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期。

平王东迁，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已经名存实亡，各诸侯国不仅不服从“天子”的命令，有的甚至侵夺王室的土地，政治上的尊卑等级界限被打破了，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实际上变成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了。

以秦、晋、齐、楚、越等为首的大诸侯国相互兼并称霸，故争此起彼伏，最后形成楚、齐、燕、韩、赵、魏、秦七强并立的局面，它们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相互之间的兼并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最后由秦兼并了六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

在这期间，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第一，疆土的扩大和民族大融合。

夏商周三代分别是由夏族、夷族、戎狄族入主中原而成为天下“共主”的，因夏族影响较大，自称为“诸夏”，将远地异族称为蛮、夷、戎、狄。

异族与天子之国之间只是一般的羁属关系，因此，当时的活动面积实际上只限于黄河流域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几省。

春秋战国时期，蛮、夷、戎、狄的大部分加入中原逐鹿，逐渐成为诸夏的一分子，形成“华夏民族”，中国的疆域也扩大为北到燕代、东至海隅、西及甘陇、南达岭南，涉及现在的十几个省区，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活动的疆土面积。

第二，社会经济得到普遍的发展。

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有显著的发展，其重要标志是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以及生产者生产经验的增加和生产技术的提高，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农业生产的农本学派。

生产工具的进步，促进了水利工程的建设。

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生产出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和生活必需品，活跃了商品经济，出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

必有百金之贾”①的现象，货币成为普遍的流通物；同时，与农工商业发达有关的交通道路得到了开辟，以经济为重点的都市开始繁荣起来。

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土地所有制和赋役制度发生了变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生产经济和交纳租税、分担徭役的赋役形式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

第三，社会生产的发展影响了政治、法律的变化。

由于王室的衰弱，与分封、宗法、礼乐制度密切相关的世卿世禄制逐渐遭到破坏，政自天子出变为政自诸侯出，而后又相继出现了政自大夫出、政自臣宰出的现象，最后形成“主卖官爵，臣卖智力”②的官僚制度。

分封制逐渐为郡县制所替代，宗法和礼乐则采取更高的形式融入政治领域之中，成为统治者实行统治的重要工具。

与此同时，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中心内容的法律，也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公布实行，并不断地完善起来。

第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政治、法律的变化引起思想领域空前活跃。

从春秋时期开始，士大夫阶层就出现了以子产、孔丘等为代表的为政治服务的法家和儒家思想，战国时期则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学派纷纷著书立说，传授弟子，议论政治，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五，世卿世禄制的逐渐破坏和官僚制度的形成，使职官管理体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以文武分职为前提，以明确规定官员的职位、职责和职权范围，确定他们的工作规程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以任免选拔、等级俸禄、符节玺印、考课奖惩等为主要内容的人事管理体制也逐步完善。

凡此，都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打下了基础。

二、王和诸侯专制发展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春秋战国是由以各诸侯国君为核心的专制和以贵族政治为主的政体结构，向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以官僚为辅佐的政体结构转变的时期。

（一）各国君主的名号和职权的变化春秋前期，王室衰微，诸侯崛起，原来最尊贵的名号“王”，在此时虽然还作为周天子的专称，但其政令已逐渐不能越出王室的所辖之地。

春秋列国在名义上还奉周天子为宗主，但实际上已经相对独立，并且逐渐建立和完善自己所辖地区内的各项政治制度，出现列国并峙的局面。

然而，它们并没有摆脱传统的意识，各国的君主还依照周天子的分封秩序，分别称为公、侯、伯、子、男。

虽然列国国君纷纷僭越周礼，按照天子规格举办礼乐，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成为独立国家的君主，有关本国的重要事务在形式上还要向周天子请示。

春秋中期，出现强国争霸的局面，周天子表里俱失，王室不再有实质和名义上的约束力了。

先后形成的霸主，取代周天子为列国的盟主。

这种结盟是在不干涉列国内政的情况下形成的，列国各有主权，但又必须服从盟主的征调。

这样就导致列国国君的名号除了按原来周王分封的秩序称呼之外，还要视本国势力的强弱而定。

例如晋就是以侯国争为霸主，进而改称公国的。

列国相互争霸，竞相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掠夺土地为主要目的的战争更加频繁，大国吞灭小国，逐渐地摆脱血缘组织的残余，向领土国家转变。

这时君主的地位提高了，继独立于南方的楚国君主称王以后，列国君主相继称王，“王”字的含义在新的集权制度下又加入了新的内容：“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谓王”①，有了专制一方的含义。

与列国国君名号的不断加尊成正比，其实际权力也不断提高。

早期的列国国君在施政过程中受到由宗亲贵族所组成的卿大夫的制约。

诸如鲁的三桓，郑的七穆，齐的国氏、高氏，宋的戴、桓、庄族等，均称为公族；齐的陈氏，鲍氏，晋的范氏、中行氏、智氏、魏氏、赵氏等异姓诸卿，亦称为卿族。

他们左右国政，掌握实际的军政权力，往往借口一些小矛盾就能将国君外逐，在他们内部，又彼此各把持着一部分权力，相互倾轧和兼并，如晋国“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②，齐国陈、鲍伐栾、高氏，而将栾、高之室中分等等。

在兼并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不同的兴衰浮沉。

一些卿大夫逐渐强大，演成割据之局，如赵、魏、韩三家分晋；另一些卿大夫则衰败没落了，如“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①。

强大的卿大夫制约着君权，春秋300年间，就有36位君主被卿大夫所杀，所以，这时的君主“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②就能安于其位。

然而，君主专权是发展趋势，这种政出多门、非常不稳定的政治格局终究只能是一时的现象，因为它只能不断地制造政变和混乱。

以官僚制度代替世卿制度，遂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官僚制度的出现使君主的地位得到提高，权力扩大，形成“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常其事”③的集中权力于上、在君主制约下分权于臣下的局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

（二）“君临之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社会局势动乱，人们都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安定局面。

这在当时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只能寄希望于“圣人”的出现，因为“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④。

这个所谓圣人就是能牢固掌握统治权的君主。

而当时列国各有君主，众多君主并存是不能出现安定局面的。

于是，慎到提出“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⑤的理论；接着管仲也提出“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⑥的理论，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帮助齐桓公争得霸主的地位；孔子提出“正名”，希望能按周礼恢复上下有序、贵贱有等的状态，希望礼乐征伐能自天子出；老子提出“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①的“四大”并列理论，以尊崇唯一的君主；墨子提出“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②；孟子也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③，荀况认为：“君者，国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

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长久者”④；《吕氏春秋·执一》则云：“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

几乎所有的先秦诸子理论都认为应该有独一无二的君主来统一天下，都从不同的角度呼唤集中使用权力，都要求“定于一”。

这是先秦诸子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发展进程的总结。

他们着眼的角度和论述的根据虽然各有不同，但其结论则高度的一致，即认为必须以统一代替混乱，以集权代替群雄并立，舍此难以谋求安定和繁荣。

先秦诸家的理论观点为秦的集权统一扫平了思想认识上的障碍。

在大体上解决了是否应该集权统一之后，如何发挥君主的作用，也就是以权势法术为中心内容的“君临之术”，便成为理论家的议论重点。

“权者，君之所独制也”⑤。

“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⑥。

这是从理论上申明，最高的统治权力必须由君主所独占和完全控制运用，但凡有一分可能，绝不容许被分割。

只有权柄在握，才能实现其统治，所以“善为国者，内固其威，外重其仅”⑦。

“势者，王之神”①。

这里所说的势，是指决定君主能否充分支配权力的主客观条件。

权和势是不可分的，所以被视为相同于灵魂的“神”。

“权势者，人主所独守也”②。

因为“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③。

可见，君主的地位必须与一定的权势相结合，才能名符其实地履行统治。

“法者，偏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④。

这说明，法是公布于全国的普遍准则，它确定了人际社会关系，规范了人们的言论行为，同时也使统治者的意志神圣化和绝对化。

所以“道之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⑤，是阶级统治的基本内容。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⑥。

术与法的区别在于，术不是明文规定公布于众的，术是可因人因事因时而变的，是为解决某些具体矛盾而采用的策略手段。

当术与法和抵触时，君主们便往往舍法而用术，有时，术也可能与君主公开倡导的道德准则相抵触，这时君主们也往往摒法而用术。

因此之故，术往往被视为与一些诡狡手段有关，但作为许多君主擅长操纵的统治之术，又被视为是治国用人必不可少的法宝。

所谓“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⑦，这种隐秘幽深而又变化莫测的权木，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多有论述。

术与权、势、法相结合。

构成各种权术、势术、法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过程中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明王了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所操也。

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所处也”①。

除“六柄四位”以外，还有“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②。

七术即：众端参观，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③。

六微即：权借在下，利异外借，托于似类，利害有反，参疑内争，敌国废置④。

此外还有“兼人之术”⑤、“进良之术”⑥、“择将之术”⑦、“天下之行术”⑧等等，所有这些“术”，大都体现在“刑”和“法”两手的交替运用当中。

“杀戮谓之刑，庆赏谓之德”⑨，君主“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⑩。

“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11)。

“君临之术”的整体构思为以后高度君主集权奠定了思想基础。

2000多年来，高度中央集权的，以君主专制、人治为主轴的政治体制，大体上就是以上述六柄、四位、七术、两手等作为驾驭国家机器、驱役全国臣民的依据和手段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有不同的侧重点和手法变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