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对比与研究

第三节、中国套盒与西洋项链

由于语言类型的不同，中西语言在句法结构、句法文化方面呈现着一些各异其趣的风貌。语法型的西方语言的句法结构，具有层次线性、结构封闭的特点，其样貌就如同一条扣起的西式项链，结构紧锁，不容拆散；而语义型的汉语的句法结构，具有层次立体、结构开放的特点，样貌好像一只层层相套的中国套盒，结构松散，便于拆装，于是才会出现本文开端出处所列举的“下雨天留客”的古老笑话和《清明》诗的不同断句等有趣现象。

一、立体与线性

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曾指出：“汉语的说明部分有许多本身又由话题和说明两部分构成，所以汉语的句子可以像中国的套盒那样在主谓式里面包含主谓式。例如‘我今天城里有事’，‘我’是‘话题’，其余部分是说明。‘今天城里有事’，‘今天’是话题，其余部分是说明。‘城里有事’，‘城里’是‘话题’，‘有事’是说明。甚至不包含话题的‘有事’也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句子轻易地站住。”[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页。]

一层套一层的“中国套盒”的比喻，形象地说明“话题—说明”结构的层次性不是线性的，而是立体的。西方语言作为语法型语言，以“主语—谓语”为结构框架，框架中的主语只能有一个，其结构的层次性是线性的。汉语作为语义型语言，以“话题—说明”为结构框架，而框架中的话题可以不止一个，其结构的层次性是立体的。

线性的西方语言的句法结构，具有封闭性特点；立体的汉语句法结构，具有开放性特点。“根据‘主语—谓语’这种结构框架造句，句子的结构规则是封闭性的，只有两根‘柱子’(主语和谓语)一根‘梁’(一致关系)，其他成分只能支撑两根‘柱子’，因而只是句子的附属成分。每一个成分都不能越出一致关系所控制的范围，因而呈现出封闭性特点。而‘话题—说明’的结构框架，由于没有一致关系这种形式规则的控制，因而句子的结构规则是开放性的。层层套盒的‘话题’可以进行有层次的‘说明’，使句子的形成过程有点儿像‘意识流’，‘流’到什么地方，决定于说一听双方的协作配合和环境的限制。”[徐通锵：《语义句法刍议》，《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第344页。]

印欧语言的句法结构的封闭性和汉语句法结构的开放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封闭性的句法理论的核心是“主语—谓语”的结构框架和与此相联系的名、动、形的词类划分；而开放性的句法理论应以事件的话题为基础，有层次地叙述它的方方面面，只要话题的叙述有需要，叙述的时候可以变换角度、变换角色等。由于汉语的这一特点，所以传统的汉语研究不讲主、谓、宾和名、动、形，但却有在印欧语言的研究中根本不存在问题的句读。句读的对象是书面语，它的基本精神是如何在语篇中找出句子，给文章断句，或者说是看“字”排列到什么地方才能成为一个句子。由于汉语句法结构的开放性，应该在哪儿断句，主要取决于说话人或标点人对意义的理解。唐天台沙门湛然《法华文句记》卷——记载：“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这一论述把握住了句读的基本精神，所谓“语绝处”，就是对事件话题的叙述已告一段落，语义上呈现出相对的完整性，找到了“语绝处”，也就找到了句子。这是标点古籍的一个难点，同样一段文字，该在哪“圈”与“点”，是根据对“语绝处”的理解，而不是有无“主语”、“谓语”之类的语法标志，不同的人由于对文句的理解有差异，“圈”与“点”也就会出现差别。[参见徐通锵：《“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第444页。] “句读”的不确定性，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汉语句法结构的开放性。

二、散点与焦点

西方语言与汉语在句法结构上呈现着焦点视与散点视的特色，西方语言的句法结构以焦点视为主要特征，汉语句法结构则以散点视为主要特征。

语言学家申小龙认为：“一般来说，西方语言句子的谓语必然是由限定动词来充当的。

这个限定动词又在人称和数上与主语保持一致关系。句子中如果出现其他动词，那一定采用非限定形式以示它与谓语动词的区别。因此，抓住句中的限定动词，就是抓住句子的骨干。整个句子的格局也就纲举目张。西方句子的这种样态，就像西方的油画一样，采用的是严格几何形的焦点透视法：句中的主语是通过一致关系与谓语动词联系的；句中的其他成分则往往是通过格位显示与关系词显示来明确它们与谓语动词的关系的。”[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45页。]作为语法语言的印欧语，其语言内部的结构框架只允许有一个谓语，于是具有以谓语动词为中心的焦点视的特点。

在汉语交际中有90％的句子都不是以动词为中心的SVO型焦点视句子，[同上书，第446页。]而是依据语义铺排的流水句，这类句子不止一个中心，而是具有两个以上的中心或重心，是多中心、多重心的句子。例如：

小辣椒见是书记，一楞，松开手，跟着就瘫了下来，滚地皮，大哭大叫。[同上。]

在占句子总数9％的SVO型句子里，有将近一半的句子并非典型的以动词为中心的焦点视句子，而是具有语义铺排的流水句特点的长宾语句。例如：

只见过他的父亲抽大烟、吸白粉，急急匆匆地活了不到三十年；他的妈妈也从来不事生计，靠变卖家当度日。[同上。]

汉语流水句多中心、多重心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汉语句子“话题—说明”的套盒式立体结构框架和汉语句子的语义理解模式。“‘话题’必须有定，不然交际就没有主题，说—听双方也就无法配合；由于有语境的补充和提示，有定性的话题可以省略”。[徐通锵：《“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第448页。] “小辣椒”、“只见过”都是“话题”，由于有语境的补充和提示，在后面的句子中就省略了，而句中多层而立体的“说明”部分就呈现出了多中心、多重心的句子特征。汉语句子的这种形态特征，很像中国画采用的技法，即注重心理时空流程的散点透视法：句子采用语义铺排勾连，以停顿为构句手段，形成多中心、多重心的句子格局。可见，作为语义语言的汉语，其语言内部结构的构成方式，具有多中心、多重心的散点视特点。从句子形态的比较来看，西方语言的句子形态，很像焦点透视法完成的一幅西洋风景；而汉语句子的形态，则如同散点透视法绘成的一幅中国山水。

三、对偶与主从

西方语言与汉语比较，在句式类型上有一个显著的差异：西方语言主从句发达，汉语对偶句发达。西方语言发达的主从句，有助于推动西方民族逻辑思维的发展；而汉语发达的对偶句，有助于推动汉语民族辩证思维的发展。

英语中大量存在着的是主从句，这类句子的主句是主体，从句不能独立，全句以主句的动词为核心构成。比如：

I didn't come because my sister was ill.

如用汉语常可表示为：

我姐姐病了，我没来。

英语的主从句开门见山，先表达核心意思一结果，然后再交代陪衬的情况一原因；更注重进行逻辑的演绎，更注重表现“I didn't come”和“my sister was ill”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关联词because

是必不可少的。相似的意思用汉语表达，更习惯先介绍陪衬的情形，再说明主旨，并习惯用貌似对偶句的形式，表示关联的词语可以不用，在“我姐姐病了”和“我没来”两种情形的对举中，暗含逻辑关联。[参见：《英语学习指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36页。]又如：

He didn't feel cold though he was wet to the skin.

如用汉语可表示为：

他湿透了，可并不觉得冷。

英语的主从句更注重表现“不觉得冷”和“湿透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更注重进行逻辑的演绎；而汉语更侧重表示“湿透了”和“不觉得冷”两种情形的先后和对举。

杨绛在谈翻译时曾说：“略有经验的译者都会感到西方语言和汉语顺逆不同，晋代释道安翻译佛经时所谓‘胡语尽倒’。要把西方语文翻成通顺的汉语，就得翻个大跟头才颠倒得过来。”[杨绛：《杂忆与杂写》，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页。]对这种现象，有学者从语言的功能和认知的视角研究，指出原因是中西语言使用的语序原则各有侧重：汉语主要使用自然语序的原则，西方语言主要使用凸显语序的原则。自然语序的原则，就是时间顺序的原则，即按照人们如何感知时间颐序中的情状安排语序。凸显语序的原则，是按照说话者的兴趣与表达焦点等安排语序的。常用凸显语序的原则的西方语言，与汉语比较，就会让人有“尽倒”的感觉。[参见戴浩一：《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

对偶句是汉语十分独特而又非常发达的表达方式，它将语音、语义、语法及文化等元素集为一体，最能代表汉语语言文化的特点。据说，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当年为清华大学出入学考试语文试题，有一道对偶的试题，上句是“孙行者”，要求对下句，有考生以“胡适之”相对，被认为对得较为巧妙。对偶句式常能产生出充满东方睿智的名言警句，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偶句被用来构成诗歌、骈体文、对联、蒙书，还被用于行业的口诀，如中医的“汤头歌”、珠算的“九九歌”等，对偶句对中国语言文化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老子》)“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鲁迅)从古至今，大量存在着的对偶句，说明中国人习惯对比着思考问题，辩证思维十分发达。对偶句式和辩证思维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汉语思想的发展。这同西方语言把事物分解成最小要素，再解释要素的数量关系和结构关系的结构分析、逻辑演绎的方式形成明显的对立。著名英语学家王佐良说：“长句常需用分号(semicolon)，德国作家Gunter Grass说他惋惜‘分号’的逐渐失踪，随着它一起失踪的是一种辩证思维，即凡事不只看一面，而能多考虑其他方面的思维习惯，而后者是一种文明品质。”[王佐良：《中楼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这个例子，从标点符号的使用，印证了西方语言文化中较少辩证思维的事实。

其他语言现象也可印证西方语言更重逻辑思维而汉语更重辩证思维的特点。比如英语和汉语在表达空间关系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语言系统，英语采用一步法，直接用at、on、in 表示一个向度、两个向度或三个向度的空间；而汉语则采用两步法，先用“在”指明是空间关系，再用其他词语指明此物位于某物的旁边、上头还是里头。例如：“那本书在桌子的上头。”汉语的这第二步，实际上是“通过整体一部分的图式来谈论空间关系”。[戴浩一：《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整体—部分”的思维属于辩证思维，汉语有一套整体—部分的语言图式，让使用汉语的人更容易地使用辩证思维的模式；而西方语言有一套结构分析的语言图式，让使用者更容易地使用逻辑思维的模式。

四、真实与虚拟

在虚拟语态的表示上，英语和汉语有很大不同。例如：

英语汉语

If it had not rained,he would have been in school. (过去虚拟条件) 要不是下雨的话，他就在学

校了。

如果没有下雨，他就去过学校。

If it didn't rain,he was in school.(过去真实条件) 如果没有下雨，他就去过学校。

If it didn't rain,he would be in school.(现在虚拟条件) 如果不下雨，他就在学校。

If it doesn't rain,he will be in school.(现在真实条件) 如果不下雨，他就在学校。

英语在表示虚拟语态时，要用严格的形式区分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即使上下文提供了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的信息，这种严格的形式标记也不能简省。汉语则不同了，汉语可以用“要不是……

(的话)，……了”词汇手段，表示虚拟语态，如例句1；但也是可简省，简省后的过去虚拟条件和过去真实条件在形式上就没有分别了，如例句2、3。汉语过去虚拟条件和过去真实条件的区别是通过上下文来确定的。特别是现在虚拟条件和现在真实条件，在英语中是有严格的形式区别的，而在汉语中既没有严格的形式区别，也没有词汇、词组等手段构成的宽式形式区别，只能通过上下文来理解，或以附加的说明来区别什么是现在虚拟条件、什么是现在真实条件的虚拟语态。

英语中有较多严式范畴，这些严式范畴常可以转换成汉语的虚词、黏着语素、词汇或词组表达式等宽式范畴。但英语现在时间状态下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的对立，在汉语中却没有对应的宽式范畴，只能通过言语进行说明，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英语中存在的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的对立，同样也广泛存在于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法语、俄语、梵语、印地语、波斯语等重要的印欧语言中。因此，可以认为，在原始印欧语中，也存在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的对立。

真实条件是在真实实事的前提下对事件做出判断，而虚拟条件的本质是在承认前提的条件下，对结果做出判断。使用虚拟语态的人关心的不是前提中包含的实事是否真实，而是在某种前提下所发生的事件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有超越经验事实的性质。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把虚拟条件范畴化了，那么虚拟过程在该民族中一定是很深的观念，体现了该民族深层次的思维取向。印欧语中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的对立反映了印欧文化“事实”和“超事实”的深层对立。汉语在现在时间状态下缺少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的对立，即使在过去时间状态下，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的区别也只是一种宽式范畴，我们可以说汉文化在底层上并不关心“事实”和“超实”的对立，或者说主要以“事实”为出发点，不太关心“超实”问题，更不太过问在“超实”的前提下会有什么结果。

西方哲学有一种超实取向，即一方面承认“事实”的重要性，同时又承认“超事实”的重要性。西方哲学之所以有超实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就在于印欧民族有一种超实思维取向，即一方面承认事实，另一方面还关心事实以外的情况，并且认为这两种情况有明显的对立；在语言表达中，操印欧语的人需要明确区分真实条件和非真实条件，才能正确使用真实条件句和非真实条件句。而中国哲学之所以有泛实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就在于汉语民族有一种泛实思维取向，这种思维取向可以在汉语中反映出来，即在使用真实条件句和非真实条件句时，不注重真实条件和非真实条件的明确区分。

印欧语具有虚拟语法范畴，反映了西方哲学的主体者印欧民族有一种关心超事实和真实事实对立的超实思维取向。汉语缺少虚拟语法范畴，反映了汉语民族虽有区分超事实和真实事实对立项的能力，但不太关心这两者的对立，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哲学的主体汉语民族有一种泛实思维取向。[参见陈保亚：《语言哲学的文本解释与结构解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