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遇到“成长的烦恼”

浙江经济遇到“成长的烦恼”
带着2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惯性，以及组织结构进一步优化所迸发的能量，进入新世纪后，浙江经济呈现出裂变增长的态势。

然而，“成长的烦恼”接踵而至：能源、土地、人才、水……经济发展必需的多种重要生产要素捉襟见肘。

短腿曾被辉煌掩盖
陆域面积10万平方公里、“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令人惊诧：GDP从1978年的124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9200亿元，年均增长13%；经济总量一举步入全国四强；城镇和农民人均收入位居各省区之首。

众所周知，浙江经济能够超越国家投资少、资源贫乏等诸多局限而获得持续20余年的迅猛发展，主要利益于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

浙江计划经济的链条相对薄弱，给了浙江人率先突破原有体制的机遇。

而当大批农民带着朦胧的商品经济意识投身工商业时，恰遇持续数十年的“卖方市场“。

体制嬗变过程中迸发出的能量以及先行者所尝到的甜头，均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力，因而也掩盖了诸多的先天不足。

20余年的风光之后，全国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买方市场彻底取代了卖方市场，浙江经济面临的形势发发生了根本变化。

仅一个“先发优势”，已难以快速牵动浙江经济这列越来越庞大的列车，经济发展的“硬件”制约开始浮出水面。

“成长的烦恼”成致命伤
土地、能源、人才乃至水等重要生产要素全线告急。

温州、台州、义乌等地，数以千计的企业排队等地。

绍兴县委书记徐纪平说，照眼下的发展态势，绍兴县三年之内就将遇到“发展极限”，重要的生产要素严重短缺，无法支撑高速的GDP增长。

“首先是土地问题”，徐纪平说，如果充分满足企业的土地需求，眼下就要触及基本农田保护这条“高压线”。

近年，绍兴已不得不在海岸转垦100平方公里土地，以解燃眉之急。

“能源荒”是近两年徘徊在浙江大地的最令人焦虑的阴影。

浙江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由1998年的小于1提高到2002年的1.56，去年已超过1.7。

浙江如今已陷入“路灯亮一半，工厂轮班开”的。

去年非典疫情给浙江GDP造成的影响是0.3个百分点，而“能源荒”的影响却达到0.6个百分点。

浙江为数不少的私营企业，面临着“虎父犬子”的。

当第一代创业者年龄渐长已到退出极限时，第二代高管却后继无人。

流动的农民工是浙江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职工队伍的主流，成熟的产业工人总体处于缺少状态，给企业的管理和稳定带来困难。

而“技工荒”更使不少先进生产线难以有效运转。

地处江南水乡的浙江近年来还面临严重的“水荒”威胁，水质性缺水使不少地方生活用水都难以保证，更不用说保证生产用水。

慈溪、玉环等城市，去年盛夏高温季节，不少家庭异地大批购买瓶装水，以补充生活用水不足。

政府再次面临考验
重要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真金白银”，是不可逾越的栅栏。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说：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是市场；但在总体资源十分紧张时，改善生产要素的配置状况，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是政府营造良好经济发展环境的主要内容，是政府的重要工作。

面对“能源荒”，浙江新一届省政府提出要确保“三个千万”，即确保1000万竿瓦电力装机建成投产，确保1000万千瓦电源项目形开工建设，确保1000万千瓦储备电源项目的前期工作。

按照这一目标，浙江发电用煤将在去年2600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

为确保煤炭供应，省长吕祖善去年底带领全省11个市的市长和省级大型能源企业的经理，前往山西、内蒙古等地“谋煤”。

通过充分磋商，分别与大同煤矿、神华煤炭运销公司、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签署了“煤炭供应中长期合同”：从今年起，3家大型煤炭企业将在现有基础上逐年增加年供应量，到2010年年供应量将分别比2002年增加1000万吨。

也就是说，届时浙江仅从这3家煤炭企业就可以获得至少4000万吨的电煤供应。

专家指出，这咱政府推动、企业签署的重要生产要素的中长期买卖合同，探索了资源跨区域配置的新思路。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财金处处长陈广胜说，市场经济体制越成熟，市场细分就越具体，不同区域间的互补性就越强。

重要生产要素跨区域配置的关键是建立新的配置机制，从而促进配置者和配置对象的充分衔接。

这是政府面临的新课题。

把全国作为资源后台
“资源小省”是浙江的客观现实。

作为市场经济的先行者，把全国作为资源后台的时代已经到来。

去年底，在呼和浩特举行的沙子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交流会上，内蒙古自治区主席杨晶提出，内蒙古近几年将新增3000万亩耕地，可组织浙江农民和农业企业前来经营，从而形成浙江省的“粮食飞地”；浙江供应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边贸产品，可以到内蒙古建立加工园区，浙江方面可以把税务机构同时带到园区，从而形成“工业飞地”；内蒙古还可以把新的煤矿交给浙江企业开发，把产出的煤炭运回浙江，从而形成“能源飞地”。

在浙江，从上世纪开始，大量企业受重要生产要素缺位的制约，纷纷外迁。

开始，不少地方领导十分忧虑，认为“肥水流入外人田”。

而眼下，浙江省主要领导越来越多地提到，既要注重GDP，又注重GNP（国民生产总值）。

一方面尊重了浙江人多地少、需要突破发展极限的事实，另一方面体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统一大市场的观念。

近年来，“浙江人经济”逐渐在人们脑海里取代了“浙江经济”的概念。

企业的“走出去”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也融入到全国生产要素配置的“大盘”中。

“九五”以来，浙江已有7000多亿元民资进入外省，投资额居全国之首：
如何看浙江民资向外扩张
近几年来，浙江尤其是温州在省外的投资迅猛扩大，资金数量之多，投资行为之众，扩张领域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如1个月内，浙江在苏州投资就达35亿元人民币；去年9月，温州民间资本投资四川巴中和自贡，与这两个市签下35个项目，达15亿多元。

据统计，自“九五”以来，浙江已有7000多亿元民资进入了各个投资领域，居全国之首。

仅温州一地，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千亿元民资投向外省市。

“北伐与西进”同时出击
仔细考究浙江民间资本的投资路线，可以发现浙江民资实施的是有序的“北伐与西进”。

以浙江为起点，民间资本的北伐路线是在上海建立投资的大本营，以京沪线为轴心，向苏南以及南京挺进一直到北京，在北京建立投资据点，然后再向东北辐射。

浙江民资西进的路线是以长江为轴心，在成都建立大本营，以重庆为据点，再向西部扩展，一直推进到我国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边界。

浙江民企中西进的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寻求更低廉的人力与土地成本优势。

西进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有规模的梯级转移，符合世界产业转移的规律。

而浙江民企中北伐的多为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大企业。

北伐的目的是获取丰富的人才、信息与技术，寻求走向世界的平台与窗口，通过与全国以及国际大企业的竞争、合作与融合，提升自身的管理、技术以及经营水平与理念。

北伐的民企更加
关注科技、人才、品牌等方面的投入，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上海、北京、成都、重庆等大城市是浙江民资的密集投放区。

在上海，浙商达50多万人，浙籍民企在上海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各省市之首。

均瑶已经把集团的营运、人才、科研中心全部迁移到了上海。

正泰集团、人本集团、德力西集团、奥康集团、温州休闲服业的代表邦威公司等纷纷将触角伸进上海。

在北京，近50万浙江商人投资经商。

早在2000年，以温州为主的皮鞋企业就开始沿着长江西进。

不少企业选择了重庆璧山投资8亿元，建设2600亩的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

投资领域越来越宽
值得研究的是，现在的浙商投资重点转向实业。

并且投资领域越来越芝，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汽车业、钢铁业、农业、教育、文化、保险业、医疗事业等，浙江民间资本均瑶集团入主湖北宜昌三峡机场，完成内地首例民营企业收购机场案。

浙江民资新一轮快速扩张
进入21世纪，众多浙江民企已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进入第二轮的快速扩张期。

与些同时，一大批新的中小企业也在成长发展中。

一边是蓬勃兴起的创业热潮，一边是浙江当地日益紧张的土地、人才等要素的制约。

在这种情形下，兴起了新一轮的对外投资热潮。

不秒经济专家认为，浙江民资与企业的外流，实际上是企业应对新时期的一种扩张行为，是企业在更大范围里参与市场竞争、优化配置全国甚至全球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表现行为。

民资扩张与全国大环境相关
西进是因为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西部廉价而丰富的人力资源、土地资源以及优惠的政策更让浙商“眼馋”。

同时，三峡蓄水成功后，长江水运将会变得更有效率，将是一条宽阔、平缓的“黄金水道”。

西部的竞争优势将随着三峡工程的竣工而日益彰显。

这使得浙江民企纷纷到西部兴建劳动密集型企业。

浙江民资“北伐”目的则是希冀利用上海、北京等地丰富的人才、信息及技术优势，与上海接轨、分享世博会商机、提升自身企业素质以及为此为平台走向世界。

投重资于北京看好的是北京的政治优势以及2008年的奥运会。

逐鹿东北是希望利用东北老工业基地大规模改制的机遇，抢占重工业高地，尤其是国家最近将改制东北板块，促使东北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第四析战略必将进一步刺激浙江民资在东北的投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