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中的红色少年形象

[论文关键词]红色少年抗战文学十七年文学新时期[论文摘要]红色少年形象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本文梳理了红色少年形象塑造的三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的代表l生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探讨了时代背景、文艺思想对创作的影响。在中国儿童文学人物形象长廊里活跃着一群独特的少年群体，他们直接投身现代革命乃至战争，以血与火洗礼自己的童年。“红色少年”的称谓既饱含深深的敬意，又揭示了其生命本色。红色使我们想到烈火、鲜血和革命，具体来说，“红色少年”指在革命战争年代，参加革命军队，以军人的身份从事对敌斗争的少年；以及虽然还没有参加革命军队，却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的少年。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红色少年形象的塑造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红色少年主角是抗日小英雄，如海娃、雨来等；第二阶段是1949年至新时期，这时段的红色少年既有抗战小英雄，也有解放战争中的小英雄，如嘎子、潘冬子等；第三阶段是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这一阶段以张品成笔下的红军时期的红色少年最为突出。一抗战文学中的红色少年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所走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决定了战争年代的儿童文学必然以塑造战争中的儿童形象，反映孩子们的战斗生活为主要内容。严峻的现实一方面迫切要求“文艺必须作为反纳粹、反法西斯、反对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器而发挥它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走过抗战初期的民族革命所引起的政治亢奋之后，民族命运对于文学的期待已不仅仅只是反映和歌颂，而是要求文学作品作为一个独特生命发挥其震撼人、影响人、感染人的艺术魅力。儿童文学人物画廊里的海娃、雨来等优秀红色少年形象正是这种语境与时代规范的结晶。这一时期作品的突出特点是，作家和人物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对他们的非凡经历与成长有切实的感受，呈现出时代生活与英雄事件的本真状态，写的就是身边人身边事，具有强烈的即时即刻的现场感。海娃的形象是战地记者华山根据抗日战争的众多感人肺腑的小战士、小英雄提炼、概括而成的，作品围绕着送一封“鸡毛信”来展开，情节紧张曲折：海娃接信——遇敌——藏信——逃跑——丢信一找信一被抓——脱身——终于胜利完成任务，整个故事险象环生，悬念不断，使读者始终沉浸在一种紧迫的气氛中。小说对人物的塑造始终扣住人物的身份、年龄、生活环境。海娃12岁，是生活在山区的放羊娃，但同时又是儿童团长，经常站岗放哨送信送人。严酷复杂的革命斗争锻炼了海娃，他机智勇敢，坚韧干练，临危不乱，有高度的责任心。这是海娃作为小英雄的一面所表现出来的品质，作品同时也刻画了海娃作为孩子的天真、粗心、乍一遇敌的惊慌。作为小英雄与山区放羊娃的性格两面浑然一体，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真实可信，也更易贴近读者。需要指出的是海娃是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儿童形象，因而作家处处从“山区”落墨，使人物性格在“山区”的典型环境中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体现了“山区少年”在对敌斗争中成长的方式：赶着羊去执行任务，遇上敌人就一口咬定自己是放羊娃；逃跑不成，就借口羊丢了怕被东家责骂出去找羊；利用对山岗野岭的熟悉甩开敌人……如果说，海娃是“山区”红色少年的典型形象，那么，雨来则是“水乡”红色少年的典型。管桦塑造的少年英雄雨来(《小英雄雨来》管桦，1948，原名《雨来没有死》)是个玩水的高手，凭借这一高超的本领，他两次从敌人的枪口下逃生。保护交通员，站岗放哨，送信，救助受伤的八路军战士，成了雨来童年生活的重要内容。作品通过雨来拼死保护交通员李大叔，冒险送走受伤的八路军战士，星夜站岗送信，把敌人带进地雷阵，配合大部队里应外合端了敌人炮楼等几个事件来刻画雨来的小英雄形象，但同时又很好地兼顾了雨来作为“儿童”的另一面：和伙伴们演习“冲锋”，扎乱了草垛，砍断了豆角藤；和伙伴们深夜离家去参加革命，当上侦察员，最后却因睡熟了被两驾马车送回了村；战斗中太忘情了，冲锋过度，结果冲进了敌人的阵地。这些儿童行为的描写丰富了雨来的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说，雨来的善于游泳、淘气、好动、点子多成就了他的英雄本色。[!--empirenews.page--] 还有一个形象也深深地印在了几代人的脑海中，这就是方冰创作的叙事诗《歌放牛郎》(1940)中的王二小。王二小在一次大扫荡时被敌人抓住要他带路，为了后方机关和几千老乡的生命财产安全，机智地把日寇引进埋伏圈，自己却

英勇献身。这首诗根据真实的故事创作，诗写成后被谱成曲，歌声哀婉，撼人心弦，很快流传开来。人们传唱这首歌，就是对王二小，以及像王二小那样的少年英雄们的怀念、肯定与颂扬。[1][2][3]下一页海娃、雨来等小英雄凸显了20世纪4O年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思潮，他们是时代规范的产物，更是时代文艺的反映，那个时代需要这样的形象来展现群众的斗志，激励感召千千万万的孩子。那个时代更需要肯定、褒扬这些“有志不在年高”的少年英雄。在海娃雨来等人的身上饱含着成人社会对民族未来一代的期望，将爱国情怀、英雄主义、儿童本色融为一体。时隔六十多年，再来阅读这些作品，仍然会被少年英雄们吸引感动。异代的儿童读者起初会因一种陌生化、距离感而被吸引；随着阅读的深入，又被紧张惊险不失儿童情趣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主人公的年少英雄意气风发又契合了儿童读者的英雄梦。伴随着这种对少年主人公英雄精神的认同和向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油然而生。“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凡是熟悉雨来的人，有谁不熟悉这旬肺腑之言呢? 二“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少年“十七年”儿童文学深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旨在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弘扬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爱国主义的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小说尤其如此。高度的阶级觉悟，坚强的革命意志成为这一时期革命战争小说特别强调的元素，因而有的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给人以“小大人”的感觉。这一时期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有：徐光耀的《小兵张嘎》、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等。《小兵张嘎》是“十七年”儿童文学兼顾了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的典范之作。儿童文学的功能之一就是娱乐儿童，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常常是故事底下流淌着思想，儿童读者通过阅读表层的故事来接受深层的思想。《小兵张嘎》创作于1958年，小说再现了冀中平原广大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场景。嘎子无父无母，唯一的亲人奶奶也为掩护侦察员老钟叔牺牲了。成了孤儿的嘎子决心去加入八路军替奶奶报仇，却和慕名已久的罗金保不打不相识。进入区队后，嘎子在钱区队长和战友们的教育关怀下终于成长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和海娃雨来冬子相比，嘎子身份的特别处就在于他是个“小八路”。在他的身上既有一般孩子的儿童特点，也有八路军对他的纪律约束，小说极力张扬嘎子儿童的天性，从而充盈他的小八路形象。村公所遭遇战、青纱帐伏击战和鬼不灵歼灭战充分体现了嘎子的机智勇敢。和胖墩摔跤、堵了胖墩家烟囱、被关禁闭却逮家雀玩等情节则充分展示了嘎子顽皮淘气、野性十足的少年天性。嘎子的语言、行动、表情无一不具有浓浓的儿童特性。请看嘎子被迫上缴手枪的一节：“我要硬不缴，你能把我怎么样?”小嘎子不等区队长的话说完，就把枪往桌上一扔，说声“我不要了”!一抱脑袋就逃出了人群。一颗颗泪珠，滴滴答答地落在他跑过的路上。这时，他多么后悔不该来当兵呀。[!--empirenews.page--] 嘎子做梦都想有一支枪，好不容易缴获了一支，却被命令上缴，有隋绪是肯定的。作品扣准嘎子的儿童陛，充分表现了嘎子对枪的痴迷，对枪所寄托的希望。他的执拗、伤心、赌气、委屈让人看到了一个活脱脱的有棱有角的充满儿童情趣的小八路形象。嘎子引领着不同年龄的读者走进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对儿童读者来说，除了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感外，嘎子还契合了他们的英雄梦，冒险梦，或者说，嘎子的英雄精神、冒险精神将浓郁的爱国情深深地种植在了儿童读者的心田。当我们听到“嘎子哥”这样的亲切称呼时，眼前所浮现的就不单纯是一个小英雄形象，还有纷飞的炮火，荒凉的土地，惨绝人寰的屠杀，青纱帐里快速行进的队伍……《小兵张嘎》成功地做到了形象、思想和审美的统一。潘冬子的故事跨越了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闪闪的红星》(李心田)称得上是革命历史题材中的“成长小说”。潘冬子7岁那年父亲北上抗日，母亲被胡汉三杀害，他跟随游击队进山，被宋大爹收养，以后又进米店当学徒，火烧胡汉三后从米店逃出，踏上了寻找红军的征途，最后加入解放军，亲自抓获了胡汉三。作为一个具有特殊经历的儿童，冬子的思想、语言和行为超出了一般儿童，很少体现出儿童特性，作品也鲜有充满儿童情趣的生活场景。但是，冬子单身一人捉拿胡汉三，放火烧胡汉三，和米店老板斗争，勇敢迎战欺负他的外乡地主等故事情节却对儿童很有吸引力，在儿童的眼里，

冬子是个小英雄。他的机智、勇敢、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向往，深深地影响了儿童读者。潘冬子和小伙伴们玩的“打土豪”的游戏也被当时不少的儿童作为自己的游戏活动。作品中那些在成人看来是口号性、宣传性的话语，却让儿童读者读得激情澎湃。跨越50年的时空再来阅读这部作品，小说的主旋律依然让人震撼，潘冬子以及革命先辈们纯真的革命信仰和追求、无私的奉献和牺牲精神，依然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直抵读者灵魂的魅力。上一页[1][2][3]下一页三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红色少年新时期以来，随着儿童文学回归文学和回归“五四”，“重新审度‘人’的价值和修正评价标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儿童文学‘人’的主题之首要内涵”，塑造具有独立个性和追求的儿童形象，重建人的意识，成为儿童文学的重要美学追求。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特别指出“只有站在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个高度，儿童文学才有可能出现蕴涵深厚的历史内容、富有全新精神和具有强度力度的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下，红色少年形象的塑造有了很大的变化。作家本着独立的创作个性，从历史的角度，人性的高度着眼，以现代人的视界来重新反观已经成为历史过去时的革命和战争岁月。作家不再浓墨重彩渲染人物的英雄行为，而是侧重于表现更普遍的人性，把人物的英雄梦、革命情怀放置在一个由少年人的单纯的信念、人道主义，甚至是少年人的天真等元素组成的艺术结构中去表现，从而使人物性格更为丰富复杂。作家不再简单地歌颂什么反对什么，一切让复杂的历史来呈现同样复杂的人物命运与成长经历。这一时期的红色少年虽然没有出现像海娃、雨来、嘎子、冬子那样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也鲜有轰轰烈烈的战斗场景描写，但是以人性为底色的光辉使这一时期的红色少年形象别有一种魅力，这种魅力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张品成笔下所涌现的众多带着浓郁的江西苏区与万里长征生活气息的红色少年身上。[!--empirenews.page--] 张品成塑造的红色少年大多是孤儿，从小生活艰苦，做牛做马，红军一来就参加了革命，参军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件无尚光荣的事。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不催什么大道理，只凭着朴素的道德观念、单纯的信仰追求做人做事。所以他们会在公开场合站出来替地主澄清是非(《赤色小子·真》中的瘦小)，他们会得了金子就想到离开部队去过富贵好日子(《赤色小子·宝物》中的平三)，他们会为了保护那些林子里可爱的生灵而不顾后果擅自打乱作战计划(《赤色小子—一隅》中的毛弟)o这样的故事与人物在以上所述的两个阶段的作品中是看不到的。看惯了激荡着壮烈情怀的英雄故事，再来看这样的人和事，就会觉得这和革命毫不沾边，而其实这是对革命真实性的另一种描写。这些十一二岁的农村少年，没有读过书，完全凭着朴素的对红军的好感，抱着过上好日子的愿望加入了革命队伍，他们还谈不上阶级觉悟、革命信仰的高度，那还需要一个过程。少年红军们的为人处世完全就是基于农民阶级朴素的道德情感，而少年人的这种情感尤其单纯澄明。在张品成塑造的众多这样的少年形象中，善存(《日出无声》)是颇具代表性的典型。善存受团长临终所托，要把一包金银交给师部。全团的人都牺牲了，善存交不交这包金银没有人会去追究。作品没有将善存拔高到在金钱面前毫不动心不失革命者本色的高度，而是真实地描写了善存在金钱面前虽动其心却仍不失其农村少年朴素的道德观念的心路历程。一个孤儿，什么时候见到过这么多的钱!再说当兵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有钱了，有钱就有好日子。于是很自然地，善存想到了好田好屋，还想到了雇人种田。但善存马上就想到这样一来那自己不就成了财主那样的人，自己怎能做财主那样没有良心的人呢?这种想法源于非常朴素非常自然的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憎恨和对抗。想到了良心，于是善存就想到了团长的临终嘱托，团长的信任与在革命队伍里的熏陶，加强了善存的责任感，怎么说也要完成团长的嘱托做个好佬。善存担心自己意志不够坚定，就把这事告诉了叶老板，他觉得有人知道了这事自己就断了念不敢打坏主意了。这是孩子式的单纯。一个十一二岁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孩子，靠什么来约束自己?单凭责任?良心?善存觉得还不够，他要给自己找个监督，就如同他给自己找个见证一样(善存一直把和自己一起长大的狗——善有带在身边，他希望善有能给自己作个见证)。善存的故事说不上轰轰烈烈，但绝对撼人心魄。这种震撼来得并不迅猛，

而是随着作品朴实的叙述，进入至Ⅱ善存纷繁杂乱的思绪里，经历了逃脱追捕、沿途乞讨、陷于沼泽、迷失于荒山野村、与豺狼对峙，经历了动摇、退缩、恐慌、孤独和勇往直前后的深深感动与内心激荡。故事结局，善存把金银交给红军队长后，所有的^都说他是个好佬。善存没说什么，善存想说我不是，但他没说，他说：“我想哭一场。”队长说：“想哭你哭吧!”他们看着他，他们都那么看着他。善存想了想说：‘皱不哭，我笑一声吧!”他没有笑，他到底没笑。他把黑狗抱住了……没有丝毫的夸饰，真实的内心，质朴的语言，由衷的动作，让人对这个小英雄肃然起敬。类似这样的红色少年在张品成的系列小说中还有很多。如《绿眼》中在传统的知恩图报和革命的锄奸惩恶之间徘徊煎熬，最终下定决心铲除革命败类的雷下；《北斗当空》里那群为了让红色政权的第一架飞机飞起来而共同努力的孩子；《七个人的军团》那群在敌人后方坚持办报迷惑敌人的孩子，等等。这些更多地从人性角度出发来塑造的形象，极大地丰富了新时期的红色少年画廊。作家对战争题材少年儿童小说创作的探索，使这一领域的创作呈现无限的可能性。人性复杂多样，因而，作品中的红色少年形象也应该性格多样。[!--empirenews.page--] 如上所述，尽管三个时期的红色少年作品在思想意义、教化功能、审美追求上各有侧重，但从海娃、雨来、嘎子、冬子到善存、雷下等，这些不同的红色少年形象给当今的儿童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阅读空间和认知空间，以其精神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人性的力量打动人、鼓舞人、提升人，具有丰沛的艺术感召力和影响力。新世纪儿童文学期待出现更多的儿童本性与英雄情怀浑然一体的红色少年形象，期待着更多的优秀少年形象走进广大小读者的阅读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