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国民党与共产党实力对比
以往各种著作中述及解放战争时，大多认为1946年夏拥有430万军队。几百架飞机、几百艘舰艇的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笔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及个人的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讨的。
国民党当时的确是有较为强大的人力物力、有美国的支持、有日军的遗留装备，但这只是战争的强力而不是直接的实力，国民党军事实力被远远高估。
46年夏季的国民党军事实力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在从战略思想到战役战术、从后勤补给到军制训练都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甚至在历来被认为最占优势的武器装备方面也并不适应这场战争的需要。可以这样说——在1946年夏季内战全面爆发时，国民党方面没有将其大部分战争潜力转化为实际的作战实力，其在军事上的某些方面实际处于劣势，而另一些方面未能发挥其优势，国共双方战争实力的天平一开始就倾向共产党方面，战争的结局在开战时就已经定论。
一、力量的拥有
军事力量的拥有并非是指军事人员和装备的多少，更重要的还有人员的士气与训练程度，武器装备对战争的适应性及部队的后勤保障能力等等。
先就战争的最基本条件“人”而言。国民党方面虽然拥有430万军队，但它包括了近百万后方人员，一百多万的作战能力很差的非正规部队，其实际可用于野战的正规部队不过二百余万。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既大肆裁军（并不单指杂牌军，也包括非同一系统的嫡系部队），将大批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和士兵赶出军队。仅以第 1 战区为例：在1945年末至1946年初，就将78军裁撤，嫡系10军与89军编并为整3师，陕军38军与96军合并成整38师等。同时有收编战斗力很差的伪军，例如在山东收编伪军吴化文部，裁减抗日有功的东北军）。更为严重的是按派系、按实力、按关系裁减部队，更加重了国民党军队惯有的保存实力的风气。不是将得到的补充人员和装备编入缺编的老部队，而是将其组成新的部队（包括使用老的番号），就是五大主力中的整74师在孟良崮战役时，仅步兵就缺员三千余，应有的36门美制山炮只有28门。结果有的老的有战斗力的部队由于作战而大量失血，战斗力迅速下降；而新编的或是重建的部队由于缺少战斗经验而被很快击败（比如新建的整3师、整66师）。对军官的提升也不很合适。大批作战有功的军官大多被升为副职，而大批正职被老朽无能的军官所占据，而这些有功也有作战能力军官提升后所遗的位置，又被年青而没有作战经验的军官所占据。结果形成恶性循环，使部队的作战指挥能力越打下降得越快。反观共产党方面在抗战结束后迅速整编部队，完成军队的正规化，使之适应于未来的战争。包括在数月中将零散的团营级单位组建成军师乃至兵团一级的正规军，勇于将老朽无能或是不适应近代化作战的司令官调离实际指挥为止，提拔资历不深的年青干部指挥实战；勇于裁减那些哪怕是齐装满员的作战不力单位，补充只剩骨架子的有功部队。如此相较，强者越战越强，弱者屡战屡败。
其次就军队的主要武器装备来说。在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中，日军伤亡大多是因迫击炮造成的，而据战后统计在华战死的日军将领也绝大多数死于迫击炮弹，足见国共双方对迫击炮的运用均佳。而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不但未能继续发挥这方面的特长，还打量削减部队迫击炮的配备，首先将重迫击炮从军师两级裁掉（少数杂
牌军除外），代之以美制山榴炮或日制山野炮。后又减少团以下单位的中轻型迫击炮数量，代之美制无后坐力炮、战防枪、火箭筒等。共产党方面又没有坦克和装甲车，也少有碉堡来当靶子，这些新式却没有目标的武器给解放军缴获后，却正好用来打国民党军的碉堡和坦克。共产党方面不但使用缴获的各种轻重迫击炮，还自制中轻型迫击炮加强火力；而国民党方面却以装备少量山野榴炮为满足。其实国民党军就是美械主力师或整编旅也只辖8－12门75mm山炮，军或整编师辖8－12门75mm 野炮或12门105mm榴弹炮，都难以支援军或师的整个攻击正面。这样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陆军的装备对面攻击能力是加强了，对点目标的能力则明显下降。换句话说，新的装备更适合对已经投降的日军作战，而对共军作战是狮子打蚊子，是根本找不到作战目标的武器。
从1944年起，国民党主力部队开始装备美式武器，在抗战结束后又装备日制武器。军方由于得到新式美械装备，遂将原有装备从主力部队中淘汰。但是除驻印军等少数部队外又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及实践，部队对美械装备的熟悉程度远未达到标准，甚至五大主力的5军、18军、74军也仅对部分军官与军事做了2－4周的武器训练，在绝大部分官兵基本上没有了解新式装备的情况下就投入实战；而且美械装备由于强调火力的迅猛，弹药消耗很快，对野外后勤补给的要求很高，这恰恰是国军后勤的主要缺点，结果在实战重美械部队经常发生弹药不足的情况，严重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在战争后期还出现了部队被迫将部分美械武器又换成国械以提高战斗力的情况。例如鲁南酣战，整编26师附第1快速纵队只打了一夜就用光了弹药被迫突围被歼；鲁中作战，整74师被围一日，就请求空投补充，最后粮弹无着被歼。而这两支部队分别拥有汽车团和辎重团，是国军野外补给能力最强的部队。淮海战役前，甚至嫡系主力第5军也重新装备国产步枪、迫击炮等以解决弹药补充问题。
陆军发生的问题自然延及空军方面，国民党空军在抗战中后期重新装备，但得到的美制飞机却很成问题。重型轰炸机B－24/25是用来对面目标进行轰炸的，是对敌大城市、大工业进行战略轰炸的；而共产党方面只有少数城市，根本没有大型工业设施或军事基地，于是这些重型轰炸机只好去炸那些还不够炸弹钱的目标。轻型战斗机P－40，P－47，F－51等是用来与敌方战斗机空战，攻击敌轰炸机夺取制空权的，而事实上南京政府的战斗机飞行员的确在练习空战，好像延安方面也有支强大的空军。新式侦察机本来是很有用的武器，可以对敌方的战线与纵深、前方和后方进行广泛的侦察活动，但美方并没有将怎样使用这些新式技术装备教会国民党方面，没有高性能雷达、没有快速摄影机、更没有照片辩读员，侦察机飞行员只要用老式的目视观察，而这仅有的侦察能力，空军也未好好利用，将侦察机派去执行其他使命，比如当轻型轰炸机、联络机、运输机、教练机等，结果国民党军在战争中依旧象瞎子、聋子到处碰壁。而对共产党的战争中最需要的对地攻击机（俯冲轰炸机）却一架也没有，国民党空军在实战中勉强用战斗机代替，但因飞行员从未学过俯冲轰炸，更没有对地集束火箭、凝固汽油弹，哪里谈得上命中精度和攻击效果。所以拥有几百架作战飞机的国民党空军在战争中除了空运外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记录。
二、力量的组织
一个军事集团只有将其拥有的人力物力通过良好的方法组织起来，才能形成战斗力，而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军却基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首先是指挥机构的设置。抗战开始时，国民革命军的指挥机构是按总部－战区兵团－集团兵团（兵团，路）－军－师－旅－团，共8级才到战术单位；1940年后简化为总部－战区－集团军－军－师－团，6级指挥机构；这极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指挥能力。可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为了照顾论资排辈及抢占地盘等非作战使命，又将指挥机构扩编为总部－行营（行辕）－绥靖公署（战区）－绥靖区－兵团/整编军－军（整编师）－师（整编旅）－团共8级，切出现大量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从统帅部到最基层的战术单位都经常发生上级越权指挥，下级不听命令的严重影响战斗力的情况。而共产党方面，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各种指挥机关虽名目繁多，但实际上只有中央军委－战略区（新四军、八路军各师，后为野战军）－军区（新四军各师，后卫兵团）－纵队－师（旅）－团，总共只有5－6级。约米尼就谈到过“当其它各方面条件相等时，战争的胜利往往属于机构较简单的一方”。这样比共产党多两级机构且指挥不灵的国军安有不败之理。
其次是对非嫡系部队的态度。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所属嫡系与杂牌部队的使用和待遇基本处于较平等状态，对杂牌军也处于有效的控制状态中。例如在编组部队方面将抗日有功的西北军第29军扩编成59、68、77军，后又扩编成第2、第33集团军；将作战不力的嫡系第6、66军裁撤。
然而抗战以结束，国民党在以陈诚为首的军令部指挥下，大肆裁减非嫡系部队，比如孙震的川军由3军8师缩编成2师5旅，孙渡的滇军由2军4师编并为1师3 旅，就连抗战时功勋卓著的第33集团军也从2军6师并成2师4旅。这样大规模的消灭杂牌军，使非蒋系官兵人人自危，稍有风吹草动就投降倒戈，到三大战役时国民党军仅此一点就至少损失了15－20个军，改变了10余场会战的成败。下面仅列主要倒戈事件：
表1
日期倒戈部队与人员造成其他损失
1945.10 西北军新8军第30、40军
1947.02 桂系46军军长第46、73军，新36师
1948.09 杂牌整96军、整84军第2绥靖区，整2、73师，整19、57旅
1948.10 滇军第60军第1兵团，新7军
1948.11 西北军59、77军第7兵团，第25、44、63、64、100军
既是最高指挥机构的设置和执行都出了问题，那部队编制方面的错误都难免了。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匆忙将战役单位（军师两级）的大部分从三三制改为二二制，而这两级指挥机构已装备新式通信器材，有了现代化的指挥系统，直接指挥3至5个单位已不成问题，而编成旧式的二二编制，徒劳增加了一级指挥机构，不但浪费了人
力物力，还造成命令重叠，降低了指挥能力。而团以下战术单位由于施行新式编制和严肃军纪减少空额，造成下级单位人员编制增大：主力部队的连有170余人、营有近700人，但由于基层单位缺少现代化的通讯指挥工具，中低级军官的作战指挥经验不足，这样大编制的营连在实战中屡次一触即溃，白白损失人力物力。而共产党军队只有在西北等少数人力不足的部队中才有二二编制，其基层单位采用小编制大变成，连不过100余，营只有400余，但在师旅一级兵力对比就出现逆转，国民党整编旅不过2团6营，步兵连只有19个；而共产党部队的师或旅为3团9营，步兵连约30个，既考虑到上级司令部指挥能力和通讯手段的提高，又照顾到下级单位通信器材的不足和低级军官的伤亡造成的指挥能力下降，充分运用了悠闲的人力物力来打赢这场战争。
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高级官员忙于争权夺利，而军队的训练自然无人过问，军队在抗战中出现而未能解决的问题也无人改进。国民党军在抗战中长期对日作守势作战，部队的野外和筑城防御能力较强，但攻击能力却差，更缺乏主动进攻的精神。在抗战后期对共产党作战已提上日程，早就应迅速提高部队的攻击能力，而国民党军训部基本没做这方面的努力。结果在实战中，国民党军进攻能力低下的战例举不胜举，往往以3倍乃至5倍优势兵力、火力也攻不下共军阵地；而在防御战斗中，哪怕是兵力对比处于劣势，部队的作战能力都较进攻时为强。反观共军部队的平均作战技术虽不如国军，但其攻防能力却较为均衡，较善于进行攻势作战，从而掌握了战术主动权，进一步发展成战役主动权。
部队的训练糟糕，军兵种配合自然也难以达成。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将其主要陆军火力——中型和重型火炮独立编成特种部队固定在一地配合步兵作战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与共产党交战是一场不同的战争，共产党军队的火力与作战特点和日军有很大的不同。在抗战时期基本是日军主攻国军主守，守方可以将主要火力集中于一路来压制攻方，而攻方则需在每一路进攻部队都配置重型火力，才能使部队有进攻能力；而解放战争开始时，基本是国民党军队主攻，共产党军队主守，这样将重炮兵划入独立部队的编制就不适用于这场战争，从而使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步兵军（整编师）的火力并不比共军强多少；都是班用轻机枪、连属60迫击炮、营属重机枪、团属82迫击炮、师（旅）属山炮等，国民党只是在美械部队是装备一些无后坐力炮、火箭筒及其他战防武器。而国民党的火力优势——美制榴弹炮、日制野炮等属于军及军以上独立单位，在野战中未能发挥优势；而从美军那里学来的饱和火力攻击又由于火炮及弹药的不足难以发挥其优势。坦克、装甲车的火力和机动性由于分散使用，也不足以改变火力均衡。反观共产党军队虽没有大量重型火炮，但准确的预见了国共战争的样式，虽也将仅有的少量山野重炮编入独立部队，但在与国军相对应的师旅团各级分别配备了步兵炮，平射炮及大量轻重迫击炮，造成了战术单位的局部火力均衡乃至优势，从而与名义上装备优势的美械部队相抗衡。
三、力量的使用
国民党从1927年起就将消灭共产党作为其主要目标，只是在抗战初期将对日作战放到了第一位，从珍珠港事件开始，国民党方面就开始保存实力，准备在美国打赢日本后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更尤其如此，不惜减少前线部队，将精锐部队调回后方已备内战。在1945年8月抗战结束后，国共矛盾又成为唯一的主要矛盾，
从军事上来说消灭共产党军队是其唯一的目标。那1945年秋季国民党军之主要任务就不应是接受日军投降和占领日占区等次要问题，而应将一线部队（对日、对共之各战区部队）迅速对共军作攻势展开，同时收编日伪军作辅助作用（清剿、防御等）。其精锐主力（陆军总部所辖各方面军及直属部队）在美军帮助下海运和空运从沿海向共军进攻。
因为在日军投降后，国军对共军发起进攻的时机无非两种：一是马上投入一线部队进攻，在战斗中加入后方之美械主力及其它后备力量（在战线后方的其他部队和收编的日伪军）。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战略和战役上均达成突然性，可趁日伪军投降以扰乱视听、控制舆论、利于宣传，且共产党军队未能集中编成，未能缴获大批日伪军武装（特别是重装备），未能完成从游击战向正规战之转变（新四军粟裕部除外）；坏处是一线部队正处在补充时期，且做守势状态，不利于马上发起进攻，美械主力及其他第二梯队远在后方，投入战斗需要一定时间，不利于在最初的进攻中集中全部兵力。二是等主力部队部署到位，一线部队补给完整，日伪军收编完成，再发动全面进攻。其优点是大部军力补给完整，部署到位，易作有力一击；缺点是日伪军投降已完成，全国已处在和平状态，难以控制舆论，扰乱视听，且一部日伪军已被共军所解决，共军已完成集中编成，战略展开，并有了初步的正规战经验。综合以上所述，马上发动进攻的优点多于后者，国民党发动进攻的时机选择优劣一目了然。打内战和外战不同，战争发起的一方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民心，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共产党方面宁愿放弃南方八省根据地，宁愿在名义上接受国民党领导，宁愿在知道国民党进攻时，抱着可能牺牲中原部队的决心，坚持不打第一枪来争取舆论、争取民心。而国民党方面效法日本侵略中国之愚劣故伎，使战争逐次升级，从收编伪军进攻解放区，依次投入杂牌军，嫡系部队，直到美械主力，最后才发动全面战争，结果闹得世人均知。如果国民党能在战场上利用突然袭击决定战争的胜负或从战略上改变整个敌我态势，那先动手进攻也是值得的。因为突然袭击是所有进攻手段中最具威力的一种。一旦达成突然袭击，将使较弱小之敌一击即溃（例如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也可使均衡的战场一边倒（例如1940年德军的西线攻势），甚至战胜强敌（如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而国民党方面却因最高统帅部的无能，其各战区之间的扯皮与不协调，保密工作上德漏洞，不但留下打内战的骂名，而且将突袭的战争作用几乎全部浪费。
经过长期的准备，漫长的前哨战，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终于发动全面进攻，而这“全面”的进攻在约90个军（整编师）的总兵力上只占40－50％。如第一战区胡宗南部，在对中原共产党地区进攻时，只出动实力较弱的第31集团军，而将主力37、38集团军看守没有战役进攻能力的西北解放军，将十几个旅的战斗力白白舍弃；又如在全面进攻开始时，将衢州绥靖公署、广州行营的7个军置于后方清剿游击队，后在前线吃紧时，才将其逐次调上各战场救急。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就谈到“军队在战争爆发时最初的第一轮攻势是最关键的、也是最有力的，在一场突袭中尤其如此，而以后的作战只是最初进攻的延续和补充”。国民党军在1946 年夏所发动的最初进攻由于对各部队的调动不当，使军队的第一波攻击能量未能较大发挥，也使军队的作战能力在战争中逐渐消耗，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了战争的进程。而共产党方面除陕甘宁和绥远等地少数部队外，在第一轮战斗中就投入了几乎全部主力，造成了兵力对比德均衡乃至优势。以下列国民党军在1946年夏各部参战情况：
表3
国军各战区部队总兵力参战兵力
东北行营8个军几乎全部参战
北平行营10个军（师）少数部队助攻
太原绥靖公署5个军少数部队助攻
西北行营8个军（师）全部未参战
郑州绥靖公署15个军约半数参战
徐州绥靖公署20个军（师）几乎全部参战
武汉行营8个军（师）少数参战
衢州绥靖公署3个军（师）全部未参战
广州行营4个军全部未参战
其他单位10个军（师）全部未参战
合计91个军（师）约40个全部未参战
更糟糕的是在实战中，国民党方面非但未能正确把握开战时机，而且直到1946年夏国共和谈的破裂已成定局时，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对共产党居然没有一个全面的进攻计划，只知道零乱调动部队与共产党根据地搞摩擦，为了蝇头小利不惜大打出手，听任各战区自由发挥，这样国民党各部对解放区的进攻在时间上不一致就不奇怪了。
当国民党东北行营对共产党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时，中原蒋军郑州绥靖公署才刚刚开始准备“偷袭”；而苏中第一绥靖区进入攻击位置时，华北保定绥靖公署甚至还未有进攻计划，而且同一战区中各部队的行动也不一致，象由郑州绥署统一指挥的对共产党中原地区的合围进攻，这样的军事机密也早被共产党方面获悉，在国民党全面进攻前夜，中原新四军趁国军处于最不利防御时反突袭冲出合围，蒋军刘汝明、孙震部在追击突围之共军时，胡宗南部在“待机”，而共军王震部突破胡宗南部防线时，孙刘两部也停止观望。如果说国民党在东北、在中原作战仅仅视未达成战役目标，而在苏中则是一场灾难了：共产党方面成功的利用了国军所发动德糟糕的最初攻势，顺利实施了反突袭。7月13日，苏中国军整83师在极不利防守的进攻准备状态下反遭共军突袭，其19旅被击溃；7月17日，救援80师的整49师又遭伏击损失过半；而后整21、25、65、69等师连续遭袭，从此开创了内战中国民党军整旅整师被歼灭的先例。至此，由于国民党在军事力量使用方面的恶劣表现，已经将战争的主动权拱手让出。
综合以上所述，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将消灭共产党又摆上议事日程起就在军事方面发生了许多错误。首先在力量的拥有方面没有保留基干人员及训练补充兵源，没有使用适应该战争的武器装备、没有将旧式的补给方式改进以跟上新的战争节奏；其次在力量的组织方面没有建立适用的指挥机构和指挥系统、没有做好部队的团结、没有组织起适应于这场战争的编制编成、没有搞好军队的针对性训练和组织配合；再后在力量的使用方面没有正确地完成从抗战向内战的转换，没有完成战略展开、直至在开战的第一轮战略攻势中没有发挥其主要实力。最终由于这三方面的综合因素，国民党在其名义上的军事力量与实际的作战实力有很大的差距时发动了与共产党的内战。“在一场战争中最初的进攻视最有力、最关键的，以后的进攻只是其的补充和延续”。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已经将战争的开始说得很清楚了。国民党从抗战结束倒内战开始阶段中没有正确的拥有、组织、使用军事力量，在其实际处于相对劣势时就以想象的优势投入一场进攻中去了。就像一位西方的哲人所说的那样——“许多政府对于本国的军事实力究竟有多大，几乎是全然不了解的，对于他们所发动的战争在军事上应具备哪些条件又几乎是漠不关心的，而军人们却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政府地野心、冲动和失策投入战争中去”。
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固然主要在政治方面的原因，但在战争中所表现的军事错误却直接造成其全面进攻的失败。国民党在政策上坚定地企图消灭共产党，而在实际工作缺乏准备，只满足于兵员装备的数量。而在战争中，特别是在现代化战争中，军事实力根本不是简单地数字统计，而是整个军事集团将其适用于战争的人力物力经过合理的组织，科学的使用所体现出的适用于这场战争的综合能力。故此，国共双方经过三年内战以国民党全面失败而告终并不是偶然的，从军事上来讲是其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是国民党在军事方面的准备、组织和使用上的错误所造成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