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风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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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散文写作风格

汪曾祺的散文写作风格

汪曾祺的散文写作风格汪曾祺的散文写作风格汪曾祺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

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汪曾祺的散文写作风格,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

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

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

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

我对泰山不能认同。

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

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

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

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

他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

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

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

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如何

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如何

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如何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如何汪曾祺是一位跨越现当代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在汪曾祺作品中,民情风俗包含着真实的性情。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欢迎阅读与收藏。

一、和谐的风俗汪曾祺的小说创作风格鲜明,以独特的文学气质和淳厚的生活底蕴,热衷对故乡、对童年展开温馨的回忆,并擅长作风俗画式的描绘,而被称为“风俗画作家”。

汪曾祺说过:“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看出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关于风俗画的描绘是有意为之的。

《受戒》和《大淖纪事》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别有风情的风俗描写。

如《受戒》的结尾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其笔下那具有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出一种纯朴、温馨、清雅和谐的美感,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久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在《大淖记事》里,有随四时自然变化的沙洲美景、高阜上的鸡鸭炕房、负曝闲谈的人家、忙碌的浆房、田畴麦垅、闲置的候船室。

总之,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正是大淖人自然恬静天性的写照。

而小说中十一子和巧云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风情和谐,使人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是写风俗。

风俗和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

优美和谐的风俗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的融洽关系中,还表现在人与物之间的亲近上。

《受戒》中的小和尚海明和小姑娘英子爱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荧火虫飞动。

《天鹅之死》中的白蕤对美丽的天鹅情有独钟。

《昙花?鹤和鬼火》中的李小龙爱那雪白的昙花、美丽的野鹤和绿色的鬼火。

论汪曾祺小说的精髓——寓奇崛于平淡

论汪曾祺小说的精髓——寓奇崛于平淡

论汪曾祺小说的精髓——寓奇崛于平淡汪曾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名垂青史的名字。

汪曾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和剧作家。

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精湛的技巧为人所称道。

他的小说在描写生活的平淡中,常常寓有奇崛之处,但这种奇崛却不是为了卖弄而存在,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哲学底蕴。

本文将详细阐述汪曾祺小说的精髓——寓奇崛于平淡。

一、寓意深刻,文化内涵丰富。

汪曾祺的小说中融入了大量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内涵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涉及各个方面的人文社会现象。

例如,他的小说《围城》所描绘的社会现象表现出了当时城市中的腐败和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而他的小说《钟鼓楼》所描绘的正是春秋时期的史实,用寓言的方式来探讨君臣之间的道德关系。

汪曾祺的作品常以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为主角,通过他们的视角来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现象,让读者在平淡的故事中领悟到深刻的寓意和哲学道理。

二、情节曲折,寓意深刻汪曾祺的小说虽然平淡,但情节却多变曲折。

他可以通过一个看似简单的事件,展现出人们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可以反映出社会的问题和历史的局限性。

例如,他的小说《马桥词》所描写的就是一个经历多次转折后才被解决的农民遭受不公的故事。

这种情节的变化让读者在读完之后,对于故事中反映的事件和人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验,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内在品质。

三、语言简单,直观易懂汪曾祺的小说语言简单,直观易懂,曲折的情节和深刻的寓意不会给读者带来阅读的障碍。

他的小说中多用平易近人的语言,描绘生活中的片段,不时添加一些耳目一新的描写,使读者可以轻松地了解和感受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和道理。

他的小说中大量运用方言,把人物的语言真实地还原了出来。

这样的描述,不仅能让读者更好地领悟到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和特点,同时也让人物之间的交流更耐人寻味,更质朴自然。

四、细节描写,意味深长汪曾祺的小说中,细节描写十分传神,甚至可以用意味深长来形容。

他能够在普通的场景中,描绘出很多简单而独特的细节,从而让整个故事充满了神秘和诗意。

汪曾祺小说特色

汪曾祺小说特色

汪曾祺小说特色朴素、平淡、韵味无穷—----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

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

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

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

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

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

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

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

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

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

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

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

豪华落尽见真淳。

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

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

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

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

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

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

本文即尝试从语言的角度对汪曾祺作品进行分析。

一、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

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 (1)确实如此。

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

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

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相关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大淖记事》和《受戒》都是汪曾祺先生优秀的短篇小说。

汪老先生的文章,语言如行云流水般潇洒自如,信马由缰,充满了平淡之美。

他的文体清新别样,文字中充满了传统的文化底蕴,带有鲜明的风俗画特征。

汪曾祺小说处处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人文主义及和谐氛围,他在小说中挖掘并赞扬人性美,突显健康人性,和谐人性。

个人觉得汪曾祺的文风很优美、淡雅,他的文章大多清新自然,采取民间化的叙事方式,为我们娓娓道来了类似江南乡下人的日常生活。

《大淖记事》和《受戒》这两篇小说正是其代表作品,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浓郁的乡土风俗画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

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暗合传统的真善美,并在与假恶丑的对立中获得美的升华。

这是汪曾祺文化小说创作的基本审美态度和道德尺度。

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

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

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

作者既重视小说创作的潜移默化的认识作用,同时又欣赏和玩味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这使他的小说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雾霭,释放出一种多义的主题内涵。

他的小说就像是一幅清新淡泊、意蕴高远、韵味无穷的水乡泽国风俗画,在《受戒》结尾处那充满着生活情越的水荡景色描绘那样楚楚动人,犹如一幅美丽的画画恒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优美,有散文化的趋势。

大淖记事阅读理解

大淖记事阅读理解

大淖记事阅读理解
《大淖记事》是汪曾祺的一篇著名小说,主要讲述了在苏北里下河地区一个叫大淖的小镇上,几个普通小人物的故事。

这些人物包括挑夫、锡匠、船娘、小贩等,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却拥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哲学和人生智慧。

在阅读这篇小说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1.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

他们虽然生活
在艰苦的环境中,但并没有被苦难压垮,而是用自己的方式顽
强地生活下去。

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绘,作者展示了人性的多
样性和复杂性。

2.语言风格:汪曾祺的语言风格朴实自然,充满了地方色彩和乡
土气息。

他通过对大淖地区的风土人情、方言俚语的生动描绘,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中。

3.主题思想:小说的主题思想深刻而多元。

一方面,它通过对底
层人物生活的描写,揭示了社会的残酷和不公;另一方面,它
也展现了人性的善良和坚韧,以及人们在面对困境时所展现出
的智慧和勇气。

此外,小说还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
系的探讨,表达了作者对于人性和生活的深刻思考。

在阅读理解中,读者可以通过对小说中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和主题思想的深入分析,来把握作品的整体意义和价值。

同时,也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对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进行联想和想象,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所传达的思想和情感。

汪曾祺的文学风格

汪曾祺的文学风格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观和他在小说文体创造上的自觉意识。

(1)在汪曾祺重新开始创作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流派和文学潮流不断兴起,又不断更替的时代,许多作家都被卷入了各种潮流之中,而汪曾祺则为少数几位只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写作的“潮流之外”的作家。

汪曾祺与当代大多数小说作家不同,他从不涉足长篇小说,从来也没想过要写一部“史诗性”的或“全景式”的长篇作品。

他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说:“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

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

”(2)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汪曾祺主观上想创造出一种新的小说文体,但是,他在“小说散文化”方面的努力却是自觉的。

正如他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中所说:“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

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

”汪曾祺的小说虽然也涉及他曾生活过的昆明、上海和北京等城市,但大多取材于他的童年和家乡的生活,既不特别设计情节,也不有意制造矛盾和冲突,而是专注于风俗民情的表现,而这些风俗民情也不是推动故事发展和人物性格变化的主要因素。

因此,他的小说不但没有较强的故事性,而且故意在要与“戏剧化小说”背道而驰,使小说呈现出如日常生活一般的自然形态,在“散文化”中创造一种生活的“诗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汪曾祺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

2.汪曾祺在废名、沈从文,与阿城、贾平凹之间承前启后的作用。

(1)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受到废名和沈从文的较大影响。

废名作品的特别之处,是田园牧歌的情调加上古典式的意境的营造,致力于乡村的风土人情,特别是乡村的儿女情态,他所写的是“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也就是说,他不但是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而且还要把散文化的小说写成抒情诗。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则较多地受到废名的影响,一方面以“乡下人”的眼光看城市,对现代文明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批判,另一方面,则立志要成为湘西生活的叙述者和歌者。

试论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

试论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

2012.02学教育16以简和他能相爱交往。

莱辛追求女性的独立和自由,希望女性不依赖男性生活。

她认为两性是平等的,一方都不能夺取对方的自由,两性之间需要双方的团结和努力建构男女平等的和谐关系。

三、《又来了,爱情》的萨拉追求的爱情《又来了,爱情》是多丽丝·莱辛的晚年代表作品之一。

在小说中,多丽丝·莱辛关注边缘女性和老年女性,表现了她们的感情生活。

《又来了,爱情》的一条线索讲述朱莉的故事。

朱莉先后爱上军官和贵族,但她的两次爱情都因为她的出身和世俗的偏见最后以悲剧结束。

朱莉还有追求者向她求婚,可是婚礼前她投水而亡。

她经历的爱情和世俗的偏见也结束了。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就是萨拉的故事。

多丽丝·莱辛通过对小说中女性人物萨拉的描写表现了她的女性主义意识。

萨拉追求爱情的心理描写,表现了萨拉欲爱不能的痛苦。

多丽丝·莱辛描写了女主人公萨拉的心理,进入她的内心来描写她的女性思想。

莱辛表现了女主人公萨拉那种感情和现实中的矛盾。

《又来了,爱情》这部作品讲述以萨拉为代表的女性在追求自由和爱情的过程遇到的感情迷失。

通过分析女主人公萨拉的情感经历,解读她感情迷失的原因和困惑的出路。

萨拉追求的爱情描写和心理是作为重点的女性人物分析,萨拉是剧团的编剧,她先后爱上了比尔和亨利。

亨利对萨拉的态度与比尔不同的,他不会背叛妻子,亨利和萨拉他们之间都有道德底线。

萨拉在和亨利的感情中困惑,理性让萨拉认识到自己和亨利之间的关系。

社会的压力使萨拉逐渐成熟起来,她对爱情和自己重新有了认识。

女性在社会独立生活着,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

莱辛在两性关系上既接受了女性主义的一些观点,也有她自己特色的理解。

《又来了,爱情》展示了莱辛对女性感情的思考,女性的真正自由和爱情不是女性的独立,更在与男性的和谐关系。

作品表现了两性双方关系中,一方的强势都会使得男女关系失去平衡。

两性关系存在平衡,男女之间才可以拥有和谐的关系。

《又来了,爱情》小说中女性人物萨拉的描写展现了莱辛的女性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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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汪曾祺小说的风格与特色
——以《受戒》为例
暑假在家读了《汪曾祺文集》,感受颇深,尤喜欢他的小说,在此谈谈我对其小说的看法。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

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

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

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

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

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

为此他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在风格特色上,汪曾祺的小说比较接近散文,是散文化了的小说。

汪曾祺的创作开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

他历来主张短篇小说应有散文的成份,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界限。

他有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修养,尤重《世说新语》、宋人笔记、桐城散文,又师承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这就使他的小说确实难同散文相区别。

在新时期的小说中,他的作品可说是独具一格的。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点首先在于重气氛。

他认为在短篇小说中
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没有情节,不直接写人物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浸透人物,因为气氛即人物。

所谓气氛,既包括作者的情感、情绪的自然流露,也包括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生动描绘。

但汪曾祺尤其看重风俗描绘,他“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

”风俗自然地流露出一个民族的天性,作者总是从这里去寻找人物性格的源头活水。

凡与人物有关的风俗,作者从来不吝笔墨,大笔挥洒;与人无关的风俗,尽管很美,也毅然割舍,惜墨如金。

他自己说;“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象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

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了。

”因此,说他的小说更多地接近于生活的原貌,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先,在塑造人物方面,其作品人物着色浅淡,绝少铅华,不作故意的褒贬和抑扬,好人并不强其所好,坏人也不故添其坏,能人并不样样俱能,庸人也不一无所长。

全都实实在在,不掺半点虚假。

《受戒》中的仁山和尚是荸荠庵的“当家的”,他能把帐一点一滴地算清楚,可当好和尚的三个条件,他一条也不具备。

相貌:黄,胖;“声音也不象钟磬,倒象母猪”;聪明吗?难说,打牌老输。

再如那个正经人“偷鸡的”,他平庸乏味的谋生本领——利用铜蜻蜓偷人家的鸡,可谓身无一技之长,但他的身上却给人以某种生活的启示,透视着某种生活的哲理。

作者写人物就是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追求生活的真实,绝不把人写成神,抑扬褒贬几乎毫无泄露和表现。

其次,在结构艺术上,汪曾祺的小说转折自然,不求严谨,接近散文,贴于生活状态。

《受戒》写明海由舅舅带着出家,渡船时很
自然地遇上小英子,明海和小英子搭了几句话,作者并不作详写,而是先简单交代一下,接着明海来到荸荠庵,于是很自然转入写庵里的人和事,写完之后,由一句“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又转入写小英子家的人和事,后来,由小英子送明子去受戒引出善因寺的情况,而小英子送明子的一送一接,又促使了两人感情的明朗化,正是这样人事迭起,环环相扣。

人物出场,不作烘托铺垫;人物的转换,也不作交代暗示。

然而转来转去,情节总是围绕明子和小英子两人的感情的深入发展这一主轴展开的。

可谓是闲笔不闲,散文不散,形散而神不散。

小说的结尾又是开放性的,点到为止,意思到了即见好就收,又可说是文已尽而气不止。

再次,在语言运用方面,汪曾祺的小说独具特色的。

这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自不必说,突出而重要的是他的叙述语言。

它接近口语,少有冗长而累赘的文学描写;每出一语,平淡无奇,短短数字,简单明确,但连缀成篇,却又韵味十足。

但是,作者并不仅仅停留在生活化的口头语言,他一方面追求生活口语的色、音、味、活、鲜,令人感到清新自然,另一方面讲究文学语言的绝、妙、精、洁、雅,令人读来韵味悠长。

语言要和人物贴近,这是作家用语言造气氛的妙诀。

叙述、描写、对话,都从人物出发,尽可能用人物的语言来表达。

于是写贩夫走卒之事,便多用俚俗之语;写文人学士之事,则杂以少许文言。

同是爱情,《受戒》的语言充满小儿小女的天真童趣,《大淖记事》却流溢着少男少女的青春诗意。

汪曾祺的小说的风格特色还有其他方面,比如他写人物的心理活
动并不直接去写他们怎么思,怎么想,而是通过人物的外部形态来表现;他作品的素材选取基本是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而不是为了按照某种思想要求和主题需要而去任意编造人物事件等等,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看法,若有不妥之处,还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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