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胜利法是国民性弱点的表现

精神胜利法是国民性弱点的表现

05对外汉语李妍05501220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整个封建文化的产物。对于封建等级观念支配下的人的精神面貌具有普遍的概括意义。而“精神胜利法”表现为一种国民性的弱点则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强权侵略面前成了失败者，这时，谋取自强、正视自己的孱弱地位，力争把自己提高到与世界各国平等竞争的强国地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是，以清政府为代表的整个封建势力非但不敢正视自己的实际处境，反而用“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等等虚幻的道德吹嘘掩盖自己的虚弱本质，自欺欺人，表现出了“精神胜利”的劣根性。

鲁迅先生多次说到，统治阶级能够产生精神胜利法。他在《华盖集·忽然想到》里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们更凶的凶兽是便现羊样，遇见比他们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鼎鼎大名的李鸿章，在出使俄国期间，为了报复一个沙皇的重臣对他的怠慢，对人家胡诌穆罕默德作为苦役犯，曾在中国呆过，后来被中国撵走后，才创立了他们的伊斯兰教。李鸿章为了出一口气而洋洋得意，这是何等的阿Q精神。这些封建统治者在人民面前一直以主子自居．但在更强盛的外国帝国主义面前则暴露出了奴颜媚骨。这种历史状况使鲁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要承认了人的权利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不论他在弱者面前何等蛮横无理．在更强者面前也一定会暴露出自己的奴才本质。如果说封建等级观念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种本质的话．那么，“精神胜利法”就不只是像阿Q这类最弱的人的本质表现，同时也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整个国民性的弱点。

精神胜利法是人类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状态，它常常成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在受尽苦难、无力反抗、尚未觉醒、求告无门时的一种心理补偿。犹如喜怒哀乐一样，精神胜利法在不同阶级的人们中间，往往有相类似的表现形式，但就具体内容而言，却各自带上了根本不同的阶级的特点。地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除了自欺的一面以外，还有欺人害人的一面，目的在于维持已经山穷水尽的封建统治，并流露出他们苟延残喘，不甘败落的卑劣欲望。而阿Q农民式的精神胜利法主要是自欺，目的在于逃避反动阶级的压迫，寻求心灵的安慰，也求这反映着其悲惨的处境和屈辱的地位。

鲁迅一贯认为，文艺是为人生的，是要改造人生的。他早年弃医从文，就发端于希望改造愚若中国的国民精神的崇高志向，所以他选择的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或“开出反省的道路”。（引自《鲁迅全集》第四卷）从这一点我们不难设想，如果把阿Q塑造成一个官僚政客的形象，充其量是一部暴露小说一出滑稽剧。统治阶级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是同他们作为剥削阶级的本质相联系的。因而是毫无价值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一种毫无价值的东西，也是令人发笑的。但是鲁迅实不以滑稽或爱怜为目的，而读者在忍俊不禁之余，也混杂着一种莫名的辛酸，寻思深藏在其中的底蕴。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要把体现精神胜利法的阿Q塑造成一个农民形象。

笔者认为，鲁迅先生的小说对阿Q性格的刻划，显示出其深思熟虑的丰富性和系统性。它是鲁迅先生对国民性长期深人系统考察的结晶，是经过巧妙组织以形象的方式对国民性弱点的一次大清算。

第一表现为以自欺的方式维护自己精神最后也是唯一的防线。他首先是以语言取得一种极其形式的胜利，继而把这种语言取胜的方式变成一种自言白语以求安慰。尔后，在恶劣环境一步步的逼迫下，他只得以纯粹意识的方式进行自我欺骗，以求得可怜的安慰。

他常常被人打，每当遭打之后，他就在心里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这样一想，打他的成了他的儿子，而他则成了别人的老子，他也就胜利了；用力地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虽然“热辣辣的有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他又“胜利”了；他想自己是“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他以“第一个”而自豪。

第二个方面表现为一种卑琐陋劣的生活方式。

阿Q本来一贫如洗。无家无业。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但阿Q只要有人要他做短工。他便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还使阿Q满心欢喜。平日只要阿Q吃饱了肚子，有几文钱，便神气活现地喝酒赌博，调笑打闹，生活满足得很。在精神上，阿Q也有其满足和沾沾自喜之处。首先，他得意于自己“先前阔”或者“我的儿子会阔多啦”，加以他“进了几会城”，自恃“见识高”，便更自负。他讥笑未庄人是“多么可笑的乡下人”，。竟不知城里的煎鱼和条凳，一面又鄙薄城里人，认为“这是错的，可笑”这样阿Q又在精神上获得了满足。正是这种卑琐陋劣的满足感，使阿Q处于可怜的境地而不自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这样生活下去。

对国民性中这种卑琐陋劣的生活方式，鲁迅先生是早有针贬的：“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在鲁迅先生创造的阿Q这一不朽形象中，毫无疑问融进了国民性中这一弱点。

第三，阿Q的两性道德，在国民性的弱点中，也堪称是典型的。

《恋爱的悲剧》在整个小说中，其作用是有些独特的，从情节线索上看，它上承阿Q拧了小尼姑脸皮，而害得飘飘然，于是调戏吴妈，弄得生计出了问题，而下启《生计问题》和《从中兴到末路》，从思想内容上看，它却意在揭示国民劣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畸形而虚伪的两性道德。

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对于两性关系委实是非常严，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七岁坐不同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三从四德”、节妇烈女之类规条禁律举不胜举。阿Q 的性道德当然是封建伦理道德熏陶的结果。他十分讲究“男女之大防”，“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阿Q的两性道德还是长期受到压抑的结果。鲁迅在《寡妇主义》里说：“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的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嫉妒。”。后来鲁迅先生在小说《肥皂》中，所讽刺的也正是这种伪道学的虚伪性。

鲁迅用过阿Q行状的一系列描写，对精神胜利法予以揭露和批判，开出反省的道路。同群众本身的缺点进行斗争。精神胜利法是可笑的。但马克思说：我们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就是对它采取严肃的态度。鲁迅也是如此，他的严肃态度并不止于讽刺止于嘲笑，而是力图写出阿Q的觉醒。具体的表现就是阿Q的革命。阿Q确实起来革命了，但他在思想上仍然跪着，使结局必然是悲剧！

早在20年代，鲁迅就明确指出，他创作《阿Q正传》的目的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直至30年代，鲁迅的观点仍未政变，说他意在“暴露国民的弱点”这种弱点的主要思想特征就是“精神胜利法”。为要立人，就要去掉这个弱点。鲁迅先生对阿Q命运悲喜剧似的描写，就是要人们敢于正视人生，并写大胆的看去人生，从而开出反省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