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复习题——名词解释及答案

《中国古代文学史》复习题——名词解释及答案
《中国古代文学史》复习题——名词解释
1．《诗经》
2．“六义”
3．《春秋》
4．“春秋三传”
5．《论语》
6．楚辞
7．散体大赋
8．抒情小赋
9．汉乐府　
10．《史记》
11．《古诗十九首》
12．《孔雀东南飞》
13．建安风骨
14．新体诗
15．骈文
16．志怪小说
17．游仙诗
18．玄言诗
19．吴歌
20．西曲
21．宫体诗
22．初唐四杰
23．上宫体
24．王孟
25．高岑
26．新乐府运动
27．唐传奇
28．花间派
29．温韦
30．西昆体
31．诗文革新运动
32．江西诗派
33．诚斋体
34．苏辛词派
35．稼轩体
36．辛派词人
37．永嘉四灵
38．江湖派
39．诸宫调
40．元杂剧
41．散曲
42．元曲四大家
43．元诗四家
44．铁崖体
45．话本
46．南戏
47．平话
48．荆、刘、拜、杀
49．台阁体
50．前七子
51．后七子
52．唐宋派
53．公安三衰
54．竟陵派
55．明代传奇
56．吴江派
57．玉茗堂四梦
58．小品
59．四大奇书
60．章回小说
61．神韵说
62．格调说
63．肌理说
64．性灵说
65．浙西词派
66．常州词派
67．桐城派
68．阳湖派
69．南洪北孔
70．诗界革命
71．南社
72．谴责小说
《中国古代文学史》复习题——名词解释答案
1．《诗经》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全书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划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成书于春秋中期，反映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将近500年的社会状况。它在先秦只称“诗”或“诗三百”，到汉代才被称为“诗经”。
2．“六义”（或"六诗”）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三类是《诗经》的分类；赋、比、兴三类是《诗经》常用的艺术手法。
3．《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它非常简括地记录了鲁国及周王朝、其它诸侯国的历史事件，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
4．指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又称《左传》）、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又称为《公羊传》）和谷梁赤的《春秋谷梁传》（又称《谷梁传》）。
5．中国古代“四书”之一，是孔子去世之后，由孔子弟子及门人编订而成的，是专门记录孔子与时人言行的一部书，为语录体著作

。全书凡20篇，为我们今天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6．战国中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所创造的一种新诗体。到了汉代，刘向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订成一部书，也称楚辞。楚辞的代表作品是屈原的《离骚》。
7．以状物为主，铺排摹绘，夸饰文采，如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这类作品是一般所说的“大赋”或“汉赋”的典型。
8．东汉中后期，汉赋出现了一种句法类于大赋但篇幅比较短小、铺叙摹绘的成分减少而抒情成分极大增加的赋作，如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祢衡《鹦鹉赋》等，这类作品一般称为“抒情小赋”，是汉赋发展的新趋向。
9．汉代一种音乐机构的名称。它的主要职责是收集民歌、制曲、演唱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把汉乐府机关所保存的诗歌也称"乐府”，所以乐府就成了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
10．作者是西汉人司马迁。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以记人为中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记录了中国古代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共130篇，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鲁迅评之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的出现不仅开创了中国正史的写史体例，同时对后代传记文学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11．“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梁人萧统的《文选》之中，这十九首古诗都是汉末文人作品，非一人一时所作，它代表了东汉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钟嵘评之曰：“一字千金”。刘勰《文心雕龙》评之为“五言之冠冕”。
12．《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人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卷一，题目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后来被《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孔雀东南飞》有353句，1765字，是乐府诗歌中最长的叙事诗。它叙写一对恩爱夫妇受到礼教的逼迫而分离，终于双双殉情的悲剧故事。
13．在汉末建安年代前后，出现了“三曹”、“七子”、一蔡等著名作家，他们的创作多反映社会动乱、民生疾苦与个人的理想抱负，形成了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艺术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
14．南朝齐、梁年间，以理论为指导，讲求声律的新体诗。因形成于永明年间，故又称“永明体”。最有成就的作家是谢眺等人。它的出现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创作的基础。
15．骈文是一种具有均衡对称之美的文体。它实际上是广义的散文的一部分，但它与散体单行的狭义的散文相对比而有明显区别。骈文的主要特征有四：对偶、用典、声律、辞藻

。
16．魏晋南北朝时代小说的一种类型，专记幽冥怪异、神灵报应、人间奇异，深受佛教故事、巫士和方士影响。代表作品是干宝的《搜神记》。
17．游仙诗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先秦。而以"游仙”为诗名，则始于曹植《游仙诗》。游仙诗内容向有两种不同倾向：一种纯写求仙长生之意，另一种则是愤世嫉俗之言。
18．玄言诗的特点在内容上是以谈论老庄玄理为主，少数兼及佛理的表述。在表达上则是抽象玄虚，淡乎寡味。
19．吴歌主要产生于当时首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一带的江南地区，是南朝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吴声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以后，下及梁陈，成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晋书·乐志》）
20．西曲采自长江中游及汉水两岸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荆郢樊邓（今湖北江陵、襄樊、河南邓县）一带。“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引《古今乐录》）
21．出现在齐梁之际、盛行于梁陈时代的一种诗歌。在形式上讲求声律、对偶、辞采，风格轻艳丽靡；在内容上，以写闺阁情怀和描写女性为主。
22．初唐时期诗坛上出现的以“文章齐名天下”的四位杰出诗人，他们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又称“王杨卢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大大扩大了诗歌创作领域与题材，并把诗歌从宫廷引向市井，从京都引向边塞荒漠。在艺术上有博大之象。对唐诗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
23．唐初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风，其特色为“绮错婉媚”。上官仪还总结了前人对诗歌创作的艺术经验，提出了“六对”、“八对”之说，从而芊富了诗歌创作的技巧。上官体在唐诗发展中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24．唐代诗人王维、孟浩然的并称。二人都善用五言诗描写自然景物，诗歌艺术风格也相似。
25．唐代诗人高适、岑参的并称。二人都长于写边塞诗，风格相似。
26．中唐以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以白居易、元稹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有感于藩镇割据、政治腐败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要求改革政治，用诗歌宣传自己的主张。大量创作“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诗，以反映民瘼，讽谕时事，于是新乐府运动应运而生。最早创作新乐府诗的是李绅。他曾作《新题乐府》二十篇。元稹见后，和作十二篇，即《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白居易在元稹的基础上扩充为五十首，名日《新乐府》。较早创作新乐府诗的诗人有张籍、王建，后人称之为“张王乐府”。
27．

唐代文言小说的名称。这种小说的内容、情节往往离奇曲折，故称之为传奇。最早把这种文言小说称之为“传奇”的是唐末裴硎，他把自己的传奇作品集命名为《传奇》。后来就把这种用文言文写成的小说称为”传奇”。唐传奇是文人有意识创作小说的开始。它虽是在六朝志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标志着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28．后蜀赵崇祚编辑了一个词集，名为《花间集》，其中收录了十八位词人的五百余首词作。词风多为浓艳香软，内容多为离别相思和男欢女爱。后人称集中的作家为“花间派”。该派继承了温庭筠的词风，重要词人有韦庄、欧阳炯等，对后世词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9．花间词人温庭筠和韦庄。二人都是花间派的代表词人，故并称为“温韦”。其实二人词风不尽相同。温词浓艳，韦词清丽；温词缜密，韦词疏淡；温词含蓄，韦词直率。
30．西昆体是宋初影响极大的重要文学流派。它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西昆体单指其近体律诗，广义的西昆体兼指其四六文。“西昆”之名是因创始诸人在秘阁唱和诗集称《西昆酬唱集》。《穆天子传》云：“天子升于昆仑之丘，至于群玉之山，先王之所谓册府。”据此，后人称帝王藏书的秘阁为玉山、册府，西昆指玉山。《西昆酬唱集》共收诗人十七位，多西昆健将，而以杨亿、钱惟演、刘筠为魁首。杨、刘齐名，当时影响很大。
31．北宋中叶，欧阳修登上文坛，学作古文，倡导古文运动，并很快成为文坛领袖。他不遗余力地褒奖提携王安石、曾巩和三苏，在明确理论指导下积极从事古文创作，形成了浩大的声势，确立了古文在散文领域的正宗地位；古文领域的革新也影响到诗歌创作，作诗也讲“气格”，出现了"以文为诗"的现象，开创了一代诗风。人们把这场有力推动宋代文学发展、使宋文、宋诗都能够自具面目而独树一帜的文学变革称为诗文革新运动。
32．江西诗派因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而得名。此图是吕本中早年一时兴到之作。图中首列黄庭坚，次列陈师道等，共二十五人。列入图中的人物，主要是黄庭坚的追随者和与吕本中有较密切关系的人，主观色彩较浓。《宗派图》显示江西诗派的性质特色有三：一是此诗派为观念性的社集，而非实际之聚会；二是以风格和师承为判断的根据，而非地域之划分，入诗派者并非都是江西人；第三，江西诗派是元祐学的一部分，是作为“绍述”政治的对立物而发展起来的，其盛衰与政局有密切关系。江西诗派的发展可分为发展期、全盛期与衰落期。
33．杨万里，号诚斋，他所创

作的诗歌，被称为“诚斋体”。“诚斋体”以师法自然的白描手法作诗，具有想象新奇风趣，语言通俗明快，风格流转圆活的特点。“诚斋体”中以绝句最为出色。
34．北宋的苏轼，首开宋词中的豪放词派。南宋伟大爱国词人辛弃疾，一生以英雄自诩，其稼轩词充分表现了他的英雄抱负，襟怀磊落，慷慨淋漓，将气高天下的东坡词风在南宋发扬光大，加之与当时渴望恢复的国势民情相推移磨荡，又与南渡初期的张元干、张孝祥诸家的词风相翕合，又有陈亮、刘过等词人追步唱和，遂形成气势磅礴、悲凉感愤的苏、辛词派。
35．辛弃疾号稼轩。他是一位具有英雄气慨的词人，才气纵横，笔力超拔。他的词不仅内容丰富，在艺术上驰骋百家，转益多师，而且有极大的开拓和创新。他以散文句法入词，以经子诗赋之语入词，以词说理，带来了词体的大解放。无论作长调或小令，都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才情和体现了自己的人格。他继苏轼之后极大地开拓了词境，使词在与乐分离之后，仍能够作为一种内容充实、形式多样化的新体格律诗独立存在。他的词不仅“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而且“色罗万象”。这种在宋代词坛别开生面、既慷慨豪放又温婉妩媚，而以豪放悲壮为主导风格的词，人们称之为“稼轩体”。
36．指的是南渡前后词风与辛弃疾相似或相近的作家。既包括早于辛弃疾的南渡初期作家张元干、张孝祥等，也包括和辛弃疾同时或后于辛弃疾、在作词方面追步辛弃疾的作家陈亮、刘过等人。他们都以浓郁的爱国激情和慷慨悲壮的词风，共同促成了苏、辛词派的形成，成为词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宋词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37．“永嘉四灵”是指南宋后期永嘉（今浙江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玑，号灵渊；徐照，字灵晖；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字灵秀。由于他们四人的字号中均有一“灵”字，故谓之“四灵”。他们又都是永嘉人，诗风极为相似，且都由叶适鼓吹而闻名于世，故谓之“永嘉四灵”。“四灵”以宗唐为号召，实则学习晚唐贾岛、姚合的晚唐体，诗风清苦冷僻。刻画太甚而流于纤巧，但以白描作诗，清新流丽，矫宋人长篇论理之陋习，在文学史上可谓功过参半。
38．江湖诗派是南宋后期继永嘉四灵而兴起的一个诗派。江湖本是隐士布衣的栖游之地，江湖诗人大都是一些落第的布衣文士，或不得志的官宦，登显禄者极少。由于功名上不得意，迸退失据，他们只得流转江湖，靠献诗卖艺维持生活，或游走干谒卿相权贵之门，或结友招群于市井乡间，结诗社，推盟首，在相互唱和酬咏中消磨

岁月，无形中形成一种彼此相近的作诗习气。当时有书商陈起与江湖诗人相友善，于是刊刻《江湖诗集》、《续集》、《后集》等书。后人以《江湖集》内诗气味皆相似，故称之日江湖派。
39．指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首尾一韵的短套，再用不同宫调的短套联缀成长篇的说唱体文学形式，它由韵文和散文两部分组成，采用唱歌与说白相间的方式演说故事，基本上属于叙事体。
40．元杂剧又称北杂剧，是在诸宫调和金院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成熟的戏剧形式，由“四折一楔子”构成。折是音乐单位，一折里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四折也就是四大套曲子，可选用四种不同的宫调。楔子的篇幅较短，一般放在第一折前交代剧情，起“序幕”的作用，也可放在折与折之间，起过渡承接作用。在表演上由一人主唱，如在以正旦为主的戏里，只由正旦一人独唱到底，其他角色都不唱，只有宾白，这是从诸宫调里由女演员或男演员一作独唱的形式转化来的。
41．在元代，散曲一般称为乐府或词，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基本形式。小令是单支的曲子，又叫“叶儿”，按不同的宫调曲牌创作，曲调不同，字数和句式也不一样。套数又称套曲，由两支以上同宫调曲牌的曲子联缀而成，曲牌间的联系有一定的顺序，曲词须一韵到底，结尾时有“煞调”或“尾声”。作为一种起源于民间新声音乐文学，散曲具有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恃点，“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成为当时极为流行的雅俗共赏的新诗体。
42．“元曲四大家”指的是关、马、郑、白。在《中原音韵》里，周德清将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和马致远并列，称为"关、郑、白、马"，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元曲四大家”。此四人在元曲创作上，都有颇为突出的成就。
43．元大德、延祐年间，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四人因有文才人选翰林院，在京师成为士子向慕的著名人物而称誉诗坛，史称元诗四家。其中，虞集在元代中期文坛名声最著，他不仅能诗文，且为当时服膺程、朱理学的道学家，是官方认可的正统儒家文学思想的鼓吹者，并以其较为出色的诗文创作成为执文坛牛耳的领袖人物。，
44．元代后期著名诗人杨维桢号铁崖，他所作宫词、竹枝词和古乐府在当时极为流行。由于其能自成一派，仿效者很多，故世称“铁崖体”或“铁体”。
45．所谓“话本”，即“说话人”说话的底本，原只是师徒相传的“说话”的书面“记录”，并非让人看的书面著述。它原为口头文学，所以是口语体，且口气是针对听众的；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小说话本，多已经过下层文人

加工润色，已是可供阅读的话本小说了。
46．南戏又称南曲戏文，原是宋以来南方浙、闽一带用村坊小曲演唱的民间小戏，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曲、诸宫调、滑稽戏等民间说唱技艺，以及元杂剧表演故事的形式，故开始时又叫“永嘉杂剧”或“温州杂剧”。元灭南宋统一全国并未使南戏消亡，在南北文化交流中，它的故事题材和演唱艺术又受到北杂剧的影响，并逐步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戏剧样式。南戏在体制上较为自由，曲牌运用比较随便，剧本常以人物上场、下场分为若干段落，每一段落即为一场。表演不拘一恪，各类角色均可歌唱。戏剧结构的时空辕换相当灵活。
47．平话，即讲史话本。元代的讲史话本多标名为“平话”，大约取其主要用平常口语讲述，一般不加以弹唱的缘故。“平”还有评论之意，说话人讲述历史故事时往往加以评说，所以后人又把“平话”称为“评话”。平话大多根据各种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改编而成，浅显的文言和白话两种语言并用，穿插诗词，把庞大复杂的历史事件编成情节联贯的长篇故事。只交待大概情节，不做过细的描写，具有提纲性质。这便于说话人登台献艺时，根据各自的演说才能去发挥或增减。
48．荆、刘、拜、杀，即元代四大传奇《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简称荆、刘、拜、杀）。元代南戏多以爱情婚姻和家庭伦理为故事内容，有宣扬道德教化的创作倾向，四剧中即可看出。“四大传奇”的曲文都写得比较通俗易懂，以民间口语为主，很少雕琢和文饰，指事道情，与人说话相似，朴素自然，具生活气息，这也是元代南戏在艺术上的共同特点。
49．明代永乐至天顺的半个多世纪，文坛上是以宰辅权臣杨士奇、杨溥和杨荣为代表的“台阁体”的天下。台阁体的代表人物均为台阁重臣，他们的创作内容均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旨，风格上雍容华贵、典雅工丽，所用文体以诗歌为主，兼及散文。其中除朝廷诏令奏议外，多属应酬、题赠或应制、颂圣之作。由于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使得这种文风在社会上风靡一时。许多文人得官后以这种文风来证明自己身份地位的变化，以致沿为流派。
50．“前七子”是指以李梦阳、何景明为核心，包括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等人的文学群体。他们的文学口号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目的在于扫荡台阁体的无聊文风，从而为由“文道合一”向“文”、“道”分离这样有利于文学自身发展的文学走向开启门径。但他们的创作落后于理论，所以没有为其理论提供成功的

实践例证。
51．“后七子”是指嘉靖、隆庆时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内的文学群体。从总体上看，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前七子关于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观点，同时也沿着前七子的复古道路走得更远。但后七子成员之间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具有较大的差异，并不是一个主张和创作实践完全统一的文学流派。
52．“唐宋派”是出现在明代嘉靖年间以反拨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的复古理论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与归有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采取代“道统”，主张恢复唐宋时期以理学为主导的“文道合一”传统。
53．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是李贽的文学革新思想在诗文领域的突出表现。“三袁”是指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因为他们是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所以被称为“公安派”，又称“公安三袁”。兄弟三人中以袁宏道最为知名，公安派的核心口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即是由他提出来的。“公安派”反对道统对文学的控制，强调文学自身的价值，要求诗歌创作脱离“理”的束缚而自由抒发个人真实性情和表现个人生活欲望，并具有诗人的艺术独创特征。
54．竟陵派以其首领钟惺和谭元春都是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而得名。竟陵派继承了公安派关于抒发“性灵”的文学主张，但他们认为“性灵”的来源不是诗人自己的“胸臆”，而是古人的篇什。他们主张“张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追求一种孤僻的情怀。由于这种孤僻情怀不是诗人自己的冲动，而是古人的牙慧，所以显得十分枯涩。在艺术上，他们不满于公安派浅易的风格，认为这是“俚俗”，而大力提倡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为此他们不惜在诗中用怪字、押险韵，把不同的句式凑在一起，故意破坏语言的自然之美，所以他们的作品显得佶屈聱牙，令人费解，给人以刁钻古怪的感觉。其作品往往刻意追求新奇，结果反而似通非通，幽塞寒酸。
55．明代传奇是指在宋元南戏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戏剧形式。它将南戏这种质朴的民间戏剧形式进行了雅化，体制上更加宏伟，艺术上也趋于精美，不但兼用南曲和北曲，而且用宫调来区分曲牌。由于它在体制上吸收而又超越了南戏和杂剧，使其规模宏大，形式上更加活泼，更适合文人施展才华、抒写情志，也更为民众所喜闻乐见，故其发展流行很快，成为明代戏曲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形式。
56．吴江派是以沈璟为代表的注重戏曲格律的传奇派别。他的曲论核心是强调“场上

之曲”，一是格律至上，二是推崇语言“本色”，从剧本有利于舞台演出的角度要求文辞服从格律，服从观众，强调剧本的舞台性。沈璟是吴江人，赞同并依其曲论进行创作的作家，多为其子侄（如沈自晋、沈自征）、门生（如吕天成、卜世臣、叶宪祖及其第子袁于令）及追随者王骥德、范文若等。故这个明末著名的传奇派别称为吴江派。
57．汤显祖所作传奇《紫钗记》《牡丹亭还魂记》、《南柯梦记》《邯郸梦记》，代表了他戏剧创作的全貌，并且这四部传奇又均与梦相关，而汤显祖是临川人，故而合称为“临川四梦”。又因汤显祖的书斋名为玉茗堂，故又称“玉茗堂四梦”。
58．“小品”一词为佛教用语。佛教称大部佛经的简略译本为“小品”，明代后期开始用来指一般文章。明人提出这一要令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以往那些关乎国家政典、理学精义的“高文大册”，而提倡一种灵活便利、抒发真情的新体散文。它并不特指某种专门文体，那些尺牍、游记、杂记、随笔、书信、日记、传记、序跋等均可包括在内。
59．从清代开始，人们通常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称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四大奇书”。这四部小说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四种类型，即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实际上，它们又是南宋时期说话艺术中主要四家的延续和发展：《三国演义》是讲史小说的发展，《水浒传》是说铁骑儿的发展，《西游记》是说经小说的发展，《金瓶梅》则是小说家小说的发展。
60．章回小说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体裁，它是在民间说话艺术中“讲史”一家中发展演变而来的。由于所讲历史事件年代长、人物多、事件复杂，不可能一次讲完，需要分若干次才能讲完，因此，每讲一次便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这就相当于后来章回小说的一回。这种分卷分目的形式在章回小说发展初起期的范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等作品中已大体形成，如全书分若干卷，卷中分若干节，节前有简单目录。
61．清代前期，诗坛权威人物王士祯重视文学独立的艺术价值，从唐代司空图的《诗品》和宋代严羽的“妙悟”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说中寻找诗歌的真谛所在，提出了影响一代诗人的“神韵说”。所谓“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更多地关注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意境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排闲解愁的消遣娱乐功能。为此，竭力提倡唐代王、孟、韦、柳一派的诗风，作品也以描写山水景色和个人情怀为主，但缺乏真情实

感是其主要毛病。
62．清中叶的沈德潜不满于王士祯“神韵说”内容上的空疏和把握上的虚无缥缈，提出了“格调说”对其加以匡正。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观念。他力主恢复儒家“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传统，提出“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的口与，便诗歌为封建统治服务。
63．翁方纲既不满于王士祯“神韵说”之空泛，又不满于沈德潜“格调说”的食古不化，提出“肌理说”对二者加以匡正。所渭“肌理说”，包括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实际上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据来充实诗歌内容，达到义理与文理的统一。这是宋诗以学问为诗的再版，是以学术代替诗歌创作的一条岐路。
64．清代中叶，真正与宗唐、宗宋的道统文学观相对、继承晚明以来的主情传统的，是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衰枚接过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从强调个人性情出发，在文学史观上，他主张文学进化论，认为每个时代都应当有自己的文学。基于此，他对清代以来的神韵派、格调派、肌理派等予以全面的批判和排斥，表现了反传统、破偶像、反摹拟、求创新的特点。性灵派的主要成就在诗歌，与袁枚主张和诗风相似的诗人还有郑燮、赵翼和黄景仁等。
65．清初朱彝尊推崇南宋姜夔、张炎一类婉约词人作品，认为张炎所说“清空”境界为作词的最高标准。在实际创作中，比较注重词的格律和技巧，而对词的意境和内容有所忽略。他的词论主张和词作受到许多浙西词家的认同，许多人都以朱彝尊所标榜的姜夔和张炎为楷模，一时此风大盛，其影响波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年词坛。后来龚翔麟选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嗥日、沈岸登及其本人的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
66．嘉庆时期，常州人张惠言与英弟张琦及周济等崛起于词坛。张惠言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比兴寄托。为了矫正阳羡派的粗犷和浙西派的轻弱，他提倡“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要求词要通过比兴手法达到“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并要求文辞之“深美闳约”的体式。由于张惠言的重大影响，这种理论在当时相当风行，张琦、周济、董士锡、周之琦等积极追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常州词派。
67．桐城派是清中叶最重要的散文流派，因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

其散文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以为清王朝政权服务为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化散文理论。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其散文理论的核心是“义法”二字；姚鼐使桐城派理论更加完整和系统化，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的理论，并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作家队伍。
68．嘉庆年间，当桐城派极盛之际，恽敬和张惠言接受桐城派理论影响，又对桐城派的理论作了一些修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他们二人及其大部分追随者都是阳湖（今江苏武迸）人，故被称为“阳湖派”。他们在散文理论方面有两点不同：一是在取法六经、语、孟和唐宋八大家之外，兼取子史百家；二是把骈文笔法引入古文，使散文具有博雅工丽之特点。
69．“南洪北孔”是对清初历史剧作家洪昇和孔尚任的合称。洪昇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有著名历史剧《长生殿》传世；孔尚任是曲阜人，有著名历史剧《桃花扇》传世。这两部著作代表了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并代表了清初感伤审美思潮的重要实绩。
70．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亡命海外，以“新民”即启发展众觉悟为宗旨，提倡和发动文学界的全面革命，而最先提出的是“诗界革命”。在1899年的《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首次标示诗界革命，批评了千年的古典诗歌传统，第一个尖锐指出传统诗的终结性命运。在对黄遵宪等人的新学之诗的经验教训作了检讨之后，提出诗界革命应以“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者具备”为衡量标准。1902年，在其《饮冰室诗话》中，将诗界革命的标准修订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成为诗界革命的纲领。诗界革命除黄遵宪这位代表作家之外，梁启超是发难者，康有为为巨擘，其余则有丘逢甲、蒋智由等。“诗界革命”对此后的旧体诗创作有深远影响，并在观念上为“五四”的新诗运动作了准备。
71．南社与清末民初革命诗潮密不可分：革命诗潮之兴催动南社诞生，南社之立又为革命诗潮推波助澜。经过数年酝酿，1909年11月13日南社正式成立于苏州之虎丘。以高旭、陈去病、柳亚子为主要创造人和领导核心。其寓意为“操南音不忘本”，实寓反抗北庭（清廷）之意，其宗旨即“反抗满清”。其虽为文人结社，却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一时间，南北爱国诗人、进步文士纷纷加盟，1916年时竟达千余人之众。这个具有明显近代性质的文学社团，成员广泛，辛亥革命前后主要革命报刊和文学刊物的主持人均在其中。1917年，因

对同光体的态度不满，柳亚子与他人争执，南社几乎分裂。此后每况愈下，至“五四”后解体。关于南社的意义和历史，鲁迅所论甚是：“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之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72．“谴责小说”的概念不见于“小说界革命”中，而是鲁迅1920年治小说史时的新创。鲁迅认为：嘉庆之后，内乱外患不断，有识之士呼吁维新与爱国。戊戍变法失败后，又有庚子赔款和义和团之变，人们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其代表作有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