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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和现代医患关系及其背景比较

社会与人际层面

（一）中国古代社会及人际特点

中国自古以来因为地域限制，人口基数大，流动性较差等因素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熟人社会，即依靠血缘与地缘的人际关系。因此中国自古以来便是靠情感维系各自与社会

之间的联系，因此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的关系是一层一层递进式的，正如

费孝通先生说的：“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具有同心圆波纹性质的差序格局。波纹的

中心是自己，与别人发生的社会关系，就象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随着波纹与中

心的远近，而形成种种亲疏不同、贵贱不一的差序格局。”[1]同时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古代社会的一切生活必定是以农业为核心，一般而言都是同一村落的人一同耕种同一片土地，彼此之间的工作关系则进一步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加速了熟人社会的形成，因此

我国传统的熟人社会一定程度上也是植根于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所谓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直接交往形成起来的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系。由于我国古代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主要是由亲缘关系和地缘关

系构成的。因此，我国古代最初的人际关系是依靠亲戚、父母等家庭关系、伦理关系而建

立的。因而“三纲”与“五伦”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我国古代人际关系的体现。人们之间的

关系是直接的，是不需要任何中介的。在所有关系中因为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以及夫妇之

间的关系为一起关系之本，因此这三种关系被称为“三纲”，即认为上述三者是人伦网上的网绳。虽然“三纲”、“五伦”并不能涵盖中国古代社会的所有人际关系，但是无论是邻里

关系、亲戚关系、族内关系都是由这两者所引申而来的。[2]

不过我国古代是熟人社会，但是这种发生在熟人中的、满足于稀薄人际关系需求的信

任主要从属于习俗的规范和满足于习俗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具有直接的功利目的的。

更多的是建立在家庭、家族、宗族为主体的感情基础上的，正如卢作孚所说：“家庭生活

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3]而这样的熟人社会显然很好的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例如当村落中有人生病了，那么必然会求助于熟人就医，而由于彼此之间的熟悉若病情较轻，医生便不太

会向患者收取诊费。同样的当某一家需要办喜事时，左邻右里边都会来帮忙而省去了许多

的额外雇人的费用......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虽然根据不同时期其特点也有一定的出入与差异，但是根据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以及人际关系的构成而言，其特点也尤为鲜明：第一是人际关系本位化，个体人格角色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仁义礼智信，

信奉的是儒家文化。而儒家重视的群体主义，个体只不过是人际关系中的角色人只有在关

系中才能体现，一切皆以家为本位的生产方法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4]因此在我国古代

社会人际关系或社会与个体之间更重视“ 群”体社会或人际关系, 把它放在根本之地位上。并且由于古代的科技力量较为薄弱，同时每一个村落内部的关系非常紧密，大家做任何事

都是协同工作，因此形成了一种共识：个体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

会角色的总和, 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就被蒸发掉了。[5]

第二是人际关系性质上的道德伦理性。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伦理本位型文化或称泛道

德文化, 在这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坚持“ 道德至上” 的价值原则。在人际关系中就更为重视其道德性质。人际关系与道德二者互为因果，也就是说重视道德必然重视人际关系, 重视人际关系也必然重视道德，因为道德无非是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而已，人际关系的血缘

家庭的亲情本质也必然导致人际关系性质上的道德性。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

本位的社会，因为中国人缺乏集体生活，而偏重于家庭生活，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轻若无物，而家庭关系却特别显著。[7]对于传统社会的百姓而言, 人际关系的本质在于道德性。

中国古代的人际关系主要靠道德调节。纷纭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运用多种手段进行调节,

如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心理手段、艺术手段等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主

要用道德调节。

第三是人际关系上的私人性与熟人性。中国古代人际交往均是与熟人交往, 家庭中的父子、兄弟、夫妇等自不待言, 亲戚、朋友、师生、邻里等无不如此,均属于现代意义上约私人交往性质, 而无公共交往性质, 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 熟人社会”现象。君臣关系, 本应是业缘政治关系, 也被私人化、熟人化了“ 臣” 最初的含义, 是指男家奴, 在君臣、上下关系中, 也强调对君、上的个人效忠, 君、上对臣、下的提拔使用也具有很强的私人关系性质, 臣下不是对公职负责, 而是对君、上个人负责。[8]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 忠君并不是个人与团体的道德要素, 而依旧是对君私人间的关系。”[9]第四是人际关系与交往原则上的差序性。这实际上就是指孔子说的爱有差等, 也即在人际关系及其交往中以对象与自己的关系来分亲疏、贵贱、内外、长幼、上下、等级等区别, 并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之费孝通先生钓年代提出的“ 差序格局” 中国与“ 团体格局” 西方的理论, 对这个间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并且传统中国的人际关系其最初源自于“三纲五伦”，所谓“伦”其含有不同辈份、类别、条理、秩序等意思, 伦重七才别, 伦是有差等的次序“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已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

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江多对中国古一亡人际关系的这种特点, 不管如何评价肯定还是否定, 它首先是一个事实和客观存在费先生持否定倾向, 贺麟先生则持肯定态度, 他说“ 从现右看来, 爱有差等, 乃是普通的心理事实,也就是很自然的正常的情绪。”[10]直到今天, 我们仍可在现实中看到这种现象, 有些人在人际交往中对“ 自家人” 和属于“ 自己圈子” 的人是一种态度,相反则是另一种态度, 甚至对自家人, 也因亲近程度不一而态度各异。

（二）古代医患关系特点

所谓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由于中国古代地

域面积较大，各村落之间的人员的走动也并非像现在那样能够借助比较先进的交通工具而

频繁往来。因此在古代社会，每一个村落相对而言都好像是在一个封闭的小区域（除了个

别的大城市），因此每一个村落内部从衣食住行都自成一体，就医也必定如此，虽然偶尔也会有郎中路过，但这并非是常态。同时由于我国古代中医往往是世代相传，由老师传授给

自己的子女或者是个别的徒弟，也由于中医的玄机太深，只有学徒跟在师傅后面才能够真

正学到个中奥妙，再加上每一个村落的人口本身就少因此导致医生的稀缺。古代社会看病

必定是通过熟人网络就医，并且会建立一种长期的类似于合作的关系。同时又由于古代的

村落以及内部人口的流动性较差，往往这样的合作关系甚至能持续几代人。因此，我国古

代的医患关系首先是熟人或是熟人介绍，双方必定是通过某个中介人先形成了一种关系，

之后才是医患关系的建立，因此双方的“合作”必定是长期稳定的，同时双方之间存在很

大的信任感。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医生其职业操守较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病人

选择较少，缺少相关的医学知识，又因为是熟人关系，往往不太会怀疑医生或是郎中的专

业性与职业道德。

此外在古代，由于医学尚处于萌芽状态，医疗技术条件极其落后，人们对疾病的认识

主要靠猜测与思辨，没有先进的医疗仪器和设备，从而形成了以非技术性关系为主，技术

性关系为辅的医患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心理因素、情感因素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如：《内经》指出：“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苦暴乐，始乐后苦”，即要想给病人看病，必首先问病人的吃住情况、情感变化等。[11]这种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直接性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还没有制造出可供专门诊治疾病的仪器、设备，

人们在认识疾病时，只能通过“望、闻、问、切”或“视、触、叩、听”等直接接触的方法来感知疾病，并通过对感知经验的总结形成关于疾病的诊治理论。此时，医者从瞭解病情到提出诊断意见及实施治疗等,完全是凭藉感觉、猜测、经验等进行的，没有任何诊疗和检测仪器可以依赖，从而形成了医患直接接触的直接性特点。这种特点，尽管具有原始的、猜测的成分，但它对于加强医患情感交流，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12]

（二）稳定性

由于古代医学还处于经验医学的状态，没有从其他科学中分离出来，也不存在医学的分科，一个医生往往既看内科病也看外科病，甚至说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样，在一个区域内的病人不管有什么样的病都找某个医生诊治；同时，由于当时的医学极不发达，医学还没有成为一种职业，从事医学的人较少，因此在一个区域内的病人也只能找某个医生看病，患者往往把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寄托于某一个特定的医生,这样在诊治过程中就形成了一医一患的稳定性医患关系。[13]

（三）主动性

在古代美德论和义务论规范下的医患关系，医者往往把“仁爱救人”作为行医的基本信条，把治病救人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和美德，认为精研医学之目的就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杂病论》序）。这种思想道德观念成为从医者积极、主动医治患者的内在动力。同时，由于落后的诊疗手段使医者不得不通过主动问诊瞭解患者的病情和感受。

二、中国现代社会及人际特点

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的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16世纪之后医学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步入实验医学时代，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特别是现代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系统的医学实验研究和诊治疾病提供了条件，克服了古代医学中单单凭借经验治病的弱点，诊疗方式逐渐置于实验科学基础上，形成了以生物学的个体，而不是与各方面有联系的“人”。认为人体的任何一种疾病都可以在相应的器官、组织和细胞中找到可测量的形态和理化改变等。都能够从患者身上分理处确定的生物和利华等因素，从而进行治疗。这些特征表明，现代医患关系同古代医患关系相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现代社会特点--陌生人社会

东方社会历来是一个“人情社会”，注重“礼尚往来”，有时甚至是礼大于法。[14]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家实施沿海城市的开发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城市的高速发展，在经济、教育、医疗水平等诸多方面均要远远高于中西部城市。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程式化进程的加快，产生了大量的所谓“失地农民”，释放出了大批的剩余劳动力。沿海城市的发展以及我国产业结构的限制也正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因此导致我国中西部城市的青壮年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城市的流动，并且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进一步加大了我国城市内部人口的流动性。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在上海2301.92万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有897.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8.9%。北京共登记常住人

口1961.2万人，其中外省市来京人员为704.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5.9%。如此大

的人口流动以及城镇化的发展，使原本过去讲究人情的熟人社会逐渐转变为更加讲究法制与规则的陌生人社会。

人类发展历史昭示我们，从过去“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首先是一种进步。一个国家完成“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华丽转身，意味着这个国家经济规模扩大、

人员流动性增强、公共服务社会化程度擢升。[15]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处于熟人社会的影响下，因此，人们依然希望通过某种形式或方式试图去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模式下的熟人社会，吴重庆将其称之为“无主体熟人社会”。[16]而我国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的建立，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观念引导下所逐步建立的。

2 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特点

现代社会社会正如之前所述，人们为了彼此之间能够建立起某种外在的不具备血缘关系或是朋友关系的“二级熟人关系”，因此我国目前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互利性

互利性是指交往各方，在交往中均可以得到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收益和心理需要的满足。注重实际，讲求互利是现代交往的重要特点。在现代化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大部分联系，取决于对方能否给自己提供方便和帮助，并且给对方合理的、力所能及的回报。那种只想从对方得到利益，使自己需要获得满足，而不考虑对方利益的人际关系是难以持久的。

（二）开阔性

开阔性是指人际交往的视野开阔、人员广泛、范围宽广。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重视信息，力求与社会上各种职业、各个层次的人员交往，达到广泛汇集各方面信息的目的，而在信息的交流中，人际关系本身也得到改善。人际关系的这一特点提示我们，那种目光短浅，交往面过窄，只关心同自己或家庭有关的做法，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三）变动性

变动性是指人际交往对象变化的频率高，人际关系的流动性大。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改变了过去个人与组织长期稳定的关系。择业的自主性，岗位的多变性，使人际关系增加了较大的自由度，使相互间的责任、期待与由此而带来的负重感均相应减轻。这种变化的人际关系，一方面使人际交往面加宽，另一方面也为建立牢固的人际关系带来一定的难度。

（四）高效性

现代人际关系突出的特点是讲究效率。在信息化的社会里，人们的交往也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落后模式，注重效率、珍陪时问，讨论问题开门见山，直接进入主题，去掉繁琐的礼节，使人际关系变得简约。而现代通讯设备的发展，也为这种高效的人际关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17]

3 现代医患关系的特点

根据我国现代社会的转变、转型所形成的新的“无主体熟人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互利性、开阔性、变动性、高效性等特点，使我国目前的医患关系特点形成了与古代传统医患关系所截然不同的特性。

（一）利益与物化

在现代医学中，由于实验医学的发展，大量地采用物理、化学的诊断和治疗设备，改变了经验医学时期的诊疗方法，是很多过去难以明确诊断的疾病得到了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提高了医疗质量。同时一声在诊疗过程中逐渐对这些技术设备产生了很大的依赖性，他们往往只是简单地了解一下病人情况，就让病人进行各种检查，然后根据监测资料和数据作综合分析，提出诊断、治疗意见。这样，单一稳定的一贯换洗引入了第三媒介—医疗设备。被大量医疗设备及其它第三者所分离，医患双方的思想相互交流机会减少某种程度上便物化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高速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以及物质水平也有了

显著地提高。但是在当下物质追求的社会风气下，有部分医院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乱收费、高收费、高药价，增加了病人的负担。可以说医务人员的医德素质是影响医患关系的带有根本性的内在因素。如果医务人员具有高尚的医德情操，就能待病人如亲人，就能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这是建立真诚、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也正因如此，无论是患者亦或是部分医务人员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财、权、利成了调节与病人关系的杠杆。作为患者而言，由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卫生知识的普及使整个社会对将抗越来越重视，患者也逐渐希望与医务人员建立密切联系，以便得到更好、更多的医疗咨询和服务。

（二）医患关系逐步分解

我国传统的医生因为没有当今如此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医学设备，加之传统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切，讲究与病人面对面的交流与诊断中了解病情。而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分，致使如今的医院工作也逐渐分科，不同科室负责不同疾病的患者，医生的工作也更加专业化、单一化。与我国古代医生的全面化相比，现代的医务人员只对属于该科的疾病或病人身体的某一系统病变，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们一般不负有掌握患者整体情况的责任。其次，由于医院的出现，病人集中在医院治疗，表面上医患双方生活在同一空间，交往似乎密切了，但实际上医患关系的稳定联系却降低了。即一个医生同时要负责几个甚至十几个病人的诊断治疗。一个患者的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不仅仅依赖于一个医生，而是需要医生、护士等各类医务工作者的共同配合，这样是过去那种但以稳定的医患关系被分解，形成一位医生要接触多位患者，而一位患者的治疗需要多个医务人员诊疗的局面。

当代医学进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大量诊疗仪器广泛应用。一些医生诊断疾病，往往只是简单地问诊，然后让病人进行各种植查，最后根据病人的各项检查结果综合分拆，给予确诊，改变了以往完全依靠医生直接确诊的方式。在治疗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所以，医患间的相互交流明显减少，医患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物化”了。

（三）疾病与病人分离

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为探讨疾病发生的生物或理化原因，要求把特定的疾病因素从病人整体分离出来，找到并研究某种疾病的致病或治病的生物学原因。因此，现代医学为了深入了解某种疾病及其发病因素，需要把它的致病因素从病人整体中分离出来进行分析检测，但这样做就要除去病人的社会、心理等相关因素。所以，在处理不当时，作为整体的、有思维的人的形象就在医务人员的视野中消失了，联系医患之间的纽带就只剩下简单的生物因素了。而医务人员从试管、显微镜下和现代各种检测的影像里，只有血液、尿液等，只见到细胞、分子形态的标本，社区了病人的心理、社会因素，完整人的形象消失了。于是医学的对象主要是疾病而不是病人，出现了病人与疾病分离的趋势。

（四）易变、不稳定

近代医学注重从生物学的观点去分析、研究人，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而忽视人的社会属性。[18]因为，忽略了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淡化了精神治疗和心理治疗所具有的药物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医患关系出现了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分割趋势。

医患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医学道德的一部分。医学道德尽管有其发生、发展的独立性，但始终离不开社会道德的影响，在医生与病人，医生与医生的关系方面无不受到社会的总体道德的制约。因此，不同的社会制度，其医患关系是不尽相同的。医学科学发展水平。医学科学的发展，使人们获得了与疾病斗争的有力武器，战胜了许多凶险的疾病，人类的健康和寿命水平大大提高，但医生与病人的情感交流显然不如从前，最突出的特点是医患交往的社会性日益强化，两难选择问题日益增多。

同时现代社会为人们构建了层次齐全、功能互补的医疗保健服务体系，提供了便利的

交通工具，完全克服了以往无另外医生可以选择以及地域局限性。病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要自由选择信得过的医院、医生进行治疗。由于这些情况的出现，医患之间的关系变得更

为复杂，更为多变。

（五）信任感下降

在如今高物价、高通货膨胀率的时代，由于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尚没有完全建立，完全

覆盖到每一个城市与乡镇，这也就造成了今天的就医成本的居高不下。患者在如此高就医

成本的前提下，加之近年来我国不少媒体曝光的黑心医生事件，患者必然会对处于其“对

立面“的医生产生一定的不信任感以及在就医看病过程中的小心谨慎。与此同时医务人员

的服务观念还是建立在计划经济时代施医者的观念。他们的服务意识淡薄，人性化服务不够，与患者的要求相差较大。此外，患者把医疗服务质员与其它服务业的服务质量进行比较，觉得医疗服务质员与社会其他服务业的服务质员相差太大，这更加加强了患者对于医

生的不信任感与对其医德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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