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早期小说现代主义风格及对晚期写作影响
汪曾祺小说艺术特点
汪曾祺小说艺术特点第一篇：汪曾祺小说艺术特点一、1.独特的小说观念（“小说是回忆”）汪曾祺曾经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的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
”于是，我们阅读他的小说，仿佛感觉到是一个岁月老人在夕阳下讲述些有意思的往事，清淡、飘逸、耐品味，那些浓烈的、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东西都在他的娓娓叙述中变得淡而又淡。
人情世故，舒缓有致，自有一番坐看云起的淡定。
从汪曾祺目前的小说来看，他的作品大多是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那里有他童年生活的记忆和梦想，《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这些他写得最好的作品都属于童年回忆。
为什么写得最好的是那些离现实最远的作品呢？回忆中的故乡童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审美经验？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些醇美的、在生命中留下印迹的东西。
蓦然回首中，记忆里的往事点点滴滴叠印起来，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世界。
2.欢娱和谐的小说风格汪曾祺本人的个性和气质是倾向于和谐欢娱的，文如其人，其小说也具有相同的风格。
40年代的汪曾祺由于年轻气盛，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浮躁凌厉”之气，老年以后汪曾祺参透了许多人世的纷争，越来越达观，他不习惯于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的拷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于是，我们只在他的少数作品里看到些许锋芒和嘲弄，比如《讲用》。
而他的大部分作品表达的都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氤氲着世俗人生的欢娱。
汪曾祺的小说营造了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和谐温馨的所在。
作者把笔触投向“故乡”高邮的村镇，这里没有宗法的约束，没有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喧扰，有的是一派自然与随和，有的是任性率真的人情与人性。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和是十一子莫不洋溢着健康与活泼的光辉。
大淖周围的人对于男女之事的以两情相悦为原则的随意，荸荠庵和尚们打牌、杀猪、吃肉、谈恋爱、找媳妇，虽然有违宗法制度和佛教清规，却是真真正正的人性的舒展和生命的欢娱。
汪曾祺散文赏析
两位作家都擅长用简练的语言表达情感，但沈从文的文字 更加质朴，更接近自然，而汪曾祺的语言则更加典雅，富 有诗意。
主题思想
沈从文的作品常常关注人性、命运和自然，而汪曾祺则更 注重生活琐事、人情世故和历史文化。
与贾平凹的异同点
地域文化
贾平凹和汪曾祺都来自中国西部地区，贾平凹的作品更多地反映了 黄土高原的风土人情，而汪曾祺则描绘江南水乡的美景。
汪曾祺的散文作品强调了人性的善良 与纯真，倡导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关 爱，对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疏离的现象 具有启示意义。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汪曾祺的散文作品扎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为现代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 的窗口。
汪曾祺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注重创新，将传统元素与现代意识相结合，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
汪曾祺散文赏析
目录
Contents
• 汪曾祺生平与创作背景 • 汪曾祺散文风格特点 • 汪曾祺散文代表作解析 • 汪曾祺散文的影响与评价 • 汪曾祺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 • 汪曾祺散文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01 汪曾祺生平与创作背景
生平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 高邮人，中国现代作家、散文 家、小说家、戏剧家、翻译家。
《大淖记事》
要点一
总结词
通过对一个小镇上人们的生活状态的叙述，展现了人性的 复杂和生活的真实。
要点二
详细描述
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以一个小镇为背景，通过描绘镇上 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人际关系，展现出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 真实。小镇上的人们既有善良和纯真的一面，也有虚伪和 自私的一面，他们的生活状态既有快乐和幸福，也有痛苦 和无奈。汪曾祺通过《大淖记事》表达出对人性复杂的理 解和对生活真实的感悟。
汪曾祺写作特点是什么？他的生平是什么
汪曾祺写作特点是什么？他的生平是什么特点是：朴素、平淡、韵味无穷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生平：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
我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
他的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都曾获奖，一些作品还被翻译到国外。
他还曾创作和改编了京剧《范进中举》、《王昭君》及现代京剧《沙家浜》等。
如今，汪曾祺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作品，备受众多读者的真心喜爱，并在海外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剧作家沙叶新评价他的作品是“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可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浅谈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详细的内容提要：本文以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为研究对象,论述其作品的语言特色.。
笔者认为,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
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
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
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
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
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
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语言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
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
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
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
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
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
豪华落尽见真淳。
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
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
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
汪曾祺小说风格浅探
汪曾祺小说风格浅探作者：刘金同来源：《中国校外教育·基教(中旬)》2015年第02期汪曾棋小说以淡化的情节，平淡而散文化的语言描绘了江苏大幅的生活习俗画卷；并以轻松明快的笔调，描绘了清新隽永、生面盎然的江南景物；用白描手法塑造了一系列符合传统审美情趣的人物。
这些人物大都有种超脱功利、返璞归真的特性。
汪曾祺习俗画白描手法情节淡化散文化汪曾棋，（1920—1997）江苏高邮人，1934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
主要作品有《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渐棋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等。
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受戒》是其成名作，《大淖纪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对乡土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初，饱受文革创伤的人们，心灵的伤口尚未愈合，与之相适应，文学创作也尚没有从“伤痕”中挣脱出来。
汪曾祺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发表之后，顿时斐声文坛，拨开了人们心灵阴霾，以其清新隽永、生趣盎然的风格把人们的心灵带到了别一番洞天。
一、以其平和的心态、平淡的语言与韵味描绘了家乡高邮乃至整个江南浓郁的风俗画卷汪曾祺是描绘风俗的高手，他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烂熟于心，这些描写涌入笔底时，作者在游刃有余的叙述中，显得得心应手，潇洒自如。
有时极简练几笔便勾出某地风俗，如《异秉》中“后街人家总是吵吵闹闹的。
男人揪着头发打老婆，女人拿着火叉打孩子，老太婆用菜刀剁着砧板诅咒偷了她下蛋鸡的贼。
”只三句话，便把一个庄风乡俗活脱脱画于我们面前。
有时又不惜笔墨，信马由僵写去，好几段好几页的去写一处的各种习俗，营造小说人物生活的社会环境。
如《大淖记事中》写淖四周不同行业人家的不同习俗，《受戒》中写到寺庙的礼仪戒规等，再如《如意楼和得意楼》中对扬州人吃早点的习俗的描写。
介绍了早点的种类，制作吃法，吃客的群类等，这种不惜笔墨不厌其烦的介绍绝不是写地方志的那利繁琐，而是处处透露着风趣与灵性，蕴含着生意人的道德观念与生意智慧。
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风格浅论
汪曾祺以情绪体验去追踪生活,组织画面,他特别注意以直觉、感觉的方式去把握审美对象。他的一些散文小品可以证明这一点,如《人间草木·槐花》一文,开头一句“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接着讲述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养蜂人的故事,最后以一段“玉渊潭的槐花落了”戛然收尾。一组简单的画面却包容了丰富而深刻的意蕴,给读者以某种情绪的感染,某种感觉的联想,某种生活的暗示。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我对异乡人的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
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风格浅论(三)
致力于散文文体的创新,建构自己的文体风格,打破散文题材和主题的单一、技巧和形式的单一、神韵和语言的单一,使散文以博大的“胸怀”,对各种文体的技巧并容兼包,寻求和创造不拘定格、富于弹性和主体感的文体形式,是汪曾祺散文的又一个重要特色。他的散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他的散文取材广泛,不拘一格,笔墨洒脱不羁,行文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矫揉,不造作,没有感情与语言的夸张,具有融合各种文体各种语气的高度适应能力和随手拈来、为我所用的机智,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广见博识和深刻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如《泰山片石》、《初识楠溪江》、《严子陵钓台》等游记散文,只要意有所至,笔势所趋,往往不惜打破文体技巧的藩蓠:借助于小说的叙述方式、诗歌的意象转换和韵律节奏、绘画的色彩、古典文学的旁征博引、民间的小考等等,从而使他的散文孕育出了新的具有更高价值的审美特征。首先,能体现汪曾祺文体创新精神的是叙述方式的新变。过去这类散文,由于它的“回忆”、“怀念”的性质,基本上采用的是一种纵向的思维和叙述模式,文章的布局谋篇大多循照着一种物理时空顺序。这种线式因果叙述,往往会使它同那种单纯按横的物理时空结构的“导游词”式的游记散文一样,而流于“流水帐”式的“叙家谱”。汪曾祺的散文,如《觅我游踪五十年》、《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四方食事》、《老舍
汪曾祺小说艺术特点
一、1.独特的小说观念“小说是回忆”汪曾祺曾经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的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于是,我们阅读他的小说,仿佛感觉到是一个岁月老人在夕阳下讲述些有意思的往事,清淡、飘逸、耐品味,那些浓烈的、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东西都在他的娓娓叙述中变得淡而又淡;人情世故,舒缓有致,自有一番坐看云起的淡定;从汪曾祺目前的小说来看,他的作品大多是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那里有他童年生活的记忆和梦想,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这些他写得最好的作品都属于童年回忆;为什么写得最好的是那些离现实最远的作品呢回忆中的故乡童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审美经验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些醇美的、在生命中留下印迹的东西;蓦然回首中,记忆里的往事点点滴滴叠印起来,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世界;2.欢娱和谐的小说风格汪曾祺本人的个性和气质是倾向于和谐欢娱的,文如其人,其小说也具有相同的风格;40年代的汪曾祺由于年轻气盛,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浮躁凌厉”之气,老年以后汪曾祺参透了许多人世的纷争,越来越达观,他不习惯于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的拷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于是,我们只在他的少数作品里看到些许锋芒和嘲弄,比如讲用;而他的大部分作品表达的都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氤氲着世俗人生的欢娱;汪曾祺的小说营造了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和谐温馨的所在;作者把笔触投向“故乡”高邮的村镇,这里没有宗法的约束,没有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喧扰,有的是一派自然与随和,有的是任性率真的人情与人性;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和是十一子莫不洋溢着健康与活泼的光辉;大淖周围的人对于男女之事的以两情相悦为原则的随意,荸荠庵和尚们打牌、杀猪、吃肉、谈恋爱、找媳妇,虽然有违宗法制度和佛教清规,却是真真正正的人性的舒展和生命的欢娱;3.萧散简远的小说语言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是,当我们读完后却难以复述其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因为小说的故事性不强,情节太少,好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腾挪跌宕;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他更多关注的是生活,他写人写事,浮在上面的却是生活;所以,他结构小说时大多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建构”,先描写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中间碰到什么可能就会绕进去写几笔,就如同一条流动的小河,两岸的草、花、云、影都倒影在里面,它不停地流着,碰到石头、游鱼、细沙……都要低回不已,一唱三叹,就这样形成了一条丰富活泼的小河;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他说这种处理方法受过大苏写作理论的影响：“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种行云流水般自然处理材料的艺术方法,与他本人的气质有关;他书画兼长,学养丰富,尤喜古代笔记,“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画则写意胜于工笔;他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只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叙述者,性情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度和叙述文体;二、1.浓郁的抒情色彩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的抒情气质也日渐成熟; 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其实作家精心描绘的水乡风俗,更多的成为一种渗透着抒情韵味的氛围,为小说中即将发生的缠绵绯恻的爱情故事提供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背景,它具有情感规定性,并带有触发、烘托和解释作用,它浸润着创作主体的情思,比起一般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中冷静、客观的环境介绍、背景刻划而言更具感人的魅力; 在创作中作家有意识地采用一种“过去时态”的写作,将绝大部分小说置于回忆笔调之中,这与小说抒情功能的需要有直接的关系; 作家曾说：“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抒情气质对其作品的风格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明显地迹象莫过于其小说语言的“诗化”倾向;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大多带有创作主体的鲜明烙印,因而体现出独特的抒情气质;他笔下挣扎于生活重负之下的主人公在单调枯寂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对美的敏感与热爱,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生活的渴望,甚至敢于为此冲破世俗的规范;在他的小说里,不仅知识分子懂得在笔墨山水,梅兰竹菊之间寻找生活的情趣,便是那贩夫走卒也多有艺术爱好.这些凡夫俗子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却依然在忙碌奔波之余寻找着美,酿造着诗意; 2．原生状态下的民俗风情画卷汪曾祺小说创作不仅在取材上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性特点,而且所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民间的市井人物;对这些平凡普通的市井人物,作者往往能拨开压在他们身上的层层阴云,发掘蕴藏在他们内心的美质和情操,张扬他们生活中的美和欢乐,使他们在各自微贱庸常的营生中以出色的劳动创造出了一种美的境界;因而以往的评论中,常把汪曾祺的这种描写称之为“风俗画”;但是汪曾祺的创作目的却绝不仅仅在“风俗画”,其深刻的主题意蕴是向人们揭示一种独特的民间原生态; 汪曾祺作品中那种对原生民间形态的欣赏还表现为赋予作品中人物对清规戒律的蔑视; 在汪曾祺小说中,男女性爱是高尚自然的行为;那些小说人物之所以破戒求爱,乃是寄寓着对于美好人生的诗性向往;汪曾祺写得较多的是私奔故事;姑娘生下私生子,少妇搞婚外恋,小姑娘爱小和尚在这里都是平常事,只要她们愿意,爱怎样就敢于怎样;私奔乃是她们阴暗的一生中最为光明的一次追求,是对日常生活的有限性和无聊感的逃避与反抗; 汪曾祺向我们展示的这个具有自在的原始意味的民间形态,充盈着旺盛的生命活力,“是一个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的境地;人在这样的民间文化形态中是自然的、舒展的、欢乐的;汪曾祺在他的小说中所要表达并极力推崇和赞美的正是这样一种充满诗意的人生境界或者叫做生命存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汪曾祺小说创伤的主题的话,那就是：人应该像他所描写的人物那样,诗意地生存在诸如民间的大地上;3．工笔画般的表达方式; 汪曾祺在叙述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对环境、风物、风俗、风情的细致描写;他的小说,很少采用开门见山的写法;作品的开头总有大段的关于环境、植物、风俗、典故等的描写或考证的文字;比如大淖记事的开头,从对“淖”字的考证,写到淖中的沙洲上的茅荻和四周的炕房、浆坊、鲜货行、轮船公司、码头……然后又写到西边的锡匠和东边的挑夫,而人物的出场还在后边;这种写法很有点“三纸无驴”的味道;但是汪曾祺却能把这些东西写得形神兼备,引人入胜;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文化性、可读性,而且平添了艺术上的真实感; 4．清水出芙蓉的语言;“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汪曾祺的民间叙述风格相一致,其小说语言表现为少浮辞、不渲染,质朴、洁净的艺术特点;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夸张、反语、双关等修辞手法,连比喻也用得很少;这就使他的语言去掉了一切枝蔓和芜杂,清水出芙蓉般单纯、明快,细细读来似乎只剩下了语言的原味;三、由于受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影响,汪曾祺的创作取材自由散漫,多描写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情调;汪曾祺完全继承了老师沈从文对作品不讲究戏剧冲突,通过微妙的暗示、细腻的心理刻画,缓缓拨动读者的心弦的艺术风格,使得自己的文学作品风格清新秀逸、宁静致远;汪曾祺的作品是现当代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着非常重要的审美价值;他的作品远离重大题材,没有性格复杂的大人物,也没有强烈的戏剧矛盾冲突,作品随物赋形、疏放平淡、情韵幽远、风致清逸;汪曾祺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对人们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人们能够从中得到文化的休憩,因而阅读他的作品总能给人一种温温的,淡淡的,静静的感觉,他要为读者构筑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般的理想境界放松身心;汪曾祺不时的绵里藏针,刚柔并济,又给人一种富有自我特色的独特见解；他要让读者到他作品中静谧的天堂里悠闲一下,却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多姿多彩的生活,让你在悠闲中增长一点见识;汪曾祺全方位的审美观无形地渗透在散文小说创作过程中,读他的文章,犹如品味一杯香茶般的悠闲;汪曾祺作品散漫悠闲的风格体现出他爱自己的故乡,爱那里纯朴的乡民的深厚感情；他钟情传统文化,追恋农耕文明,表现在作品中总是营构桃花源般的理想国度,以一种诗意却又经典的写法展现普通人的美好情怀;汪曾祺作品的语言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很有特色的,这里以他的着名小说受戒,大淖记事为例,浅析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大淖记事中对大淖环境及在这一空间里生存,活动的人物的叙事,从结构上说,就是那种传统文学的经典模式;开篇即把故事发展的前提布置得规范、详细,序幕拉开,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人物个性已然明了,作者只需讲故事娓娓道来,情节朴素自然,这样读者可以全身心沉浸在作者描绘的艺术境界中;汪曾祺独树一帜地将一些该说或者不该说的话一字不改地放在作品,一方面很多人都可以读懂,另一方面也使得文章的真实性没有被抹煞;如小说中“把一泡泡骚尿撒到水里”,“牛屎粑粑”等,在人们看来,这都是一些粗人说的话,但是,在这里作者却毫无忌讳,用得相当随意,而它们则很好地表现了水乡人原始的人性美;受戒里那块忘俗的天地,青涩拘谨的小和尚明子,率性天真的农家女小英子,以及他们那段惊世骇俗的初恋故事,让人深陷于这样一个幻境中无法自拔;受戒完全构造了汪曾祺自己的桃花源,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和尚们可以打牌,可以随便带家属进出寺庙,可以接近女色,可以结婚等等;小说中明海小和尚与天真美丽的小英子有了甜蜜的恋情,按理说女孩子是不便首先表露自己的意图的,但小说中小英子却主动问明子“我给你当老婆,要不要”多么率真的探问,人物语言不带一点矫情,这样的语言在小说中俯拾即是,既与崇尚语言质朴性的传统文学一脉相承,又很好地承载了对“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追求”;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表现为描写手法的平淡自然,对话简洁明快;作为汪增祺的经典小说,受戒集中反映了他的散文诗式的创作手法;全篇语言特点是平淡的白描笔法,自然随意,无拘无束;这种手法与普通的小说语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却是只有这种率性自然的笔法才能描绘受戒这一具有特色的民间世俗世界,才能体现民间生活的自由自在,体现那种毫无功利的纯真人性;汪曾祺的受戒全篇畅如流水,不是九曲回肠,而是如脉脉流水般的安详;自然的语言是汪曾祺语言的又一大艺术特色;如受戒中“小和尚的日子清闲的很;一早起来,开山门,扫地;……”一天的生活就这样被自然细致的描绘出来;又如“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一句话我们就明白了明子和小英子的爱情故事;此外受戒全文都是轻松的语言,毫无苦涩艰深,读来顺畅清新;汪曾祺的语言特色还表现在语言对话的跳跃性、节奏感上;语言是作品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受戒中的对话简洁、明快,使文章大大增彩;文中简洁的语言,讲述了明海与英子的初次见面,就使人看到了英子的“喜鹊”似的性格,随后的文章更加明确了英子善良,乐观的性格;而在全篇最后的对话中,故事发展到了高潮,仍是简单地对话,却使得人物性格最终确立;语言生动不避俗俚之语,不仅使我们在读作品重现现实感到亲切,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感到了民间纯真生命的底色;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也是它历尽困顿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标;有时,情感会战胜理智,或许这就是人性苏醒的时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汪曾祺正是以他一贯的那种平淡清新,毫无顾忌的描写方式,简洁明快的语言特色,描写人性,建构出一种平淡,一种整体和谐的紧凑,整篇文章如汩汩清泉注入心灵,甘洌清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深陷在这淳朴自然、自由旷达的桃源世界,忘却时间,忘却纷繁杂乱的尘世;汪曾祺的作品无疑给他所处的,当时充满着血与泪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摆脱了功利性的束缚,远离于政治的漩涡,虽然有一种与时代脱节的感觉,但这种纯文学的创作更具有特殊的地位,更能引起人们的珍视和共鸣;四、在文学群体、流派涌动更迭的20世纪80、90年代,汪曾祺是为数不多的个性化的抒情小说家;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和谐优美的风俗画,蓬勃的生命力,健康的人性;他40年代受业于西南联大的沈从文并有了文学创作,在经历解放后近30年的沉寂后,在80年代复出,重新显示了京派文学的文学立场和艺术魅力;他在对童年、故乡、往事的回忆中,将热情寓于恬静,沉重融入乐观,用自然、清雅的笔调抒写健康、美丽的人生,以宽厚通脱的胸怀构建理想的生活境界,形成了和谐优美的小说艺术风格;一、优美和谐的风俗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1943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先后任中学国文教师、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调北京市文联任北京文艺编辑;1955年调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先后任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汪曾祺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小说大多选择短篇小说的形式,数量不巨而质量上乘;六十岁写受戒,轰动一时,六十一岁写大淖记事,传咏四方;两文清新淡远、生趣盎然的风俗画描写风格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 高邮是个很有文化渊源的地方,写了无数温籍纤丽词句的着名词人秦观是高邮人,大运河数千年从城边流过,作为封建文化中心区域的流风余韵,难免给汪曾祺以重要影响.汪曾祺是西南联大出身,沈从文的学生,老师的文学风格、人文主义思想也一样渗透到他的作品中; “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1受戒、大淖纪事和八千岁等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富有别有风情的风俗描写;如受戒的结尾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充满着生活情趣的水荡景色的描绘,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恒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汪曾祺的每篇小说几乎都很用心的去描绘风俗人情、而且不惜大量笔墨,但绝非停滞于风物志、风情志的叙述,而是有着其深刻的人文内涵的;这一点与他师承沈从文的“边地”小说有着紧密的联系; 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乡土风俗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人与人之间谦和互爱,人与物之间亲切共适,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相依,呈现出一派远离喧嚣和纷争,摒弃传统伦理中的狭隘和迂腐后的高远平淡、自然随和的生活氛围; 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公益从不袖手旁观”;2三人的生活并不怎么宽绰,但当地方上要做公益,需要捐款,“首事者把捐薄伸到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三人的急公好义在地方上是出了名的;在朋友身处困境需要资助时,王瘦吾、陶虎臣为靳彝甫凑足路费,让这位有才华的穷画师外出谋生；王瘦吾、陶虎臣的生意破产,家里的生活跌入低谷时,陶虎臣变卖了三块祖传的视若性命的田黄石章,脱朋友于困厄;羊舍一夕中的四个小工团结友爱,安乐居中的酒友们友爱共处,受戒中尘世与佛门间亲密融洽,大淖记事中锡匠与挑夫们睦邻友好,同甘共苦;这些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却多具仁人君子的热肠,有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他们热情诚恳,正直善良,多情重义,舍己助人,强调自身的责任和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自觉地使自己的情感行为与群体沟通,与社会道德认同,与客观环境协调,表现出一种平和友爱的生活态度; 优美和谐的风俗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的融洽关系中,还表现在人与物之间的亲近上.故里杂记·榆树中的侉奶奶疼爱那头牵磨的驴,驴乏了,打滚时,侉奶奶“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乡下人进城卖牛给屠宰场,是侉奶奶地方上的人出面将年老的牛买下来,使得这头老牛能够在众人的照料下“颐养天年”;二、善良、美好、健康的人性在汪曾祺复出文坛的时候,他已经辍笔了40年,当他用一个80年代中国人的眼光回顾40多年前的那些旧梦时,体现出作家对人生与社会的更深刻的认识,突出了对民族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中善良、美好、健康人性的歌颂; 受戒中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村姑英子的恋爱故事;汪老有意识地将晶莹剔透、充满纯情地爱情领入了诗的境界;他把明海当作一个普通人来描写,让其按照自然天性发展,表明了对健康人性的礼赞;作者既描写了明海每天开山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等超凡脱俗的僧侣生活,又描写了和“野和尚”们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甚至逾越“门禁”的偷情世俗生活;这充分体现了作家对于充满着纯情的自然之爱的眷恋之情; 大淖纪事中,大淖的女人们按自然的节奏快快乐乐地活着,她们跟男人一样干活,一样挣钱,一样靠肩膀吃饭,没有惯常的女性的扭捏和对男性的依赖,显示出她们的自强、自尊、自信;在劳动中,大淖的女人们总是将自己收拾得齐头整面,干净利索,她们挑得不比男人少,走得不比男人慢;艰辛的劳动在她们的眼中如赶集般的轻松,看不出丝毫体力消耗的疲惫,只看到生命的美丽在劳动中尽情地绽放,生命的欢乐在劳动中跳荡;传统的伦理和偏见在这里被冲淡,女人们生活得全无“规矩”：姑娘可以自己找人,可以未婚生子,媳妇们也可以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媳妇们敢扒掉叔公的衣裤也敢在叔公前脱了衣服;“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她们充满了粗犷的、原始的、野性的生命活力,在生活中尽情释放生命的能量,敢拼敢搏,敢恨敢爱;她们热爱生活却不执着于功名利禄,淡泊超脱却又没有对生命短促的感叹.王四海的黄昏中视爱情为最高人生境界的武功艺人的故事,晚饭花中秦家三姐妹自寻郎君的爱情故事情节,均寄托了作者对于纯真质朴、自然健康的人性美的追求,以及对戕害这种健康人性的黑暗势力的控诉之情;三、和谐、乐观的色调汪曾祺总是一往情深,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人间的情义,思考着人生的真谛;在艺术表现上,汪曾祺不追求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淡化情节、追求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3受戒追求的是僧与俗的和谐,大淖纪事追求的是性与爱的和谐;这使得汪老的小说的意境显得空灵、超然,具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神秘与梦幻的情调; 作家个体的艺术风格既受民族历史文化的影响,也受到自身个性﹑气质﹑思想以及文化素质﹑艺术修养等的制约;汪曾祺是个很乐观的人,对生活充满热情：“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会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的先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4正是由于这个朴素的信念,也为了将自己对生活的乐观传达给读者,他所撷取的不是人生的苦难,他小说描写的侧重点不是人性中的阴暗和丑恶,“他创作的旨意既非通过善恶美丑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来表现崇高和悲壮,也非以深沉的情感对灵魂进行严肃的拷问”;5 和谐与乐观作为人生的主色调代替了沉重和忧虑,由此形成了作品深蕴的乐观;当然,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只表现欢乐而没有悲伤,是不合实际的;他小说中的忧伤既直视人生的本来面目,又被乐观所涵盖;人世间的悲哀﹑苦难,人性的委琐,以及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人鄙薄的行为做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缓缓化解成一种微甜、微苦、经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不得意忘形；微笑淡化了愁苦,温馨驱走了暴烈,平和取代了浮躁;他的作品,到处可以使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温暖,一种令人心平气静的柔和,一种旷达超脱的微笑,内蕴的乐观消融了丑恶,作者的性情已经转变成了作品别样的情感趋向和艺术风格;一切都显得那么淡然,那么通脱,那么和谐;四、恬淡的意境汪曾祺的小说兼具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一方面是因为他学养丰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自己故乡的风俗人情和掌故传说更是如数家珍,有一种博识的杂家的风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生性淡泊,崇尚自然,讲究情趣,讨厌做作,反对小说的戏剧化;汪曾祺认为“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6他的小说处处均似闲笔,实则处处精心设计;他的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描写都可以看作是一首诗,散发出迷人的诗情画意;他在“酿造‘情调’,雅化人物;让人物带上自己的文化心理从而显出丰美的氛围气上却显得谨严而功力厚重”;7如八千岁中,作者随心所欲地描写离题甚远的贩马人“宋侉子”、旗人娼妓虞小兰、土匪军官“八舅太爷”,扑朔迷离,峰回路转,最后才写到“八千岁”,然而这些人物既是展示他们与“八千岁”故事的因果链条关系,更是在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比中寻觅一种健康人性的诗意美的境界; 汪曾祺小说兼具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还表现在以平淡的笔调营造隽永和谐的艺术境界;在他的笔下,生活都是以其本来面目和盘托出,写风俗、民情,写人物活动的场景,少有刻意的雕琢;写景物,他笔下的天空是澄净的,阳光是柔和的,湖水是宁静的,花草是妩媚的;写人物,更少大起大落的情感起伏和大喜大乐的内心冲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一派安详和谐,万事万物都处于平平淡淡安安静静之中,即使偶尔生出那么一丝不快,也被坚韧和乐观冲淡,也无法打破作品整体的和谐宁静;汪曾祺对平淡的追求是自觉的,故而在汪曾琪的小说中他营造出的世界是平淡的、宁静的,生活在这种境界中的人去了浮躁,轻了利禄,心境是平和的,生活是恬淡的;他小说中的语言和氛围都充满着富有画意的描绘,它们与人物的情意相契合;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中“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的情景,就是这种极致;五、诗化的语言着名作家都是讲究语言的,如鲁迅,沈从文,老舍,孙犁,赵树理等;鲁迅极精练,他的语言具有深厚旧学功底；沈从文刻意唯美,但过多的方言俚语有时让人难懂；老舍是活泼的市民语言；孙犁平淡简洁；赵树理是真正的农民语言中间杂有民间戏剧的对白;汪曾祺的小说读起来平和淡泊,但细细咀嚼却意味无穷,寓人生哲理于凡人小事的叙述中,寓真善美于平庸琐碎的事件描写之中,化神奇为平淡;鉴赏家中叶三,一个卖水果的;季画家画了一幅紫藤,问他怎么样,他说：“好”“好在哪里”“紫藤里有风”;“你怎么知道”“花。
汪曾祺小说研究
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一直是汪研的重点。
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
形成了这样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文体风格，艺术渊源及及传统文化底蕴及思想意蕴。
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文体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
较系统地着手这一工作的李国涛。
他在《文学评论》87年第4期上发表《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一文,从“小说是回忆”、近似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3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进行透彻、精遂的解析。
杨志勇则从叙述方式(包括视角、语言等)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虚实相生以激发读者的主体创造意识三方面来阐释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并指出在这几方面汪曾祺的文艺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形式学派、接受美学)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振。
许多研究者都提到汪曾祺小说“散文化”这一特点,“散中有凝”,追求内在的神韵,认为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消解,这是较一致的看法。
许宗华专门对汪曾祺小说“非情节化”作了论述, 具体分析其在情节设置、人事描写上的独特表现。
张洪德则进一步从“对人物作个体凸现或群体描绘”,“运用‘写意’手法展示人物风貌”,“选取独特细节对人物作传神描绘”3方面分析了汪曾祺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
谈到小说散文化,汪曾祺小说中“气氛即人物”,注重氛围感渲染和酿造,得到了评论界一致认同。
邓嗣明撰文从氛围气这点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认为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键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
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接下他从这一转化的两种形态:一、气氛即人物:审美感受的物质外化;二、小说“散文化”:理想人格美的塑造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抒情审美品格作了深层的剖析,很有创见。
有的从汪小说的叙事风度入手,认为平淡既是其叙事方式、叙事态度,更是汪对待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态度。
有的则提出其文体意识体现于“叙述方式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和激发读者的主体意识”三方面。
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
谈谈汪曾祺小说的风格与特色——以《受戒》为例暑假在家读了《汪曾祺文集》，感受颇深，尤喜欢他的小说，在此谈谈我对其小说的看法。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
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
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
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
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
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
为此他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在风格特色上，汪曾祺的小说比较接近散文，是散文化了的小说。
汪曾祺的创作开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
他历来主张短篇小说应有散文的成份，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界限。
他有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修养，尤重《世说新语》、宋人笔记、桐城散文，又师承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这就使他的小说确实难同散文相区别。
在新时期的小说中，他的作品可说是独具一格的。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点首先在于重气氛。
他认为在短篇小说中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没有情节，不直接写人物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浸透人物，因为气氛即人物。
所谓气氛，既包括作者的情感、情绪的自然流露，也包括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生动描绘。
但汪曾祺尤其看重风俗描绘，他“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
”风俗自然地流露出一个民族的天性，作者总是从这里去寻找人物性格的源头活水。
凡与人物有关的风俗，作者从来不吝笔墨，大笔挥洒；与人无关的风俗，尽管很美，也毅然割舍，惜墨如金。
他自己说；“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象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
论汪曾祺与意识流小说创作
论汪曾祺与意识流小说创作汪曾祺从20世纪40年代创作伊始，就借鉴西方现代派手法，大胆进行文体试验。
汪曾祺运用得最多的是意识流手法，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所写的相当一部分小说都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
汪曾祺对意识流手法的理论认识也别具一格，认为意识流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自然产生的。
汪曾祺还将西方意识流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作品相比较，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意识流，实际上有两个“根”：一个是来自西方文学，一个则是来自于传统。
标签：汪曾祺；40年代；意识流小说汪曾祺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平津文坛“新写作”的后起之秀，他受西方哲学、文学思潮影响，大胆进行文体试验。
对西方现代派手法，汪曾祺运用得最多的是意识流。
1993年汪曾祺在回顾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认为：“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比较大。
……我是较早的，也是有意识的动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中国作家之一。
”①40年代，汪曾祺的小说《绿猫》、《小学校的钟声》、《复仇》等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最早的意识流作品的代表。
“意识流”本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
它最早见之于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1884年）。
英国小说家梅·辛克莱在其文学评论文章中首次使用了“意识流”这个术语。
她肯定了英国小说家托洛塞·李查森在《人生旅程》序言中所提出的“女性现实主义”，要写“被沉思默想的现实”，“思想和信仰的真实”的观点，并把李查森的小说称为意识流小说。
这是英语文学批评理论中引进“意识流”概念的源头。
汪曾祺对意识流小说的认同与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汪曾祺在谈到英国文学时指出，“英国文学里，我喜欢弗·伍尔夫。
她的《到灯塔去》、《浪》写得很美。
我读过她的一本很薄的小说《狒拉西》，是通过一只小狗的眼睛叙述勃朗宁夫人的恋爱过程，角度非常别致”②；“我喜欢弗吉尼亚·伍尔夫那种如云如水，东一句西一句的，既叫人不好捉摸，又不脱离人世生活的意识流的散文。
试论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
2012.02学教育16以简和他能相爱交往。
莱辛追求女性的独立和自由，希望女性不依赖男性生活。
她认为两性是平等的，一方都不能夺取对方的自由，两性之间需要双方的团结和努力建构男女平等的和谐关系。
三、《又来了，爱情》的萨拉追求的爱情《又来了，爱情》是多丽丝·莱辛的晚年代表作品之一。
在小说中，多丽丝·莱辛关注边缘女性和老年女性，表现了她们的感情生活。
《又来了，爱情》的一条线索讲述朱莉的故事。
朱莉先后爱上军官和贵族，但她的两次爱情都因为她的出身和世俗的偏见最后以悲剧结束。
朱莉还有追求者向她求婚，可是婚礼前她投水而亡。
她经历的爱情和世俗的偏见也结束了。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就是萨拉的故事。
多丽丝·莱辛通过对小说中女性人物萨拉的描写表现了她的女性主义意识。
萨拉追求爱情的心理描写，表现了萨拉欲爱不能的痛苦。
多丽丝·莱辛描写了女主人公萨拉的心理，进入她的内心来描写她的女性思想。
莱辛表现了女主人公萨拉那种感情和现实中的矛盾。
《又来了，爱情》这部作品讲述以萨拉为代表的女性在追求自由和爱情的过程遇到的感情迷失。
通过分析女主人公萨拉的情感经历，解读她感情迷失的原因和困惑的出路。
萨拉追求的爱情描写和心理是作为重点的女性人物分析，萨拉是剧团的编剧，她先后爱上了比尔和亨利。
亨利对萨拉的态度与比尔不同的，他不会背叛妻子，亨利和萨拉他们之间都有道德底线。
萨拉在和亨利的感情中困惑，理性让萨拉认识到自己和亨利之间的关系。
社会的压力使萨拉逐渐成熟起来，她对爱情和自己重新有了认识。
女性在社会独立生活着，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
莱辛在两性关系上既接受了女性主义的一些观点，也有她自己特色的理解。
《又来了，爱情》展示了莱辛对女性感情的思考，女性的真正自由和爱情不是女性的独立，更在与男性的和谐关系。
作品表现了两性双方关系中，一方的强势都会使得男女关系失去平衡。
两性关系存在平衡，男女之间才可以拥有和谐的关系。
《又来了，爱情》小说中女性人物萨拉的描写展现了莱辛的女性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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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早期小说中有一类颇具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但是，1980年
代复出之后，他的小说似乎完全隐去了其早期小说的现代主义特征。其实，其早期现代主义
小说文本对汪曾祺晚期写作仍有深刻的影响，不过是以消隐而内化的现代主义手法，为汪曾
祺晚期小说赋予强烈的诗意美感，从而有别于早期同类水乡题材的纪事特性。
关键词：汪曾祺；早期小说；晚期小说；现代主义；消隐；内化
汪曾祺早期小说尚存在一类具有鲜明现代主义特色的文本。虽然这一类作品为数不多，
并且这种现代风格在其1980年代复出后的小说写作中似乎未被光大与继承，但是这类早期作
品却提示了汪曾祺小说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然而研究者对此问题尚未予以充分的关注与探
讨。一、生存的困境及玄妙的主体境遇
有研究者指出，萨特的存在主义对汪曾祺的影响是深刻的，“如果说阿左林和纪德等给予
汪曾祺的主要是艺术风格和感觉方式上的启发，那么萨特可能还包括加缪给予他的则主要是
思想上的启发”。汪曾祺早期的现代主义作品大多数是描写个人的生活状况，触及到当时的人
的生存困境问题。在汪曾祺的早期小说中，无论是有明显的故事情节的还是没有明显故事情
节的作品，都涉及个人的生存困境，如《复仇》中，复仇者面对生下来就有的替父报仇的使
命与自我内心的自由之间的人生两难的痛苦境遇，这不仅仅是身体的困境，还是精神的困境；
《醒来》、《囚犯》、《牙疼》、《三叶虫与剑兰花》、《艺术家》、《邂逅》等篇中也都写到了个体
的生存面临着困境，面临着人生的某种荒谬性这样的主题。
汪曾祺早期现代性的小说故事性并不强，没有波澜壮阔的转折性，好似在一汪平静的水
面上演绎着淡淡的人生。汪曾祺早期的一类作品中，还注重意识流的写作，小说的叙述是随
着人物的意识流动而展开的，整篇作品好似是随着人物的意识而展开的，情节很少，基本上
是看不到故事性的展开，意识的流动性似乎具有更自由的特点，意识流动到何处我们就只能
跟到何处，所以这样的作品中事件之间的联系性就越来越疏松，有的甚至是毫无联系，能够
称得上是有联系的那似乎就是都是一个人物的意识进行的流动。
二、非情节化与抒情性的诗意风格
汪曾祺早期的小说具有现代性方面的特点，但是到了晚期，汪曾祺的小说已经没有了这
种现代性的特点，已经没有了意识流结构的特点，向着传统的情节结构小说转向，如《大淖
记事》、《受戒》。这是汪曾祺在小说写作技巧上故意地向传统小说的回归吗？虽然早期的乡村
纪事式的小说叙写与晚期的高邮水乡系列在题材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是在叙事风格上，
1980年代的诗意化与抒情性却是早期同类题材小说中所没有的。因此，我们不难体察，或许
正是上述现代主义风格的消隐、内化才形成了1980年代复出后的汪曾祺晚期小说写作的叙事
风貌。
汪曾祺早期的小说中也有乡村叙事性的作品，如《庙与僧》、《鸡鸭名家》。这种乡村纪事
性的作品与其晚期的《受戒》、《大淖记事》，虽然都没有扣人心弦的矛盾冲突情节，但是相比
起来其后期的小说却比前期的更为“诗意”。同样描写了故乡高邮的自然风光、民间风俗，《受
戒》中的荸荠庵比《庙与僧》中的和尚庙更让人向往。《庙与僧》中尽管也写出了那里人们健
康的生活，写出了当地的自然风光、风俗习惯，但是，“我的行李已经由人先放在我要住的房
间里去了”，一开头就写出了“我”的身份，“我”是一个旅行者，一个奔波者，那里和尚们
的健康生活，跟自身的奔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看出，早期这种乡村叙事性的作品尽管
与早期有着明显现代主义特色的小说之间有鲜明的不同，但是仍然带有早期现代主义作品中
的存在主义的色彩。在汪曾祺作品《复仇》中，开头虽然改为“一支素烛，半罐野蜂蜜”。这
里的“蜜茶”已经改为“野蜂蜜”“主人的深情”也已经去掉，似乎没有了那种抽象的抒情性，
开头来看似乎没有第一篇那么有诗意，但是在第二篇《复仇》中，有“和尚站在一片花的前
面，实在是好看极了，和尚摘花”的描写。和尚本来是四大皆空者，是六根清净，色即是空
者，但是这里的和尚却跟让^有着某种感官体验的“野蜂蜜”联系在一起，跟有着视觉体验的
具有色相的“花”站在一起。全文中“花”是一直在出现，随着作者的意识的跳动，“花”始
终是没有消逝的，这就足以说明了更为强烈的某种内在的个体体验和个体的内在抽象的抒情
性，一种不流于世俗的，出于真正个人体验的内心深处的希望与期冀。
要想全面理解汪曾祺，其早期的作品是不容忽视的，明确汪曾祺早期的现代主义的作品
及其小说写作的逐渐转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汪曾祺，更好地去理解西南联大时期
的文学状况，也能为我们去理解那些后来受汪曾祺影响的作家提供一种理解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