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罗斯东正教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影响_骆晓会

论俄罗斯东正教对中国的影响

骆晓会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南株洲412007)

摘　要:俄罗斯东正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十月革命以前直接影响为主但影响甚微,其原因一是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为沙俄政府的外交和侵略政策服务;二是俄国东正教传教士没有一种强势的物质和文化作依托,所以很难自觉和有意识地去扮演先进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十月革命后以间接影响为主而影响甚广,如东正教的拜神祈祷礼仪和封闭保守意识等,以俄罗斯文学为媒介或载体,向中国社会渗透或传播的轨迹相当清晰。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中国;影响

中图分类号:B9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11(2005)02-0067-03

一、东正教的直接影响甚微及其原因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的活动始于17世纪中叶,是伴随沙俄的武装侵略逐步扩展的。1671年随军东正教传教士叶尔莫根在沙俄军队占领的我国黑龙江流域中游的雅克萨城,修建了一座“主复活教堂”;5年后,又在此建立了一座东正教修道院,取名为“仁慈救世主修道院”。此后,东正教在现俄国远东地区广泛传播。

1685年和1686年,清政府两次抗击沙俄入侵的雅克萨之战,抓获大批俄俘。根据清政府的优俘政策,其中大部分被遣返回国,45名愿意留在中国的俄俘(不少人实际上是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的后裔),根据康熙皇帝的指示送到北京城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编入八旗兵镶黄旗,并供给他们衣食、住房和津贴,东正教司祭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还被授予七品官衔。为了满足这部分俄俘的宗教信仰要求,清政府拨给他们一座关帝庙作临时祈祷用。不久此庙即改建为东正教堂,名曰“圣索菲亚教堂”。这部分俄俘后与中国人通婚,血缘上及文化上与中国人杂交,经200多年逐渐发展为罗、杜、姚、贺、何等5大中国姓氏。[1]无疑,通过他们,东正教文化和习俗在一定范围内对中国社会有所渗透和影响。

清政府尊重东正教的政策和措施,引起沙皇彼得一世和俄国东正教会的重视并受到鼓舞。1700年6月18日彼得大帝下令建立驻北京布道团,1712年马克西姆去世,圣索菲亚教堂需要新的司祭,从而1714年修士大司祭伊拉利昂・列扎伊斯基及其随行人员被派来华,并于1716年经蒙古边境抵达北京,建立了第一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华传教士团。从1716年至1933年沙俄政府或俄国东正教会先后向北京派出20届传教士团,每届成员约10人左右,累计200多人。其中,除神职人员外还有学者、外交官及学习汉学的学生等。1860年以前,传教士团的主要工作不是传教,而是为沙俄夺取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袤土地搜集情报;1860年沙俄驻中国的外交使团正式成立以后,传教士团开始注重一些传教的基础工作,如翻译出版神学著作,增加传教点、修道院和教堂,兴办神学校、慈善机构和养老院,发展中国籍教徒等。据统计,到1906年,在中国的俄罗斯东正教徒已达3万人。[2]

俄国十月革命后,因大批旧俄军官、贵族及神职人员等逃亡到中国,所以教堂、教徒也急剧增加。到新中国建立前夕,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建立了北京、哈尔滨、天津、上海、乌鲁木齐5大教区,新建了几十座教堂,创办了20所宗教院校。[1]另据统计,1898年到1956年,哈尔滨和整个东北地区的东正教教堂、修道院和祈祷所大约有97座,其中建设在哈尔滨市内的有22座;[3]教徒人数在1922年已达30万人。[4]由于在中国的东正教会敌视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1924年苏联与北京中国中央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就规定所有属于俄罗斯东正教堂的财产,均须“按照中国内地置产现行法律及章程移交给苏联政府”;所以俄罗斯东正教会北京总会的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主教在中国教会团体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又将在中国的东正教会改名为“中国东正教会”。比较17—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的直接传播要广一些,直接影响也深一些。但是不用说与佛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比较,就拿与东正教同宗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教的情况比较,也是相形见拙。东正教远远没有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融合,中国的东正教仍然是俄国“侨民教会”的性质,其教徒仍多为俄侨。

那么,为什么东正教在中国的直接传播缓慢,直接影响甚微,特别是为什么未能像其他大宗教那样,始终未将东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提上议事日程?实际上,哪怕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不是没给俄罗斯东正教这样的机会。五四运动以后的20年代,在中国反帝爱国运动高涨的同时,中国知识界掀起了非基督教运动。由于危机感和紧迫感,从而导致了中国基督教新教的“本色化运动”和中国天主教的“中国化”进程,其主旨就是要基本解决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5]但俄罗斯东正教像过去一样,又未能抓住这一历史契机,仍游离于西方宗教传播主流进程之外而被边缘化。其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如前所述,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来华的主要目的是搜集情报,为沙俄政府的外交和侵略政策服务,甚至本身就充当或行使着俄国政府在中国的外交机构或职能,

所以根本

收稿日期:2004-12-14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04C061)

作者简介:骆晓会(1954-),男,湖南宁远人,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史和中俄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

未把传教当回事。传教团中许多神职人员“从在北京定居之日起就对基督毫无诚意”,他们留在中国的子孙甚至不信上帝不信教。但是,这不能解释1860年以后,特别是十月革命后在华俄罗斯东正教失去母国政府支撑后的发展状况:教堂、教徒陡增但在中国籍公民中的传教成果却仍无起色。因此这还另有其他重要原因。

二是俄罗斯经济和政治制度、科技文化本身很落后,俄国东正教传教士没有一种强势的物质和文化作依托,所以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很难自觉和有意识地去扮演先进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对比起来,以后俄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传播布尔什维主义,就没有这种文化弱势感或自卑感,所以当时其传播者的敬业精神和虔诚态度也非常可嘉)。

俄国沙皇政权曾自羽“第三罗马”,并责无旁贷地继承了东正教的衣钵。但与西欧国家相比,俄罗斯在经济、文化上的弱势使它很难让东正教这个世界新中心的影响力与另两位基督教兄弟匹敌。俄罗斯东正教组团赴华,是在彼得大帝执政期间乃至亲自关注下进行的。也正是这位沙皇面对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势,开始了俄罗斯的“西化运动”。但是经过两个世纪的变革和调适,直到20世纪初,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相比,仍然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是列宁所说的一个“农民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因此,在这相同的两个世纪俄罗斯东正教的在华传播过程中,不仅俄国官方、教会和传教士缺乏传教的冲动或动力,而且在中国人眼里也看不到东正教有什么先进的文化背景,在心理亦意识不到俄罗斯有什么自己可学的东西(十月革命前到俄罗斯留学的中国人非常稀少足能说明问题)。从而也就出现了许多学者所述及的现象:所筹集或拨付的传教经费不足;东正教在传播过程中没有主动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融合(如东正教传教士在穿着方面没有中国化,使用圣经时没有与儒家经典相结合,发展教徒时清规戒律过多,不准入教者维持中国传统的祭孔敬祖习俗,传教人员多数不愿学中国语言,接触中国人有困难等);开办的学校和医院、孤儿院、养老院等慈善机构很少,对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科学知识没有予以足够重视……

二、东正教的间接影响深远及其表现

东正教在中国直接活动的物质领域(如地域、教徒人数等)和精神领域非常有限;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在茫茫史海或史籍中更是难觅踪迹。但换一个视野或角度去思考问题,即东正教通过其他媒介或第三者对中国产生的间接影响,却甚为普遍,颇具深度。这第三者或其他媒介中最强劲的就是布尔什维主义(后以斯大林主义为主导)和俄罗斯文学。

布尔什维主义在当时是一种激进而又强势的世界潮流。也许是马列主义本身是世界思想史上反对宗教最坚决最彻底的意识形态体系,所以人们只关注其对宗教的批判,很少触及有关这种体系与宗教的某种亲和性乃至促进宗教传播的某种作用的研究和探讨。实际上,这种具有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系统中,无疑含有俄罗斯固有文化和思想传统,而作为俄罗斯传统思想文化主体和核心的东正教又无疑在其中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东正教的祈祷和偶像崇拜等一整套繁琐的敬神教义和仪式。东正教是非常严格的一神教,主张上帝是绝对的独一无二的存在,认为上帝无可比拟,敬拜和尊崇不能归于任何别人,也不能归于那些不存在的神及其偶像;十字架是圣物,是“公义的天平”,是“对抗魔鬼的兵器”。所以东正教要求教徒必须去教堂,并戴贴身的十字架;必须虔诚地履行圣礼(东正教教徒要行七圣礼:洗礼、坚信礼、忏悔礼、婚配礼、授职礼、终敷礼),持守斋戒。尊敬圣像对东正教的生活十分重要,东正教要敬拜神,并要在圣像前祈祷。东正教的圣事之一圣体血(天主教称圣体,基督新教称圣餐),更具特色和神秘色彩。根据东正教神学家约翰所提出的物质变化说,认为放在祭坛上的饼和酒在祝圣之后,已发生质的变化,变成耶稣真正的、能给予生命的体和血。如果领受者吃喝了经过祝圣的饼和酒,他也就分享了主耶稣的生命,就会感到主耶稣还在活着,并与自己同在,将永远得到耶稣的“恩宠”(基督新教神学家反对此说,认为饼和酒只是耶稣的体和血的象征,只是对耶稣受难的纪念……)。这些东正教原理和礼仪,深深嵌入到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性中,无论什么样的俄罗斯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完全清除。

作为沙皇俄国实体的继承者,苏维埃俄国的意识形态自然也不能例外。从布尔什维克和苏俄政府倡行的某些仪式、挂领袖像等,即可隐约看到东正教圣礼或敬神拜圣的影子;在列宁逝世追悼会上斯大林所致的悼词,其韵律和格调也明显带有东正教圣事上的祷词风格,如其中一连就用了完全重复下列语句的6个工整的排比句:“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特别是联共(布)中央用水晶棺永远保存列宁遗体的决定,也是受到了东正教“圣体血”仪式的影响,这是想用领袖的遗体去替代基督的“体血”,并试图将领袖当作永生的神来敬拜。这种敬拜在以后又普遍引申为在办公处、会议室等挂革命导师或领袖像……上述做法,在近代和当代中国都是似曾相识的。

其次值得关注的是东正教的保守性和不开放性。东正教的保守性和不开放性,主要来源于停滞落后的东罗马帝国和沙皇俄国的封建制社会背景。迄今为止,它仍标榜“正教信仰是源自基督和使徒的纯一不变的正道”。[6]尤其是俄罗斯东正教不像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那样能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是严格尊奉一神教宗旨,敌视自由和进步,反对多元和开放。如它信守古老的基督教教条,不允许对神学教义、仪式作任何改造和革新;仍保持一整套繁琐的宗教仪式,严格守斋;它目光短小,不重视社会问题,反对教会生活的现代化;它甚至在祈祷时坚持用古斯拉夫语,而反对使用现代语等等。

十月革命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由于国内斗争的严酷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中固有的革新与开放因素被窒息,而东正教和俄国专制主义传统中的保守与封闭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并在斯大林执政时期逐渐占了上风。如苏联党内早期的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那种民主、自由和开放的朝气蓬勃气氛消失了,盛行的是斗争哲学和批判立场。如对国际共运外部大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运内部则大批国际和国内各种所谓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当然,在党内、国内也不排除有实用主义的批判,而不是主义纯洁的批判,即实际是被斯大林利用作了权力斗争的工具。但问题是并不仅仅限于这个范围,而是对马列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之外几乎所有意识形态乃至学术流派持敌视和批判态度,即使自然科学也不能幸免。如著名的“李森科运动”就是苏联在遗传学领域反科学的大批判运动。

上述东正教的保守与封闭意识,通过布尔什维主义(被吸收的多为斯大林主义)渗透到中国,其表现是举不胜举的。如国民党推行的一整套苏式书刊检查制度(曾为蒋介石建立第一个特工系统的邓文仪,在苏联留学时就是专门学习和研究苏联政治保卫局这样的对内控制和情报机构,回国后还组织过苏式宣传机构——中华复兴社[7]);20年代在中共党内也曾大批“托洛茨基主义”和大抓“托派”;从延安整风开始改

68株　洲　工　学　院　学　报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