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译国译民翻译公司---夫妻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

夫妻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

解说：

他出生于银行世家，虽然童年丧父但仍备受呵护享尽富贵

他被认为是白虎星下凡，命中注定他将成就一番大事。

他与英籍妻子戴乃迭携手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合作翻译了一千多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著作

离骚、楚辞、史记、资治通鉴、红楼梦以及鲁迅文集……

通过他们的翻译，世界了解了中国文学，也更加了解了中国

他在历经无数的困苦和忧患之后终于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翻译大家

他，就是杨宪益。

孤独的童年

1915年，杨宪益出生于天津。其父杨毓璋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后成为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关于他的出生，杨宪益在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里这样回忆道：

“我妈妈说她生我之前做了个梦，梦中见一只老虎跳进了她的肚子。据算命先生说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这个男孩将孤单地长大，没有兄弟，他父亲的健康也会因他的诞生而受到危害；但是他在历经许多不幸和危险之后最终会取得事业的成功。”（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少年杨宪益

专心翻译做到极致

专心翻译做到极致 1920年，杨毓璋先生因病逝世，年仅

5岁的杨宪益成为一家之“长”，父亲死后，他被包围在一大堆女人和仆人中间，处处受到过分的呵护和照顾，失去了许多正常孩子的运动和欢乐。杨宪益一辈子没学会骑自行车，也不会游泳。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他的嫡母请了老师让其在家读私塾，在魏汝舟先生的悉心教导下，杨宪益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

1927年夏季，外面的世界终于向杨宪益打开大门。在母亲的帮助下，杨宪益进入天津新书学院就读。中学大大开阔了杨宪益的眼界和知识领域。他求知欲强，兴趣广泛，对各门功课都感到兴趣。

访谈：

杨宪益：我生在天津，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面就请了一位老师，因为我上的学校是一所英国教会中学，家里面怕我英文不够好就给我请了一位女的英文老师，那个老师教了我三、四年英文。

我在天津念完了中学，中学毕业以后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老师正要回英国，我就跟他一块走了。还有一个同学叫李亚福，他在天津大家都知道他，他的爱人叫张美如，她到美国去了，李亚福也想到美国去，就跟着我们一块决定到英国去念书。

杨宪益先生近照（2009年7月）摄影裴正

1934年深秋杨宪益经南安普敦到达了伦敦。伦敦给杨宪益的印象并不好，他在自传中写到：

“初抵伦敦觉得这是个萧条沉闷的地方，也许是因为我们到达时正是天黑。伦敦那时候污染得很厉害，以我的眼光看来也很破旧。火车是老式的，而且不怎么干。整个城市似乎包裹在一层雾气里，阴湿寒冷。与光彩四射的新大陆相比这当然是使人失望的……”（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解说：在天津读中学的时期，杨宪益就非常喜欢十八世纪意大利伟大的爱国者马志尼。同一时期，他还接触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这两位伟大哲人的憧憬又引起他对古希腊的强烈兴趣。

求学牛津与戴乃迭的爱情故事

访谈：

杨宪益：我喜欢希腊文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最早的时候从希腊的史诗，到希腊的悲剧我都看了一些，觉得都很好。后来有一些古罗马的东西我也读了一点，都是从英文学的，我都很喜欢。那个时代正是希腊帝国强势的时候，后来是罗马帝国强势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喜欢他们的文学。

初到伦敦，人生地疏，杨先益苦读了5个月后一举通过了牛津大学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专业笔试，他的成绩让当时面试的考官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认为杨宪益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还不够巩固，而且当时的牛津每年面对亚非地区只招收一名学生，所以，站在牛津大学门槛上的杨宪益失去了1935年入学的机会，他只能等到1936年秋季入学。为了犒劳自己，杨宪益选择了去地中海旅游。

在开罗，一位埃及导游告诉杨宪益一个预言：

“……他说他能看穿眼前的大海，说在大西洋对面有一个美丽的金发英国姑娘为我而憔悴，我们还没有见过面，但不久的将来就会相会。无限美好的未来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将来还会有许多异乎寻常的经历。……那个月光朦胧的沙漠之夜，那晚的经历使我永不忘怀。”（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解说：1936年秋季，杨宪益进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攻读希腊和拉丁文的荣誉学位，并在此进行了为期4年的学习。活力四射的杨宪益一到牛津就参加了中国学会并被选为学会的秘书，他进行抗日宣传、自费编杂志，搞翻译，写剧本。1937年他被选为中国学会主席。在牛津期间，杨宪益结识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格莱迪

专心翻译做到极致

丝，她就是后来的戴乃迭。

访谈：

杨宪益：戴乃迭是我上牛津时候认识的，她那个时候也刚上牛津大学。牛津大学有两种学位，一种是荣誉学士学位毕业；一种是普通的学位，普通的学位是三年毕业的学士，荣誉学士是要希腊文、拉丁文各学一年是四年，我是念的四年的荣誉学位。刚念荣誉学位的时候第一年我认识了一些英国年轻人，一个英国年轻人也是学生是跟我同一个学院，我们经常出去玩，周围有一个湖在那划船，他就带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就是戴乃迭。

解说：戴乃迭的英文名字叫（Gladys Margaret Tayler ）,1919年出生在北京，7岁以后才回到英国。童年的记忆让戴乃迭对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在与杨宪益的慢慢接触中，两颗年轻人的心也慢慢的靠在了一起。 访谈：

杨宪益：她小的时候大概在中国待到7、8岁，那个时候有人说她在路上碰到一些大兵，那些大兵要跟她说话，她家觉得在中国不太保险，所以就送她回英国念书了，所以她7、8岁的时候就回到英国去念书了，她的中学是在英国念的。戴乃迭的父亲是在中国的传教士，所以她是生在天津，她对中国从小就很有兴趣。这个英文同学介绍我认识了戴乃迭以后，戴乃迭后来就跟我好了。

晓虹：您第一次见戴乃迭的时候还记得是什么样的印象吗？

杨宪益：没有什么，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就是一块划船玩。

晓虹：后来怎么样使你们俩慢慢走进，并且产生了恋爱关系呢？

杨宪益：那个英国同学向我介绍了戴乃迭，然后我们就变成朋友了，就是这样子。我认识她以后，她那个时候中文还不行，我就开始教她中文，什么东西都翻译过，包括唐代的一些传记故事，我开始介绍给她，我帮她翻译。《唐代传奇》还有《宋代传奇》，我们开始翻那些东西，《楚辞》不是我们合作的，《楚辞》是原来我自己翻译的。

解说：戴乃迭的母亲塞林娜得知女儿在和一个中国人谈恋爱，心中非常忧虑，她明确反对他俩来往，并说若是他俩结合，会对后代不利。后来，杨宪益最钟爱的大儿子杨烨在英国自杀身亡，这一点对杨宪益打击非常大，并成为他一生的隐痛。

“格莱迪丝的母亲赛琳娜起先不愿意她在假期花太多时间和我一起，当得知我也去了巴黎时，她甚至要格莱迪丝中断在巴黎的假期，立刻回到伦敦。当她知道格莱迪丝决定跟我一块儿回到中国并跟我结婚时，曾悲观地预言这场婚姻决不会超过4年。”（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78.79页雷音译）

访谈：

晓虹：当时你们俩是属于跨国婚姻，双方的家庭有阻力吗？

杨宪益：她父亲、母亲那个时候在天津，她母亲听说她的小女儿想跟一个中国人订婚很不赞成，说订了婚以后长不了，虽然现在好结婚以后不会有几年就离开的。如果不离开他们要生了孩子，孩子将来也长不大。她母亲反对，可是她父亲对中国们很有感情，觉得小孩子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决定好了，英国人也不是不能嫁给一个中国人，所以她父亲不反对，她母亲有一点反对。

解说：阻力越大，爱情越坚固，似乎是一条规律。杨宪益在接受访谈时候曾经这样说过自己对戴乃迭的感觉： “一个年轻的男人喜欢一个年轻的女人，大概都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面貌吸引我，从男人的角度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性情，彼此谈得来。那个时候我总觉得跟中国女孩子谈话的内容比较幼稚。西方人看的东西多，谈话的内容比较合适。谈政治也好，谈文化也好，合拍的地方更多一点……另外，一个中国人在英国当然接触英国女人比中国女人要多的多，也就更习惯一点。（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23日）

访谈：

晓虹：在当时的环境下像您这样异国的恋情多吗？

杨宪益：很少。

晓虹：你们当时还是很有勇气的。

杨宪益：那个时候中国人跟外国人结婚也有，可是我们同学里面没有。

晓虹：那您的同学也和您一样是接受这样比较进步的思想，可能当时世俗传统的力量还是比较大一些。 杨宪益：对，那个时候在牛津大学中国人也很少，我唯一的一个中国同学是从香港来的。

辗转回国：因为我是中国人

在牛津的学习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杨宪益和戴乃迭的感情进展很顺利。1940年，杨宪益接到来自中国的一封信，在信中，母亲告诉他，家中的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无钱供他在英国读书。1940年的最后几个月，杨宪益是靠卖书度日的，甚至他回国的路费，也是向戴乃迭的母亲借的。

“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陷入了经济窘困之中，年轻的纨绔子弟一夜之间变成了贫民”（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