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年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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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查找中国历年来的基尼系数(年份尽可能的长)、农村的基尼系数、城镇的基尼系数,比较这三者的差异,分析各自反映的问题及存在差异的原因。

答案:

年份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19970.3706

19980.3784

19990.3892

20000.4089

20010.4031

20020.4326

20030.4386

20040.4387

20050.47

20060.496

20070.5

20080.469

年份农村基尼系数城镇基尼系数

1978 0.2124 0.16

1979 0.2407 0.16

1980 0.2406 0.15

1981 0.2417 0.15

1982 0.2416 0.15

1982 0.2439 0.16

1983 0.2267 0.19

1984 0.3042 0.19

1985 0.3045 0.20

1986 0.3026 0.23

1987 0.3099 0.23

1988 0.3099 0.23

1989 0.3072 0.24

1990 0.3134 0.25

1991 0.3292 0.27

1992 0.3210 0.30

1993 0.3415 0.28

1994 0.3329 0.28

1995 0.3285 0.29

1996 0.3369 0.30

1997 0.3361 0.295

2000 0.362 0.3364

2001 0.365 0.358

2002 0.3701 0.3624

2003 0.3763 0.3732

2004 0.3692 0.3489

2005 0.3751 0.35

2006 0.378 0.356

2007

2008

2009

2010 0.60 0.56

2011 0.3897 0.33

(东部:0.59 中部0.57 西部0.55)

三者差异,反应问题及存在差异原因

近几年,基尼系数持续升高,学界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急剧恶化,影响和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构。与此同时,有专家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并非如此耸人听闻,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放大了贫富分化程度。笔者认为,基尼系数是一个问题,但不是问题的全部。对我国基尼系数的认识,应当透过数字表象,从历史的、国情的角度出发,放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大框架、经济社会体制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考察其背后的内在逻辑。以此为基础,笔者通过对上述对立观点的解读和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基尼系数的走向是非均衡的城乡政策的直接结果,基尼系数的变动是政策变动范围内的可控因子。“解铃还须系铃人”,要遏制基尼系数上升,改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关键在于扭转非农导向的城乡政策。

基尼系数“危机论”与基尼系数“反危机论”

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在迎来这一历史性跨越的同时,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急剧拉大,全国基尼系数接近0.45,在社会上,尤其是理论界,对中国的基尼系数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基尼系数“危机论”:贫富悬殊即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

自2000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开始越过0.4的的国际警戒线,并连续几年直线上升,有专家估计,2006年达到了0.46,贫富差距不断恶化。而事实也表明,我国收入最低的20%的人群,只拥有4.66%的收入份额,收入最低的40%的人群,也只拥有13.6%的收入份额。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认为,尽管我国在GDP等货币性指标上成就惊人,但在非货币性的软性指标方面,如基础教育、儿童和母亲健康水平、环境保护、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获得等,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较之富裕地区和富裕群体还有较大差距。这种由基尼

系数所反映的收入差距为许多人所认同,并预测如果不采取相关措施,我国的贫富差距还会继续恶化。

2.基尼系数“反危机论”: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基尼系数国情“折扣”

在我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虽然城乡人口比例在不断缩小,但仍然有过半数的人口分布在农村,而且城乡经济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均衡发展、同步发展。针对这种国情,有学者认为:无论是城镇内部还是农村内部基尼系数的数值都处在合理区间内,比全国的基尼系数水平低得多,居民在自己生活的范围内感觉到的收入差距是有限的,再加上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居民很难体会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虽然中国整体的基尼系数很高,但我国居民由于分布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中,实际感受到的收入差距没有那么大,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变强。这种建立在特殊国情基础上的基尼系数观点也得到了部分学者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收入分配的悲观情结。

解读基尼系数“危机论”与“反危机论”

无论是基尼系数的“危机论”还是“反危机论”,都有其可取之处,但在深入分析中,却有着各自的缺陷与不足:

第一,“红灯”不红。

理论上,基尼系数达到0.4以上,国民经济就步入一种不均衡发展的状态,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实现城市化的同时,贫民窟将充斥城市,失业严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问题严重,收入差距过大,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不断涌现。而我国在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却没有陷入前述危机中。相反,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在过去的20多年里,呈现快速增长,并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社会安定,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可见,超过警戒线的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现实,但也不能以偏概全,过分夸大基尼系数危机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基尼系数的数值仍然有一定扩大的空间,所谓“红灯”警戒,并不是全面泛红,因此“危机论”过分悲观。

第二,“折扣”不折

农村人口占多数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视为特殊国情,为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辩驳,但这种辩驳是否有说服力呢?如果是因为农村人口占了大多数,而农村人均纯收入又低于城镇可支配收入,从而造成全国居民基尼系数的偏大,那为什么在城乡人口比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反而日益扩大呢?

估算基尼系数,一般需要三个基础性条件:取得真实的居民收入数据;正确处理原始收入数据;恰当选择适用的估算方法。在理论界没有就收入定义取得共识、国家统计局未能收集并发布真实的收入数据、基尼系数尚未得到根本完善之前,学者们不论选用何种方法,都很难测算出可信的基尼系数。目前,我们看到的那些林林总总的计量分析结果,形式上也许是美的,但对于公共决策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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