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学

宋元时期的承前启后
宋元时期，地名学发生明显的转变：一 方面，地名渊源解释多了，个体的、局 部的地名考释精细，如苏东坡的《石钟 山记》；地名学著作的篇幅也越来越宏 富，《太平寰宇记》中的地名渊源解释 超过两千处，《舆地纪胜》则超过三千， 假使一千三百卷之巨的《大元大一统志》 完整保存至今，其地名渊源解释数量很 可能在五、六千处以上。
中国现代地名学的发展
现代地名学依其发展的性质可划分为民国 年间的确立、1949年后至“文化大革命” 前的成长发育和“文革”以来迄今的成熟 学，是十九世纪后期首 先在欧美诸国发展起来的。 晚清以降，因受欧风美雨的熏陶，西方先 进的地学知识逐渐传入中国，其中翻译西 方地学著作是主要的传播渠道之一。据研 究，清末翻译和出版了三十八部外国自然 地理学著作和四十三部外国人文地理学著 作 ，从而引进了一大批汉语的学科新名词， 如“地文学”、“地势学”、“人生地理 学”等，但未见有“地名学”一词。
“厦”与“下”，在闽南话无论文读或白读， 话音的声、韵、调都是一致。因此，厦门 的“厦”是由“下”演变的；由“下门” 变为“厦门”，是文人雅化的。 人们习惯地把北部叫“上”，南部叫 “下”，连接“门”为门户来说，可谓 “厦门”是“福建南部的海上门户”，比 之泛称“大厦之门”或“华夏之门”，更 有具体、确切的释义。 总之，“下门”雅化为“厦门”，早在明 初命名。
先秦时期的萌芽
先秦时期，中国地名学尚处于孕育期的萌芽状态。 地名的起源非常久远，而从甲骨文记载的地名来看， 殷商时的地名表达形式已相当完整。《诗经》《左 传》等文献中不乏地名的记录，《尚书•禹贡》对 后世地名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古时代即已产生 了专门释地的典籍《八索》《九丘》，可惜已亡佚 了。春秋战国时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 地名通名——郡和县，近年于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 的秦国地图，向人们展示了先秦民间地名的风采。 这一时期，中国地名的专名完成了由单名向双名、 多名的过渡，然而对地名渊源仅有零星的解释。
秦汉时期的奠基
秦汉时期为中国地名学奠定基石的应是东汉。 东汉明、章之世，班固著成了我国第一部具 有地名学研究意义的地理志书——《汉书• 地理志》。灵帝、献帝时代，又有应劭《汉 书集解》《地理风俗记》《十三州记》、圈 稱《陈留风俗传》等一系列地名学著作诞生。 这些著作包含了颇具价值的地名学思想、地 名命名原则和地名渊源解释内容，应劭著作 的地名渊源解释还首次超过了百数。
根据地学的理论，地名的地理性殊性，是指它所 表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形态而言。从构词角度上 看，它是以通名来表示所属类型，以专名来表示 相互之间的区别的，即对位于不同地理位置和不 同地理形态的地方，是通过地名的不同称谓来表 示的。如果说地名的词语性赋予了它音、形、义 的话，那么地名的地理性则使它具有了指位性和 分类性的特征。同时，它还以自己的专名部分， 反映着被命名地方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特征， 构成其标志地理形态的基础。如太平军大败湘军 的湖口，就是鄱阳湖汇入长江处的一个狭窄的水 道。
辛亥革命以后，西方地学知识继续输入中 国。据目前所知，“地名学”一词最早出 现于1928年正月初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综合英汉大辞典》中，该书第2747页将 英文toponomy译成汉语作“地名学”。 民国年间中国现代地名学的确立，主要表 现在地名学理论的探索、地名分类的阐述、 地名辞书的编纂、统一地名译名的讨论四 个方面，在这些方面有所建树的学者有金 祖孟、葛绥成、徐松石、钱穆、臧励龢、 刘钧仁等先生。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这样的地名学著作， 地名渊源解释首次超过千数，释名率达 6.7%，不但使北魏、而且使整个魏晋南北 朝时期的地名学发展达到了顶点。
隋唐时期的成熟
隋唐时期的地名学在地名命名原则的总结与 运用、地名渊源解释、地名“标准化”、地 名用字与读音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 步，涌现了像《括地志》《大唐西域记》 《元和郡县志》这样的地名学著作，敦煌地 理文书也颇具地名学价值 ，甚至皇帝的诏书 中也提出了一些地名命名、改名的原则 。这 些均是传统地名学成熟的标志。
语言方面
地名由语词构成，从词汇学、词源学、语法学、 语音学、语义学、文字学的角度，对地名进行语 词分析，研究地名的语源、语音、含义、字形及 其演变，有助于地名的正名、正字和正音工作。 依据保留在地名中的古语成分，可以推论古语特 征。对地名中方言词汇的研究，可以帮助确定方 言的分布界限和词义。语言的民族性使地名研究 为探索民族分布、迁徙、心理、习俗、信仰等提 供资料。在科学的语言分析基础上，做好不同国 家和民族地名的译写规范化工作。
另一方面，地名学规律的总结却相对较少， 宋代的五部地理总志，元代的“一统志”， 宋元笔记、《通鉴》胡注，既没有《水经 注》那样丰富的地名学思想，也没有《元 和郡县志》那样众多的地名命名规律的继 承与总结，局部领域虽有创新，总体进展 却不太显著。两个方面说明，宋元时期的 地名学在承袭秦汉以来优良传统的同时， 又开启了明清及其以降注重个体的、局部 的地名研究的风习，实处于承前启后的时 期。
明清时期的繁荣昌盛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地名学的发展达到了鼎盛 时期。郭子章著成我国第一部专门解释地名渊 源的著作《郡县释名》，顾祖禹完成不朽之作 《读史方舆纪要》，李兆洛主持编成第一部历 史地名词典《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伟大的 地理学家徐霞客，重于考据的乾嘉学派，对后 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明编《大明一统志》 的基础上，清代三修《一统志》，其中最后成 书的《嘉庆重修一统志》质量最高 ，从而成 了历史地名的渊薮。
陕西的盩厔县――古时称山曲为“盩”，水曲为 “厔”，西汉置县时因境内“秦岭逶迤、渭河迂回” 命名“盩厔”。1964年为简化用字改作“周至”， 音虽同惟原义尽失。而当地人民念念不忘曲山、曲 水的命名渊源，在县名更改20年后的1984年，将 县城所在的城关公社改作“二曲镇”。 陕西的醴泉县――因有泉水甘甜的醴泉得名，表明 该县拥有丰富的优质矿泉水资源。而1964年为简 化“醴”字改作“礼泉”，从语源上就讲不清楚了， 是说这里为礼节的源泉之地？还是表明当地民众非 常好客，礼节多如泉涌呢？ 江西的鄱阳县――我国素有山南水北为“阳”，反 之为“阴”的地名命名原则，故鄱江北岸设县名曰 “阳”。1957年为简化字形更名波阳县，县名原 意顿消，邻近的鄱江、鄱阳山、鄱阳湖一应俱全， 唯独没有“波水”，又哪来的“波阳”？
“门”是地名的通称。江河入海处有山 崖的地方，古时船户、渔民形象化地 叫为门。广东珠江口有“虎门”，行 政特区有“澳门”，福建闽江口有 “长门”、“五虎门”、漳州九龙江 入海处有“海门”、“濠门”，此外 还有“金门”、“下门”等。“下门” 是“厦门”的最早俗称。
以福建漳夏来说：“海门”在九龙江进入厦 门港海域这间；“濠门”在海门的东北 （《明史》）。按照方位，该是现在屿仔尾 一带。那地方有个村落叫“石后”，即现在 厦门到屿仔尾客轮的终点站。“后”字闽南 话叫“户”或“护”，《辞海》给“濠”字 解释为“护城河”。这样“护”字的话音就 还有“濠”字的痕迹以及“户”字的谐音。 而“海门“：往下到鼓浪屿和厦门岛，是海 潮进出的通道，像护域河河水进出的门，也 就是“濠门”。“濠门”以下的一个门叫 “下门”。海门、濠门，这两个门不是明代 才命名，而厦门也是明初命名，皆在明洪武 二十七年建城之前。
历史方面
地名是时代的产物，又具有相对稳定性， 因而能保留较多的历史信息。通过研究地 名可以说明许多历史问题，对研究历史时 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都有帮助。
政治变动
灭元后明成祖将大都改名为北京 太平天国将江宁更名为天京 独立后的刚果将奥波得维尔改名为布拉柴维尔
军事征服
殖民扩张中英国占领津巴布韦后更名为罗德西亚 军事侵略后沙俄将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
随着大量地名的产生和应用，人们认识到 一系列地名的共同特征，《尔雅》《说文 解字》《释名》对地名通名均作了系统的 总结和升华。这一切都为中国地名学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
魏晋南北朝是个离乱纷纷的年代，政区地名进入了 历史上最为繁复、最为混乱、最令人目眩的时期。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时代，《汉书》注家笔下出现 了色彩斑澜的地名渊源解释，地名学史上产生了像 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京相璠《春秋土地名》、 张华《博物地名记》、郭璞《山海经注》、常璩 《华阳国志》、盛弘之《荆州记》、沈约《宋书•州 郡志》、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补》、顾野王《舆 地志》、阚骃《十三州志》等这样著名的地名学家 和地名学著作，因而地名学在各个方面均有了深入 和提高，成绩也堪称卓著；
地名学
主讲人 乔倓 李静轩 袁琳
定义
地名 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 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
地名学（toponomastics）
研究地名的由来、语词构成、含义、演变、分布 规律、读写标准化和功能，以及地名与自然和社 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 地名学是专门研究地名的学问，它通过对地名产 生情况、词语特征、名地关系和沿革演变的探讨， 从而弄清地名的起源、发展和分布的一般性规律。 地名学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交叉学科，与地理学、 语言学、历史学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通名(Generic Term of Geographical Names) 是地名中表示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类别 的部分，在同类地名中具有相同的意义。 专名(Specific term of geographical Names) 是地名中用来区分各个地理实体的部分。
研究对象
地名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地名，对地名的研 究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 1、语言方面 2、地理方面 3、历史方面
考据学派对历代地名沿革、定位、地 名典籍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考证与 研究，从而把传统地名学推向了顶峰。 但应看到，清人治学重于考据，证实 多而空论少，对地名沿革、地名渊源、 地名定位、地名读音、地名用字等方 面贡献尤著，对地名命名与更名规律 的归纳相对贫乏，理论总结的起点更 低。这正是传统地名学的一大特点。
特别要指出的是，唐代地名学承南北朝以 来之余绪，《通典》等著作最终完善了 “因水为名”的原则、《元和郡县志》最 早完整地总结了年号地名的命名等原则； 并且《元和郡县志》地名渊源解释数量 （931处）在五代以前的文献中仅次于《水 经注》，而释名率则高出《水经注》近两 倍，在地名学上取得了从南北朝到隋唐的 巨大进展，并为两宋乃至元、明、清的地 名学发展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