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讽谕诗对于当代文学的深远影响

白居易的讽谕诗

摘要：白居易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大诗人。中唐时期，宦官专权于内，藩镇割据于外。白居易目睹了社会的黑暗也更真切地感受到人民生活的疾苦。他的诗，尤其是他早期的那一系列讽喻诗，在进行讽谏的同时更是深刻的揭示了朝廷官员的巧取豪夺，地方官吏的进奉邀宠和人民生活的痛苦悲惨以及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给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现实的原生态。

关键词：白居易《秦中吟》新乐府讽喻诗

在我国古代的诗歌史上，诗歌发展到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成千上万的诗人相继出现，他们以各有特色的诗篇从多方面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在这众多的诗人当中，白居易便是最杰出的代表。白居易的诗歌，不仅在数量上比其他任何唐代诗人流传下来的都要多，在内容上反映社会生活也较为广泛，较为深刻。但以前的研究有的认为白居易的诗歌宣扬佛家的出世和道家的无为的思想有的认为白居易是站在封建士大夫的立场上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难免有奉承皇上，歌功颂德之嫌。①例如他曾说“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就体现了他思想的局限性，然而在那样的时代中，像他那样不肯只贪图自己的荣华富贵，把老百姓撇在一边，也算是难得的了。况且他的一系列诗作，尤其是他早期的那些讽喻诗，在讽谏的同时更是深刻得揭示出当时社会的黑暗，人民所过的悲惨的生活，赋税的沉重，地方官吏的进奉邀宠，朝廷官员的巧取豪夺，他们所过的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敢于直指当时的不合理的制度，敢于对此进行无情的抨击和揭露，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也鲜明得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和他进步的政治主张。

一、社会现实激发创作灵感

白居易的诗歌能够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和他自身的遭遇以及所处的时代，社会生活环境密切相关。

首先看白居易的生活环境，那是我国诗歌史上所谓的中唐时期，曾经集中和统一的封建王朝正走向衰败，宦官专权于内，藩镇割据于外，封建统治集团正处于分崩离析，即将瓦解的前夕，中间虽然也有一两个皇帝希图“中兴”无奈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没落的命运。而在对待人民方面，可以说是剥削更加残酷了，甚至有了更多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人民饱受煎熬，到处是黑暗，到处是混乱，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真正正直的诗人的出路在那里？

在这样动荡的社会里，白居易从小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在白居易十一二岁的时候，藩镇割据的战争烽火迫使他不得不逃难，和广大人民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离乱失故乡，骨肉多散分……（《朱陈村诗》），便是当时生活的写照为了活命他不得不在饥寒交迫中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他自己的家也在战争中发生变故，在下面这首七绝中充分得表现出来了：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离散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②战乱期间兄弟姐妹都漂落异乡，他自己也尝到了这样骨肉离散的痛苦。而从他家庭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充分的体现社会不安定的程度，“时难年荒”，“骨肉离散”也应该是非常普遍的吧。而这样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也决不止白居易一家一姓吧！更贫穷更苦难的人民也更是大有人在

吧。正是因为身出这样的乱世，也正是因为自己亲身经历这样的颠沛流离，使他更多得观察了社会，也更多得接触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增加了感性知识。同时他又更深刻地意识到这是怎样一个苦难重重的社会。这样的经历可以说给他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但是，这些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又是多么痛苦有时多么宝贵的阅历呀！这必然会丰富他诗歌创作的源泉，激发他诗歌创作的灵感而他取材与此的诗必然会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本来面面貌。

二、思想主张决定创作方向

任何一位诗人，他的思想和他的创作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居易，他本身就受到了积淀了五千年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在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他有着大丈夫应该建功立业的情怀，认为统治阶级应该有仁政，爱民的思想。在为官上，他坚持在其位而应谋其政，在作谏官期间，他认为“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③尽量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一个谏官的身份。正是有这样一种克职尽责的思想，有这样一种大悲悯的情怀，他对贫苦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的生活环境，对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和煎熬才不会熟视无睹，才会感同身受并为之痛心疾首。

在他写的《与元九书》中明确而系统地表达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他认为诗歌是为政治服务的，要承担“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他还提出“文章合为时而作，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也就是在《新乐府》中提出的为君为臣为民为事而作，而不是为文而作④。当然他最重视的是为民而作，也就是说诗歌创作是为了反映社会现实，达到政治上的某些改革，使人民疾苦有所减轻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诗歌而诗歌。因此，他的事多取材社会现实，而且他尽力做到取材真实，著诚去伪，这样一来，他的诗歌就明显的带有一种反应社会现实的色彩，虽然这些诗是写给封建统治阶级看的，借以进行规劝和讽谏，希望他们看到这些诗能够回心转意，翻然醒悟，而在客观效上，讽谏和规劝却成了规劝和讽刺，由于客观现实太黑暗了，作者情不自禁的把他讽刺诗的火焰，他的尖锐的笔锋指向了大大小小的封建统治者。客观上他成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的代言人。他憎恨和诅咒种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极端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他揭露封建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为他们无穷无尽的充满痛苦和灾难的生活而担忧，他的诗具有明显的反映社会现实的特点。

三、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

由于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他对人民的苦难生活有了深切的感受，他的悲天悯人的个性气质，他的为民而作的创作思想，造就了这样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也就能具体而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动乱的社会中人民的种种遭遇。

最能反映白居易创作思想的是他早期写的那些讽喻诗。白居易写了一百七十多首讽喻诗，其中写的较早影响也较大的是《秦中吟》和《新乐府》。而且，恰恰也就是《秦中吟》和《新乐府》最能体现他的创作思想，也最能通过它们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功用。这些诗多是他在做谏官的岗位上写成的，他具有一种敦厚的性情，一种宽广博大的心胸，诗人从“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写起，接着细述农人“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艰辛。他看到一妇人因为“家田输税尽”不得不在烈日炎炎下，怀抱着孩子捡拾那寥寥无几的遗失的麦穗，以“拾此充饥肠”的时候，白居易他不仅想到农民贫困无着的生活，更是进

行了反省：“今我何德功，曾不事农桑，吏录三百石，岁晏有余粮”感到了内心的愧疚“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当他看到自己新制的裘衣迤被时，他知道有多少贫困的农民在忍受着严寒的侵袭。他发出“一身独暖亦如何”的感慨。认为“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愿“天下无寒人”。是的，白居易就是这样，他心中有一根弦，时时牵动着老百姓，我们在为拥有这样一位体察民情的官吏深感庆幸的时候，也不禁陷入了这样的沉思：为什么农民一年来辛辛苦苦，到头来依旧是两手空空，依旧是缺衣少粮呢？是怎样的社会情况让他们辛苦劳作却终究贫穷呢？白居易引领我们进入这样的思考。

的确，白居易他也在沉思，而这样更使他感到痛苦，激愤，矛盾，因为这和当时统治阶级设立的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以及官吏的横征暴敛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他本身就是朝廷官员，自己也曾体会那种“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尴尬矛盾的心理。但他敢于直面，敢于揭露。而下面这首《杜陵叟》就是对横征暴敛揭露的最深刻最露骨的了。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申不破，急征暴敛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锯爪钩牙食人肉……”⑤这首诗中，作者毫不留情的批判了官吏的残酷无人性，在天灾如此严重的岁月里，求考课却不顾及人民的生活。一方面写出了被剥削的农民的劳动成果，另一方面又写出了被剥削的农民在典桑卖地缴纳地租之后统治阶级还要伪善的降下什么“德音”，说什么已经赦免了农民的地租，威逼和欺骗并施陷农民于最不幸的遭遇中。统治阶级虽然不曾真的吃人，但是，在天灾如此严重之时还如此残酷无情的剥削迫害，虐人害物，却无异与吃人的野兽。“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一语显示了作者何等的愤慨。

横征暴敛固然可恨，但是，白居易透过它看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以及农民在缴纳税租时受到的层层剥削。

在《秦中吟》中有一首《重赋》，“……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国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衣，买而眼前恩，进入琼林库，日久化为尘。”

《重赋》这首诗很直白的揭露了“无名税”的流弊，“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不料所谓“爱人”的制度却变成害人的方法了。中唐时期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按人丁和财产定高下，每年分夏秋两季征税，规定收取现钱。但是，因为当时货币发行量少，农民手中只有实物，税收时，官方严格执行法令，农民只好贱价卖出实物，地主和商人乘机进行盘剥，实际上农民的负担比以前增加了三倍，无法生活不得不卖出土地，走上破产流亡的道路。诗中把农民悲惨遭遇和官家财货囤积情况作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的不畏权贵，敢于直指当时政策上的弊端。其中，诗中提出的“羡余物”就是指的当时的一种进奉制度，所谓的“羡余物”是指常赋之外的进奉，是超过了赋税的额外剥削，当时的皇帝为了享乐挥霍之用，除国库之外另设私库，存储地方官进奉的财物，存到“琼林大盈库”中由宦官看守。

与之具有同一主题思想的《红线毯》揭露的也是唐朝这一制度的黑暗。当时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吏根据各地的土特产情况（包括农产品，手工艺品，食物，药物等）每年挑选一定数量的产物向皇帝进奉，地方官员为了讨好皇帝，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规定，在质量上，花样上也是挖空心思，精益求精，加重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负担。唐中叶以后，这种风气愈来愈盛，地方官吏也常常因此而得到皇

帝的欢心而加官进爵，甚至有的地方官就把它作为升官的手段，而不顾及人民的死活。《红线毯》中女工们道道工序织就的红线毯“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然而这些织女们的情况却是悲惨之极的，于是诗人愤怒得指责当时的官僚说道：“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知暖，少夺人衣做地衣。”而那些每月担进宫中，甚至每日担进宫中的“羡余物”却又都是从人民那里剥削来得呀！人民悲饥啼寒的生活和那些官僚权贵们奢侈浪费的生活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

而《道州民》虽然主题想写美贤臣遇明主也，我们却更能看到统治阶级的残忍无道，只顾及自己变态的享乐，要年奉侏儒进攻做奴，造成了“老翁哭孙母哭儿”的家庭悲剧，诗人给予了无情的揭露。

这样为统治阶级的声色享乐，造成的结果只能是“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只能是人们的父母妻子活活被拆散。一方面是大量的囤积和浪费，——“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一方面是残酷的迫害使人民不得不陷入死亡，这又是多么不合理的罪恶行为呀！

《卖炭瓮》可能是为我们所熟知的了吧。每当提起他我们就会想到“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复杂矛盾的心理，可是他的结果是什么呢？自己千辛万苦再深山里烧出来的炭能换回衣，食这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么？他万万也没想到会有“白衣使者黄衫儿”吧！他们仅用“半匹红绡一丈菱”来充炭直，这分明就是公开的掠夺！这首诗就是用那种极其平白易懂的浅显诗句展示了卖炭瓮的不幸遭遇，揭露了最高统治者和他的爪牙们的罪恶的行经，反映了劳动人民被欺压难以言传的痛苦。

这首诗同样也揭露了一种制度——宫市。所谓“宫市”，就是皇宫里所需要的物品，向市场上去购买，随便给一点钱——实际上是公开掠夺人民财物的方式。唐德宗时情形更为严重。当时用宦官专管其事，设“白望”几百人于东西两市及热闹街坊，看到他们所需要的就口称“宫市”随意付给少量的钱要货主送进皇宫，并向他们勒索门户钱和脚价钱。在这样的情形下，人民的财产根本得不到保障，人民的生活情形是可想而知的了。市民们也只能是见到他们就关门闭户，赶紧逃避，是如此痛苦如此无奈的。

白居易就是这样，他“一吟悲一事”，他的诗多就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的矛盾和苦难为题材，而且他的诗对当时的黑暗给予了最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更重要的是他的诗并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罪恶和黑暗上，他看到的是支撑起它来的那些制度，法则，当然还有最高统治者的原因。诗人正是因为有满腔的愤怒的火焰，满腔的正直才敢直面这些，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

任何时代的人们都希望安居乐业。然而有些人却为了自己一人之私利，“立边功”不惜发动不义战争，置人民生命于不顾。反对用兵边疆进行黩武性战争的诗《新丰折臂翁》可以说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了。诗人借助新丰老人之口来叙述。那本来就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战争，“前后征战者，千万人行无一回”，人们内心深处是抵制这样的战争的，根本就不愿意参加，于是老翁迫不得已“深夜不敢使吏知，偷将大石槌折臂”才避免了征役，虽然“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但毕竟“一肢虽废一身全”我们可以想象新封老翁回忆往事时一定是一脸的庆幸一脸的知足，身残到这种地步仍用活命来自慰，虽折臂但还不至于“身死魂飞骨不收”但是，那些只想立边功的人哪管“万骨枯”后能不能“一将功成”呢！视人民的生命如草芥呀！

当时的战争是唐朝天宝年间，唐王朝统治集团中少数人压迫西南少数民族中

的白族，引起的不义战争，当时的宰相杨国忠派剑南节度使带兵七万去攻打，结果全军覆没，杨国忠隐瞒这一消息反报捷，并加紧捕捉壮丁，枷锁强送入伍，父母妻子送别，到处哭声震野，前后几次战争直接间接死亡三十万人，这个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首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此外，他还有一系列的诗用于反映人民的贫苦和统治者的奢华。明确了存在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朱门里白面郎的肥马饲料，正是从饥肠辘辘的贫苦人的口中夺走的救命粮，破产的荒村中老人和孩子衣不蔽体体无余温，而官家仓库里缯帛丝絮堆积如山，日子久了竟化为灰尘。在《轻肥》里白居易着重描写了权贵们奢侈豪华的生活，“内臣”，“将军”们嚣张的气焰，在结尾处却指出“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愤慨之情一目了然。在《歌舞》里他着重描写了权贵们夜以继日过着的醉生梦死生活，结尾处写出“岂知文乡狱，中有冻死囚”，这又是多么令人战栗的呼声。在《缭绫》中作者尖锐的指出“织者何人衣者谁”的问题，而他的答复却是“越溪寒女汉宫姬”。在《买花》中描写的是长安城内权贵们竟相买牡丹花，成为习俗，以豪奢互相炫耀，最后却以老翁的口吻说出“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十户中等人家的赋税却仅够权贵们买一丛花，贫富悬殊之大，令人触目惊心。

其他的名篇，如《议婚》同情贫家女的难以出嫁，《伤友》对于“苦节士”的凄惨生活不胜慨叹，《伤宅》对于拼命兴建高堂大厦“一堂费百万”的豪门有所讽刺……

就是这样，白居易的诗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反映现实的深刻性。

正如白居易给元稹的一封信中所说的：凡闻仆《贺新雨》而众口籍籍，而谓非宜矣，闻仆《哭孔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仆《秦中吟》则权豪近贵者相目色变，闻《乐园游》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台诗》则居军要者切齿矣……他就是这样多方面多角度反映人民生活疾苦，也就是这个时候，白居易以诗歌为武器，开始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着重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矛盾的尖锐，一方面统治阶级的压迫和荒淫无耻的生活，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的啼饥号寒，灾难重重。作者当然是非常同情广大人民的，极力反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并加以抨击和讽刺，对于有利于人民的正直的官吏加以赞扬和歌颂，表现出爱憎分明的倾向性。通过作品的集中概括，把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广大人民的苦难作了鲜明对比，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憎恨，但是，当时的统治阶级从作品中看到自己的丑恶行经也不得不有所顾及，而稍稍收敛，或实行一两项改革聊资粉饰。我们应该看到这些作品中反映社会现实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顾学颉·《白居易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一版

[2]陈友琴·《白居易》上海古籍出版社

[3] 陈友琴·《白居易》上海古籍出版社

[4]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5] 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白居易的讽谕诗对于当代文学的深远影响

白居易的讽谕诗摘要：白居易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大诗人。中唐时期，宦官专权于内，藩镇割据于外。白居易目睹了社会的黑暗也更真切地感受到人民生活的疾苦。他的诗，尤其是他早期的那一系列讽喻诗，在进行讽谏的同时更是深刻的揭示了朝廷官员的巧取豪夺，地方官吏的进奉邀宠和人民生活的痛苦悲惨以及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给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现实的原生态。关键词：白居易《秦中吟》新乐府讽喻诗在我国古代的诗歌史上，诗歌发展到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成千上万的诗人相继出现，他们以各有特色的诗篇从多方面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在这众多的诗人当中，白居易便是最杰出的代表。白居易的诗歌，不仅在数量上比其他任何唐代诗人流传下来的都要多，在内容上反映社会生活也较为广泛，较为深刻。但以前的研究有的认为白居易的诗歌宣扬佛家的出世和道家的无为的思想有的认为白居易是站在封建士大夫的立场上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难免有奉承皇上，歌功颂德之嫌。①例如他曾说“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就体现了他思想的局限性，然而在那样的时代中，像他那样不肯只贪图自己的荣华富贵，把老百姓撇在一边，也算是难得的了。况且他的一系列诗作，尤其是他早期的那些讽喻诗，在讽谏的同时更是深刻得揭示出当时社会的黑暗，人民所过的悲惨的生活，赋税的沉重，地方官吏的进奉邀宠，朝廷官员的巧取豪夺，他们所过的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敢于直指当时的不合理的制度，敢于对此进行无情的抨击和揭露，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也鲜明得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和他进步的政治主张。一、社会现实激发创作灵感白居易的诗歌能够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和他自身的遭遇以及所处的时代，社会生活环境密切相关。首先看白居易的生活环境，那是我国诗歌史上所谓的中唐时期，曾经集中和统一的封建王朝正走向衰败，宦官专权于内，藩镇割据于外，封建统治集团正处于分崩离析，即将瓦解的前夕，中间虽然也有一两个皇帝希图“中兴”无奈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没落的命运。而在对待人民方面，可以说是剥削更加残酷了，甚至有了更多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人民饱受煎熬，到处是黑暗，到处是混乱，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真正正直的诗人的出路在那里？在这样动荡的社会里，白居易从小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在白居易十一二岁的时候，藩镇割据的战争烽火迫使他不得不逃难，和广大人民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离乱失故乡，骨肉多散分……（《朱陈村诗》），便是当时生活的写照为了活命他不得不在饥寒交迫中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他自己的家也在战争中发生变故，在下面这首七绝中充分得表现出来了：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离散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②战乱期间兄弟姐妹都漂落异乡，他自己也尝到了这样骨肉离散的痛苦。而从他家庭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充分的体现社会不安定的程度，“时难年荒”，“骨肉离散”也应该是非常普遍的吧。而这样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也决不止白居易一家一姓吧！更贫穷更苦难的人民也更是大有人在

白居易的名诗

白居易的名诗本文是关于白居易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白居易(772年～846年),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座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琵琶峰。1、《大林寺桃花》描写花唐·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2、《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3、《忆江南·江南好》描写春天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1]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2]... 4、《赋得古原草送别》送别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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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白居易

浅析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主题矛盾白居易（公元772年～公元846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是中唐时期最有名的诗人之一。白居易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一生诗作众多，其中有不乏佳作，加上他的诗语言通俗易懂，甚至达到“老妪能解”的程度，因此他的诗在当时广为流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但是，最能够代表白居易诗作的艺术巅峰的是他的两首长叙事诗《琵琶行》和《长恨歌》。从唐宣宗李忱写给白居易的悼亡诗“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诵琵琶篇。”中可以看出这两首诗有多么珍贵的文学价值。长叙事诗《长恨歌》是白居易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白居易在自评其《长恨歌》时曾说：“一篇长恨有风情。”，由此看来，长恨歌的主题就是”长恨“二字，这是整个故事发展的主线，长恨歌就是一篇歌“长恨”的诗篇。我们都知道，在很多古代作品中，“恨”有“遗憾”的意思，在《长恨歌》中亦是如此，“长恨”就是“绵绵不绝的遗憾”，为什么会有这种遗憾呢？这究竟是诗中主人公的的遗憾还是作者本人的遗憾呢？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这首诗的主题。白居易早年写了很多讽喻诗，加上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首诗的主题是借古喻今，以之警醒当权者，避免重蹈安史之乱的覆辙。《长恨歌》开篇就着力塑造唐玄宗风流君主的形象“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据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所载，明皇一次就“采择百余人”，一个好色的封建君主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诗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又刻画出唐明皇得杨贵妃后是如何地沉迷于美色而荒废朝政的，又如，诗中描写杨家极尽权势，“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一句更用了夸张手法，从侧面写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幸之至，以致当时社会风气都为了君主一人的喜好为之一变。诸如此类的例子，全诗中可谓俯拾即是，这样就能说明诗人对于唐玄宗这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做法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唐玄宗的爱情悲剧完全是他个人咎由自取，正是他的耽于逸乐，荒淫无道，导致了国破家亡的最终结局。文中的“恨”，是唐玄宗对于自己以前的种种无道之举及其导致的个人悲剧的“恨”，是这个国家人民对于统治者不作为导致的悲剧的“恨“，同时也是诗人对于这一件由于统治者的错误而导致整个唐皇朝衰落的历史事件感到的“恨”。总的来说，作者在诗中的态度也是比较明确的，他认为国家的灾难以及唐玄宗的个人爱情悲剧都是由于唐玄宗作为统治者追求享受，疏于理政导致的，诗人希望以此警醒现今的当权者，以免踏上他们老祖宗的旧路，导致新的“恨”的出现。但是，《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更多来源于其对李杨二人这一段凄美的爱情悲剧的表现上。每个人第一次读这首诗，着眼点不会是唐玄宗有多么的昏庸，也不会是杨贵妃有多么的妖媚，而是他们两人的爱情是多么的纯洁美好，令人动容。“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句句都是款款深情，表达了诗人对这段爱情悲剧是寄予了充分同情的。从前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白居易对于作为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的李杨二人是

白居易同微之赠别郭虚舟炼师五十韵赏析翻译

同微之赠别郭虚舟炼师五十韵唐代我为江司马，君为荆判司。俱当愁悴日，始识虚舟师。师年三十馀，白皙好容仪。专心在铅汞，馀力工琴棋。静弹弦数声，闲饮酒一卮。因指尘土下，蜉蝣良可悲。不闻姑射上，千岁冰雪肌。不见辽城外，古今冢累累。嗟我天地间，有术人莫知。得可逃死籍，不唯走三尸。授我参同契，其辞妙且微。六一閟扃鐍，子午守雄雌。我读随日悟，心中了无疑。黄芽与紫车，谓其坐致之。自负因自叹，人生号男儿。若不佩金印，即合翳玉芝。高谢人间世，深结山中期。泥坛方合矩，铸鼎圆中规。炉橐一以动，瑞气红辉辉。斋心独叹拜，中夜偷一窥。二物正訢合，厥状何怪奇。绸缪夫妇体，狎猎鱼龙姿。简寂馆钟后，紫霄峰晓时。心尘未净洁，火候遂参差。万寿觊刀圭，千功失毫厘。先生弹指起，姹女随烟飞。始知缘会间，阴骘不可移。药灶今夕罢，诏书明日追。追我复追君，次第承恩私。官虽小大殊，同立白玉墀。我直紫微闼，手进赏罚词。君侍玉皇座，口含生杀机。直躬易媒孽，浮俗我瑕疵。转徙今安在，越峤吴江湄。一提支郡印，一建连帅旗。何言四百里，不见如天涯。秋风旦夕来，白日西南驰。雪霜各满鬓，朱紫徒为衣。师从庐山洞，访旧来于斯。寻君又觅我，风驭纷逶迤。帔裾曳黄绢，须发垂青丝。逢人但敛手，问道亦颔颐。孤云难久留，十日告将归。款曲话平昔，殷勤勉衰羸。后会杳何许，前心日磷缁。俗家无异物，何以充别资。素笺一百句，题附元家诗。朱顶鹤一只，与师云间骑。云间鹤背上，故情若相思。时时摘一句，唱作步虚辞。这是一首关于：的诗翻译赏析

个人作品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宋人周必大指出：

浅谈白居易和他的诗歌创作

浅谈白居易和他的诗歌创作摘要：安史之乱后，唐代由盛转衰进入了中唐时期，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诗人则如群星灿烂带着他们的诗进入了唐代的第二次高潮。白居易则无疑是中唐诗坛一颗璀璨的明星。从白居易的生活遭遇起，个人的经历使他的作品的风格先由讽喻再到后来的闲适。无论从个人的遭遇抒发不平之鸣，或是关注社会反映人民的苦难，大都正视现实。反映人民的苦难，其观察与体验更为深刻，题材内容更为广阔。他的诗作只要分四类，有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及杂侓诗。其中著名的就属讽喻诗和闲适诗，这两类诗充分体现了白居易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因此他的诗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关键词：白居易讽喻诗闲适诗影响正文：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这是白居易在写给东华帝君的《与元九书》中写到的，也因此他的一生都秉承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原则。白居易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一、他的兼济之志白居易在为官期间由于不满官场的黑暗，创作了很多的讽喻诗。如《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就是最具代表的作品。在《伤唐衢二首之二》中，白居易曾说：“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这表明了他作《秦中吟》的目的。《秦中吟》10首，内容主要暴露官场的黑暗，权贵的骄纵、对百姓的欺压。如《议婚》：约作于元和五年（810）。作者对当时崇尚的婚姻观作了一番评论，对当时受封建门第观念影响重财轻人，攀高结富的恶俗做出揭露与批判，并对难于出嫁的贫家女寄予了同情。《重赋》：当时皇帝除国库外，另设私库，储藏群臣进贡的财物，以供自己享乐之用。地方官员借机巧立名目，大肆搜刮聚敛，以“羡余”（即赋税之盈余）的名义向皇帝进贡，从而得到加官晋爵的机会。广大劳动人民则在重税压迫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困苦不堪。作者对此现象大为不满，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没有或不敢把矛头指向皇帝，只得对贪官污吏作出强烈批评。但诗的后半部分对重赋产生的后果的大力渲染，无形中强化了对“本意在忧人”而实“夺我身上暖”的最高统治者的仇恨。评论者以之与杜甫《石壕吏》相比。《伤宅》：唐代中叶，达官贵人奢侈成性，动辄大兴土木，营造园第。这种行径对百姓造成了灾难。作者对此进行了讽刺，认为兴建豪宅的钱最好用于救济贫民，宅地与荣耀的不朽是不可能的：“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

白居易全面介绍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个人作品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诗歌理论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

白居易讽喻诗中以植物为题诗

白居易讽喻诗中以植物为题诗摘要：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在他的一百七十三首讽喻诗中，有一些是以植物为题材的诗歌。它们或借植物来讽喻社会现状；或借植物喻古讽今；较多的则是以植物比喻一类人。这些诗就艺术成就而言不算是上乘佳作，但它们给我们刻画了当时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一个缩影。关键词：白居易讽喻诗植物一、概述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他给自己的讽喻诗所下的概念，见于《与元九书》中：“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中国论文联盟编辑。在白居易的一百七十三首讽喻诗中，有一部分是以植物为题目的。这一类诗一共有二十三首。它们分别是：《云居寺孤桐》、《京兆府新栽莲》、《白牡丹》、《紫藤》、《杏园中枣树》、《文柏床》、《庐山桂》、《湓浦竹》、《东林寺白莲》、《答<桐花>》、《和<松树>》、《有木诗八首》、《涧底松》、《牡丹芳》、《隋堤柳》、《草茫茫》。其中，《草茫茫》虽以植物为题，但只是以“草茫茫” 起兴，并非以之为题材。所以，在白居易的讽喻诗中，以植物为题材的诗共有二十二首。在这二十二首诗中，以树为题材的有《云居寺孤桐》、《杏园中枣树》、《文柏床》、《庐山桂》、《湓浦竹》、《和<松树>》、《有木诗八首》、《涧底松》、《隋堤柳》等十六首。剩下的六首则是以花藤为题。二、分类这二十二首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植物来讽喻一种社会现状；另一类则是以植物来比喻一类人。

（一）以植物讽喻社会现状以植物来讽喻社会现状的有两首——《牡丹芳》和《隋堤柳》。《牡丹芳》从诗的开头到“浓姿贵彩信奇绝，杂卉乱花无比方。石竹金钱何细碎，芙蓉芍药苦寻常”都是描写牡丹的国色天香；正因为如此，“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而这种现象，“三代以还文胜质，人心重华不重实。重华直至牡丹芳，其来有渐非今日。”作者所讽刺的，正是这种“重华不重实”的社会现状，他期望的是“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但是当时的上层社会却偏爱牡丹这种名贵花卉，且互相攀比；对于农作物却毫不关心。诗中虽然有“元和天子忧农桑，恤下动天天降祥。去岁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无人至。今年瑞麦分两岐，君心独喜无人知”，但若不是皇室也对牡丹情有独钟，怎会有如此的社会影响。作者如此说，也只是为了能委婉地提出谏言，不要触了皇帝的逆鳞罢了。《隋堤柳》和《牡丹芳》有所不同，与其说它是讽刺社会现状，不如说是借古讽今。诗的最末句“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也说明了这首诗的写作目的是借隋炀帝荒淫误国的旧事来告诫当朝皇帝不要重蹈覆辙。试想，若是当时的皇帝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作者又何必写下这首讽喻诗。所以说，它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可以与《牡丹芳》放在一类。（二）以植物喻人以植物来比喻人的则有二十首。根据这些植物所比喻的人的特征：贤者、小人和介于二者之间才干较为平庸的人，这些诗又可以分为三部分。 1.以植物喻贤者以植物比喻贤者的诗有十一首：《云居寺孤桐》、《京兆府新栽莲》、《白牡丹》、《杏园中枣树》、《文柏床》、《庐山桂》、《湓浦竹》、《东林寺白莲》、《答<桐花>》、《和<松树>》、《涧底松》。

试述白居易的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

白居易的诗歌包括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等，各种类别的诗各具特点，大体反映了白诗的基本面貌。在白居易的诗歌中，讽喻诗是最具价值、也是最有特色的部分。讽喻诗内容上主要是反映国事民生，政治上的美刺作用，符合儒家的比兴传统，能够为民请命在唐代诗人中，很少有人像白居易这样对下层人民的痛苦，特别是农民的痛苦给予足够的关注。如果说，杜甫因其经历遭遇和时代特征主要关心人们的战乱流离之苦，那么白居易却看到了唐代社会平静外表下掩盖着的深刻矛盾。从早年面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光天”的农夫，到《观刈麦》所写的“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以及《轻肥》中所描写的因为大旱导致衢州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这些都表现出了诗人对民生和百姓的关注和同情。其次，讽喻诗充分暴露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们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诗人进一步在诗中揭示导致农民痛苦的原因主要是苛重的税赋以及官吏的贪暴，以及在皇帝名义下进行的各种巧取豪夺，如在《杜陵叟》中诗人对于九重天子不关心农民疾苦的进行强烈反讽。表达了诗人对残暴统治者的极大愤怒。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点是首句标其目的，卒章显其志，其辞质而轻，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代表作有《新乐府》《秦中吟》。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白居易写闲适诗，是为了“独善”，多写个人闲居独处时的生活感悟，诗风浅近平淡。如《问刘十九》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 白居易的感伤诗以《长恨歌》《琵琶行》最为有名，代表着白诗的最高成就。是诗人为外界事物所感，情理动于内而做出的感叹。它在《长恨歌》中描绘了一个“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爱情悲剧，表达了对男女真挚爱情的赞美肯定。

白居易诗论

论白居易讽喻诗论与创作实践的得失白居易以其讽喻诗论和创作，曾被誉为与杜甫并称的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讽喻诗论强调诗歌创作要关系时事，“兴寄”、“美刺”。讽喻诗作也的确揭示了中唐时期的社会弊端，具有充分的真实性，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讽喻理论与创作实践反差，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的背离，又显示出其讽喻诗论与创作的缺陷。分析白居易讽喻诗论与创作的缺陷，探讨其形成原因，有助于全面准确地认知和评价白居易讽喻诗论和创作，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把握诗歌创作的自身规律。因而，本文重在谈论其不足之处。一、作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论，白居易最为人们看重的是其讽喻诗诗论。诸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即要求诗歌创作立足社会现实，表现民生疾苦，直陈社会弊端，以求“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此类观点，白居易诗作中也多有表述。可以说，“为时为事”是白居易讽喻诗论的总纲，“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是其讽喻诗创作的目的。 “为时为事”也是白居易的诗歌批评原则。他批评自屈原到李白等历代诗人作品不是“为时为事”，不能“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认为“诗道崩坏”，“六义尽失”。即使是杜甫，“撮其《新安吏》、《石壕》、《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与元九书》）。因而，他自觉地创作讽喻诗，想以此超越杜甫，振兴诗道。白居易的讽喻诗论继承先秦儒家的“兴寄”，“美刺”诗论传统，首次提出诗歌创作要“为时为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过于强调诗歌“为时为事”、“补察时政”的原则和作用，难免会忽略诗歌的其他表现内容和社会功能。诗歌表现生活的范围非常广阔，诗人感受生活的角度也很独特，既可表现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抒发具有一定概括意义的情感倾向，也可表现诗人在特定环境氛围中某一瞬间独特的情绪感觉。意境才是诗歌创作成败优劣的关键。读者更乐意欣赏具有美学价值的诗篇。如果狭隘地限定诗歌“为时为事”，容易淡化诗歌的审美特性，有碍于诗歌题材的丰富性和多样化，有害于诗歌的创作和发展。同样，白居易以此为原则评论历代诗人诗作，结论也有偏颇。屈原、苏武确为“不遇者”，但他们的“伤别”、“怨思”决非一已私怨，而是社会大环境与个人独特遭遇结合的情感体验，仍具有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陶潜首创“田园诗”，二谢开拓山水诗，对诗歌发展均有贡献，却均遭到白的指责。漠视盛唐诗歌，指责“诗史”杜甫尤甚。由《诗经》到盛唐诗歌，从诗歌内容到艺术形式，本为逐渐发展，走向辉煌的上升轨迹，在白居易看来却成了逐渐衰败的下降曲线。公允地说，白居易并非艺术修养不高，并非不领悟历代诗人的艺术造诣，问题在于，他对诗歌表现内容和社会功能，强调讽喻，不及其余，自然失于偏颇，又极易导致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单纯以政治功利为核心的“为时为事”、“美刺”比兴的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精选.)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白居易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开展，白居易先进的诗论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他的《与元九书》，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首先，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他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所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针对当时的社会特征，他特别强调“为民”，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将诗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其次，白居易还认识到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他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泉源。《秦中吟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与元九书》也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为最重要。“义”即《诗经》的“六义”，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实义”即以义为果实，也就是要“经之以六义”，使诗具有美刺的内容。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感人至深，并感人为善，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效果。所以说“莫深乎义”。白居易强调诗歌应为政治服务，也正因有见于诗歌的巨大感染力。第四，为了充分地发挥诗的功用，更好地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他“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而力求做到语言的通俗平易，音节的和谐婉转。这对于“雕章镂句”的时代风尚以及“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都是一个革新。

白居易的诗词《东城桂三首》(其三)

白居易的诗词《东城桂三首》（其三）《东城桂三首》（其三）唐?白居易遥知天上桂花孤，试问嫦娥更要无。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赏析】从诗的序文可知，白居易在苏州东城的樵牧场看到一棵桂花，“惜其不得地”，于是赋三绝句以唁之，本诗为第三首。诗表达了对桂花生而不得其地（即生长的不是一个好地方）的怜惜，间接道出对桂花的喜爱之情。白居易晚年曾写过三首的《忆江南》，其中一首写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诗人怀念江南的美好，还把月中寻桂作为一大乐事，表现出豁达的人生态度。可惜当时古人没有数码相机，否则的话，诗人也像现代人那样寻景拍月，悠然自得，岂不更美？ “遥知天上桂花孤，试问嫦娥更要无？”月亮上只有一棵桂

树，肯定有很多空闲之地，于是诗人大胆地向嫦娥仙人提议，还要不要再多种几棵？作者引用神话故事作为诗的材料，但又不局限于神话故事本身，真是奇思妙想，新颖独特。东城当时是樵牧之场，作者担心桂树的安危，“长忧落在樵人手，卖作苏州一束柴”，害怕它有朝一日落入樵夫之手，被砍作柴薪而卖掉。但又苦于无力顾忌它的安危，才不由得发出奇想：“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嫦娥自然不会回答，这棵桂花也只能生长于人间的樵牧场，诗人幽默诙谐的背后，流露出深深的无奈。扩展阅读：白居易的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

白居易诗三首赏析

白居易诗三首赏析白居易简介白居易：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土。祖籍太原。至曾祖白温移居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县东北）。祖父白鍠、父白季庚都是明经出身，宦游各地，做过县令、州别驾一类小官。白鍠长于五言诗，有诗集传世；白季庚为官清廉，多有政绩。白居易出生于新郑县（今属河南省）。母陈夫人粗通诗书，"亲执诗书，昼夜教导"。白居易和弟弟白行简、从祖弟白敏中都及进士第。白居易的幼年是跟随父亲在中原一带度过的，正遇上叛军作乱，十一、二岁以后避居越中。十六岁北返长安，曾以诗文投谒当时名土顾况，很受赞扬。大约十七、八岁时，就写出《赋得古原草送别》那样的名篇。二十九岁在长安进士及第，三十岁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及第后授周至（今陕西）县尉。在那里写了《长恨歌》和《观刈麦》等名作。三十六岁入朝为翰林学士，拜左拾遗。这一时期，他意气风发，赋诗撰文，上书献策，积极参与朝廷的政治活动。《新乐府》五十首和十首《秦中吟》中的某些诗篇作于此时。他积极参与朝政，直言不讳，得罪了一些权贵。元和十年（815），他44岁时被贬为江州司马。次年秋写出了著名的《琵琶行》。以后又相继出任忠州（四川）、杭州刺史。长庆四年（824），他被授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这年冬天，自己编定了《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凡2191首作品（诗与文），并制序。敬宗宝历元年（825），54岁的白居易被任命为苏州刺史。此时他体弱多病，遂告假休官，56岁回到洛阳。此后虽一度入朝作秘书监（官职较高，但只管理国家图书），但他一因年老多病，二因当时牛、李党争激烈，他不愿介入，就请求退休，终于在大和三年（829）以太子宾客（闲官）分司东都，回到洛阳。七十一岁以刑部尚书致仕。七十五岁病逝于洛阳，追赠尚书左仆射。白居易生前多次编集自己的诗文。会昌五年（845），即他逝世前一年，他作《白氏长庆集序》云："白氏前集《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由于五本分藏，他的诗文基本得以保存。今存白诗二千八百多首，文八百多篇。南宋绍兴年间刻印的七十一卷本《白香山诗集》是现存最早的白集刻本。今人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是近年来较重要的笺校本。白居易的思想是儒、道、释杂糅的。四十二岁贬江州前，以儒家为主导，积极入世，有"兼善天下"之志；此后道、释为主导，"知足"，信"命定"，求适意，"独善其身"成为生活信条。后半生做官信奉两条原则：不作京官（不介入朝廷党争）；无为而治（半官半隐）。最终皈依佛门。他前半生的文学主张很著名。《与元九书》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寄唐生》诗云："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主张文学要吟咏性情，愉悦心意。他第一次编《白氏长庆集》时，把自己的作品分为四类：讽喻诗（如《新乐府》、《秦中吟》等）、闲适诗（如）、感伤诗（如《长恨歌》、《琵琶行》等）、杂律诗。前三类皆古体，近体皆入第四类。《轻肥》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诗题“轻肥”，取自《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用以概括豪奢生活。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一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脚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怎能不骄？怎能不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夸。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

白居易的讽喻诗的艺术特点

白居易的讽喻诗的艺术特点总的看来，白居易的讽喻诗具有如下艺术特点：一、语言浅显平易而又能警策动人。他的诗善叙事，但又善用一二警策句统摄全篇，达到言浅意深、平淡中见奇警的效果。如《轻肥》前十四句全是铺叙权贵的阔绰，最后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怵目惊心的对比了两种不同的生活。《买花》前十六句叙述长安豪贵纷纷攘攘、争相买花的情景，末尾以田舍翁的叹息作结：“一从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十分精警的揭示出豪贵的这种奢侈浪费的生活是建筑在剥削的基础上的。再如《重赋》的“剥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红线毯》的“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等等，都是十分警策的句子。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二、以叙事为主，又将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白诗以善于叙事见长，但又将叙事抒情结合。其方式有三，一是寓感情于叙事中，诗中虽无抒情的句子，感情却洋溢于叙事中，如《卖炭翁》。二是以第一人称口吻代替人物抒情，如《上阳白发人》等。三是在叙事之后直接抒情，也即“卒章现其志”，如《红线毯》等。此外，白诗的叙事还有一个特点，即脉络分明，曲折生动，这以《卖炭翁》最出色。三、白居易还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如《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都善于刻画出人物相近的命运却各不相同的个性特点。这是白居易对诗歌艺术的又一发展。如将杜甫的《兵车行》与白之《新丰折臂翁》对比，即可看出其特点。但是白居易的诗也有一些缺点：一是理周辞繁，精炼不够，二是言辞激切，含蓄不够。务尽务详，使诗歌给读者想象的余地不足，加上议论过多，不免破坏了诗歌的形象性，这都削弱了其艺术力量。不过，通俗的诗，容易得到流传，产生较大的影响。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流传之广，确是前所未有。他的诗，生前已经传至国外，当时新罗、日本都有传写者，对日本诗歌的影响尤大。白居易的后期创作下面我们再看看白居易的后期创作。白居易在后期诗歌创作中，闲适生活成了他主要的表现内容。他的这些闲适诗对后世士大夫影响很大。白居易很推崇陶渊明，他退居渭上时，写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在江州还专门去访问过陶渊明的故居。不过，虽然他的闲适诗也追求自然淡泊、悠远平和的风格，但并不像陶诗那么古朴，倒有些跳荡的明丽与亮色，也不像陶诗那么浑厚，倒有些悠长的理趣，语言也更显得浅切流畅。如《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不仅写出了在山寺看见迟开桃花的惊喜，还蕴含了人世间事所谓“别有一番天地”的理趣。

白居易的闲适诗

白居易的闲适诗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如诗人步入仕途不久所作、列在白集“闲适”第一篇的《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一诗，即表现出对“帝都名利场”的厌倦、对现有生活的满足。诗末四句这样写道：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另一首作于盩屋尉时的《官舍小亭闲望》也有类似的诗句：亭上独吟罢，眼前无事时。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兹。以淡泊知足之心，对清爽自然之景，境界不算大，格调也不甚高，但自得自适之情却别有一番意趣。这种知足保和的心境，越到晚年表现得越突出：“世间好物黄醅酒，天下闲人白侍郎。”（《尝黄醅新酎忆微之》）闲适生活与诗酒人生、拂道心境全都表现在闲适诗里：“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坛经》说佛心”（《味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白居易的知足保和，源于他对政治的厌倦和佛、老思想的影响，他炼丹服药，诵经坐禅，释、道二家在他的人生态度、生活情趣中都留下了甚深的印记。当然，也源于根深柢固的浅俗思想。他的很多闲适诗，都热衰于铺叙身边琐事，将衣食俸禄挂在嘴边，千篇一律，令人生厌。在大和八年所作的《序洛诗》中，他这样说：“自（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馀，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这一时期的诗作，多“称心而出，随笔抒写”（越翼《瓯北诗话》卷四），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浅之又浅，俗之又俗。苏轼说“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所谓白之俗，主要就表现在这里。白居易另有不少记游写景的“闲适”之作，很有自己的独特风貌。如那首长达１３００字、被后人评为可与韩愈《南山》诗“匹敌”（《唐宋诗醇》）的《游悟真寺一百三十韵》，叙述游踪条理分明，步骤井然，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摹景写情既形象生动，又自然散朗。写山风是：“风从石下生，薄人而上抟。衣服似羽翮，开张欲飞骞”；写日落月出是：“西北日落时，夕晖红团团。千里翠屏外，走下丹沙丸。东南月上时，夜气青漫漫，百丈碧潭底，写出黄金盘”；写游山之意是：“我本山中人，误为时网牵。……今来脱簪组，始觉离忧患。及为山水游，弥得纵疏顽。”诗情画意弥漫其间，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再如他被贬之后写的《题浔阳楼》、《读谢灵运诗》、《宿简寂观》、《咏意》等诗，都能以审美的眼光和清新的笔调，观照自然，抒写心愫，排遣忧愁，超然物外，表现出“逸韵谐奇趣”的特点。他的《大林寺桃花》虽仅短短四句，却理趣悠长，活泼可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白居易讽喻诗特点

亲：当个睡前故事看吧！！！加油！！白居易的讽喻诗的艺术特点一、语言浅显平易而又能警策动人。他的诗善叙事，但又善用一二警策句统摄全篇，达到言浅意深、平淡中见奇警的效果。如《轻肥》前十四句全是铺叙权贵的阔绰，最后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怵目惊心的对比了两种不同的生活。《买花》前十六句叙述长安豪贵纷纷攘攘、争相买花的情景，末尾以田舍翁的叹息作结：“一从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十分精警的揭示出豪贵的这种奢侈浪费的生活是建筑在剥削的基础上的。再如《重赋》的“剥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红线毯》的“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等等，都是十分警策的句子。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二、以叙事为主，又将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白诗以善于叙事见长，但又将叙事抒情结合。其方式有三，一是寓感情于叙事中，诗中虽无抒情的句子，感情却洋溢于叙事中，如《卖炭翁》。二是以第一人称口吻代替人物抒情，如《上阳白发人》等。三是在叙事之后直接抒情，也即“卒章现其志”，如《红线毯》等。此外，白诗的叙事还有一个特点，即脉络分明，曲折生动，这以《卖炭翁》最出色。三、白居易还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如《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都善于刻画出人物相近的命运却各不相同的个性特点。这是白居易对诗歌艺术的又一发展。如将杜甫的《兵车行》与白之《新丰折臂翁》对比，即可看出其特点。但是白居易的诗也有一些缺点：一是理周辞繁，精炼不够，二是言辞激切，含蓄不够。务尽务详，使诗歌给读者想象的余地不足，加上议论过多，不免破坏了诗歌的形象性，这都削弱了其艺术力量。不过，通俗的诗，容易得到流传，产生较大的影响。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流传之广，确是前所未有。他的诗，生前已经传至国外，当时新罗、日本都有传写者，对日本诗歌的影响尤大。白居易的后期创作下面我们再看看白居易的后期创作。白居易在后期诗歌创作中，闲适生活成了他主要的表现内容。他的这些闲适诗对后世士大夫影响很大。白居易很推崇陶渊明，他退居渭上时，写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在江州还专门去访问过陶渊明的故居。不过，虽然他的闲适诗也追求自然淡泊、悠远平和的风格，但并不像陶诗那么古朴，倒有些跳荡的明丽与亮色，也不像陶诗那么浑厚，倒有些悠长的理趣，语言也更显得浅切流畅。如《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不仅写出了在山寺看见迟开桃花的惊喜，还蕴含了人世间事所谓“别有一番天地”的理趣。 1

浅谈白居易的讽喻诗

浅谈白居易的讽喻诗作者：王悬济关键词：白居易讽喻诗思想艺术正文：1444字时间：2016/3/14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讽谕诗。这些讽谕诗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负是一致的，同时也是他的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以及对社会较深刻的了解，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伟大诗人。尤其讽谕诗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运用外貌和心理等细节塑造人物形象、鲜明的对比、叙事和议论的结合、通俗化的语言是他讽谕诗的艺术特色。他的诗歌不但影响了同时代的诗人，而且影响了以后的诗人，流传千古。他著名的讽喻诗，便是家喻户晓的《长恨歌》。唐宪宗元和元年，白居易正任盩厔县尉，与友人陈鸿，王质夫一同游览马嵬的仙游寺游玩，谈到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之事。王质夫认为这样的机会，应该用大手笔来记叙下来，于是白居易便起兴作了首诗，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陈鸿同时写了一篇传奇小说《长恨歌传》。再来看这首诗。《长恨歌》可以算是七言歌行体中篇幅较长的一首诗，本人认为大致可以这样来看整首诗，这样理解“长恨”。全篇分为三部分：开篇至“惊破霓裳羽衣曲”是第一部分，诗人用三十二句的篇幅来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并讲述了由此带来的荒政乱国的情形及安史之乱的爆发；第二部分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共四十二句，写杨贵妃在马嵬驿兵变中被杀，以及此后唐玄宗对她的思念；“临邛道士鸿都客”至结尾，是全诗的最后一部分，讲道士帮唐玄宗到仙山寻找杨贵妃。诗人开篇便写“汉皇重色思倾国”，这七个字看似只是统领全文，其实也是在揭示了祸乱的根源，交代了故事悲剧结局的因素，此后多局都紧扣这一主题，最后也表明唐玄宗的迷色误国，是悲剧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