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与生育的经济学分析

婚姻与生育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的本意是“经世济民”，用经济学的原理阐释婚姻和生育等社会学范畴的话题，是一次比较有趣同时也有创新意义的探讨。这也许对我们习惯于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婚姻和生育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启发，同时也是对经济学分析领域的一次拓展。

俗语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否结婚、和谁结婚以及何时结婚等一系列有关婚姻问题的决策是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必须经历和面对的。男女双方结婚以后，是否生育孩子、生育多少孩子以及何时生育孩子等有关生育决策的问题又变得不可回避。

在假设前提下，本文主要对婚姻和生育问题从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

首先，婚姻的经济学分析部分，从经济学角度对人为什么选择结婚、应该选择在何时结婚、人们如何在约束条件下选择结婚对象三个问题作深入分析并得出结论；

接着，在生育的经济学分析部分，主要针对现代家庭中父母是否要孩子、要多少孩子、影响家庭中孩子数量的主要因素等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并指出影响父母生育决策的主要因素。

?第一章导论

俗语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决策问题是多数人一生中必须经历和面对的。

男女双方结婚以后，生育孩子问题又变得不可回避。人们曾经从社会学、伦理学的角度对婚姻和生育决策进行了诸多的研究，但是很少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此进行分析。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里＆＃8226;贝克尔才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把人力资本理论、最大化行为理论、稳定偏好理论和市场均衡理论贯彻其中，对家庭生活的很多重要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释分析，创立了家庭经济学。他在1964年和1981年发表的《人力资本》、《家庭论》等著作，被看成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从古至今，人类总共经历了群婚制、对偶婚制和个体婚制(即一夫一妻制)三种婚姻形式。“这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在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愚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M Y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 可见，婚姻制度的变迁，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联系。婚姻制度是社会发展发展各阶段的经济制度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产物。现代婚姻的选择方式主要有自主选择和通过婚介机构选择两种。

男女双方结婚后，便组成本文要分析的另一个对象——家庭。家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观念以及行为方式。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为一种多人组成的生产机构，家庭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人自身的生产与繁衍。在生育决策中，不同结构、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所做出的选择和行为会有所不同。

?第二章婚姻的经济学分析

一、婚姻的性质

婚姻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婚恋行为是一种交易行为。婚姻中契约双方从寻找对象到恋爱再到结婚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双方需求、谈判和认同交换条件直到签订交换契约的过程，因此婚姻关系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成人男女之间的经济契约。但是，这种经济契约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一般的契约有很大的不同。从形式来看，婚姻契约实际上是一种隐含、默认的契约，它缺乏实施细则与履约条款，属契约关系中最不完全的一种形式。从内容来看，婚姻契约具有很大复杂性、模糊性和可变性。

婚姻等同于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但跟一般商品交易不同的是，人们在婚姻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不仅仅是货币，还有他们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情感等，交易所得则是对方的性别差异、物质金钱、权力名声、容貌才气等等。对于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富于效率的婚姻市场来说，婚姻意味着双方签定契约，交易达成。按照经济学最基本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一般情况下，除了极少数人会选择单身——决定单身的诱因取决于单身所得相对于结婚的预期所得要大——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结婚。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结婚？其次，人们会在何时选择结婚？最后，选择和谁结婚？

本文将会在下面的部分对此作深入的分析，引出影响人们婚姻决策的因素。

二、婚姻分析的假设条件

首先，资源的稀缺性和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婚姻资源也是稀缺的，婚姻市场中的交易者也是理性经济人；其次，婚姻是一种契约性交易，就必然在收益的同时存在风险。婚姻的风险主要包括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其中，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容易引起双方对婚姻的错误期望，契约一方为了干扰和误导另一方的选择而恶意隐蔽信息或行为，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导致的逆向选择；而婚姻契约和法律对婚后双方行为缺乏强制约束性和惩罚措施不力，这可能导致婚后的败德行为，即道德风险。

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传递渠道的不畅，人们的实际选择通常都不是最优选择。按照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信息可分为公共信息和私有信息两大类，私有信息的存在大大增加了婚姻双方预期错误的可能性，这就为离婚埋下伏笔。另外，实际生活中还会出现一方为了干扰和误导另一方的选择而隐蔽信息的情况。一般来说，在婚恋交易发生之前的过程中，男女双方通常会竭力展示自己的优点而隐藏自己的缺点，即隐蔽信息，使得信号的作用往往并不可靠，双方无法获取准确的信息。这两个原因将导致逆向选择的发生。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A和B通过结婚所得为10000的概率是30%，所得为1000的概率为70%，则结婚的期望值应为：

10000*30%+1000*70%=3700；

假设以上情况为现实情况，而A由于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和B的隐蔽信息、隐

蔽行为等等因素而错误地估计为所得10000的概率为70%，所得1000的概率是30%，则A的结婚期望值为：

10000*70%+1000*30%=7300

一旦现实中婚姻所得为1000，那么将导致A非常失望；当这种失望达到一定程度时，婚姻契约破裂，离婚在所难免。

婚姻的另一风险在于婚后双方的败德行为，即道德风险。所谓道德风险，就是不履行婚前的承诺或约定。

婚姻契约形式的隐含性和契约内容的可变性，使得家庭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往往事先无法预期，履约与否及履约好坏根本无从定义；另外，婚姻制度只不过是对家庭成员的经济利益和财产关系上发生作用，其法律效力一般只作用于经济层面，而对家庭生活中的其他事物和行为则显得无能为力。男女双方婚前百依百顺，婚后则原形毕露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由于现行的婚姻制度和法律缺乏对行为的约束性，惩罚措施也无法有效展开，这使得婚姻的风险更高。

要完全解决婚姻决策中类似上述信息不对称和隐蔽行为所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是不可能的，但也并非意味着只能无所作为。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入手降低或规避风险。首先是扩大信息的搜寻对象。但是不能不考虑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会导致巨大的“搜寻成本”。其次，重点抓住最本质且具有“可信性”的信息比较、鉴别和择优。当然这里双方有可能通过“隐蔽行为”而向对方发出虚假的信息，误导对方的选择。

?六、结论

总结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个理性经济人是否结婚，取决于婚姻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当婚姻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并且选择结婚的预期效用超过继续单身的预期效用时，他（她）才会决定结婚；而在决定和谁结婚时，他（她）遵循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在自身客观条件的约束下选择和能带给他（她）最大效用的人（即择偶效用函数Q值最大的对象）结婚；在结婚时机的选择上，人们应该选择和择偶效用函数还未达到最大值的对象结婚。

在这个结论的前提下，婚姻市场上一般遵循以下两条推论，即正向配对和优势互补原则。

（一）正向配对、等价交换

这种婚姻配对称之为“龙凤配”，或“门当户对”。婚姻市场的运行模式，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即“等价交换”，“互利互惠”。凡是背离了这一规律，超出了交易成本，即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投入时，也就难以成交。所以现实中的婚姻一般是两个效用函数值相近或相等的个体之间的结合。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红女明星不会选择嫁给民工，富家公子不会娶乡下村姑为妻。可见，“门当户对”是婚姻的最佳组合的一种。

（二）优势互补、各取所需

婚姻市场上还存在另一原则，即双方的效用函数符合正向配对原则的情况下，婚姻市场上的男女会选择能和自己形成优势互补的对象结婚，即婚姻效用函数内部结构的互补。这样婚姻双方就能够在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的前提下各取所需，提升对方的效用水平，实现双赢的目的，即1+1>2，达到帕累托最优。比如现实中的“官商结合”就是一种优势互补的婚姻。

七、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特殊婚姻现象的分析

现实中，富家公子和高官子女或漂亮明星的结合、性格互补的两个人的结合、收入相近或学历相近的双方的结合、工作型男人和家务型妇女（即通常所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结合等等都可以用“正向配对、等价交换”原则和“优势互补、各取所需”原则来解释。另外，一些看似特殊的婚姻现象其实都可以用以上理论来解释。

（一）“傍大款”现象：美女傍富翁、帅哥傍富婆

现实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年轻帅哥傍富婆和年轻美女傍大款的现象就是正向配对原则和优势互补原则的体现。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效用函数中每个变量都是可变的，并且个人的偏好是不尽相同的。根据经济学理论，一个人越稀缺的东西对此人而言价值越大，因此能带给他的效用就越大。对于一无所有的年轻美女和帅哥，金钱才是他们最稀缺的，因此金钱能带给他们最大的效用。同样道理，腰缠万贯的富翁和富婆就不会太在乎对方的物质条件，而会把对方的年龄、美貌等当成重要的参数，因为年轻美貌带给他们的边际效用要远远大于金钱能带给他们的边际效用。这样，不考虑其它因素，美女与富翁、帅哥与富婆能各取所需，互为最有效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因此他们的结合就是理所当然的。

（二）“三高”女性结婚难现象

按照以上结论定理来讲，不论男女，只要是他（她）的效用函数值够大并且内部结构平衡，那么他（她）就是婚姻市场上“有效率的寻觅者”，能吸引众多交易者。但矛盾的是，现实中“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人群中，男士普遍比较受欢迎，而“三高”女性却难以成婚，以至成为一种令人忧思的社会现象。据文汇报报道，一项针对上海市高薪人群开展的抽样调查显示，高达57%的高薪女性因为种种原因难以成婚而被迫选择单身，主要包括外企白领、律师、财会、翻译、教师等七类职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悖论”呢？究其原因，包括社会观念和自身因素两个方面。社会观念仍然没有转变是之所以出现“三高”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前面的分析都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下的分析，没考虑社会观念的影响。个人因素有工作时间长压力大、择偶圈子小、个人眼光高等。

首先，社会观念方面，由于男女性别差异及社会分工不同等因素，自古以来就已经

形成男高女低、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这种传统观念仍然影响着现代人的思维。大多数男性不愿意与一个职位、学历、收入都比自己高的女性结婚，大多女性也不愿找一个条件比自己差，甘愿做家庭主男的男性结婚。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婚姻就好比田忌赛马，一等男性和二等女性结婚，二等男性和三等女性结婚，剩下一等女性和三等男性难以成婚。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其次，个人原因方面，“三高”女性从事的一般都是短期内难见成效、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全身心投入的工作，、这导致她们闲暇时间少工作压力大，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以用来在婚姻市场中搜寻交易对象；另外，“三高”女性一般由于工作原因接触人群少，交友面窄，导致择偶圈子小，可选择对象少；个人眼光高，观念没有转变，大多女性不愿找一个收入、地位、学历等都比自己低的男性结婚。这些原因都能导致“三高”女性结婚难或者被迫性单身。

（三）“鲜花插在牛粪上”现象

人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鲜花插在牛粪上”是指年轻美女嫁给丑男人或老男人的现象。这种说法是仅仅从身体条件的角度去评价的，没有考虑双方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但是我们前面分析过，美女嫁给又老又丑的富翁的现象其实是完全有道理，因为理性经济人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并且人们的偏好是有差异的。所以，通常意义上的“鲜花插在牛粪上”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鲜花插在牛粪上”。

真正的意义上的“鲜花插在牛粪上”应该是一种极端的不等价交换，指婚姻效用函数极高的个体与婚姻效用函数极低的个体之间达成的婚姻契约，比如，又有金钱又有权势又漂亮又年轻的女人嫁给一个又没金钱又没权势还丑陋不堪的老男人。事实上，从经济学角度看，排除强制因素，在自由有效的婚姻市场上一般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万一发生了，就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存在非自愿的强制因素；第二，“信息的极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基本不存在强制因素。同时，“信息极端不对称”的情况也是极端少见的。因此，现实社会中是一般是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鲜花插在牛粪上”现象的。

（四）“包二奶”现象：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

目前世界上的婚姻制度普遍是一夫一妻制，我国也不例外。但是现实中存在的富有男人“包二奶”“包N奶”现象，使得现行婚姻制度成了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这一现象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存在。下面不考虑法律政策因素分析之。

如果一位男士拥有足够多的资源和Q值极大的效用函数，那他就可能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和他的效用函数相匹配的单个个体来进行等价交换。这时，不考虑法律政策的因素，他会选择在婚姻市场上和多方交易，每次只付出他全部资源的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可能比其它交易者的“全部”还多。因为婚姻市场中的个体只关心自己的效益最大化，所以就算他已经结婚甚至有多个妻子，妇女也会宁愿嫁给这些拥有较多妻子的“有效率的寻觅者”。也就是说，妇女可能宁愿获得“成功者”的部分注意而不

屑于“失败者”的全部注意。这也是我国目前富有男人能拥有“小蜜”、包租“二奶”的原因。如果没有法律政策的限制，这一部分“钻石王老五”将会形成婚姻市场中的寡头垄断。这势必要损害其它婚姻市场中其它处于劣势地位的交易者的利益。

婚姻质量与一国国民的幸福指数直接相关。婚姻作为一种交易过程必然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也越来越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制约，所以，完美的交易注定是少数的，美满的婚姻便成了特例。据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项有关中国婚姻质量的调查，有75%的婚姻达到中等水平，仅3%的夫妻关系为高质量和完美型，而22%为低质量。这些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的婚姻市场还是略有效率的。可从概率来看，仅3%的婚姻为高质量的，似远未臻于理想境界。

?第三章生育的经济学分析

一、生育的本质

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在家庭生产过程中，其投入包括货币、商品、自有时间以及各种环境条件，其产出包括货币收入、孩子、声望、健康以及精神享受等。西谚云：“无后之家非家也”，子孙满堂共享天伦之乐是东西方各个国家的人所乐道与向往的家庭生活。因此，家庭的一个重要的生产功能是人本身的生产或人种的繁衍。生育行为等同于对资本性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孩子可以同时被当作资本品和消费品。作为资本品，父母对孩子的投资有远期收益，比如孩子工作后能为父母带来经济收益和养老保险效益；作为消费品，孩子能满足父母的某种精神消费需求，带来情感上的愉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家庭生活的很多方面可以社会化，家庭的某些服务和需要可以通过社会化生产来满足，比如生育。家庭劳动时间和市场工作之间存在着一种替代关系，工资率的一种补偿性上升将会导致家庭增加市场劳动时间和对商品的需求，并减少了生育孩子的数量。这是现代社会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二、生育分析的假设条件

家庭是由多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在资源稀缺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条件下，同样遵循一般生产组织必须遵循的市场规律，通过家庭时间在各成员之间的合理分配，追求最小投入和最大产出。孩子是家庭中生产的一种特殊商品。父母在决定是否养育孩子、何时养育以及养育孩子的数量时，遵循成本收益分析。总之，生产论和效用论也适合于家庭生产问题的分析。为了便于以上理论对生育决策的分析，也需要提出假设条件：

第一，同一般商品一样，孩子能为父母带来满足；

第二，父母能够选择是否要小孩、要多少小孩以及什么时候要小孩；

第三，生育孩子必将使用家庭的稀缺资源。所谓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再富有的家庭对孩子的消费需求都不是无限的。

三、生育的成本收益分析

孩子是家庭中生产的一种特殊商品，它既可以满足当前的消费需求，又可以用来做远期的投资。父母在做出是否养育孩子以及养育孩子的数量方面的决定时，同样要遵循成本收益分析。

（一）收益

养育孩子的收益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养老与保险收益。这目前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险和养老体制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养老保险不得不很大程度上依赖子女。随着社会保障机制的不断完善，养儿防老的观念有不断弱化的趋势。

2、经济收益。指孩子成为劳动力后为家庭带来的经济收入。

3、消费享乐收益。即孩子这种特殊的商品能满足父母的某种精神需求，带来天伦之乐。

此外，孩子还有继承家业维护家庭地位的效益等。自古至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养育孩子能带给父母的收益是缓慢递减的；孩子的边际收益也时递减的，即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每增加一个孩子带给父母的收益是递减的。

（二）成本

生产孩子这种商品的成本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构成。所谓直接成本，指养育一个孩子所需的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和婚姻费用等所有费用的直接支出。间接成本，也就是机会成本，指父母抚育孩子时因损失时间和就业机会等而减少的收入与享受。无论是直接成本还是间接成本都是父母的一种损失，称之负效应或负满足。

据奥尔逊估计，在1980年美国一对夫妇要花费214956美元来生育抚养一个男孩到22岁。如果再上四年制大学的话，总开支达226001美元。以上数字还没有考虑所花费的时间成本。197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母亲平均每年花费487.1小时照看0——2.9岁的小孩，364.9小时照看3——4.9岁的小孩，花费110.1小时在13——17.9岁的孩子身上。另外，平均每年花费181.1小时在小孩上学。有人计算，从小孩出生一直养育到18岁，母亲照看孩子花费的时间价值为1781766美元。这里面父亲的时间价值还没有计算在内。

因此，在理性经济人的前提下，父母是否生育孩子的决策，取决于生育孩子的成本收益对比。若支出大于收入，则为负效应，不需要孩子；若收入大于支出，则为正效益，需要孩子；收支平衡时则取决于随机因素。、

?四、基于成本收益理论的孩子数量模型

成本的存在表明孩子是某种形式的消费品，在时间的持续上表明是耐用消费品。这

样，他们不得不与其他耐用消费品一起为在家庭预算中占有一定份额而竞争，更多

的孩子意味着更差一点的音响设备或更小一些的汽车。那么，是否要孩子以及要多

少孩子的决策，必将受到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如孩子的收益和价格，家庭预算的

大小等。一般来说，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加。但是数据表明，家庭规模是随收入的增加而缩小的，难道孩子是劣质品吗？

家庭中孩子数量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养育孩子的收益的在不断下降，第二是养育育孩子的成本也就是孩子的相对价格上升。

（一）收益下降方面

从动态角度观察，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均收入的增加，孩子作为家庭劳动力带来的收入作用呈下降趋势，而父母为孩子付出的货币成本特别是支付的教育与职业培训费用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结果使得孩子的劳动经济效益明显下降；由于父母的收入增加而不断积累的财富，加上社会保险和保障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孩子的养老保险效益也不断下降；惟有消费享乐效益变动不明确，且无必然性，可以看作不变。因此，孩子的边际收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降低，这是导致现代社会人口出生率与增长率不断下降和现代家庭孩子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成本上升方面

首先，直接成本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用于孩子的货币成本特别是医疗保健和教育费用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是显而易见的。其次，养育孩子的成本的另外一个部分即间接成本是由父母的时间构成，这是一种具有替代用处的稀缺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和家庭总收入不断增加。但是家庭总收入的增加一般来自于家庭成员的工资率的提高。工资率的提高又使得孩子的收益下降，相对价格上升，因此家庭对孩子的消费需求减少。

模型分析如下：

1、如图五，收入的增加使得家庭的预算约束线从平行向上移动到，因此导致互相竞争的耐用消费品和小孩的消费都在增加。假定这些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在一条新的无差异曲线和一条新的预算约束线的切点上，才可以选择更多的孩子。家庭收入增加后，孩子的数量从C增加到C1。

2、但是，家庭的收入增加主要是靠家庭成员的工资的增长带来的。也就是说，家庭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家庭成员工资率的提高，随着工资率的不断上升，家庭成员在单位时间里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孩子的收益却随着家庭成员的工资率的上升而降低。而养育一个孩子需要花费父母大量的时间，这就使养育孩子花费时间的机会成本大大提高。养育孩子的成本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从而增加了孩子的相对价格。综上分析，家庭成员工资率的上升导致孩子的收益下降，相对价格上升。因此，理性家庭选择减少对孩子的消费，把养育孩子的时间用于市场工作获取更多收入，以消费更多的其他耐用消费品。

如图六，家庭收入增加后，家庭预算线从移动，家庭的无差异曲线也随之改变。一个新的孩子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的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约束线的交点，就会意味着一个较小的家庭规模，既孩子的数量从C减少到C2。

其他耐用消费品其他耐用消费品

O C C1 孩子O C2 C 孩子

（图五）（图六）

显然，上述模型中，家庭收入的增加会带来两个效应，即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是指家庭收入增加后，家庭对孩子和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需求都会增加；替代效应是指当家庭收入增加后，孩子相对其他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上升，家庭会选择消费更多的其他耐用消费品，消费更少的孩子。替代效应抵消了收入效应，并且，收入增加产生其他耐用消费品对孩子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因此家庭选择生育更少的孩子，家庭规模比收入增加前反而缩小。

?五、结论

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生育行为等同于对资本性耐用消费品的购买，父母是否生育孩子的决策，取决于生育孩子的成本收益对比。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即为正效益时，父母才会决定生育小孩；收支平衡时则取决于随机因素。孩子的相对收益和相对价格的大小变化决定了家庭中生育孩子的数量。孩子的相对收益与孩子的数量正相关；孩子的相对价格与孩子的数量呈反方向变化。

六、现实问题分析

（一）世界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原因分析

二战以前尤其是20世纪以前，世界人口增长相当缓慢，整个史前时期人口增长了不到l%。17世纪以后稍微加快，但年均增长也不过增长是0.5%左右。在二战后人口增长速度发生了明显加快，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接近平均每年2%。随后发达国家人口增长速度放慢，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积极推行计划生育，自8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增长率趋于下降。1995-2000年世界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3%，2000-2005年进一步下降为1.2%。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今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统计显示，目前世界总人口为64.647亿，人口增长率是

1.2%。其中发达国家人口为1

2.113亿，增长率是0.3%；发展中国家人口为52.535

亿，增长率是1.4%。伴随着人口增长率的不断降低，人口出生率也在不断降低。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来自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调查显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每个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都在不断减少。

总之，目前世界人口的一个总体的发展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都在持续下降，总人口增长不断放缓，直到负增长。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西欧和北欧的部分发达国家人口已经出现了负增长。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的下降将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生活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目前世界人口出生率的普遍下降完全可以用上述理论来解释。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

快速发展，人均收入和家庭收入都不断增长。前面分析过，收入的增加意味着孩子的收益下降，同时使得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更高，孩子的相对价格上升，因此现代家庭将倾向于将生育孩子的时间用于参加更多的市场工作获取更大收益，消费更多的其他耐用消费品。明舍采用1950年的数据，发现美国35——44岁的城市已婚妇女收入增加100美元时，家庭规模将减少0.19个孩子。其他研究也发现，当影响生育率的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妇女工资率与完全家庭规模表现为负相关，甚至有人算出子女数目的工资率弹性为-0.43。这样便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为什么持续下降。

（二）富裕家庭和贫穷家庭孩子数量质量对比

用于孩子基本生活费用和母亲怀孕分娩期间的成本在一定条件下是相对稳定的，若视为不变成本（数量成本），则用于提高孩子身体和文化素质的医疗保健和教育费用是不断变化的，是孩子的可变成本（质量成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可变成本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又具有某种替代性，于是父母的选择偏好由投入孩子的数量成本转向投入质量成本。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富裕家庭的孩子较少，而贫困的家庭却往往倾向于生较多的孩子。与贫困家庭相比，富裕家庭的父母，一般都有较好的工作、较高的薪水以及比较舒适的工作环境等，为了养育孩子，他们所付出的牺牲也就是他们要支付的机会成本无疑更高一些。同时，富裕家庭更能理解现代社会对孩子质量的要求，并且，不管什么时候，富裕的家庭都希望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从而有更大的收益能力。因为从长期看，收益的增加总是伴随着收益能力的增加。他们也愿意并有能力为孩子质量的提高方面多花费支出。这样一来，权衡利弊，比较富裕的父母，就倾向于在养育较少的孩子的同时提高这些孩子的素质。

总的来说，正如前面分析的，富裕的家庭生产的一般是质量更高但从数量上却不一定是最多的孩子。收入的增加可能既增加子女数量，又增加子女质量，但是数量弹性应低于质量弹性。而且，由于养育孩子的时间的机会成本的影响，随着家庭收入提高，会发生为了节省时间而以孩子质量对孩子数量的替代，而且对儿童质量的需求的收入弹性要比对儿童数量的需求的收入弹性大得多。一句话，富人拥有较少但教育良好的孩子，穷人则拥有较多却缺乏教育的孩子。

第四章结束语

婚姻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婚恋行为是一种交易行为。婚姻的成本收益对比是理性个人结婚与否的前提条件。在婚姻收益不小于成本的前提下，理性的个人总是在自身客观条件的约束下选择合适的对象以实现婚姻效用的最大化。在择偶效用函数中，Q值最大也就是综合得分最高的人，就是婚姻市场中最抢手的商品。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只有当结婚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并且选择结婚的预期效用超过继续单身的预期效用时，他（她）才会决定结婚。在这个结论下，婚姻市场遵循着两条基本原则：正向配对原则和优势互补原则。婚姻的风险主要包括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其中，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一方的隐蔽信息的行为可能导致另一方的逆向选择，而婚姻契约强制性约束和惩罚措施的缺乏导致婚后的败德行为，

即道德风险。现实中，可以通过扩大搜寻对象和信息比较、鉴别和择优两个方面入手降低和规避婚姻风险。

婚后，生育问题开始变得不可回避。生育行为等同于对资本性耐用消费品的购买，父母是否生育孩子的决策，取决于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只有当收益不小于成本时，父母才可能会决定生育小孩。家庭中生育孩子的数量取决于孩子的相对收益和相对价格两个因素的变化，孩子的数量与相对收益同方向变化，与相对价格反方向变化。另外，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具有某种替代性，现代家庭中，父母偏好于选择投入孩子的质量成本。

最后，必须看到，对婚姻的分析都只是在几个假设前提下从一般现实情况出发推出的理想状态分析，不考虑特殊情况和难以预期的不确定因素，因此，“择偶效用函数”

更接近于理想模型。同时，对生育行为的分析和孩子数量模型也是基于各种假设前提的理想状态分析。真实生活中，婚姻和生育问题要远比理想状态要复杂得多。

?图1图2

?图3图4

?图5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