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小说的东西方文化双向批判意识

论老舍小说的东西方文化双向批判意识

摘要：文化是老舍小说创作的关键词之一。站在文化的角度，他对于笔下的市民社会生活进行审视，以东西方文化的双向批判意识建筑老舍式独特的文化观。从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的初期创作，30年代回国后的发展，一直到40年代在美国的创作成熟，他一直坚持着对于文化的批判原则，逐步发展完善自己的文化观。以老舍在英美两国创作的《二马》、《四世同堂》为例，着力分析梳理其文化批判意识的发展流变。

关键词：老舍；东西方文化；双向批判意识；《二马》；《四世同堂》

老舍是一个文化型作家，善于对市民阶层的思想性格进行文化的审视和批判，而这种文化的角度是立足于对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双向批判基础之上。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主要在文化层面上，在他对中国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以及这种文化所派生的国民性的开掘剖析中。老舍先生在英国开始他的创作生涯，而后又在美国访学，10年的国外经历演化成一部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文化批判意识的形成，深化与成熟。

老舍以理性客观的方式清醒地面对东西方文化的优劣，既没有囿于腐朽的封建传统，也没有盲从于西方现代的资本文化，而是试图将两种文化融合，实现优势互补。在中国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过

程中，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并在创作中一步步深化这种双向批判意识，构筑老舍式的理想文化。在其小说创作中，对中西两种文化进行了辩证的认识:一方面，他站在西方世界先进文化的高度，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也没有忘记颂扬古老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他站在东方传统文化的高度，对西方文化进行冷静的审视，对西方文化的弊端给予无情的批判，对其优势也给以合情合理的赞扬，从而确立了老舍独特的东西方文化优劣互补的价值立场。

一文化批判意识的初创

1924年，老舍受聘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讲师，历时5年。在伦敦他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完成了早期的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6），《赵子曰》（1927），《二马》（1929）。在伦敦的生活中，老舍敏锐地观察异国的风俗文化，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物，冷静地审视东方古老的文明，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严肃思考，在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对比中衡量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优劣。

《二马》是他早期最有代表的作品，故事的发生地由北平转到英国，描写主人公老马马则仁和小马马威来到伦敦继承古玩铺子，在伊牧师的帮助下租到温都寡妇和玛丽姑娘这对母女的房子，父子二人与英国人的交往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写出了中国人在异国所受的种族歧视与欺压凌辱。作品的独到之处在于以英国文化进步性的一面反

衬中国文化保守性的一面，两个民族精神的反差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力，不能忽视的是东方文化高尚的仁义道德与腐朽的封建传统的同在性，西方文化竞争务实、自立自强的精神与金钱至上、实利主义的理念的共存性。

作品明显揭露出资本主义强国对于弱国的歧视，对于我们民族的偏见，以及英国人狂妄自大严重的殖民意识和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但老舍没有因为愤恨而丧失文化批判的公允，他看到了在旧中国人身上少有的英国人的独立务实精神，国家观念和科学态度。他们每一个人都依靠自己的双手挣钱，独立不倚；英国的公民有着普遍的国家观念，是现代意义上的“国民”，而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是一群传统意义上的“百姓”。与中国传统礼俗文化相对的是英国的理和利文化，利文化无疑是指资本主义社会拜金的本性，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理则着眼于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即公民式办事精神，是一种清醒冷静近乎冷漠的处事方式——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不必套交情，不因私交改变做事情应有的态度。

老马是老一派的中国人，是“出窝儿老”的代表，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带有老北京人的那份礼俗文化，与人相处之时都极守规矩，极讲礼节。表面上他自尊自傲于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恪守着祖宗遗训，但同时又谄媚于洋人，处处讨他们的喜欢，毫无国家观念。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可谓是丑态百出，荒谬至极。但他的性格中确也还有古老国人的敦厚善良，有着一分人情味。

早期的3部小说都深刻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衰败，有着严肃的反帝反封的主题，同时可以看到老舍的文化批判意识慢慢由浅入深，从仅仅针对文化现象本身的批判，逐步发展到探究文化现象背后的原因，构筑自己独特的文化观。作品中透着老舍深沉的文化忧思，而这种忧思恰恰是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现代文明与传统古代文明，新与旧的对比中逐渐显示出来的。

二文化批判意识的成熟

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宣传中国新文艺，1946年老舍和曹禺一起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曹禺回国，老舍因帮助译者翻译自己的作品勾留美国。在美国期间，他创作了《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和《鼓书艺人》两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翻译也是在老舍的亲自参与下完成的。

《四世同堂》是一部承载8年抗战历史的经典著作，从卢沟桥事变、日寇侵华，到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几乎记录了抗战的全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古老中国的隐忍与顽强，人物的各种角色就是当时北京城的缩影，也是当时抗战大背景下古老中国的一个缩影。老舍说，抗战为中国文化照了一次“爱克司光”。北京长期作为封建王朝的首都，逐渐形成了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和文化习俗。传统是一种很深的文化积淀，潜藏在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内心深处，影响并制约着他们。在特殊的古文化地域中，北平人的行为气质被满满的礼义道德所浸染，他们讲礼，多礼，不只是祁家这样，就连城中的小

贩，城外的乡民都自有北平人应有的风度。

在这部小说中，老舍依然坚持着对国民愚昧落后、麻木不仁的描写。但当传统安分守己的劣根性文化遭到现实世界民族苦难的激烈碰撞，北平人民的民族意识即被唤醒。老舍在小说中明确指出，传统文化是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筛去灰土，剩下黄金，而这黄金就是真正中国文化的真实力量，可以成为中国革新的坚固基础。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现实下，人、家、国三者的关系已经被紧紧地缠绕在一起，没有国哪有家，只有真正拥有国家观念才能切实明白家庭的责任所在，才会奋不顾身投入抗战的队伍之中。

钱默吟老人在战争中实现了由文人隐士到抗日战士的转变。战前，钱默吟老人吟诗饮酒赏花，以苟安懒散为和平。残酷的战争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一系列灾难的降临彻底激活旧式文人骨子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义，老人起而为民族奋战，成了北京城里默默抗战的英雄。他坚毅果敢，临危不惧，为抗争的胜利毫无保留的贡献自己的力量。

老舍在《四世同堂》写到，“（传统文化）温柔，美丽，像一朵花……缺乏着保卫自己的能力。一朵花，一座城，一个文化，恐怕都是如此！玫瑰的智慧不仅在乎它有色有香，而也在乎它有刺！刺与香美的联合才会使玫瑰安全，久远，繁荣！中国人都好，只是缺少自卫的刺！”［1］，而老舍在小说中所要铸造的正是将花之美和刺之利统一起来的新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以显示出中华民族坚韧和锋利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