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自述,习惯和自律对其一生的影响

李光耀自述，习惯和自律对其一生的影响，震撼！字体大小：大| 中| 小2015-03-25 10:43 阅读(9) 评论(0) 分类：李光耀，新加坡的国父，他的逝世是新加坡国家的巨大损失。

他一生的功绩是如何得到的？他是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的？习惯和自律的力量，在国父的身上完美体现！我的日常生活安排都是定好了的。

早上起床洗好吃好后，先要把电子邮件清理一遍，然后读当天的报纸，然后锻炼，之后差不多就到了午饭时间了。

午饭后，我会出门去我在总统府的办公室，处理一些文件，然后开始写文章或者演说稿。

下午和傍晚，我有时候会有采访安排；在见完记者之后，我会找我的中文老师学一、两个小时的中文。

好些年前我就养成了每天坚持锻炼的习惯。

现在我89岁了，但是有事的时候我依然能坚持到很晚才睡，而且我走路完全不用手杖。

我还记得30多岁的时候我多么喜欢抽烟还有喝啤酒。

后来我发现烟抽多了我容易在做竞选演讲时经常失声说不出话，于是我就戒了烟。

那时候医学界还没有把吸烟和肺癌、咽喉癌等等癌症联系在一起。

后来的我对烟的味道可以说极其反感，这也让我自己很吃惊。

30多岁时我就有了啤酒肚，那时候会客后从媒体发布的照片上我自己都能看到。

我觉得不能再那样下去，于是我开始打高尔夫球，想靠这个保持体形。

但是后来我觉得高尔夫不管用，于是转而开始游泳和跑步。

现在，我每天分三次在跑步机上面走，早上12分钟，午饭后15分钟，晚饭后15分钟，雷打不动。

前几年我还能在每天晚饭前游泳20-25分钟，现在不行了。

总得来说，如果没有严格自律和坚持锻炼，89岁的我应该不会有现在的精力了。

虽然卸下了所有行政职务，但是我还是坚持去见不同的人。

我相信，如果你想保持眼界的开阔，想要跟上形势的变化，就必须要不停地接触各式各样的人。

除了新加坡，我也经常见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客人，当然，中国，欧洲，美国的客人也会，只是相对少一些。

我很注意一点，除了见以前的老朋友和各国政领导人，我还会找机会跟那些来自其他领域的人聊，学者，记者，企业家或者普通人我都不介意。

因为上了年纪的缘故，我特别害怕倒时差，所以我的外访次数现在大大减少了，尤其是去美国。

2012年以前我还每年坚持到日本出席“亚洲的未来”这个已经举办了19年的活动。

有段时间我还每年去中国一次，但是现在，因为北京的空气污染，我已经不大愿意去了。

但是对任何人来说，那是中国的首都，领导人都在那儿，所以没有什么选择。

JP Morgan国际会议2012年选择在新加坡举行，让我不用出去折腾，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

去法国还行，来回都是12个小时，坐着A380；但是纽约就太折腾了，经常日夜颠倒的让人很崩溃。

所有这些外访的见闻都让我时时刻刻感受到世界的变化，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像伦敦，巴黎这些世界级大城市，也都在不停地发展。

没了政府内一切职责的我，跟以前比确实知道的信息少了很多，也就没有了那种时刻追求变革的紧迫感。

所以我也不会再干预什么事，让现在的领导层做他们认为正确的决定。

现在我已经很少对政府提案提反对意见，至少，是比之前我还担任职务时要少很多很多。

因为放权意味着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参与内阁会议的讨论而且有机会说明自己的观点。

偶尔当我非常强烈地反对某个提案的时候，我会直接跟总理讲（总理李显龙，李光耀大儿子）我的意见。

比如说有一次我听说政府正在考虑重新开闽南话、粤语等方言的广播频道，提议的思路是说，在新加坡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所有说话语的人都会说普通话了，现在已经可以重开方言电台让那些老一代的只会说这些方言的新加坡人找回原来的感觉了。

我表示了反对，我说在我当总理的时候我为了关停这些方言电台（全坡推广普通话）付出了很大代价，被人背后戳脊梁骨，出了力还不讨好。

这么多年终于有了很大成效，现在为什么要开倒车？为了这个事儿，整个一代的以方言为母语的新加坡华人都恨死我了，因为我强力把那些小电台都关掉了。

现在又为什么要让闽南话或者粤语再去影响下一代新加坡人的说话习惯？如果现在重开这些方言电台，有一部分的老人家就会慢慢开始在家里跟他们的孙子辈说闽南话，说粤语。

然后这些孩子就慢慢习惯只说方言不说普通话，这是确定无疑的。

（译者按：我说怎么从来没在新加坡听到过方言电台呢，呵呵）每个国家都应该有那么一门被民众所共同掌握的语言。

英国人离开的时候新加坡四个语系并存，想要整合起来已经颇费周折。

这里面最难搞的就是中文。

那时候绝大多数华人小孩儿进华校，而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海外的华人也是精神很振奋，对自己民族的母语非常自豪。

我费了很大的功夫也同时对各族群做工作才慢慢让英语变成所有新加坡学校讲授的第一语言，而各族群的母语成了第二语言。

我的这个政策让那些“中文沙文主义”的华人对我恨之入骨，并对这个政策殊死抵抗。

另外，基于中文报纸、刊物发行量的原因，他们也有一万个理由想要让中文成为第一语言。

那时候我的中文还不行，所以我委托我中文媒体方面的助理全权帮我严格控制中文媒体，华校和南洋大学，防止“不和谐”的声音，防止他们组织起来游行，罢工等等。

最终，还是英文教育的很高的市场价值解决了新加坡人说什么话这个问题。

也正是因此，新加坡才是今天的新加坡。

因为我们英语很好，我们才与世界建立了如此广泛的联系，并且成功地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来投资；同时因为我们把各族群的母语作为第二语言，我们才能与中国，印度，印尼等等国家保持天然就有的关系。

可以说，当年选择什么语言的那一刻是决定性的。

如果我们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今天的新加坡远不会像现在这样发达。

情感与现实要求（指与中国贸易，做生意）共同决定了，新加坡需要将中文列为英语之后的第二语言。

但是这是指普通话，新加坡肯定不需要闽南话/粤语那些方言了。

所以我们搞了这么久的“去方言化”政策，你现在想开倒车，重开方言电台，将是非常愚蠢的。

能活着很好，但是人终有一死。

年轻的时候，谁愿意去考虑死亡？但是我已经89岁了，我必须要直面这个话题。

我一直在想的是，我如何死去。

我生命的终结是伴随着心脏突然停跳，还是长期卧床不起，慢慢耗尽？我当然希望来快的。

不久前我提前做了一份预先医疗指示(Advanced Medical Directive), 意思就是如果我有一天陷入那种必须插管维持生命而又不可能再恢复健康的情况，那么我的这份预先指示就授权医生为我拔管不再继续维持，让我能死得利索点儿。

我和我的律师还有医生一同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名字。

如果我不签这个东西，那么将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医生会尽一切努力留着我一口气，这事儿我以前就见过太多。

我小舅子当年就是在家插着管，他老婆身体也不好卧病在床，他靠着这个维持了几年之久。

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医生和家属总是认为病人只要还有口气，能维持就尽量维持。

对此我不同意。

如果人总有一死，那么在我已经不行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死来的快一点；而不是弄了跟管子从鼻孔里插到胃里，人神志不清的像半植物人一样只剩下一口气。

这样活着，无异于一具能喘气的尸体。

我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为了探索什么生命的意义，更不会对这个深奥的问题发表长篇大论，我的生命的意义就是我做到了我想做的事情，而且我一直是尽力而为，所以我很满足，没有遗憾。

我不能说自己就是个无神论者，只是我对神的存在，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科学家们说，宇宙起源于大爆炸。

但是地球上的人类经过了2万年进化到现在，我们的认知能力，我们可以思考很大的问题，我们的思维可以检视我们自身。

你说这是达尔文进化论的造化？还是有一个万能神创造了这一切？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会嘲笑那些信神的人们。

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叫韩瑞生，他是个非常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

他68岁就走了，很可惜，他还不老啊，但是他走的时候，真的没有意思恐惧；他咽气的时候，他的牧师也在旁边陪他。

作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他相信即使先死去也会最终和夫人在另一个世界重新在一起。

我多么希望我也能和我夫人能在另一个世界重新团聚，但是我不信会有这样的事。

死亡对我来说，就是我不存在了，就像夫人过世后，我知道她已经不存在了（译者按：李光耀与夫人相伴63年，他夫人在2010年6月2日因病去世。

原作书中附有他在夫人灵柩闭合前向棺内献玫瑰和飞吻的插图，众人搀扶下他一袭黑衣，银发稀疏，俯身下探，神色悲怆，令人动容）；没有所谓的另一个世界，要不然那里早就人口爆炸了吧，呵呵。

天堂有那么大，能装下全世界几千年过世的所有人？我完全不相信。

但这是瑞生的信仰，这也让临走时的他在他的牧师陪伴下，内心安静而祥和。

他的夫人2012年11月也过世了，她也相信她能见到自己的丈夫。

我身边那些曾经百般尝试让我信仰基督教的人后来都放弃了。

我夫人也不信，她曾经有个学生时代就很要好的女同学，这个人信教信得不行，每次都劝我夫人也成为基督教徒。

我夫人后来不理这个同学了，她说，这个人每次找我都是劝我信教，就没别的话题，真是太荒诞了。

我想，即便真的没有来世，但是你得承认，特别相信有来世的人可能心里更有安全感。

现在的我一天不如一天了。

我现在已经不能下午两点顶着新加坡的大太阳出去见选民，和大家握手聊天，亲亲抱抱那些小娃娃了。

20，30年前这些事我还都能干，现在我彻底不行了。

得尊重自然规律，人老了，身体每况愈下。

有时候我的秘书得趁我会见间隙来问我，要不要取消下一场的安排，给自己点时间休息一下。

有时候我会说，没关系，我休息个15分钟闭闭眼睛就好。

可是有时候，我会说，好吧，取消了吧，我累得不行了。

即便我严格自律，健康饮食，坚持锻炼，我都是个走下坡路的老头子了，没有办法。

回头看，我今生最大的满足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虚度时光，我一直在团结各方面力量，说到做到，让新加坡变成一个任人唯贤，人尽其才，没有贪污，各种族拥有平等发展机会的社会。

而且这个社会没有了我一样还能保持这些基本的东西，不会因某一个人在或不在而改变。

我当总理之前，新加坡可不是这个样子。

之前的Lim Yew Hock 政府里已经有腐败了，年轻的新加坡人都不知道那届政府里有个人Mak Pak Shee, 他是印度、广东混血，嘴唇上两撇胡子，他就是典型的政府里那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人。

纵观整个东南亚所有国家，只有地图上看就一个点那么大的新加坡是没有腐败的，其他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贪腐横行。

在新加坡，我们的国家反腐败局守卫着这个清洁的系统。

不管你来自什么民族，说什么母语或者信仰不信仰什么宗教，只要你德才兼备，你就会得到重用。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新加坡能够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