题。”历史学家的困难是，他必须节略，而且必须在不改变历史的意义和特殊信息的情况下节略。辉格史学家的错误在于，它们是为了今日的缘故而研究过去，这个理论基础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穿越历史复杂性的捷径，使他们很容易发现在过去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实际上却只是以当代的观点来看是重要的），从将节略的问题变得容易了。他们基于某种固有的原则去进行选择和剔除，去组织历史故事，使历史运动中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被极度压缩，直到使历史运动看上去象一简单的进步运动为止。这样一种节略的历史可能会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所以说，辉格式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真正合理的节略。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进行节略呢？巴特菲尔德指出，节略就是对复杂性进行节略。它不仅是写入什么或省略什么的机械性技艺，而是在不丧失总体性和主旨的前提下如何有机地压缩细节的问题。在节略时，历史学家不应按照某种原则来选择事实，不应插入一种理论。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应具有一种能看到重要的细节和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遗憾的是，除了这些一般性的原则和模糊的天赋概念之外，巴特菲尔德对此问题的解决并未提出什么具体可操作的措施。正是这一弱点成为巴特菲尔德所提倡的反辉格式历史不能贯彻到底的重要原因。此外，巴特菲尔德在该书中还以较大的篇幅讨论了在历史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问题。他认为这两种判断都是历史学家所应回避的。

巴特菲尔德一生著述甚丰，除了为数众多的专题性历史研究著作（主要是关于１８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