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渠与现代化范式

２００６年第５期Ｎｏ．５．２００６浙江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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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６年９月

Ｓｅｐ．，２００６

罗荣渠卜一‘‘匀Ｊ现代化范式’’米口钟永平杜琼内容提要“现代化范式”是国内现代化研究开拓者之一罗荣渠教授等人在反思“革命范式”及战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框架和解释模式，是关注中国现实的产物，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现代化范式”以“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逻辑起点，坚持历史主义的现代化分析框架，把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看作现代化的中心命题，而对制度和观念两层面现代化的独立地位及其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重要意义则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今天，“现代化范式”的进一步完善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现实关怀。关键词罗荣渠“现代化范式”“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历史主义作者钟永平，男，浙江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杜琼，女，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杭州３１００２８）

一、“现代化范式”的出现“现代化范式”（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ｄｉｇｍ）近年来已渐成为国内学界对以已故学者、北大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罗荣渠教授（１９２７—１９９６）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现代化问题研究范式的代称，有时也特指罗荣渠的现代化思想。２０世纪下半叶东亚普遍崛起的同时，中国也迎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浪潮。随着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复兴，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范式”的主导地位被打破，现代化理论受到广泛重视，现代化研究一跃而成为“显学”。“现代化范式”也应运而生。“现代化范式”一词本义是指战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框架，罗荣渠教授至迟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已经偶尔使用。①这一术语含义的改变则始

谨以此文纪念罗荣渠教授。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王加丰教授及浙江大学博闻论坛部分成员提出宝贵意见，特致谢忱。作者自负文责。

⑧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８８页。⑩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９页。⑩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８８页。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寻找出比较稳定及变化缓慢的力量，看起来似乎与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说颇为相似，实际上两者的着重点不一样。长期来，我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强调的是造成社会剧烈变革的条件正在成熟，及我们如何通过变革采促进这种变化，目的是动员人们投身到革命中来。③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８４—８５、８０页。责任编辑尹之

１６５　万方数据钟永平杜琼：罗荣渠与“现代化范式”于１９９５年德里克（ＡｒｉｆＤｉｒｌｉｋ）的一篇文章，该文探讨了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诠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问题，并借用了“现代化范式”一词。②随后，罗荣渠教授接受了这种说法，也将其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种新解释模式来使用。④此后这一术语渐为学术界所认可，并成为对罗等人研究范式的代称。但本文不准备仅将其看成历史学研究的一种范式，而试图更符合库恩（ＴｈｏｍａｓＫｕｈｎ）“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的本意，即指导一个科学共同体从事研究的理念、解释模式和范例的意义上来指称。④德里克提到的“现代化范式”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层面上提出来的，并且主要是针对美国汉学界所使用的一个概念，而非对罗荣渠等人研究的概括。罗等人的视域并不囿于近代以来历史，确切地说，他们从事的是现代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以罗所在的北大现代化研究中心为核心，已经形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他们拥有相近的学术旨趣，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和解释模式，而罗本人的研究又为这一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提供了很好的范例。笔者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现代化范式”这一术语。罗荣渠等人倡导的“现代化范式”从对“现代”和“现代化”的重新界定开始，综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新儒家学说以及梅洛蒂（ＵｍｂｅｒｔｏＭｅｌｏｔｔｉ）的“多线论”历史观等理论和学说，把“现代化”主要看作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进程，看作一个并不具备终极目标价值而且道路模式选择多样的历史范畴，并提出了现代化的全球性和世界现代化三次大浪潮说，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四重奏（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三种矛盾”、“三次模式转换”说，“改革儒学”说等，其理论核心则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㈣力图寻找一种非西方式的现代化模式，不乏独到的见解，成一家之言。罗本人关于现代化的思想，较系统地体现于其《现代化新论》及其遗著《现代化新论续篇》二书中。罗荣渠教授对推动国内的现代化研究事业成就斐然，受到学界高度评价。④不过，近年来围绕“现代化范式”学界也出现了一些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是不是现代化这一根本性问题以及“现代化范式”部分观点是否正１６６确两方面。与之相对应，批评者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革命范式”的坚持者，他们认为现代化并非近代以来中国的中心问题；另一派赞同近代以来中国的中心问题就是现代化问题，但对范式的个别论断提出质疑。笔者倾向于后一派的基本立场，认为“现代化范式”的出现，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部分观点值得商榷。近年来范式虽受到持这一立场的学者的若干善意批评和质疑，似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⑧故笔者不揣固陋，试从现代化的物质、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对罗荣渠教授倡导的“现代化范式”可能存在的若干问题作一批判性的思考，⑨以就教于方家。

二、从“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内核看其对物质层面现代化的重视

１９８９年罗荣渠教授首次正式提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作为整个“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内核，它是建立在对东西方两种“单线论”批判的基础上的。范式的支持者对其历史价值已作了充分论述。叭‘现代化范式”以这一理论内核为逻辑起点，论证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范式虽然注意到社会的进步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但“人类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罗荣渠称之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或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的中轴原理。为说明这一原理，《现代化新论》第９９页附有一幅图，专门解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产生的“历史的合力”如何围绕“经济发展中轴线”运动。按照罗的解释，尽管这个历史的合力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作用所产生，但生产力是“纵轴”，生产关系是“横轴”（立论者有意强调了这两个“轴”的区别），“衡量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客观标志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换言之，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元”是社会生产力，从而否定了以往以生产关系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的观点，进而否定了“五种生产方式说”。所谓“多线”，“是指在同一大生产力状态下的不同社会的发展，受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千差万别，但可以归纳成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不同

　万方数据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５期的发展道路；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都不是单向度的、静态的，而是多向度的和动态的”。＠西方现代化论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者大多力图证明人类社会呈“单线”发展，尽管这两条“线”大异其趣。“现代化范式”提出的“多线”思想否定了这两种“单线论”。立论者通过对经典的大段引述指出，“一元多线”的思想实出自马克思，并非立论者的发明。“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强调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元性”和“多线性”。不同社会的历史发展各有差别自然毋庸怀疑，问题在于如何推导出中国的现代化到底该按照什么样的“线”发展。罗荣渠曾经提到不同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演进趋势“是从多元趋于一元，农业文明是地方性的，工业文明是世界性的，历史发展第一次显示出一种全球性的一致趋势”。⑩（按：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他敏锐地察觉到进入工业文明后各个社会间共通性不断增强的趋势，接连用了三个“一”字，不失为精辟而独到的论述。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一论断与他在同一处提到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基本文化模式逐渐呈现多样性的表述却是矛盾的。这里的“一元”显然与“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一元性”并非一回事，前者也无法由范式的这一理论内核推导得到，实际上在整个“现代化范式”中显得极为突兀。说“从多元趋于一元”当然绝非西方一度流行的所谓“趋同论”，那么历史发展究竟在什么层面上显示出了“全球性的一致趋势”？是体现于物质、制度和观念诸层面，抑或仅仅就物质层面而言？这个问题不解决，就难以令人信服地给出中国的现代化该按什么“线”发展的答案。遗憾的是，罗并没有循着这一思路继续追踪下去。范式仅从“一元多线”出发认识现代化，必然导致偏差：他把现代化看成以工业化为推动力的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以及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把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实现作为现代化完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也许是合适的”。∞而不管是先进工业国家还是落后国家，物质生产的发展都是第一性的，衡量其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核心的和基本的标志就是物质现代化的水平；各“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共性主要表现为物质层面的高度发达（如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制度和观念层面尽管也发生深刻的相应变化，却更多地表现出差异性，因此总体上看它们的“现代性”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这里，所谓的落后国家赶上工业国和适应世界环境，显然主要就物质层面而言（正基于此，罗对日本和新加坡等国的崛起十分推崇，视其为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典范）。回到中国的现实，罗荣渠相信，现代化的核心任务在于推进中国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总之，“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这一理论内核决定了“现代化范式”把物质现代化看作现代化的核心命题，也决定了其在中国国情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和观念层面现代化的探讨均围绕物质现代化问题展开。

三、“现代化范式＂对制度层面现代化的探讨“现代化范式”把制度层面的现代化看作依附于物质现代化的适应性变化。范式认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后面宜补上某个名词，否则语义不明——笔者注），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来实现，＠体现其对物质层面现代化的高度重视，强调制度（以及观念）的现代化是前者的“果”。在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广泛的社会改革”等等确是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生产力“带动”的适应性变化；但对于中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是否同样如此呢？实际上，罗荣渠十分重视制度现代化在中国现代化启动阶段的重要意义。他曾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对洋务运动进行过制度分析，证明体制的僵化是导致运动失败的症结之一。由于缺乏制度上的保障，现代化难以步入正轨。他甚至断言，１９１１—１９４９年“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共和体制下的国家重建（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凹因为只有通过“革命化”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政权”，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趋势，使现代化第一次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趋势”。田但问题随之而来：１９４９年是否意味着“国家重建”的完成？制度现代化（包括政治制度现代化）在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笔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