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释意理论辨_与塞莱斯科维奇教授谈翻译

・翻译理论与技巧・
翻译释意理论辨
——与塞莱斯科维奇教授谈翻译
许　钧
在不久前完成的《当代法国翻译理论》一书中,我们曾辟一章,对达尼卡・塞莱斯科维奇教授创立的翻译的“释意”理论进行了评述与研究。

这次参加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与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共同举办的国际翻译学术研讨会(1997.11.1-11.3),有机会和与会的塞莱斯科维奇教授就释意理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换了意见,现将谈话的主要内容作一简要介绍,供同行参考。

许钧(以下简称许):塞莱斯科维奇女士,您是世界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曾长期担任巴黎高等翻译学校校长,并结合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带领同行和众弟子进行翻译理论研究,创立了翻译的释意派理论。

就我所知,早在1968年,您就发表了《国际会议译员——言语和交际问题》(in terp rète dan s les conférences in ternati onales,p rob lèm es de L angage et de comm un icati on)一书,借助言语科学研究的成果,把口译纳入系统的理论研究轨道,对口译的性质,任务进行了界定,为释意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您与玛丽亚娜・勒代雷合作于1984年发表的《释意理论》(in terp réter pou r tradu ire),运用现代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与交际理论对翻译的理解和表达过程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系统的阐述,对口笔译的共同点及差别进行了对比,揭示了即席翻译及同声传译的基本规律,可以说,这部著作的发表,标志着释意理论的确立。

您能否就释意理论的基本观点及意义作一概括性的介绍?
D.塞莱斯科维奇(D an ica Seleskovitch, 1921—以下简称S):释意理论,更确切地说,应该叫交际与释意理论,这一理论的建立,并非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里面凝结着我的同行们的心血。

若要用几句话来说明这一理论的要旨,那我是否可以这么说:释意理论首先是一种口译理论,我们认为,翻译的对象不是语言,而是借助语言表达的意义,因为不同语言社团的人有共同的需求,他们交往的目的是相互理解,交换思想,或在不同领域进行可能的合作。

因此,翻译的任务是转达交际意义,而语言只是理解意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若想正确理解意义,译者不仅仅要拥有语言知识,还应有足够的主题知识、百科知识,总之,需要有广泛的语言外的知识。

许:去年,您的弟子刘和平博士给我提供了释意派理论的最重要的论著之一,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现任院长玛丽亚娜・勒代雷教授的《现代翻译——释意法》(L a traducti on au jou r2 d′hu i,le m odèle in terp rétatif,D idier E rudi2 ti on,1994)。

她在这部著作中,对您的这些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界定。

我注意到其中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释意派理论认为,翻译的对象不是语言,而是意义。

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语言是翻译之敌。

这里面包含两种意思。

一是从大的方面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民要相互接触,相互交流,语言是个
障碍,是个天然之敌,必须消除它;二是在翻译的具体过程中,特别在笔译中,语言时时都在束缚着译者,不少译者眼中只盯着原文的词、句和结构这些属于语言层次的东西,成了它们的奴仆,难以从中解放出来。

结果,翻译出来的东西只是一种文字层次的转换,徒具形,而原文的意义和精神没有得到很好的传达。

S:您讲的这两点非常好。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有自己的重点和特色。

我们是将翻译作为交际行为而不是作为交际结果进行研究的。

翻译首先是人类的交际行为。

在自然的交际活动中,语言主要是起工具的作用,因此我们强调,翻译的对象应该是信息内容,是意义,而不是语言。

我觉得,译者或者译员都是画家,而不是摄影师,绘画是借助画家的看法,从要表现的现实中提炼与现实相当的意义和信息,翻译亦然,是要透过语言层次,深入到言语层面,理解文本或篇章的意义,以恰当的形式加以表达。

在一定意义上说,语言只表明概念,而篇章,包括文章和讲话,描述的是事实、环境、思想、感情等。

应该翻译的是这些成分,而不应只是进行简单的语言符号层面的转换。

许:就我所知,释意理论特别重视对翻译过程,对翻译这一交际行为的动态过程的研究。

你们认为,只有在对翻译过程或程序进行的科学的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之上,才可以谈到翻译原则和方法的确定。

一般认为,翻译包括两个过程,一是理解,二是表达。

而释意理论则把翻译过程分解为三步:理解、脱离原语语言外壳(déverbalisati on)和重新表达。

您能否作进一步的说明?
S:对这个过程的划分,我们开始只是作为一个假设。

我们把口译过程假设为一个三角模式,从三角形的顶端开始自发表达思想,同为表达思想的原语形式已不再有约束力。

底部表示未经语境情景更改的概念从语言的直接翻译,这些概念只是认知的目标而不是理解的目标。

就理解而言,既然翻译的对象是交际意义,那么理解的内容也应该是交际意义。

从理论上讲,理解的前提是语言知识、主题知识、百科知识和交际环境等。

理解是个整体的活动,包括理解语言知识、认知补充、调动语言知识、确定交际环境等方面。

许: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

但释意理论所说的第二步,即déverbalisati on(脱离原语语言外壳),似乎在理论上还难以论证。

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探讨,目前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就口译而言,只理解意义,不顾及原讲话的语言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但对笔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原文的语言表达形式往往有着特殊的价值,作者在文学上的追求,往往直接体现在对原语表达形式的选择与艺术处理上。

S:首先我要说明一点,对于déverbalisa2 ti on这一个阶段,理论上论证是要以实践为基础的。

应该说,在长期的口译实践中,我们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对这些经验的总结与提炼是很重要的,但这还远远不够。

我们还投入了许多力量,观察口译的过程,录了大量的有声资料,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对比和论证。

我们发现,在交译中,译员所记忆的不可能是单词或句子,而是相对脱离了语言形式的意义。

在笔译中,也同样如此,文本的转换,本身就是一个脱离原语语言形式的过程。

照搬原语语言形式不仅是行不通的,也是为翻译的目的所不容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许:在勒代雷教授的《现代翻译——释意法》中,对déverbalisati on有个明确的界定。

她认为,déverbalisati on是指理解一篇文章或一个讲话和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的一个阶段。

指伴随语言符号产生的认知和情感意义,是对语言符号的超越。

这一界定很符合您的思想,因为您一向认为,翻译,无论是在理解阶段,还是在表达阶段,若只停留在语言层次,是不可能真正达到翻译和交际的目的的。

在这一点上,您与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乔治・穆南有着明显的分歧。

S:只是理论上的分岐和观点的不同而已。

我本人很敬重乔治・穆南,他思想深邃,博学,对翻译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与探索,《翻译的理论问题》在西方翻译界影响也很大。

但他所阐述
的主要观点,即他认为翻译是语言接触行为,翻译是语言的转换,我是不同意的。

我曾当面跟他交换过意见。

无论是口译与笔译,都有共同的一点:那就是一定要超越语言的层次,在理解篇章的基础上对原讲话者或作者的思想进行表达。

但应该补充的是,在翻译中,强调翻译的是意义而不是语言,并不意味着对原文表达形式的忽视。

这里面有个译者与原作者或原讲话者的关系问题。

许:谈到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问题,我想这里边涉及的因素很多,如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另外,还有与读者或听众的关系。

释意理论强调交流,译者作为交流的中介,仍然要有个正确的自我定位。

从理论上讲,译者要保证客观、正确地传达原讲话者或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就不能不持一个客观、公允的立场,无论是对作者,还是对读者,要尽量做到不偏不倚。

但实际上很难做到。

S:确实如此。

任何一项活动,都有一种理想的追求。

追求思想传达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这并没有错,能不能完全做到与想不想往这方面努力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我个人的口译实践中,有时两个对话者表达不同的观点,甚至意见截然相反,发生争执,译者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自然有自己的好恶,有自己的是非标准,有自己的价值取向。

但作为思想传达的中介,不能把这些东西掺杂进去,翻译应该尽量保持中立的立场。

有时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对话的一方的观点、立场,我很难接受,心里产生抵触,甚至想反抗,想咒骂,但这样做,与翻译的目的、任务是相左的,是翻译的道德所不容的。

许:读过您的不少大作,也听过您的讲演,发现您特别强调译者要处理好自身与读者的关系。

您认为,只有不称职的翻译,绝对没有不称职的读者或听话者。

因此,您强调一方面要尊重作者或讲话者,另一方面要尊重读者或听话者。

对前者的尊重表现在正确理解其文本或讲话的意思,再尽可能完整、准确地用译语传达出来;对后者的尊重则是表现在以一种平等的态度与之相处,永远不要过低估计其水平。

在这一点上,您与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好像也有不同的意见。

S:是的。

也许是职业的关系,我一直是在寻求一种沟通,将自己置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以平和的心态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翻译是人类的交流行为,是一种实践,寻求的应该是交际双方的沟通,让交际双方相互理解。

至于沟通后,双方会有何反应,采取何种行为,与译者无涉。

尤金・奈达是语言学家,更是一个“传教士”。

他积累了《圣经》翻译的丰富经验,他的翻译理论与主张有许多是建立在《圣经》翻译的基础之上的。

他主张的是说服读者,让读者信服,有一种传达上帝旨意的姿态,好像不太平等。

我则相反,寻求对话,寻求沟通,这才应该是翻译的目的所在。

许:我认为,翻译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翻译者所采取的态度、原则与方法。

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也有类似的看法。

我想,翻译是一项人类的实践活动,涉及因素很多,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

翻译处在各种因素的活动中心。

在一定意义上说,各种因素的活动,构成了一张动态的关系网。

翻译的成功与否,就是看你能否正确地认识各种因素及其作用,能否处理好各种关系。

可以说,译者是处于中心位置,他的主观性、他的取舍态度,他的语言能力,他的认识水平,都无不在起作用。

记得在1990年,巴黎高等翻译学校曾经召开过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翻译中忠实与自由的关系,特别是译者在翻译中的自由度问题,这次会议的论文集由玛丽亚娜・勒代雷教授主编,题目就叫作《论翻译中的自由性》。

在您看来,作为译者,他的自由度有多大,应如何界定?
S:“自由”,不应该是一个单独存在的概念,它往往与忠实这一概念相联系,译者的自由以忠实为前提,而忠实又赋予译者一定的自由度。

我们认为,译者的自由主要存在于重新表达这一阶段,在理解阶段,译者不能以自由为名有意地曲解原文,当然,无意的误解与曲解是常常发生的,但这属于另一性质的问题。

在重新表达阶段,译者可以用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去进行
表达,至少在翻译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的情况下,译者有选择的自由。

但这种自由是有限度的,以不要歪曲原文或原讲话的精神与意义为准。

翻译除追求篇章意义的等同的同时,还要追求风格的近似。

许: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着一致的看法。

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种翻译的境界,要达到这个境界是非常不易的。

一般的翻译,要么太守规矩,成了原文字、句的奴隶,不给自己一点自由;要么太不守规矩,随心所欲。

所以您把自由与忠实放在一起来讨论,相辅相成,相互制约,是非常有见地的。

您的弟子安帕罗・于塔多・阿尔比发表的《论翻译的忠实概念》一书,以翻译理论上极为敏感的“忠实”问题为切入点,对翻译中的“忠实”概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尽可能给予科学的界定。

S:是的,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在1990年,我们主编出版过一部论文集,叫《翻译研究》(études traducto logiques),里面收了近二十位研究人员的文章,其中就有他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忠实与意义——翻译学研究的新动向》。

该文提到了忠实的三个标准。

这方面还有不少研究文章。

简单地说,我们应该反对两种翻译,一种不考虑原文的意义,而只在语言层次进行逐字逐句翻译的“语言对译”,另一种就是凭主观猜想乱译或表达中离题发挥的“自由翻译”。

许:刚才谈到你们出的《翻译研究》一书,我觉得,在这一部书中,您的弟子试图将您创立的释意理论应用于口译之外的其它类型翻译中去。

应该说,释意理论首先是一种口译理论,对口译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为它本身是从口译实践中而来的。

但对笔译,它的指导作用如何呢?
S:口译与笔译有不同之处,但基本性质应该是一致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释意理论所探讨的问题与笔译并非没有关系,它所确立的一些基本原则对笔译也是同样适用的。

我想,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翻译中提出的所有问题。

巴黎高等翻译学校从1957年成立至今,已有四十年的历史。

在前二十年里,我们一直在探索系统的理论研究与丰富的教学实践相结合,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我们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国际译员,现在有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把最优秀的人才送到我们学校来培养,教学质量是有目共睹的。

同时,我们还获得了翻译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从1976年第一位博士生毕业到现在,已有四十多篇博士论文通过答辩,从不同角度探讨翻译学与翻译教学的问题。

许:关于翻译教学理论的探讨,巴黎高等翻译学校是有贡献的。

您和您的同事对翻译教学与教学翻译进行了严格的界定,发表了一批专门探讨翻译教学的专著和论文。

您本人更是身体力行。

在1989年,您和勒代雷教授合作发表了《口译推理教学法》(Pédagogie raisonnée de l′in terp rétati on),对即席翻译和同声传译人才的培养原则和方法作了深入的探讨。

另外,克里斯迪娜・杜里厄的《科技翻译教学法》(Fonde2 m en t didactique de la traducti on techn ique, 1988)、伊丽沙白・拉沃的《翻译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Foncti on de la traducti on en didac2 tique des langues1985)以及勒菲阿尔的《笔译推理教学法》(Pédagogie raisonnée de la tra2 ducti on1993)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

S:我们对翻译研究有着十分明确的目的,那就是通过理论的研究,促进我们的翻译实践,提高翻译的质量。

我们这次来北京,能有机会与同行一起探讨理论问题,交流经验,是非常有益的。

当今的世界,需要大量的翻译人才,但同时,对翻译人才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我们重视对翻译教学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

在目前情况下,英语有一种统治的倾向,也许在多少年之后,英法、英德之间的翻译不需要了,在许多商业、贸易活动中,合作的双方直接用英语交流了。

这种倾向到底会引起何种后果,我们没有去设想过。

但我坚信一点,那就是汉语的地位不会削弱,以后反而会越来越受重视,因此,谁要与中国打交道,都必须会汉语翻译。

在这方面,应该加强研究。

文学翻译与批评理论
夏仲翼
作家往往不关心文学理论,就像翻译家很少关心翻译的理论。

有趣的是,理论家或者是批评家,大都不从事文学创作,而谈论翻译理论者,通常也不见太多的译作。

这原因,说不清道不明。

实际操作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几乎是任何学科的普遍现象。

至于文学翻译,情况还要特殊,文学翻译家可能更少关注理论,但文学翻译涉及的理论却更多,除了翻译本身的理论,其实更要注意的倒是文学理论。

翻译由于对象、手段、要求的不同,而有种种不同的分类。

文学翻译大概是其中最无定性、最变幻莫测、最难把握、最需要创造性的一种翻译。

因为它面对的是变异无穷的文学文本。

所以涉及的不仅是翻译的理论,更多的却是文学的理论,或者说批评的理论。

对于一个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来说,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的素养体现为一种理解力,但它关联着一个庞大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的体系。

在这里,翻译理论重要性可能是相对的,而文学理论——反倒是绝对的。

所谓相对,是说没有相当的语言水准,侈谈理论毫无用处。

而语言进入了高的境界,翻译表现为实践、表现为能力。

所以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能力相比,只有相对的重要性。

缺少雄厚的语言实力作为后盾,没有两种语言的深切把握,理论就无所依托。

然而,文学理论之于文学翻译,其中关系却稍稍有点不同。

文学理论直接体现为译者对于文学文本的理解,这几乎是一种先决条件,它和翻译实践的关系表面看来并不直接,实际上却要决定翻译实践的成败。

翻译理论没有经过实践经验检验时,是很难被真正掌握的,它以实践为依托,但文学翻译却要以对文学的理解,或者说文学的理论的掌握为前提。

一个文学文本的译者,对文学理论不甚了了,要做好文本的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翻译操作中,翻译技巧上能够成立,从文学角度却并不可取的情况也并不少。

对于文学翻译,有必要强调:要懂得文学本身,要侧重文学理解,要关注文学理论。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事情一涉及到翻译,通常就会去寻找一种似乎能包容一切的翻译原则。

译界的先辈们,也曾致力于寻求某种原则。

严复“信、达、雅”三个字,被后人已经咀嚼了整整一个世纪,仍然“意犹未尽”。

鲁迅先生提出“硬译”的主张,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一个过于强化的“信”字。

但很少人着力去探索达到“信、达、雅”有什么先决条件。

现在冷静地来再思考,恐怕当时过分热衷于确立原则,一定程度上把翻译对象也忽略了。

因为文学作品的翻译,终究不同于科学著作的翻译,虽说科技翻译也必须以专业知识为前提,但诸如哲学、法律、经济、自然科学文本的翻译与文学文本的翻译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

所以机器翻译在某些领域显示了一定进展的时候,文学翻译大概暂时还不大可能由电脑来代劳,至少在我们看得见的未来,很难成为事实。

我们不妨把文学翻译的研究,分成两个层次,第一是语言的层次,然后是文学的层次。

这是很机械的划
许:确实,在翻译研究中,宏观的研究很重要,如哲学的、历史的、文化的研究,但微观的研究也要加强,如汉法、汉英、汉德翻译的具体研究。

我想以后也许会有机会在研究方面进行合作。

今天通过与您的交谈,对您创立的释意理论有了更深的了解,可以说为以后的合作奠定了一个基础。

S:交流与了解就是合作的开始。

我们愿意与中国同行一起努力,共同探讨翻译研究中目前还没有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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