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传统与梁启超的启蒙救国取向_敖光旭
关于梁启超强国梦的资料
关于梁启超强国梦的资料《梁启超强国梦》篇一梁启超，这个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他的强国梦就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在那个黑暗的时代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道路。
我第一次接触到梁启超的强国梦是在历史课上。
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述着那段历史，而我却在下面开起了小差。
突然，“梁启超的强国梦”这几个字钻进了我的耳朵，就像一把钩子，把我的注意力一下子就勾了过去。
我想，这是怎样的一个梦呢？是那种遥不可及的幻想，还是有血有肉的伟大抱负呢？梁启超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就像一艘破破烂烂的大船，在风雨飘摇的大海上晃悠，随时都可能被汹涌的波涛给吞没。
列强就像一群饿狼，围着中国这块“大肥肉”，都想狠狠地咬上一口。
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站了出来，他的强国梦就像是给这艘破船装上了一个超级发动机。
他倡导变法维新，觉得也许通过变法，就像给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注入一针强心剂，能让中国重新焕发生机。
他到处奔走呼号，写文章，办报纸。
他的文章那可真是犀利得很，就像一把把手术刀，把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病剖析得清清楚楚。
我仿佛能看到他在昏暗的灯光下奋笔疾书的场景，眉头紧皱，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和忧虑。
可是，变法哪有那么容易呢？守旧派就像一群顽固的石头，挡在维新派的前面。
他们觉得祖宗之法不可变，这就像一个紧箍咒，死死地套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
变法最终失败了，梁启超的强国梦在现实面前狠狠地摔了一跤。
这时候，我就想啊，他会不会很沮丧呢？也许会吧。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他开始从教育等其他方面继续为强国努力。
他觉得少年强则国强，这就像在播种希望的种子。
他希望通过教育，让年轻一代能够扛起强国的大旗。
我想，他肯定想象过未来的中国，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各个领域大展身手，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让世界都刮目相看的强国。
他的强国梦就像一盏灯塔，虽然有时候被风雨遮挡，但始终在那里闪烁着光芒，指引着后来人继续前行。
梁启超的强国梦，虽然距离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就像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梁启超的报学启迪民智论与中国近代报业(修改版)
梁启超的报学启迪民智论与中国近代报业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清末民初著名政治家、学者和报人。
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与学术活动都同办报活动紧密相连。
他的办报活动不但对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起着巨大作用,而且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梁启超不但是个报刊活动家，还是一个新闻理论家。
他率先用新闻理论来指导新闻实践，并在实践中对新闻理论加以革新，使之更趋成熟。
于是，在梁启超以报刊开民智，造新民的活动中产生了他新闻思想的结晶——报学启迪民智论。
一、救亡图存中诞生的报学启迪民智论梁启超生长的年代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
鸦片战争后，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危机深重。
然而，以那拉氏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们却依然沉醉于天朝大国，物产丰富的迷梦之中，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和思想禁锢，使得泱泱大国民生凋敝，日益岌岌。
甲午之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昔日天朝大国竟败于倭人之手，落得个割地赔款的下场。
这才使得部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士子们猛然惊醒，渐思革新救亡。
于是，中国历史上的“维新派”便登场了。
由于维新派诸人多来自于封建地主阶层，或本身即是封建官僚，所以天生畏惧下层民众的他们根本不可能选用雅各宾派式的暴力革命道路,几经周折后他们最终选择了以叩头请愿的方式通过实行一场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来达到目的。
于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们开始了自己的上书请愿征途。
《上清帝第一书》，《上清帝第二书》……一次次努力如石沉大海般杳无音讯。
如此几次后，他们发现：政府中顽固派势力猖獗，自己呕心沥血之作根本到不了皇帝手中；而士大夫之士多沉醉于八股取士，心中所思不外《四书》，《五经》，红顶玉带；市井之士则浑然麻木，每日劳碌于柴米衣食之间。
在这种环境之下要想维新变法，首先要做的便是将维新广为宣扬，使世人皆知维新，皆思维新。
基于此识，维新派中的佼佼者——梁启超便提出了“欲以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⑴的主张。
我眼中的梁启超
我眼中的梁启超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
汉族，广东新会人。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领袖，学者。
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陈涉为拯救众多生活在暴秦统治下的劳动人民，毅然发动起义，震动了秦朝统治；康有为、梁启超为拯救日渐衰败的清王朝，奋然发动了公本上书，立志变法；孙中山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救国于为难之中，四初呼吁，决然发动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
回望过去，历史上确有不少伟人担负起拯救国家，拯救民族的责任。
不管他们是否成功，至少他们毅然担负起这份责任的勇气是伟大的。
1872年，晚清重臣曾国藩病死于南京。
次年，在广东省新会县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梁启超降生。
如果说曾国藩的离世预示着中国传统旧道德的没落，那么梁启超的出生，则象征着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以追求自由和民主为目标的时代。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那强有力的语句出自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去奋斗，去拼搏。
从进京赶考的“公车上书”到变法图强的“百日维新”，这个知识青年立志要救中国于水火之中。
变法失败，捕杀维新人士。
懂得变通的梁启超逃到国外，没有人说他是怕死，因为他为国家之崛起保存了力量。
从呼吁变法到提倡君主立宪，再到反对复辟帝制，梁启超的兴奋点始终与时代的脉搏保持一致，其内心的矛盾和政治主张的“多变”，也完整地记录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
我们眼中的梁启超，从来都是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大声疾呼，以一种时代先驱的姿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向传统文化回归的梁启超
向传统文化回归的梁启超摘要：粱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粱启超早期思想之激进与晚期思想之保守的矛盾，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由带有文化和种族主义色彩的传统民族主义，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
在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成熟之时，他的思想在表面上却越来越保守起来，呈现出向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回归的倾向。
关键词：粱启超；民族主义；传统文化；回归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但研究者多困惑于其早期思想之激进与晚期思想之保守的矛盾。
实际上，这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也与早期他以文化作为其民族主义的工具这一思想特征有关。
一、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倾向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由带有文化和种族主义色彩的传统民族主义，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
戊戌变法失败前的梁启超，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表现出两个层面的追求：在理想层面上，他服膺于康有为的今文学派，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核心构筑自己的历史观，以世界大同为自己的理想；在现实的层面上，由于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的实际威胁，他已经不能秉持原来的世界主义理想。
1897年梁氏在《变法通义》中提出的“泛黄种主义”，表明他清楚地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东方民族的侵略和压迫，同时也意识到了这种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已经超出了过去两百年来满汉之间的种族斗争。
此时梁启超的思想仍然未脱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所形成的华夷之辨的思维模式。
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亲眼看到这个国家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冲击下所产生的巨大潜力。
在研究日本的历史与现状并与中国进行对比后，梁启超认为日本强于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民族知耻感和民众的爱国心。
进入20世纪后，梁启超到美国和加拿大，重点考察了两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
在美国，他亲身体会到现代工业对帝国主义扩张的影响，从罗斯福巡行全国时所发表的“欲进吾美于强盛之域，为我子孙百年大计，舍帝国主义未由也”的讲演中，梁启超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殖民野心，指出这“足以使国人猛醒”。
忧国与爱国梁启超阅读理解
摘要：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的著作《饮冰室合集》中蕴含着丰富的忧国与爱国思想。
本文通过对梁启超忧国与爱国思想的解读，旨在揭示其时代背景、主要观点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一、时代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纷纷侵入我国，瓜分中国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
清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梁启超忧国忧民，提出了一系列救国救民的思想。
二、忧国思想1. 历史责任意识梁启超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他强调，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关注国家命运，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
在《饮冰室合集》中，梁启超多次提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呼吁国人要有历史责任感。
2. 对国家现状的担忧梁启超对当时国家的现状表示担忧。
他认为，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列强，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在《饮冰室合集》中，梁启超多次对国家现状进行批判，如“国家之病，病在人心”等观点。
3. 对民族危机的反思梁启超认为，民族危机是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饮冰室合集》中，他分析了民族危机的原因，如“民族自信心的丧失”、“民族文化的没落”等。
梁启超呼吁国人要反思民族危机，寻求民族复兴的道路。
三、爱国思想1. 民主与科学梁启超主张民主与科学，认为这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关键。
在《饮冰室合集》中，他多次强调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性，如“民主与科学，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等观点。
2. 教育救国梁启超认为，教育是国家振兴的基础。
在《饮冰室合集》中，他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梁启超主张改革教育制度，培养具有民主、科学素养的人才。
3. 民族振兴梁启超主张民族振兴，认为这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前提。
在《饮冰室合集》中，他多次提到民族振兴的重要性，如“民族振兴，国家必强”等观点。
四、对当代的启示1. 增强国家意识梁启超的忧国与爱国思想提醒我们，要增强国家意识，关注国家命运。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树立国家观念，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
第二讲 启蒙者梁启超
《胡适日记》第八册
（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 作挽梁任公联：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 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 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 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新民说》篇篇 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 不朽的功绩。故我的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 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竞走上卫道的路上去， 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 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 竟无、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他毕竟是个聪明人，故不久 即放弃此计画。 若他晚年无此退境，我的挽联可以说： 中国新民，生平宏愿。 神州革命，文字奇功。
三、舆论启蒙
• 1899年，梁在其所主编的《清议报》上，用“饮 冰室主人”的笔名写文章。从1899-1904年，他 在《清议报》和后来的《新民丛报》上，以新文 体，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与专著。 • 1905年前后，作为改良派的领军人物，梁与革命 派的论战白热化。 • 黄遵宪评价他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 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 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
第二讲 启蒙者梁启超
• 视频：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 • /programs/view/BCo w0IVkbGI/
一、对梁启超的评价
• 《建党伟业》56分09秒，有关梁启超的镜头 • 《梁启超传》孟祥才，（北京出版社，1980）
他反对马克思主义，诋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逆着历史的潮流，越来越走向 堕落和反动。梁启超一生的活动，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中国近代史的一段过程，证明了一个马克思 主义的真理：改良派的进步作—梁启超传》
新论梁启超“人学”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精神-精选资料
新论梁启超“人学”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七十年，在列强的侵略中，晚清先进的知识分子与有识之士以启蒙救亡为核心，先后发起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三次图强变革的运动，但都未能如愿，尽管这时的“中国作为应付西方殖民挑战而被迫实现现代化的民族，中国在工业文明的意义上，属于‘被现代化的国家’”，[4]356但从洋务运动“学器”，到戊戌维新“学政”，再到清末新政“革政”，都以向列强学习为手段，探索国家的现代化，寻求“以夷制夷”的成功之道，此时，由于其核心“国民”没有实现“现代化”，致使三次探索都未获成功。
一次次的失败，激励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新的思考，梁启超首先把启蒙的视向转向了“新民”路向的探求，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1]655从而使之成为中国近、现代呼吁“人”的启蒙的重要人物。
一、梁启超时代“人学”启蒙之音“人学”之声，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在晚清时代，事实上曾被许多有识之士所关注：甲午一役，中国军事失利，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就上书陈事，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在人不在器”；[3]274而晚清的思想家冯桂芬则指出大中华不若外夷之因：“屈于四国（俄、美、法、英）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也。
……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
”[3]887但在致力于军事强国的晚清，这些微弱的“人”的启蒙之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晚清思想的变化与变革呼声的高涨，“人的启蒙”与“新民”思想开始在梁启超的意识里孕育演变成一种重要的理念，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1900年）一文中直接关注“人的问题”，他说：“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脑筋之人也。
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血性之人也”，[1]412认为不识不知中国之积弱、不思救国之人为无脑筋，无血性之人，由此寓含了他对当下社会中麻木不仁的“国民性”的批判，开启了他的“启蒙人学”之声。
梁启超：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的困惑
梁启超：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的困惑作者：来源：《读天下》2012年第22期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足迹，“甲午”之后，几乎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他交往的对手或是朋友，也都是历史名人，每一次事件想要厘清，都值得写一本书。
解玺璋承认“梁启超在我心里装了30年”，而这本《梁启超传》也是几番迟疑才真正动笔。
谈生平：易受新思想的求知者Q：批评梁启超的人，大多认为他一生多变，比如背叛师门，“事仇敌”，在保皇、共和、君主立宪之间多次摇摆，一度与独裁者合作，甚至文风也多变。
万变之中，他恪守的是什么？A：他一生几十年风风雨雨，数度出入于政治、学术之间，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有人觉得他善变，毁誉不一，其实他是一位深知自己病根与缺点的人，他之所以“屡变”，正是他不顽固守旧的表现。
他始终保持了知识上的求知欲和个人立场的超脱。
他大事不糊涂，置个人恩怨于度外。
他多次以今日之自我反对昨日之自我，表面上看，这是变，而究其深层，始终不变、一以贯之的则是他的爱国之心，他的救国激情，他致力于把中国从专制引向共和、引向富强、引向自由。
至于文风变或不变，都是知识分子的本位，本身无所谓好坏，只需要看文章好坏，影响力大小。
Q：梁启超与康有为以“康梁”著称于世，实际上二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也走过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能否谈谈他们之间的性格差异？A：康、梁的性格有着天壤之别。
康有为曾宣称自己30岁以后思想上就少有变化。
他总是以不变应万变。
早年太超前，晚年太落伍，一生都被人视为“怪物”。
而梁启超是一个求知欲旺盛的人，容易受到新思想、新知识的感染。
他以其善变追求不变，对世界趋势的变化能够巧于把握，不变的是他对国家、民族、国民的爱与责任感。
梁启超在理论之途上比康有为走得更远，更通透。
比如说，康有为有个说法，“但当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梁启超就很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兴民权与开民智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割裂开来。
正因为梁在思想上的通透，他才能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持之以恒、历久弥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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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传统与梁启超的启蒙救国取向
敖光旭 作为资产阶级著名的维新———立宪派政治家、启蒙思想家和杰出学者的梁启超,在传播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方面,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研究整理历史文化遗产方面,以其涉猎之广,著述之多,影响之大而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①成为近百年间不可多得的“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学人。
他的业绩包括学术和政治两大方面,而思想宣传和社会启蒙则又是其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勿庸置疑,梁启超选择开启民智和社会启蒙作为社会活动的着力点有着多方面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导向。除了救亡和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及其特有的资质之外,还与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士”的整体性格及其所特有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方式,即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存在着内在而密切的关联。探讨和研究这种关联无疑有助于我们揭示和了解梁启超的社会政治活动和学术文化思想、教育思想、哲学思想尤其是传统文化观念。
一、传统的人格规范与梁启超的宣传启蒙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中国并没有象欧洲和印度那样在很大程度上借助宗教和神学来维系社会的稳定和种族的繁衍。严格地讲,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种君临各民族之上的国教。其缜密而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系统和行政管理模式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和谐”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确立一个既相对稳定又具穷变通久功能的伦理中心和学问对象,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能臻于登峰造极并延续长达二千多年之久的奥妙所在。它同时拥有一个数量可观的精神贵族阶层“士”来承载和传播意识形态并维系从穷乡僻壤到大都会的社会运作机制。文人士子的由个人而天下、由心而物的人格规范及其外烁发散模式经久不衰,显示出颇具魅力的文化景观。儒家历来都讲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所谓“内圣外王”、“修己安人”之学,其为学次第则是“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由内而外,由己而人、由个体而群体的发散过程。其立论的基础是唯心的,不但认为“心力之大,无不可为”,而且认为人类历史也是圣贤之学推演转换而成的。所以无论是“立人”、“达人”还是“外王”、“安人”,其侧重点不在物质运动过程,而在圣贤之学的意识推广。113
广东社会科学 1999年第2期 因而梁启超也说“形质为下,心智为上。”②健全人格包括“独善其身”的道德修养,但关键和终极指向却在广布圣道于四海天下,此则学问的“究竟”。以“教”立圣是做人的最高境界,“传教”则是致圣的最重要途径。梁启超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进行过震聋发聩的激烈批评,但纵观其一生,其基本倾向还是服膺“圣贤之学”的。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也是“圣贤之学”的身体力行者。他严厉驳斥那些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的“无赖学子”,说他们“自顾中国实学,一无所识,乃借西学以自大”。③他所反对的只是“王学末流”,嘲笑君臣上下,八股士人,未识儒学大体而妄自称儒。他认为,儒学根本即是做人的学问,“直译的philosophy,其含义不适于中国”。中国哲学的实质是“儒学道术”和“人之所以为人之道”。这种学问“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大学`内圣外王'一语括之”。④在“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之后,只有广布圣道、为人师表方能“养成健全人格”⑤。他几乎将教育启蒙、开启民
智上升到宗教的地位和高度,并认为“孔教者,教育之教也”⑥。他认为教育和传教是
治国安邦、保种保教的根本所在,“保全支那者,必兴教育。教育固国民之元气也”。⑦
反复强调“凡学问有一个要件,要能`传与其人'”⑧,通过教育和言论“交换知识,实
惟人生第一要件”⑨。他于1897年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写道:“教孔子太平大同之
教于万国,斯则学问之究竟也!传教之功课,在学成之后。然堂中所课,一切以昌明圣教为主义,则皆传教之功课也。”⑩在国难当头、内忧外患之际,“诸君若共识此意,急求学成,传教他人,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使人咸知有公理公法之学,或则可以不亡也。” 1
梁氏最崇拜的有两个圣人———“孔子和康有为”, 12还有最接近“儒学正宗”的王阳明,以及“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曾国藩。 13虽座次略有矛盾,但标准则一,即能“立功,立德,立言”,尤其重要的是“立言”。孔子之所以能为“万世师表”,原因就在于“传教他人”。一方面,我们不能将梁启超依重学校、报纸、演说“三利器”, 14而把启蒙宣传作为救国救民的重心过多地归结为传统儒学的人格规范;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忽视这种人格规范对历史人物的人格塑造和导向,也显然是有背常理的。做为过渡时期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无论是梁启超的思想还是行为都带有显著的先哲往圣的“学人的品格”和遗风。
二、儒学心物观与梁启超的宣传启蒙客观地说,梁启超的心物观(物质与意识)是比较复杂的,很难简单地说哪些方面是唯心的哪些方面是唯物的。再加上他喜言极端,又增加了理解他的哲学观和历史观的难度。但总的看来,唯心主义显然是其基本倾向,带有更多的一贯性和自觉性。而他的唯物主义则带有明显的经验色彩和非系统性。正是他所笃信的“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 15成了他“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哲学依据。114他非常赞同陆九渊“圣贤之学,心学而已”的论断。在《儒家哲学》中他回顾了这种心学的源与流:孔子虽讲心,但未着意发挥,孟子遂成心学鼻祖。以后有陆象山、朱熹承之,至王阳明方收其大成之功。与孟子同时的还有荀子一派,“两大师皆讲心”,只是一侧重于“内部的修养”,一侧重于“养心治心”。而禅宗的“即心是佛”也渐融于儒学。 16
虽然梁氏以“太无成见”自嘲,或言舆论则讲“天地间最大之势力”; 17或言学术则讲“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 18或言学校则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19或言学会则讲欲中国不亡,“在兴学会”; 20或言报馆则曰“能开将来之世界”;或谈史学则讲“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 21或谈小说则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兴一国之小说”。 2但其中以一贯之的红线却是分明的,即“境者,心造也。” 23“思
想者,事实之母也”。 24思想,意识,理性,智慧,灵感及其外化形式“口沫”,笔锋,报纸,学校,学会,即他所说的“心”或“心力”,不仅决定物质世界的存在状况,而且影响历史的演进。具体地讲,他的“心力决定论”包括下面5个方面的含义:(一)心力决定人类社会的存在。“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 25“今日光明灿烂、如
荼如锦之世界何来自乎?实则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笔锋,所组织之而庄严之者也。” 26(二)心力决定国家的存亡续绝。“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
思想。” 27他一直将救国救民的不二法门视为“开民智”、“开官智”、“开绅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 28中国败亡之由正在于“人才之委靡,人心之败坏”。 29(三)心力决定
民主政治的命运。“权者,生于智也”。“有一分之智慧,即有一分之权利。” 301908年梁启超上书摄政王载沣说:“今日欲举预备立宪之实,万事皆枝叶,惟此养人才、正人心一事,实为本原。” 31(四)“英雄”的心力决定历史发展进程。“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
成”,人类社会日进,“全靠他们(英雄)的自由意志”。 32若曾国藩、袁世凯等人其“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 3(五)心力决定社会革命的成败。他多次
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 24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是如此,“今兹革命之收奇功,得诸兵力者十之三,得之言论鼓吹者十之七”。 38由此看来,梁启超的心物观与启蒙活动之间的必然联系是不言而喻的。另须说明的是,梁氏的世界观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心学”为基础的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其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和内容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尽管他的历史观是典型的英雄史观,但有时也坦率地说:“请君勿以为一切风潮,皆一二人可以煽动也。苟非时势之所趋迫,虽孔子释迦,必不能煽动一人。” 36又说:“凡一国之进步也,其主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役一二人之代表以为助动者,则其事罔不成。……故吾所思所梦者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37
梁启超思想中诸如此类的矛盾很显然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我们也可以从他“生性之弱点”即“太无成见”,以及其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论战风格得到部分说明。面对麻木如“闭门之妇”、“深院之僧”的“无血性”的国民,他“恨不能速求一死所”。 38
115因而不得不以极端的言论震动其脑识。如欲导民以民权,“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 39他还曾说:“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言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互相依,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出焉。” 40同时,这也与他当时所享有的盛誉和天才资质有关。作百年一遇的“言论界之骄子”,他那挟雷生电,恣肆汪洋的华章,“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41黄遵宪称他的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42严复也肯定其言论“实有左右社会之能”。 43据说慈禧太后读了他的针砭文章竟“愤而痛哭”。 4可以说,近代中国至少有20年时间是在他的深刻影响下度过的。这自然助长了他的英雄主义情绪。从某种角度看,梁启超的缺陷正是他的独到之处,因为它具有一种“片面的深刻”。毛泽东曾指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因而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梁启超依重言论以济世救国,正是传统心物观的特征的体现。
三、“知行合一”学说与梁启超的宣传启蒙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四大命题之一的知行学说极为驳杂也极为精深,它对梁启超的思想与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大体来看,梁启超自始至终都是敬佩王阳明其人其道的。这主要是因为他能集心学之大成,提出了完整的知行合一说,从而使儒学完成了一次革命,成为生机勃勃的实践的学问。梁对知行合一学说的见解散见于各个时期的文章中,但集中而系统地来谈的则是1926年所写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教》。有的学者曾将古代知行合一学说分为两种:“价值的知行合一观”和“自然的知行合一观”。 45前者认为知行合一为“应如此”的价值或理想,是须经过人为的努力方可达到的目的和境界。而后者则认为知行合一本来就“是如此”的自然现实,用不着努力即可达到。王阳明就是“价值的知行合一观”的代表。 46
梁启超曾将王阳明的知行说用三组话概括出来。第一组:“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解释说:“凡人有某种感觉,同时便起某种反应作用,反应便是一个行动。感觉与反映,同时而生,不能分出个先后。”这里面其实包含三层意思:不知则不行;“苟知之极明,则行之则必勇”;“彼知而不行者,终是未知而已。”第二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凡人做一件事,必须先打算去做,然后会着手做去,打算便是知,便是行的第一步骤。换一面看,行是知的什么?不过把所打算的实现出来,非到做完这件事的时候,最初的打算不会完成,然则行也只是贯彻知的一个步骤。”第三组:“知行实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