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小说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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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1)

二、正文

（一） (1)

正文

（一） (2)

正文

（二） (2)

正文

（二） (3)

正文

（二） (4)

正文

（三） (4)

正文

（三） (5)

正文

（三） (6)

结论 (6)

结论 (7)

参考文献 (7)

一、绪论

现代小说散文出现了“五四”后的现代小说中，从鲁迅始露端倪；经郁达夫、郭沫若、废名等人之首，到沈从文已成为一种美学追求。萧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创作的，她继承了鲁迅等前辈开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写出了在苦难中挣扎奋斗的人民的生活和憧憬，在艺术上独具一格的散文化小说为现代小说增添了光彩。萧红的把散文的抒情、议论、叙事、写景的功能引入到小说中，使小说具有散文化、抒情化、绘画化。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负盛名和至今仍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在她短促而丰富的一生中留下了《生死场》、《商市街》、《回忆鲁迅先生》、《呼兰河传》、《马伯乐》等脍炙人口的文字。其中，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有学者甚至把它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相提并论，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传”。在2000年6月香港《亚洲周刊》所评选的20

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呼兰河传》名列第九。在新的价值判断标准下，萧红的文学成就已经和沈从文、老舍、张爱玲、钱钟书、茅盾、巴金等人相提并论。由此可见，萧红具有十分鲜明的文学个性和突出的文学史地位，对她的阐释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热点。

（二）在某种程度上，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已经成为海内外对中国现代文学稍有了解者的一个程度深浅不一的情结，特别是小说中呼兰以及哈尔滨地方风情的再现以及方言土语的使用，刺激了太多外地读者对于黑龙江地方人情风俗的想象。在某种意义上，萧红和她的众多作品已经成为黑龙江地域文化的独特徽记。萧红研究特别是对萧红小说研究的深入展开，毫无疑问对我省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彰显我省作为边疆文化大省的地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三、结论

语言的独特性,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这位女作家感知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

是对鲁迅诗化小说的再现。她注重打开小说和非小说之间的厚障壁,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与诗之间的新型样式。因而她的小说没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也没有事件上的完整性。从这点上说萧红是“反小说”的,她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描写家乡人的情感,捕捉家乡

人的情调,展示东北土地上野性的力量。

萧红是独特的,她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描写故乡,表现自我。萧红是说不完的,只要有人想走近她,认识她,就要熟悉她的语言,她的语言正是读者解读作者及其小说的钥匙

参考文献

1、李重华曹桂珍《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

2、钟汝霖《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3月

3、陈世澄《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1月

4、铁峰《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5、萧红《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

6、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书店印行1985年版

7、皇甫晓涛《萧红现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9、《别林斯基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10、茅盾《<呼兰河传>序》见《茅盾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萧红《呼兰河传》《孤独的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12、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论萧红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

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由于她的一生颠沛流离、短促促悲凉，她的小说有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萧红思想敏锐，敢于揭示新矛盾新问题，反映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最强音，她的小说富含爱国主义激情。萧红正是以其独特的文体风格、深沉的的悲剧意蕴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我国现代文坛上独占一隅，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本文试从以上三个方面对萧红小说的艺术特色作简要论述。

关键字：萧红，文体，爱国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负盛名和至今仍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在她短促而丰富的一生中留下了《生死场》、《商市街》、《回忆鲁迅先生》、《呼兰河传》、《马伯乐》等脍炙人口的文字。其中，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有学者甚至把它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相提并论，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传”。在2000年6月香港《亚洲周刊》所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呼兰河传》名列第九。在新的价值判断标准下，萧红的文学成就已经和沈从文、老舍、张爱玲、钱钟书、茅盾、巴金等人相提并论。由此可见，萧红具有十分鲜明的文学个性和突出的文学史地位，对她的阐释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热点。在某种程度上，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已经成为海内外对中国现代文学稍有了解者的一个程度深浅不一的情结，特别是小说中呼兰以及哈尔滨地方风情的再现以及方言土语的使用，刺激了太多外地读者对于黑龙江地方人情风俗的想象。在某种意义上，萧红和她的众多作品已经成为黑龙江地域文化的独特徽记。萧红研究特别是对萧红小说研究的深入展开，毫无疑问对我省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彰显我省作为边疆文化大省的地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

萧红小说在艺术上的独特性十分显着。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她那个性鲜明的文体。

别林斯基曾说：“有文体，这本身说说明了有才华，并且是不平凡的才华。”萧红正是有不平凡的才华，不为成规所拘，在小说创作上突出地体现了她向传统挑战的创新精神。萧红创作始于三十年代初，这使她有可能借鉴前人和同时代的创作经验，因为现代小说散文出现了“五四”后的现代小说中，从鲁迅始露端倪；经郁达夫、郭沫若、废名等人之首，到沈从文已成为一种美学追求。萧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创作的，她继承了鲁迅等前辈开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写出了在苦难中挣扎奋斗的人民的生活和憧憬，在艺术上独具一格的散文化小说为现代小说增添了光彩。萧红的把散文的抒情、议论、叙事、写景的功能引入到小说中，使小说具有散文化、抒情化、绘画化。其特征具体表现为：

第一，萧红的小说和散文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即小说的散文化。它没有曲折完整的情节，也不严格围绕人特性格组织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往往以感情的起伏脉络为主线贯穿事件的断片或生活场景，形成一种自然流动的小说结构。她的《呼兰河传》，就没有严格意义的故事情节，而是一幅幅“多彩的风土画”的速写，信尾写来，娓娓而谈。这种近似散文的结构，舒展自如，不拘一格，任感情的流泻，有如行云流水，行之所当行，止之不可不止。萧红小说形虽散，但由于有强烈的激情贯串其间，成为全篇灵魂，所谓“情者文之经”因此在艺术上仍是完整的。

第二，萧红非常重视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使小说的抒情深化。她的小说不但感情充沛，而且把感情升华为优美的诗情，并往往以极为蕴藉，清新的诗的笔调来抒写，从而把小说抒情诗化了。如“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的”。这里不仅有诗的意境，就连语言、韵律、节奏也都是诗化了的。有时萧红写着写着索性径直用诗贯用的“回环复沓”的艺术手法。如《呼兰河传》第四章第二节开头写：“我的家是荒凉的……”第三节是“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第四节又是：“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第五节仍是“我的家是荒凉的……”借助“回环复沓”强化小说的诗的情感和氛围，读来感人肺腑，荡气回肠。从她的许多作品，如《商市街》、《牛车上》、《桥》、《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都可以看到一颗美丽的诗魂。她单纯善良、天真无邪、富于幻想、勇于追求，在漫漫的黑暗中挣扎着，憧憬着、奋斗着、呼唤着自由和美。这呼唤的声音使人想起仿佛那真挚动人的诗情，都是从“我”的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因而，萧红的小说，即是小说，又是真正的诗。

第三，诗情和画意，在优秀作品中总是融合在一起的。使小说具有诗画化特征。萧红虽最终没有成为画家，却把绘画才能充分在发挥在文学创作之中。她以画家独特的目光去观照、摄取自然风光和社会人生图象，在小说中描绘出一幅幅绚烂多彩的画面。如《小城三月》那杨花飞舞，春意盎然的早春景色；《生死场》那“十二月严寒的夜”寒风、大雪、折树、怯月，构成一幅雄浑的图画；特别是《呼兰河传》描绘了跳大神、唱秧歌等一连串风土画；“在灰黯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现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其中尤为动人的是对“火烧云”的描写。在其采笔下，大自然的宏伟气象，太空中肃穆深邃的神韵，晚霞云彩……都瞬息万变地呈现出来，使人心醉心迷；也使人感受到那小城中人们，刹那间从现实际的烦恼和忧愁中挣脱出来，陶醉在自然美景之中了。尤令人叫绝的是，萧红在揭示人物心理状态时，竟然也常常呈现出色彩绚丽的画面。《看风筝》中刘成的父亲听说儿子回来了，欣喜若狂地奔去。“他心里生了无数的蝴蝶，……。沿着旁边的大树，他在梦中走着，”这真切神业之笔，胜于千言万语。象这样的例子，在其小说可谓俯拾皆是。总之，散文化、抒情化、绘画化，是萧红小说鲜明的艺术特点。这些特点固然使得萧红小说“不象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但却“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更具有艺术魅力。

（二）

萧红是一个有着自觉的主体意识和强烈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就是她具有深厚的悲剧意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萧红是带着沉重的人生枷锁走上文坛的。她短暂的一生“尽遭白眼冷遇”，受尽了家庭、社会、个人的屈辱磨难。这样的个人经历加剧了她的悲剧感和人生忧患，所以她笔下的故事大都是满含苦难的悲剧故事，表现了她对人生的总体感受。

萧红创作的伊始，便以先觉者的苦难焦灼姿态，没有重复她前一代和同时代女作家的创作老路，她严格回避了令她吃尽苦头的婚姻题材，也不想让文路囿于知识分子群的小世界，更没有效法某些青年左翼作家“革命﹢恋爱”的创作模式（如白薇），而是把忧郁的目光投向了底层劳动人民和现实的人生世界。如第一篇小说《弃儿》抒写了在极端贫困的情形下忍痛弃子的苦痛，个人的悲苦直接促成了萧红的创作，但萧红并没有长久地沉浸于个人的苦涩而不能自拔。从第二篇《王阿嫂的死》开始，她很快地调整了创作方向，开始观注周遭世界中同样不幸的受难者。自《生死场》开始，萧红的小说则显现出对于“心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的历史”的探索。作家由单一的愤激和怜悯转向更深意义上对人的思考，对民族的、人的命运的重新审视，笔触开始深入到整个民族的灵魂深处，写出了我们民族历史文化坚厚的沉积层及其重压下普遍而久远的悲剧。

第二，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出自悲天悯人的天性，萧红在创作伊始就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遭际。《生死场》怵目惊心地展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封闭的乡村社会农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混沌、蒙昧的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生是动物性的生，死是动物性的死。貌似平淡的生存面纱后隐藏的正是“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的骇人图景。萧红敏锐把握了这一真正意义上的可悲：“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一句占晴之笔，活化了作品中的许多细节，倾注了对人类生命价值与尊严沦落的无限悲叹与感慨。

与《生死场》相比，在《呼兰河传》中，尽管环境对人仍然构成压抑，但已不表现为“生死场”般赤裸裸的惨酷，小城与人似科形成一种平和松驰的关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了，风霜雨雪地，受得住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就拉着离开了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没有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因为前者尚有动物性的生存，而后者却是死一般的沉寂；这死的沉寂无疑是一个悲剧，然而呼兰河人却不以悲剧为悲剧，这种麻木不仁无疑是一个悲剧，然而呼兰河人却不以悲剧为悲剧，这种麻木不仁超然冷漠才是真正的更大的悲剧，从而在萧红的心中涌动着巨大的悲哀。

总之，在《生死场》、《呼兰河传》对于乡土社会久不变生活现象、人性表现中，萧红发掘着人类灵魂中的“小”以及中国历史、民族命运的悲剧性。她以自己叛逆而悲哀的心投射出一种整体的“生命哲学”之思，亦即鲁迅曾讲的“几乎无事的悲剧”的思考，显示出对一切成规、历史传统及至人类生存价值的置疑与否定。正因为此，萧红笔下的乡土社会及其人的生存状态笼罩上极其凝重的悲剧色彩。

第三，在萧红的悲剧意识中，妇女命运是她思考的核心问题。她的多篇作品都是以悲惨的女性为主角，揭示女性在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的卑下地位。如《王阿嫂的死》就沉重地触及了女性的深重苦难，描写一位农村贫困妇女王阿嫂为履行生育天职惨死的状况：“她的动物在挣扎”。萧红在作品中一再把“生育”这一女人伟大的创造性业绩，降低到动物的水平。这是痛定思痛的深刻反思，也是萧红作为女人的刻骨伤痛。正是这心底的隐痛使她很少在作品中描写性爱，不谈爱情成为萧红作品的一个显着特点。萧红正是透过这一性爱的空缺，揭示了女性更深层次的的悲剧，即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只是充当一个性别的符号，没有作为真正“人”的尊严和价值，始终在无爱的痛苦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如《生死场》中的妇女们体验不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甚至她们纯真的恋情也遭到幻灭。当金枝被成业用歌声唱开了少女的心，却被她鲁莽和野蛮的动作压在身上，像一只羔羊在颤抖；当成业的婶婶叹着青春易逝，男人都靠不住时，其间正包含着女人无爱悲剧的宿命论。仿佛如同生命的轮回，同样的歌声，同样的情境，孕育、演化着一个个相同的悲剧故事。一切都出自“本能”，不带着一点理性思考，爱情在这里仍然是无法进入本文的空缺，它被男性赤裸裸的欲望代替了。在男人眼里，女人只是丈夫的工具和奴隶。男人在她们身上榨取到青春的容颜、性欲的满足和廉价的劳动力，却从来没有把她们当作与自己是同等地位的人看待。

在《呼兰河传》里，萧红流露出更为自觉的女性意识。她以入木三分的反讽笔墨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给予了强烈抨击，嘲弄和“颠覆”了男权社会意识形态对女人的种种期望标准，诸如“温顺”、“温文尔雅”、“孝顺公婆”等。萧红深晓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化对女性身份、行为的界定，揭露这一特定的女性性别定义实质是男权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柔软的锁链，给女性造成巨大的束缚与压制，扼杀着她们鲜活的生命。健康、美丽的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因为“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招致代表男权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惰力的攻击、虐杀。“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萧红更是在“劫”难逃，“半生尽遭白眼冷遇”。作家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体察入微地表现着女性的不幸，以她深邃的内在质询探索着女性的命运，提示着女性悲剧的深层的文化根源。

萧红唯一涉足性爱的作品是她的绝笔小说《小城三月》。作家着力刻画了主人公翠姨这一美丽娴静的女性形象。翠姨朦胧的性爱被现代都市文化唤醒，却又被传统文化扼杀。她挣不脱传统的桎梏和心灵的枷锁，更无法得到所爱恋的人的爱情回报，终于在无望的沉默中把爱深埋心底，直到抑郁而死。这里，萧红写出了女性作为人的精神的苏醒和醒后无路可走的辛酸。从早期的王阿嫂的死到绝笔小说翠姨的死，萧红小说恰恰连接了女人无爱的痛苦和虽有爱却又不能爱的困境，连接了女人作为人的艰难觉醒和无声的死亡。萧红正是通过描写女性在沉重的精神锁链的轭制和现实的压迫下戚戚而生、郁郁而死的悲剧命运，揭露了男权社会的无情和冷酷。

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尤其是政治视角，来观照和反映社会生活。但是，在肯定现代作家这种合理的实践方向的同时，却又不能不看到他们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缺失。在为数甚众的现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很少能见到对生命现象进行哲理思索和艺术表现的作品，致使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缺少“形而上”的高度和深度。萧红的作品可以说正是在这方面弥补了现代文学的不足。它们也许缺乏明确的政治意识，对社会革命没有多大的直接助益，便是却更富人类意识，更能触及生命的奥秘，直接走入人们的心中，在作家们高喊“一切为了抗战”的时候，萧红却坚定地认为“作家是属于人类的”，主张以“人类意识”来观照生活。正因为如此，萧红的作品能够超越东北抗日作家的创作，也不同于庐隐、丁玲等女性作家的历史具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而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综上所述，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广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小说达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获得了久远的魅力。

（三）

萧红无论是在创作初期，还是后期的作品中都蕴含着一种深深的爱国之情，这就是萧红小说的另一艺术特色。

萧红是初登文坛的作品是《弃儿》，写的是个人生活的一段非凡的经历，但以此却让人们看到了这位年轻的女作者的非凡的才气。然而，与众不同的是，这位20岁刚刚出头的女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回肠荡气的个人不幸的浅吟低唱之中，而在“反满抗日”的宣传鼓动下，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思想，加深了认识，于是她的作品出现了完全崭新的容量：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之下，作为一个小小女子，她仍敢于悄声吟唱爱国之情，”忍辱之恨，复仇之声。

1933年秋，《夜哨》文艺周刊在《大同报》上创刊，它“宛如在黑暗的夜空，燃起一堆野火，闪烁在祖国的北方，给沦陷的钓东北人民带来光热和希望。”萧红借着这希望的火光，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大胆地描绘了日伪统治下痛苦生活的东北人民的斗争和反抗。

《王阿嫂之死》是继《弃儿》之后写的第一个短篇，这是萧红创作角度的转变打出的一面鲜红的旗帜。这篇作品的可贵之处，是作者能够跳出表现个人生活的狭小的圈子，面对大千世界，奋笔直书劳动人民的苦难，这是为一般人所难能做到的。尤其是在伪满洲国那样象被罩在铁笼里似的黑暗时代，萧红又处在那样极为艰难的生活境遇之中，这就显得尤为突出、可贵，同时说明她的思想已经提高到了一定的高度。

萧红虽然不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但她刚刚踏上文学之路奉献给社会的作品，却表现出她明确地站在被压迫阶级一边说话，这说明她获得了同三郎不同寻常的结合的契机之后，有机会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能够在这些社会活动中积极接受当时地下党的教育和影响，她的思想是积极的、活跃的、健康的、向上的。在当时（或以后）萧红尽管没有说过她的创作属于何种文学，也没有声明过听从于哪家的命令，但她的创作实践十分清楚地表明：她的创作纯属“遵命文学”，她所遵奉的“命令”是哈尔滨地下党的“命令”。虽然《王阿嫂之死》并没有给压迫人民指出一条根本解放之路，但她通过这篇小说，无情地揭露了伪满洲国的黑暗统治，以及在这黑暗统治下面绞结着的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这在客观上自然坞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所宣嚷的“大东亚共荣”，“伪满洲国是王道乐土”的神话。这同当时日伪统治阶级豢养的汉奸文人所

写的颂扬满洲，粉饰太平，麻痹人民的汉奸文艺，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给人以特有的明丽和新鲜，给荒漠死寂的东北文坛，增添了一股虎虎生气。

然而，萧红在初登文坛之后，很短的时间内，便使她的作品逐渐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束灯集中映现在她接连发表在《夜哨》副刊上的《两个青蛙》、《看风筝》、《夜风》等短篇小说上。

《两个青蛙》发表在1933年8月6日的《夜哨》副刊上。故事虽简单，介是已经短兵相接地接触到了更为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了。这对于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则需要多大的勇气呵！这说明萧红确实在俯首听从生活的召唤，听从当时地下党的“将令”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明的结论：初登文坛的萧红，是以一个青年女侠式的勇气和胆量从事她的文学创作的。虽然她的知识储备不足，思想准备相远，但她脚踏沦陷的国土，洞察人民的心音，面对严酷的现实，悄声吟唱着一腔爱国的心曲。那么，她为人民燃起的“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究竟亮在哪里呢？

《看风筝》写的是一个革命者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刘成出身雇农家庭，中学文化，曾到农村和工厂发动过革命运动，后来被捕入狱。三年后被释放，释放后又到农村去发动革命运动，使农民群众终于认识到自己“做了一辈子牛马”。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当然刘成的血肉还尚欠丰满，在他的身上还看不到那种内在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即“集体英雄”力量。但我们从他身上却看到了萧红为沦陷区的人民燃起的“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使我们看到了不甘做亡国奴的人们斗争胜利的希望：“走向一条路，一条根本的路”——革命斗争之路。虽然这个年轻的革命者在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在天空里飘起颜色鲜明的筝来的时候，再一次被捕入狱了，但作者的功绩在于，他凭着她那年轻女侠式的良心和胆识告诉我们：严冬是锁不住春天的！因此，从社会思想进行剖析，《看风筝》无疑是给沦陷的东北人民亮起了一片思想的灯火，这是萧红创作思想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和升华，使她这颗幽暗夜空中的亮星，闪射出了更加璀灿的光辉。

但是，“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在正确的形式里。”萧红的《夜风》为这条美学命题做了生动有力的阐释。通过《夜风》，我们可以看到萧红已经不单纯地停留在刘成式的思想上的说教，而是通过她所透视的“真实”，让她心目中的“集体英雄”在社会的舞台上充当主角，演出可歌可泣的人生戏剧。《夜风》实际上为沦陷区的人民指出了奋斗的方向：要彻底摆脱亡国奴的地位，就要象李婆子和她的儿子那样，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去，用暴力消灭张二叔式的剥削者。萧红通过《夜风》告诉人们：李婆子和她的儿子的革命行动，也不是一下子产生的，是用鲜血掺和着热泪的昂贵代价换取来的。李婆子母子的最后觉醒，使我们看到了刘成发动过的农民群众最终认识到：“我做了一辈子牛马……我做牛马做够了！”用真实的革命行动。李婆子又使我们想起了那位颇有些“鬼气”的王婆，这一对沦陷区里的劳动妇女形象，在萧红创作的妇女形象画廊里熠熠生辉。

萧红后期的创作思想，和抗日战争的时代风云，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她对祖国的爱，对家乡的爱，是充满着无限真挚深沉的感情的。对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是坚信不疑的。如《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中，萧红以她深沉的笔，写出了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时刻在思念家乡和渴望抗战的胜利，发出了“我们就要回老家了”的粗犷的呼喊声，在这种激情下，萧红也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家乡多么好呀”，“人类对着家乡是何等的怀恋呀”的洁美感情。这充满浪漫诗情的情怀，只有对祖国和家乡无限爱的诗人，才能发出震撼人们心灵的呼声！正由于萧红的心底，一直翻滚着滚汤的激情，所以她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她确信“在最后的斗争里，谁打得最沉着，谁就会胜利。”至此她已无法抑制自己奔腾如潮水的家国激情，发出了

“我们应该献身给祖国作前卫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我们的命运”的呐喊。

鲁迅曾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人和世界上的人。”萧红就以她这种“真的声音”，真切地反映了抗战岁月中，一切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爱国的心声。现在让我们再看看萧红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发表在《星座》上的短篇小说《北中国》吧！在《北中国》中，萧红以幽默的语言，写出了耿大先生听到儿子耿振华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后沉痛的心情，他在梦中见“他儿子并没有死，而是做了抗日英雄，带领着千军人马，从中国杀向‘满洲国’来了”。但他终于经不起这残酷现实的打击，从此精神失常，怀念儿子的心情更加深切。临死前，他“一只手按着自己的胸口，好象是在睡觉，又好象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似的。萧红在这里，以委婉的笔致，明丽而幽默的风格，凄楚而深沉的感情，遗责了抗战期间，国民党竟屠杀爱国青年来扼杀抗日力量，来揭露他们的“消极抗战”“积极内战”的卑劣行径。虽然文章是针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罪恶行为而写的。字里行间，洋溢着萧红对祖国的爱，对国民党的愤懑。文章中充满了萧红爱与憎的感情，是篇具有明显萧红风格的作品。

从《北中国》到《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有力地说明了萧红狐居香港的日子里，那怕是在死神已向他逼近的时刻，她的心仍和时代的脉搏在一起跳动，她对于民族抗日斗争始终是关注的，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她对自己的故乡东北的山山水水充满着炽热的诗情，她那颗忠于艺术的心，在她探索人生的海洋里，一直在追求着美的旋律，一直在关注着祖国和人类的命运，她那理想的热情和浪漫的诗情，一直在她心底燃烧。可以说新的时代阳光，照亮了她的心胸，爱祖国的激情，鼓舞着她去追求光明！巨大的热情为美好的理想所点燃，美好的理想又催动着她漫的诗情。这就是萧红艺术生命至今仍在人们中间有一定魅力的因素吧！《北中国》和《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等文章的展现，证明了萧红后期创作的思想与艺术特色，和她前期创作的思想与艺术特色，是一致的。

结论

语言的独特性,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这位女作家感知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

是对鲁迅诗化小说的再现。她注重打开小说和非小说之间的厚障壁,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与诗之间的新型样式。因而她的小说没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也没有事件上的完整性。从这点上说萧红是“反小说”的,她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描写家乡人的情感,捕捉家乡

人的情调,展示东北土地上野性的力量。

萧红是独特的,她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描写故乡,表现自我。萧红是说不完的,只要有人想走近她,认识她,就要熟悉她的语言,她的语言正是读者解读作者及其小说的钥匙。

参考文献：

1、李重华曹桂珍《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

2、钟汝霖《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3月

3、陈世澄《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1月

4、铁峰《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5、萧红《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

6、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书店印行1985年版

7、皇甫晓涛《萧红现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9、《别林斯基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10、茅盾《<呼兰河传>序》见《茅盾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萧红《呼兰河传》《孤独的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12、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