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子《易赞》考论
《易传》中的象数易学思想
《易传》中的象数易学思想马王堆帛书《二三子》、《系辞》、《衷》、《要》、《缪和》、《昭力》诸篇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象数易学资料，这些资料向我们展示了先秦时代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以及它们与汉人象数易学之间的传承源流关系。
除帛书《易经》、《昭力》另撰文讨论外，本文试析《系辞》、《二三子》、《衷》、《要》、《缪和》诸篇的象数易学内容。
帛书《易传》中有一篇被题名为《二三子》，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二三子问曰：易屡称于龙，龙之德何如？孔子曰：龙大矣，……高尚行虖星辰日月而不，能阳也；下纶穷深渊之渊而不沫，能阴也；上则风雨奉之，下纶则有天□□□，穷乎深渊则鱼蛟先后之，水流之物莫不隋从；陵处则雷神养之，风雨辟乡，鸟守弗干。
曰：龙大矣，龙既能云变，有能蛇变，有能鱼变……唯所欲化而不失本刑，神能之至也。
考《管子·水地篇》说龙曰：欲大则函于天地，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
《管子·水地篇》论龙之“欲大则函于天地，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云云，与帛本之“龙大矣，……高尚行虖星辰日月而不，能阳也；下纶穷深渊之渊而不沫，能阴也”及“龙大矣，龙既能云变，有能蛇变，有能鱼变……唯所欲化而不失本刑，神能之至也”，其说是一致的！龙作为我中华民族的象征，其特性先人早有成说，帛书《二三子》与《管子》等书只是在引述其说而已，至两汉时代，人们仍传承此说。
案《说文》释龙：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后汉书·张衡传》：夫玄龙迎夏则陵云而奋鳞，乐时也；涉冬则淈泥而潜蟠，避害也。
另，《说苑》之言龙，与《说文》基本相同，此不赘述。
汉人称龙为“鳞虫之长”，显然亦本于帛本之“穷乎深渊则鱼蛟先后之，水流之物莫不隋从”。
汉人言龙春夏登天，秋冬入渊，显然源于帛本之“高尚行虖星辰日月而不，能阳也；下纶穷深渊之渊而不沫，能阴也”。
因依“卦气”说，春夏阳长阴消，秋冬阴长阳消，且帛书《缪和》篇引孔子言天道曰：“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一长，壹晦一明……”而《说文》释龙曰“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孔子的阴阳五行观——以《曾子天圆》为例
孔子的阴阳五行观——以《曾子天圆》为例孔子的天道观主要反映在《易传》和《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等文献。
本文主要以后者为主，来考察孔子的阴阳五行观，因为此篇的主体部分正是曾子引述孔子的言论。
一、孔子的“天圆地方”说和阴阳观中国古代的宇宙观，“盖天说”出现最早，它从直观出发对天地的结构进行描述，认为天是圆形，好象伞盖；地是方的，好似棋盘，即“天圆地方”说。
“天圆地方”说是中国最古老的天说体系，是后来盖天说的雏形。
因此，有学者把“天圆地方”说叫做“第一次的盖天说”，把后来的“天象盖笠，地法覆盘”叫做“第二次的盖天说”。
[1]这两次盖天说都保存在《周髀算经》中，一在卷上，一在卷下。
《周髀算经》是盖天说的经典，因此，盖天说也称“周髀说”。
《周髀算经》开头就说“昔者周公问于商高”，说明其中所载有些思想言论是西周时代的，或更早一些。
尽管它是在战国后期或秦朝初期成书的，但它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包括了从西周到战国漫长年代的许多思想成果，最后大约在战国末期成书。
[2]孔子的高足曾子察觉到“天圆地方”说存在问题，他在与其弟子单居离的对话中讨论到这个问题，其曰：单居离问于曾子曰：“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曰：“离，而闻之云乎？”单居离曰：“弟子不察，此以敢问也。
”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圆，下首谓之方。
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
且来！吾语汝。
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圆曰明……”[3]曾子所说“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意思是说，如果真是天圆地方，那么半球形的天与方形的大地怎么能够吻合呢？孔子的解释是“天道曰圆，地道曰方”，不以方圆为形状，而以其为天道、地道，指天地自身的自然规律，天圆地方是以譬喻来说明天地运行之道。
这就给古代直观的自然观念赋予了哲学的内容，为进而探索天地自然规律作了准备。
南宋黄震提出：“《曾子》之书，不知谁所依仿而为之？言虽杂而衍，然其不合于理者盖寡。
《周易》中国传统美学思维的源头
《周易》：中国传统美学思维的源头【内容提要】《周易》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源头。
其所奠定的天人合一、阴阳和谐、隐喻象征、直觉体悟等思维方式开启了中国美学的东方传统，成为中国传统美学思维的源头活水。
【关键词】周易/传统美学/思维方式/天人合一/阴阳和谐/隐喻象征/直觉体悟所谓思维方式，是指人们以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和习惯等因素所构成的思考问题的程式和方法。
它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对人类的文化行为起着稳定的支配作用。
深入探讨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思维方式问题，因为“思维方式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最高凝聚或内核”，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思维决定了传统文化”。
（第18页）[1] 而作为“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的《周易》，其所奠定的天人合一、阴阳和谐、隐喻象征、直觉体悟等思维方式更是开启了中国美学的东方传统，成为中国传统美学思维的源头活水。
一、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原则。
《周易》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命题，但其思想却贯穿于整个易学体系之中。
“它（指《周易》）的全部做法都建立在这样一个根本的前提上：天与人是相通的、一致的，自然本身的运动变化所表现出来的规律也就是人类在他的活动中所应当遵循的规律。
”（第272页）[2] 《系辞下传》：“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这说明“广大悉备”之《周易》的全部内容，不过是天、地、人三才的统一与和谐而已。
就卦位而言，每一卦都有六爻，上两爻象征天，下两爻象征地，中间两爻象征人，构成天、地、人三才。
就卦义而言，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六十四卦，还是作为子系统的个体卦，都是从不同方面说明天人合一之道的。
《说卦传》：“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周易》正是通过这种符号系统，把一切自然现象和人事吉凶全部纳入到由阴阳爻所构成的六十四卦卦象系统，卦爻分别代表各种不同的物象及其变化，从而贯穿天人之道在里边。
南齐书 列传 卷五十四译文
《南齐书》列传·卷五十四高逸○褚伯玉明僧绍顾欢臧荣绪何求刘虬庾易宗测杜京产沈飗士吴苞徐伯珍《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语默之谓也。
故有入庙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归，隐避纷纭，情迹万品。
若道义内足，希微两亡，藏景穷岩，蔽名愚谷，解桎梏于仁义，示形神于天壤，则名教之外，别有风猷。
故尧封有非圣之人，孔门谬鸡黍之客。
次则揭独往之高节，重去就之虚名，激竞违贪，与世为异。
或虑全后悔，事归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泽。
咸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戒。
求志达道，未或非然；含贞养素，文以艺业。
不然，与樵者之在山何殊别哉？故樊英就征，不称李固之望；冯恢下节，见陋张华之语。
期之尘外，庶以弘多。
若今十余子者，仕不求闻，退不讥俗，全身幽履，服道儒门，斯逸民之轨操，故缀为《高逸篇》云尔。
褚伯玉，字元璩，吴郡钱唐人也。
高祖含，始平太守。
父襜，征虏参军。
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
年十八，父为之婚，妇入前门，伯玉从后门出。
遂往剡，居瀑布山。
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
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
王僧达为吴郡，苦礼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数言而退。
宁朔将军丘珍孙与僧达书曰：“闻褚先生出居贵馆，此子灭景云栖，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载矣。
自非折节好贤，何以致之？昔文举栖冶城，安道入昌门，于兹而三焉。
夫却粒之士，餐霞之人，乃可暂致，不宜久羁。
君当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
望其还策之日，暂纡清尘，亦愿助为譬说。
”僧达答曰：“褚先生从白云游旧矣。
古之逸民，或留虑儿女，或使华阴成市。
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于孤峰绝岭者积数十载。
近故要其来此，冀慰日夜。
比谈讨芝桂，借访荔萝，若已窥烟液，临沧洲矣。
知君欲见之，辄当申譬。
”宋孝建二年，散骑常侍乐询行风俗，表荐伯玉，加征聘本州议曹从事，不就。
太祖即位，手诏吴、会二郡，以礼迎遣，又辞疾。
上不欲违其志，敕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馆居之。
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
常居一楼上，仍葬楼所。
孔稚圭从其受道法，为于馆侧立碑。
明僧绍，字承烈，平原鬲人也。
杭辛斋《学易笔谈》
杭辛斋《学易笔谈》杭辛斋《学易笔谈》上古之《易》上古之世，无所谓《易》也，但后世之《易》，实本于庖羲。
故《周官》掌太卜者有三《易》之称，因周以《易》名，遂追谥《连山》《归藏》皆谓至易。
余所谓上古之《易》者，亦援斯义而追称之耳。
溯自庖羲一画开天，其时虽文字未兴，而结绳为治，已有等级伦秩之可观。
《系传》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其条理井然，而“观法于地”暨“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已能将地之所有，分析观察，颇如近世科学家区地文、地质学为二类，此岂欧洲人所谓上古时代野蛮酋长之可比拟哉。
“以佃为渔”，虽未脱游牧之风，而政治亦已斐然可观矣。
况八卦成列，有形、有象、有声，实已具备文字之作用。
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益之以编发，固已肆应而不穷矣。
此庖羲之易，所以为我国文化之初祖也。
“庖羲氏没，神农氏作。
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是已由游牧时代而进于农商，且规模宏远，政教并行。
又尝百草以御疾灾，民无夭折，创制显庸，泽及万世。
然其时文字未兴，所赖以为政治之具者，实维庖羲所遗传之卦象。
度神农氏必有所增益而变通之，是名《连山》。
相传以重艮为首，经卦皆八，重卦皆六十四者也。
故神农为炎帝，亦号列山氏。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
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盖至是文明日进，制器尚象，人事日繁，而旧有之八卦，不足以应用。
于是广卦象为六书，而文字以生。
益以天干地支，而阴阳五行之愈精。
吹律定声，民气以和，而礼乐以兴。
本黄钟以定度量权衡，治历明时，定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绝地天通，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而《易》之为用，益无乎不备。
故黄帝之《易》曰《归藏》，以坤乾为首者也。
尧舜继黄帝之后，于变时雍，垂衣裳而天下治。
今读《系辞》下传之二章，上古进化之历史与三《易》之源流，可概见矣。
李守力：《周易》的不传秘本《易象》
李守力：《周易》的不传秘本《易象》【提要】一、《易象》与《周易》的区别《易象》是文王、周公演《周易》的核心秘本（观象系辞、益卦演德，穷理尽性），《易象》不传诸侯，只藏于周王室与鲁大史氏。
《周易》即《周易》古经卦爻辞，其直接作用是卜筮。
《周易》以其卜筮之用流传诸侯，为《三易》共用的《说卦传》资料附于《周易》之后，作卜筮取象之用。
《礼记·表记》引孔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这说明《周易》与《连山易》存在着传承关系，《大象传》姤卦“后以施命诰四方”、随卦“君子以向晦入宴息”保留了顺从天命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在夏人尊天命的基础上加以修德立命的内容。
周公正是基于《连山易》的资料创作了《大象传》，《大象传》是《易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易》继承了《连山》《归藏》的卦象和互体体例，开始用爻位、爻象、爻数模拟人事、情伪，这就是《彖传》和《小象传》的前身。
于是《易象》产生了。
二、孔子如何能获得周王室“平天下的秘笈”——《易象》孔子晚年尽得鲁大史氏所藏“祝宗卜史、备物典册、文王之书、周公之典与《鲁春秋》”。
孔子以此“传先王之旧”，删《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
三、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矣”之“性与天道”即《易象》与《周易》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矣”，其“性与天道”即孔子晚年归鲁以后学《周易》与《易象》所达到的“絜静精微”、“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思想境界，絜静是指至诚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神明）与宗教（斋戒）修养，精微是指严谨的观象系辞的科学（卦象）与数学（爻象）修养，神明、人文与科学、数学这些素养在《周易》的修练中达到了统一。
四、《易象》与《易传》的区别《易象》所含内容比传本《易传》多，《易象》为《易传》原始文献，孔子68岁归鲁学《易》是指学《周易》和《易象》。
孔子70岁领悟《易象》。
因《易象》发现《周易》的象数密码，和“性与天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德义。
12-周易杭氏学-清-杭辛斋3-周易杭氏学-清-杭辛斋
12-周易杭氏学-清-杭辛斋3-周易杭氏学-清-杭辛斋杉印?教教以立人，道以立己，己立立人。
故《易》之为书，无非道也，无非教也。
卦之言教者三：坎“习教事”，临“教思无穷”，观“观民设教”，而要以“蒙养”为立教之始。
孔子更广其义于渐，曰“居贤德善俗”。
于蛊曰“振民育德”。
于无妄曰“茂对时育万物”。
于是今世谓之文明教育之事业，而《易》无不备举矣。
而其博大精深之教义，则尚非今世物质文明之教育家，耳目思想所能及。
当于卦爻内详论之，兹未遑悉举也。
用《易》者，用世之书也。
故以有立教，亦以用立教，亦即以中立教。
有贵乎能用，有而不能用，则与无等耳。
然非无不能明有之用，非用无以尽有之功，非中无以尽用之妙，故曰“有”，曰“用”，曰“中”。
此《易》之界说也。
必明此界说，而后《易》可得而言。
《易》六十四卦，无一非用，而以乾坤用九用六发其凡。
用六而曰以大终，则六亦九之用，故以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以竟《易》之全功。
《乾?九二》“庸言”“庸行”，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
而曰“庸”者，庸者用也，明用之非中不立也。
以以，用也。
孔子传《易》，以明大用，于六十四卦之《象传》明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六十四卦皆此以一字挈其纲，即“五十以学《易》”之以，亦即“以《易》传教”本旨之所在也。
盖《彖传》者，释内外两卦之用也。
《象传》则取两卦之中，合上下之义而贯串之。
两卦之中者何？即三四两爻，所谓中爻所谓人爻者是也。
故曰“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
而二四三五同功，三四于六爻为人位，“立人之道”立于此。
孔子之六十四“以”字，亦发明于此。
明乎此，则庶乎可尽《易》之用。
虽吉凶有命，而悔吝可免矣。
故《易》于乾之九三九四两爻，特著曰“无咎”。
之之者，《易》之用也。
爻有变动，故曰之。
“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有所之而吉凶见焉。
之字作屮。
屮者一生三也。
《易》者，一阴一阳。
动有所之，而用生焉，则二生三也。
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周易经传方位观念的文化意义与学术价值
《周易》经传方位观念的文化意义与学术价值─兼论〈说卦〉、帛书〈易之义〉及汉代式盘的方位观杨济襄1提要《周易》之方位观，因为经、传成书时代的不同，而反映出四方与八方的两个方位体系；「经」的部分，坤、蹇、解三卦的卦辞，呈现的是在「四方」阶段的方位观，以「西、南」为利，「东、北」为不利，其实有文化史上方位象征之意义，不该只是以占卜偶得之雷同视之。
「传」的部分，〈说卦传〉有「八卦方位」之说，〈说卦传〉企图说明八卦在万物生成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功能，并试图架构起宇宙万物生长演化的系统；对照出土文物：汉代「式盘」、帛书《周易‧易之义》，与今本〈说卦传〉，我们可以得知，〈说卦传〉方位的探讨，对于《周易》的理解，同时含有文化史及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辞：四方、八卦方位、说卦传、帛书、式盘、汉代、五行壹、写作缘由《周易》本来是周代通行的占筮书，内容包括卦、卦辞、爻辞，《庄子．天运》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可见，到了战国后期，这本占筮书就已经在经书的行列中，《汉书‧艺文志》载《易经》十二篇，颜师古注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可见汉代所谓《易经》已包含经、传二部分。
此外，在《易纬乾坤凿度》也载有「十翼」的称呼：（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几教，……作九问、十恶、七正、八叹、上下系辞、大道、大数、大法、大义；易书中为通圣之问，明者以为圣贤矣。
但是，由前后文意可看出，其所谓之「十翼」，篇名与今本所谓「易传」（易大传）之「十翼」并不完全相同。
今本号称「十翼」的《易传》为〈彖〉、〈象〉、〈文言〉、1：作者简介：杨济襄（1969-），台湾彰化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文学博士。
现为高雄中山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春秋学、礼学、易学。
著有【秦汉以前「四方」观念的演变与发展研究】（硕士论文）、【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博士论文）、〈荀子政治思想与其「礼」论的关联〉、〈《春秋繁露》之公羊义法探析〉、〈孟子政治思想剖析〉、〈董仲舒春秋学中的诠释方法与思维方式〉，近年来闗注晚清经学史议题，持续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发表〈通义与异议：孔广森对公羊学关键论题的统筹与澄清〉、〈凌曙注《春秋繁露‧奉本》「远外近内」说之商榷〉、〈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灭国」词义论释之商榷〉、〈龚自珍《春秋》学的经世特质及理论架构〉、〈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对公羊学的扩充与新诠〉一系列学术论文。
山东省日照市高三校际联合考试2023-2024学年高三上学期1月期末语文试题及答案解析
山东省日照市高三校际联合考试2023-2024学年高三上学期1月期末语文试题及答案解析日照市2024届高三上学期期末校际联合考试语文试题2024．01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等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指定位置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中国儒家文化有“乐学”的传统。
《论语》开篇就讲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明确指出了“学”与“悦”之间的关系。
孔子还谈到学习的三重境界——知之、好之、乐之，在他看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在中国文化史上备受尊崇的“孔毅之乐”，就是儒家“乐学”理念的生动实践，明代大儒王良（字汝止，号心斋，阳明后学的集大成者，泰州学派创始人）有一首《乐学歌》流传于世，这首诗就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乐学”理念。
“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
”在儒家看来，乐乃是心之本体。
明代大儒、王艮之子王东压也指出：“乐者，心之本体也。
有不乐焉，非心之初也。
吾求以复其初而已矣。
”快乐乃是心的本来状态，如果有烦恼出现，那就是离开了心的最初状态。
读书人通过修身养性，就是要恢复心的最初状态。
在现实生活中，苦乐掺杂，悲喜交替，乃是人生常态，“不乐”与“乐”如同孪生兄弟，它们往往结伴而来。
在王艮看来，真正的“乐”，不依赖于外在的条件，也不受外境的干扰，它不是一个人能够获得的某种外在之物，而是他存在的本来状态，真正的“乐”并非是欣喜若狂或兴高采烈，而是内心宁静、无有忧愁。
刚出生的婴儿，既没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他只是处在一种简单自然、自在自适的状态，这种状态也可以看作一种“乐”。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的头脑开始发育，欲望逐渐萌生：正是头脑所制造的私欲，把“心之本体”给蒙蔽、束缚了。
从「易学」义涵检视「道家易学」谱系000
從「易學」義涵檢視「道家易學」譜系一、一個寫作背景的說明暨本篇之前言《周易》一書，自秦漢以來皆被視為儒家經典，無論是《禮記．經解》，亦或是《史記》、《漢書》、歷代《藝文志》、《經籍志》等，此類之記載，可謂史不絕書。
甚而連道家經典亦皆如此肯認，如《莊子．天下》曰：「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天運〉也記載了孔子回答老子之言：「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這是儒家「六經」最早的記載，且是出於道家的《莊子》。
「《周易》是儒家的經典與思想，《十翼》為孔子所作」。
在唐、五代以前，此幾為經學上無可疑義之定論。
然自宋朝以後，此說卻經歷了三次挑戰；第一次始於宋歐陽修的《易童子問》，他首揭︰《繫辭》、《文言》、《說卦》、《雜卦》等都不是孔子所作，因為《繫辭》、《文言》有「繁衍叢脞之言」與「自相乖戾之說」；而《說卦》、《雜卦》等，則顯然是「筮人之占書」。
自歐陽永叔揭開此論，其後，朱子踵繼其說，他在《周易本義》中也提出：《繫傳》中冠有「子曰」者，共二十三處，若為孔子所親撰，理當不會自著「子曰」的字樣。
此說經過後世疑古學風的嚴謹考證，「《十翼》非孔子所手定」，大體已成為易學界的通論，這是第一次成功的挑戰。
此次挑戰，非惟打破了經學傳統的權威，也使易學研究往前邁出了一大步。
第二次挑戰是：傳統把《周易》列為儒家的經典之一，《易傳》順理成章地被視為儒家易學，其文本所含括的思想，也都被認為是儒家的思想。
但經過梁啟超先生、錢穆先生、戴君仁先生、郭沫若先生、高亨先生、朱伯崑先生、李鏡池先生、黃沛榮先生……等諸位前輩先進的考察後，《易傳》雜揉有道、陰陽、法、名等諸家的思想，亦漸為易學界所接受；有些學者更進一步對《易傳》的文本內容，做了一番探本溯源性地考察，進而條分縷析，揭示出思想或概念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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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易赞》考论李小成【摘要】<周易>乃穷理尽性、知命之书,文中子的家学渊源中,易学又是传承有自,文中子所作<续六经>之一的<易赞>,也是他振兴儒学的一部分.<易赞>比较系统地表述了文中子的易学思想,虽然其书已佚,但从传世<中说>可考知其略.【期刊名称】《唐都学刊》【年(卷),期】2011(027)003【总页数】8页(P89-96)【关键词】周易;易赞;易学;三才;系辞【作者】李小成【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国学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21《易赞》是隋文中子王通《续六经》之一种。
《续六经》是文中子在大业初年回乡之后,用了将近十年时间,倾其毕生精力撰著的,它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论》《易赞》和《元经》六种,合称《续六经》或《王氏续六经》。
《续六经》中各经唯《元经》今存,其余皆佚,但基本内容保留在《中说》中,朱子曾言“文中子之遗书虽不可见,然考之《中说》,而得其规模之大略,余惟《元经》见存,义例具在,而所谓续《诗》《书》,正《礼》《乐》,赞《周易》者,故舍《中说》莫由考见者也。
”[1](P446)我们从中可了解其概略。
朱熹于文中子所论甚多,他认为文中子有“以发经言之余蕴,而开后学于无穷”。
在《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杂著卷三“《王氏续经》说”中朱熹认识到文中子的价值所在,对于《王氏续经》虽基本佚失不存,“然考之《中说》,而得其规模之大异则彼之”。
[1](P446)故欲考《易赞》必以《中说》为据。
文中子《续六经》中《易赞》最具家学渊源,亦渊源有自。
一《周易》乃古之瑰宝,中华文化之源。
孔子曾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魏何晏《注》云:“《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天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
”孔颖达疏云:“《汉书·儒林传》云: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
是孔子读《易》之事也。
言孔子以知天命终始之年,读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书,则能避凶之吉而无过咎,谦不敢自言尽无其过,故但言可以无大过矣。
”[2](P2482)这说明孔子晚年非常看重《周易》这部典籍。
文中子书香世家,于《易》乃渊源有自,上承关朗之学,不但自己有易学著作,其孙勃亦有易学之作。
文中子于《易》,上有所承。
其四代祖晋阳穆公王虬与当时的易学大师关子明友善,三世祖同州府君亦师之。
《中说》后附《录关子明事》云:太和末,余五代组穆公封晋阳尚书,朗署为公府记室。
穆公与谈《易》,各相叹服。
……俄,帝崩,穆公归洛,逾年而薨,朗遂不仕。
同州府君师之,受《春秋》及《易》,共隐临汾山。
……府君蹶然惊起,因书策而藏之,退而学《易》。
盖王氏《易》道,宗于朗焉。
[3](P1331)从文中子祖到其孙勃,皆与《易》有不解之缘,《世家》载:文中子受《易》于族父仲华。
王勃亦有易学著作及文章,杨炯《王子安集序》云:“每览韦编,思弘大《易》,周流穷乎八索,变动该乎四营,为之发挥,以成注解。
① 清人蒋清翊在注中云:“易乾卦:六爻发挥,旁通情也。
……《周易发挥》五卷,王勃撰。
”尝因夜梦,有称孔夫子而谓之曰:‘《易》有太极,子其勉之。
’寤而循环,思过半矣。
于是穷蓍蔡以象告,考爻彖以情言。
既成理而得玄,以研理而循道。
虞仲祥之尽思,徒见三爻;韩康伯之成功,仅逾两系。
君之所注,见光千古,与夫发天地之秘藏,知鬼神之情状者,和其心矣。
君又以幽赞神明,非杼轴于人事;经营训导,乃优游于圣作。
……呜呼,天道何哉!所注《周易》,穷乎《晋卦》。
又注《黄帝八十一难》。
幸就其功。
撰《合编》十卷”。
[4](P73-76)《全唐文》卷一八二就收有王勃的《八卦大演论》,其中所反映出的易学思想就属于阴阳象数一派。
其祖文中子学《易》于族父仲华,② 杜淹:《文中子世家》云:“文中于是有四方之志,盖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
”(附《中说》后)此处“关朗”,应是“关生”之误,《中说·魏相篇》:“文中子曰:吾闻礼于关生,见负樵者几焉。
”阮逸注为关朗,误矣。
关朗为文中子四世祖王虬友,善《老》、《易》,曾祖王彦曾师之。
而仲华易学乃源于关朗,关朗易学承汉易阴阳象数派而来,多讲阴阳灾变。
文中子于《易》亦认为卦是“著天下之时”、“效天下之动”,卦爻结合,即“动以承时”而产生吉凶。
《中说·述史》云:“薛收问一卦六爻之义,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时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
趋时有六动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
收曰:敢问六爻之义。
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谁能过乎?”[3](P1323)其孙王勃后来发挥了文中子的这种易学思想,“所注《周易》,穷乎《晋卦》”。
近年来,也有学者在研究王勃的易学思想与诗文创作的关系,③ 查正贤:《试论王勃的易学时命观及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文学遗产》2002年第 2期。
杜晓勤:《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文学评论》1995年第 5期。
他们也注意到了王勃易学思想的家学渊源。
从晋阳穆公受关朗易学影响一直到王勃,基本上传承了北方易学的阴阳象数之学,王氏易学即带有以卦爻变化推知人生穷通的特点。
二王氏《续六经》中,《礼》《乐》《书》《诗》《元经》各有传授,唯独于《易》未传门人。
《关朗篇》记载了门人各自所习之经,唯独于《易》未记,可见《易赞》之不同于一般。
究其原因何在?在这里我们最不应该忘记的是,文中子之学属儒学而非道学,儒乃入世应用之学,他本人虽不仕朝廷,其根源是隋帝不用其策,且文中子乃知命之人。
《录关子明事》云:“仁寿四年甲子,文中子谒见高祖而道不行,大业之政甚于桀纣。
于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为矣。
遂退居汾阴,续《诗》《书》,论《礼》《乐》。
江都失守,文中子寝疾,叹曰:天将起尧、舜之运而吾不得遇焉。
”[3](P1332)文中子不仕,不是遁世独居,乐其逍遥,而是隋之天下“不可以有为矣”。
弟子贾琼、董常深悟为师之学,《魏相篇》云:“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哲人徒生矣。
贾琼曰:夫子岂徒生哉?以万古为兆人,五常为四国,三才九畴为公卿,又安用仕。
董常曰:夫子以《续诗》《续书》为朝廷,《礼论》《乐论》为政化,《赞易》为司命,《元经》为赏罚,此夫子所以生也。
”[3](P1324)其他各经皆为用世之学,即用之于政治,社会现实性比较强,而“《易》以知来世”,故董常言“《赞易》为司命”。
《中说·叙篇》言:“通性命之说者,非《易》安能至乎?”[3](P1329)言之确矣。
《易》之重要地位,自古如此,两汉时期的古文学家把《易》排在“六经”之首,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可见《易》在古文家心目中的地位,文中子非常重视《易》,用功亦最为勤苦。
《述史篇》云:“董常之丧,子赴洛,道于沔池,主人不授馆。
子有饥色,坐荆棘间,赞《易》不辍也,谓门人曰:‘久矣吾将辍也,而竟未获不知今也而通大困。
困而不忧,穷而不慑,通能之,斯学之力也。
’主人闻之,召舍具餐焉。
”[3](P1324)在赴丧的路上,虽餐饭不给,文中子亦赞《易》不辍。
因为《易》乃知来者、通性命之说也。
《易》虽然未曾专门传授某一弟子,但在文中子给门弟子开设的课程中是有《周易》的,有一旁证可供参考。
王绩《负苓者传》云:昔者文中子讲道于白牛之溪,弟子捧书北面,环堂成列。
讲罢,程生退于松下,语及《周易》。
薛收叹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词之多也?”俄而有负苓者皤皤然委担而息曰:“吾子何叹也?”……薛生曰:“收闻之,师《易》者,道之蕴也。
伏羲画卦,而文王系之,不逮省文矣。
以为文王病也。
吾是以叹。
”负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
昔者伏羲氏之未画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则伏羲氏始兆乱者,安得颍羸叹而嗟文王?”负其苓者而行。
追而问之居与姓名,不答。
文中子闻之曰:“隐者也。
”[5](卷99)这里记载了文中子的弟子门在下课后谈论《周易》以及与隐士负苓者的辩论,从最后一句话来看,当时文中子是在场的,但是始终未插言。
以此看来,《周易》这么重要的知性命、知来者的一门学问是在他的讲授范围内的,只是未像其他各经有弟子专习而已。
三关于《赞易》的篇目、卷数及体例。
《文中子世家》云:“《赞易》七十篇,列为十卷,并未及行。
”[3](P1330)到贞观二十三年正月,王福畤整理其父文中子的文稿时,《赞易》篇目俱存,仍为 70篇 10卷。
王福畤《王氏家书杂录》云:“会仲父黜为胡苏令……乃解印而归,大考《六经》之目而繕录焉。
……惟《元经》、《赞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篇,勒成七十五卷,分为六部,号曰《王氏六经》。
”[3](P1332)《经义考》卷十三载:王氏通《赞易》十卷,佚。
杜淹曰:文中子续《诗》《书》,正《礼》《乐》,修《玄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
……王谠曰:文中子隋末隐于白牛溪,著《王氏六经》。
……司马光《补传》曰:……皆称疾不止,专以教授为事,乃著《礼论》二十二篇,……黄震曰:文中子之书,以《易》《老》并言,以释、老与儒为三教,盖亦六朝流俗耳。
王应麟曰:王通仲淹《赞易》七十篇,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
……杨时乔曰:诸儒谓文中子之《易》出于关朗,自言赞《易》道以申先师之志,所赞者,亦《易》之末节尔,不知《易》理故也。
[6](P82-83)据《经义考》所载,司马光所说的《礼论》22篇,王谠亦同其说。
王应麟又言“王通仲淹《赞易》七十篇”。
王勃《续书序》只提到家君“明《易赞》”,未言其篇数卷数。
文中子《易赞》之“赞”是《续六经》的一种写作体例,关于“赞”这种文章体裁,《文心雕龙》卷二《颂赞》云:赞者,明也,助也。
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
故汉置鸿胪,以唱拜为赞,即古之遗语也。
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记传后评,亦同其名。
而仲洽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
及景纯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
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
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赞”,以刘勰来看是“明也,助也”。
是用来帮助我们明白某一事理的,它亦可用之于褒贬。
由于《易赞》不存,估计“赞”就是刘勰所说的颂的一个分支,从《中说》内容来看应多是褒奖之辞。
《易赞》具体写了些什么,难以得知。
但唐人赵蕤在所注的《关氏易传》前的序文注中,透漏出一点文中子《易赞》的信息。
《序》云:“彦蹶然惊起,因书策而藏之,退而学《易》。
王氏易道,盖宗关氏焉(文中子《易赞》有《七卜篇》,盖家传关氏学也)。
”[8](P145)括号中文字为赵蕤所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