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视域下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研究

“互联网＋”视域下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研究

张　伟（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济南大学　商学院，济南　２５０００２）

提要：　当前，农业供给侧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工作的重点，也是我国经济研究领域里的热点问题。供给侧改革的思想同西方经济理论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有基于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近些年来，我国农业供给侧面临多重困境，表现在收储矛盾突出，供给结构性过剩，国际竞争力欠缺，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信息化水平落后等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互联网＋”可以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平台等信息科技对各类资源进行优化配置，通过完善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推进农业生产智能化与决策数据化，探索多种农业电商新模式，构建农业新零售生态链，助力农业供给侧改革。关键词：　供给侧困境；信息化水平；新农人；新模式；新零售中图分类号：　Ｆ３２０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３－３６３７（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１６－０７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形成有效的农产品供给，使供给数量、品种和质量等方面符合消费者的需要。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提高供给效率，改善供给结构，使农产品供给更好地契合市场需求的变化。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１５年聚焦“三农”。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是核心主题。该文件指出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农业供给质量亟待提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迈出新步伐。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农产品的供给质量，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优化农业资源配置。自首次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国家在相关领域的政策布局层层递进，并逐步提速。一、供给侧管理的相关理论背景（一）供给侧管理的理论渊源从经济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供给侧管理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时代，他的《国富论》中强调劳动力和资本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关注“供给侧”的效率，指出通过分工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受到《国富论》中经济学启蒙思想的影响，在１８０３年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一般都将其简单描述为“供给会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虽然萨伊定律的论证并非完美，并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与批判，但萨伊通过对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分析，开启了经济学研究中供给和需求相互影响的思考，并且揭示出在经济的长期发展中，必须重视供给因素。因此从长期来看，萨伊定律更能显示出其合理性。在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前，萨伊定律作为主流经济思想，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萨伊定律，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不可能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颠覆了萨伊定律，引发了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革命。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１９３６年出版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到，市场经济的运行不足以使生产和就业自动达到均衡状态，政府应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加强需求侧分析，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并将其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不是要忽视供给，不是单方面追求需求管理，而是以市场供求的均衡为最终目的，所以在经济失衡出现萧条的情况下，通过６１１

　经　济 刺激需求进而提振供给。因此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看作是一种应急之策，更适合在短期之内应对有效需求不足。实践证明，凯恩斯主义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可能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于是经济学界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供给学派在此时诞生并崛起。该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否定凯恩斯主义，强调市场机制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主张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并削减过多的社会福利。但供给学派过于单方面强调供给，认为供给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甚至完全排斥需求管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里根总统执政时期的政策就是以供给学派为指导思想，通过降低税率、削减社会福利和放松政府监管等措施，以实现其“经济复兴计划”，并掀起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潮。虽然里根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美国的高通胀，但也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使得美国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由于供给学派的政策实践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供给学派逐渐丧失信任，因此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又出现了凯恩斯主义的复辟，主要奉行侧重于需求侧调节的“反周期”思想。同时，凯恩斯主义者在坚持国家干预经济主张的基础上，吸收了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合理理论和政策主张，形成了新凯恩斯主义。另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短期繁荣，使得“赞成市场自动调节，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又成为主流。直到２００８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迅速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倡导市场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受到沉重打击，欧美对于此次危机几乎都采取了凯恩斯主义式的救市方案，需求管理政策再次成为主流。（二）供给侧管理理论的中国创新在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供给侧管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看不见的手”，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可以实现经济的均衡，因此不需要需求管理政策来刺激经济；供给侧强调劳动力、资本、技术、制度等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与合理使用，认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提高生产效率。需求侧管理则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产出下降，主张“看得见的手”，所以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提高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的讨论对应了背后两个理论阵营即凯恩斯主义与供给经济学，或者说新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立与争论，从历史上看，这两大学派也是交替主导各国经济政策的。要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跳出这种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二元困境，突破对供给侧改革理论基础的认识误区，实现基于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首先，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不是单纯地倾向于供给侧，也不是放弃需求侧或紧缩需求，而是在对供求关系综合考量的基础上来实现市场供求的新均衡。正如２０１５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１］。因此，宏观调控的政策依然是需求侧、供给侧双管齐下，两端发力，相互配合，而不是顾此失彼。其次，虽然供给侧管理的思想同西方经济理论有一定的联系，但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并不等同于西方供给学派的思想与主张［２］。供给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１９８１年美国里根政府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主要政策主张是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而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全球经济循环的平衡以后，此时中国正处于外需大幅衰退，经济增速下滑，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世界经济结构发生深刻调整的经济环境中，以政府不干预为原则的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全局性、稳定性和长远性的特点，具体手段除了减税以外，还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和产业政策，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国家干预和市场自由的结合，通过“三去一补”，解决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和更加稳定的经济增长。二、“互联网＋”对供给侧改革的经济意义“互联网＋”就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互联网＋”并不仅仅是把互联网当作一个营销渠道嫁接在传统的产业上，而是用互联网的思维改造传统产业和创新商业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７１１

　甘肃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互联网＋”本质上就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优化配置各种经济资源的活动。（一）“互联网＋”与生产人类社会在生产活动中通过消耗各种资源来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创造社会财富，当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一致时，国民收入是均衡的。但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总供求之间的信息搜寻存在成本，因而可能会出现生产的失衡，比如总供给过剩，产品滞销，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互联网＋”可以使得企业借助信息化的工具与手段降低信息获取的成本和难度，形成与总需求相匹配的投资与生产，降低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与闲置。同时，由“互联网＋”所带来的高效的信息传递和丰富的沟通方式，有利于提升组织间的分工水平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各类资源的跨产业流动和整合，从而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３］。（二）“互联网＋”与交换在市场交易活动中，运用互联网平台和通信技术，可以将不同生产者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特色与个性展现出来，有助于匹配消费者的不同偏好。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共享性有利于消费者通过他人的评价来了解和掌握产品与服务的质量，降低供需两端的信息不对称性，对消费者信息搜集模式与购买决策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此外，伴随着实物、人力、金融等资源的交换，会产生大量的交易数据，借助于计算机通信技术、分布式技术等手段把交易中产生的大数据迅速传递给生产网络中的各节点，可以实现以需定产。根据“微笑曲线”理论，产业链就像一条微笑嘴型的曲线，附加值比较高的区域位于曲线两端，即研发与营销，而位于中间区域的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互联网＋”的运营模式有利于去除中间商环节，缩减销售渠道的长度，使得供需两端直接连通，降低交易成本。这一方面有利于企业从生产环节进入流通环节、销售环节，进而更多地分享产品增值过程中的收益；同时，又使得消费者能以较低价格享受到高品质的产品，进而获得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从交换领域看，“互联网＋”有利于推动企业向微笑曲线的右端移动，提高产业的附加值，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三）“互联网＋”与技术创新纵观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经济的每次突飞猛进都是由科技变革驱动的。创新理论的创始人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创新就是创造性地破坏经济循环的惯行轨道，从而能够推动经济结构从内部进行革命性的破坏，带来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国消费者的中高端需求的比例不断上升，这就要求生产企业从供给侧进行相应的调整，推动产品结构向中高端化发展。从微笑曲线来看，就是推动企业向左端即产品设计和核心技术研发的方向移动。“互联网＋”可以促进大数据、空间信息、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提升企业的信息化水平，提高资源和能源的综合利用率，从而使互联网成为重要的创新要素，重塑经济发展形态，提升供给效率和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源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四）“互联网＋”与商业模式商业模式是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渠道等之间的交易关系和联结方式，是供给方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企业生产运营的各种资源。供给侧改革要综合考量供求双边关系，解决供需错配问题，商业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互联网信息技术有利于突破供需双方沟通交流的时空限制，增强供需双边的互动性，促进商业模式的创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台经济就是伴随着“互联网＋”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商业模式，也是当今非常重要的一种经济形态。平台经济以双边市场为载体，通过实现两种或多种类型消费者之间的接触获取利润。平台企业通过线上业务和大数据云计算，有助于实现空间分散、时间错位之间的供求匹配，提高供需匹配的精度；同时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大量个性突出的非标准化产品，使得个性化“私人订制”成为可能，以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在平台经济中，产业是基础，移动化和数据化是核心。百度、腾讯、淘宝、京东商城、一号店、阿里巴巴、亚马逊等都是知名的平台型企业。三、我国农业供给侧面临的困境（一）粮食收储矛盾突出，仓容压力大自２００３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产量实现“十二连增”（如图１），尤其是２０１３年以来，粮食产量连续４年达到６０００亿公斤以上。２０１６年由于受到播种面积减少和单产下降的影响，粮食总产量略有下降。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利益，国家自２００４年实行了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同时，自２００７年开始在玉米主产区连续９年实行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与卖粮的积极性。另外，８１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